爭 鳴 2007年6月號 (大陸)劉曉波
從二○○五年七月到二○○七年五月,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中國股市從一千點猛漲到四千零四十九點,大盤漲幅百分之四百。特別是,從三千點飆到四千點僅用了三十二個交易日。有經濟學家預測,該指數很有可能在一個月內再漲一千點,躍過五千點大關。這種樂觀預測的理由,不是經濟性而是政治性的:中共政權本來就奉行穩定第一的統治策略,越是在官權操辦重頭戲的時刻就越強調穩定。今年是中共十七大,明年是北京奧運,胡溫政權一定要力保在兩台大戲接連上演時期的社會穩定,所以,政府不可能讓股市出現「大跌」。
失去理智的中國股市
瘋狂牛市再次為中國人製造出一夜暴富的神話,帶動全民炒股熱的持續升溫,大量普通市民加入炒股大軍。一段時間以來,新開戶股民數屢創歷史紀錄,日開戶的最高紀錄,從三十一萬一千戶到三十六萬八千戶再到五十六萬戶。截至五月十日,滬深兩市賬戶總數已經接近一億戶,兩市股票市值總量突破十四萬億元。A股市盈率已超過四十倍,而成熟的資本市場平均市盈率一般在二十倍以下。這說明中國股市已經失去了理智,用美國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的話說,這叫作股市的「非理性亢奮」。
面對如此瘋漲的股市和瘋狂的股民,專業人士的告誡不管用,人民日報社論《群體瘋狂藏隱患 股價很危險》的降溫不管用,央行行長周小川擔心股市泡沫的警告不管用,中共高層召開專家諮詢會議也不管用。有股民說:人們都說中國股市瘋了,眼看著一夜暴富的機會來了,炒股的人才正常,不炒股的人才瘋了。年輕人借貸炒股,中年人傾其所有炒股,老年人拿出「棺材本」炒股,中產人士抵押汽車和住房炒股。即便在愛國主義大行其道的當下中國,「愛國主義」也抵不過「愛錢主義」,莊嚴的《國歌》被改成戲謔的《股歌》:「起來,還沒開戶的人們,把你們的資金全部投入誘人的股市,中華民族到了最瘋狂的時刻,每個人都激情地發出買入的吼聲!快漲、快漲、快漲!我們萬眾一心,懷著暴富的夢想,錢進!錢進!錢進!進!進!」
社會癲狂非今日中國景觀
雖然,股市瘋狂也有市場性的原因:一,資金流動性嚴重過剩和存款利率過低(官方公佈的通脹率已達百分之三,而銀行存款年利率只有百分之二點四左右,存錢等於虧損),使大量資金湧向股市;二,人民幣升值使境外熱錢湧進中國股市(通過地下錢莊逃避監管);三,中國的投資渠道過窄,國債的收益率也很低,外匯管制和資本控制,又使大多數中國人無法投資外國金融產品,所以才出現千軍萬馬湧向股市獨木橋的景觀;四,社會的金融意識加速覺醒,金融市場的投資主體日益多元化,各種資產轉化為證券資本的速度加快,導致了市場對股市、基金等金融投資前景看好。
如果金融體制健全,上述因素會帶來股市的正常增長,但決不會帶來如此瘋狂的股市景觀。中國股市的瘋漲,更有金融制度和社會心理的原因,與制度的畸形和國人的浮躁高度相關。事實上,社會癲狂絕非今日中國的景觀,而是中國百年現代化進程中反復出現的現象。清朝官民的排外癲狂釀成「義和團」騷亂,讓中國付出巨大的社會代價,光賠款一項就高達四點五億╴白銀;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癲狂導致軍閥混戰,國共合作埋下了共產極權的種子;抗日戰爭結束後,來之不易的和平被爭奪最高權力的癲狂所葬送,國共內戰造成的社會損失甚至超過八年抗日;尋找新救主的癲狂讓毛澤東變成人民的大救星,極端的個人崇拜把所有中國人變成現代奴隸;爭當世界霸主的野心使毛澤東連續發動全民參與的癲狂競賽,趕英超美的大躍進導致餓死幾千萬人的大災難;同時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使中國在國際上變成孤家寡人;鎮反、反右、反右傾、四清等一次次癲狂,最終導致登峰造極的文革造反大癲狂。
