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紅幫」政治蠡測

動 向 2007年1月號 南匈奴

胡錦濤政治既已成型，大力提拔團派幹部也就成了自然之事。青年團系統將祭出紅色接班人的模糊判斷，也就成了社會判定「青紅幫」存在的觀念基礎。總的看來，這種主要基於經歷與年齡而不是基於