對鄧小平改革模式的質疑
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是物質和精神的雙重窮光蛋,那麼,後毛時代的中國人,雖然擺脫了物質窮光蛋的命運,卻並沒有擺脫精神窮光蛋的命運。鬥爭哲學造成的人性極端墮落並沒有得到改觀,「一切向權看」變成「一切向錢看」,階級鬥爭的不擇手段變成了追逐金錢的不擇手段,文革式打砸搶的癲狂變為發財致富的癲狂。
共產主義理想破滅之後,發展經濟和發家致富變成主流。儘管,相對於鬥爭為綱、大公無私的苦行僧毛時代而言,改革以來的經濟優先、自利意識和大眾消費的回歸是一種進步,它起碼滿足了民眾的溫飽需要和物質享受。但是,由於鼓勵特權、說謊、無恥的獨裁體制沒有實質性變化,中共堅持的跛足改革將中國引入雙重誤區。一面是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導致普遍腐敗、兩極分化和公正奇缺;一面是效率優先的經濟改革導致GDP崇拜、拜金主義和高消費膨脹。
在權貴們一夜暴富的掠奪中,也在暴富階層揮金如土的炫耀中,兩極分化的現實越來越刺眼,底層不滿越來越強烈,草根維權事件越來越頻繁,對鄧小平模式的質疑聲越來越公開,跛足改革中的最大受益階層及其辯護者成為眾矢之的。但在中國的獨特現實中,新老左派和網絡憤青只敢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私營老闆及主流經濟學家,而不敢把矛頭指向造成公正奇缺的獨裁制度,更不敢對當下中國最富有的新老權貴家族發出怒吼。於是,中國的先富階層與貧困階層雙雙陷於畸形心態之中--富人鄙視窮人,窮人仇恨富人。一方面,新老左派不斷強化「為富不仁」的道德指控,用資本原罪將所有先富起來的群體一勺燴,只要是先富階層的一員,不管是怎樣富起來的,都逃不脫「禽獸」的嫌疑。所有的富豪都讓窮人們眼紅咬牙,網絡上和現實中的非理性仇富情緒大宣泄,富人被綁架被滅門等惡性犯罪頻頻發生。雲南大學貧困生馬家爵,僅僅因為窮的心理傾斜就連殺四個同學。對於這樣的殺人狂,網絡上居然出現類似「馬家爵殺人有理」的帖子。
另一方面,由貧困所導致的悲慘故事不斷曝光,公開「哭窮」的典型越來越多,上網募捐的案例層出不窮,給自己取個代表草根的或弱勢群體的網名,也是近年來很流行的時尚。在某種意義上,愈演愈烈的民粹主義情緒使貧困變成了「硬道理」,只要貧困,不管原因,不論理由,都會變成新老左派發飆的酒精和媒體煽情的賣點。
弊端叢生的畸形市場
一個鼓勵以富欺窮的國家,肯定是個冷血而暴虐的國家;但一個縱容殺富濟貧的國家,也肯定是個野蠻而貧困的國家。放眼今日世界,根本找不到一個沒有貧富差別的國家。衡量一個國家體制的好壞,標準不應該是絕對平等與否,而應該是公正與否。一個好的國家,決不會是個絕對平等的國家,而只能是個公正的國家。在這裡,窮人權利和富人權利得到平等尊重,社會為全體成員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窮人有機會變成富人,富人有愛心變成慈善家,但任何國家也無法提供財富的平均分配。恰恰相反,那些以財富的平均分配為理想的國家,必然產生極端的社會不公正。
但在今日中國,鄧小平開啟的致富之門,不是取之有道的發財,而是沒心沒肺的一夜暴富;不是自由與責任的平衡,而是既無自由也無責任的縱慾主義;不是理性的致富謀劃,而是瘋狂的發財夢。正是在這種失衡的心態中,中國人普遍懷有非理性的暴富夢,動不動就出現全民性癲狂。富人們的高消費攀比,製造出一個接一個的高價神話,天價的車牌、月餅、煙酒、盛宴、國畫、玉器層出不窮。
眾所周知,自一九八八年中國出現股票市場以來,已經有過五次被稱之為「井噴」的行情,但這幾次衝天牛市都是短暫的,瘋狂過後是如同長夜漫漫的熊市,股市的長期低迷,使大量散戶血本無歸。之所以如此,就在於跛足改革下的中國股市,從一開始就是弊端叢生的畸形市場。股市監管形同虛設,市場欺詐,內幕交易,市場操縱,提供和散佈虛假信息,買空賣空,惡性透支等違規違法行為屢禁不止。另外,追逐暴利的過度投資,必然造成越吹越大的經濟泡沫。中國經濟的過熱至今也沒有得到有效的糾正與消弭,反而在瘋狂的股票牛市中加速放大。
中國最富的人是權貴家族
中國人富了,老外在中國也搞了「富豪排行榜」。但最為奇特是,中國的富豪排行榜上,上榜的全是民營老闆,而他們並非中國最富有的人。目前中國最富有的人是從中央到地方的權貴家族,但對他們的資產,老外無從瞭解,即便瞭解了,也不敢曝光。所以,國內外都知道新老權貴家族在掙大錢,但沒人知道鄧小平、陳雲等老一代權貴家族有多少資產,也沒人知道江澤民、李鵬、胡錦濤、溫家寶、曾慶紅等新一代權貴家族有多少資產。
太多的超級豪富不願意上榜,是怕露富招致不測之禍。在這種財富安全感極度匱乏的背後,是獨裁制度造成的兩種怪胎:一是那些最富有的權貴家族取財之道太黑,其鉅額財產見不得陽光;二是制度本身也無法保證那些取之有道的私人財富的安全,人們普遍缺乏對未來的穩定預期,說不定哪天就會傾家蕩產。
獨裁體制的黑箱很難為外人瞭解,中國人的黑暗心理也很難讓人摸透。經過權力化市場歷練的權貴們變得越來越精明,他們開始通過操控民營老闆來獲得暴利和洗錢。比如,上海周正毅等人就是一群權貴的前台門面。出事了,周正毅倒霉,幕後的權貴家族則毫髮無損。陳良宇若不是與胡溫叫板,也不會鬧到今天的下場,他操控的那些私營老闆也不會出事。現在中國股票大牛市,也肯定有官商勾結大莊家在幕後操盤,但沒人能拿到確切的證據。
瘋狂股市孕育巨大金融危機
在制度畸形和人心畸形的中國,「新政」泡沫已經破碎,又吹出「和諧社會」泡沫,加上媒體鼓噪的「盛世」泡沫,正隨著奧運的臨近愈發鼓漲,「股市」泡沫也就成為必然。
一九九九年,中國曾出現過類似的炒股熱,數百萬新股民在一夜暴富的誘惑下加入股市。但二○○一年股市開始大跌,絕大多數股民被套牢,許多股民血本無歸、負債纍纍。當時的官方媒體報道過多例股民自殺的消息。
當年,美國股市崩盤前的漲幅也是四倍,用了三年時間;中國股市漲四倍,才用一年半。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前奏,是外匯儲備高增長和外資大量湧入,直接導致了亞洲銀行系統流動性的泛濫。於是,本幣升值,房價瘋漲,股市暴漲,好一派遍地黃金的繁榮景象。但誰也沒想到,金融危機會突然席捲東南亞,讓諸多國家的百姓積累數年的財富付諸東流。現在的中國幾乎就是一九九七年東南亞的克隆版。自二○○一年以來,中國的外匯儲備增長了近八千億美元,折合成人民幣超過六萬億。現在股市瘋狂正在孕育著巨大的金融危機。可以預言,一旦股市泡沫破碎,哭的大都是平民百姓,偷著笑的大都是可以操縱股市的權貴。
二○○七年五月十五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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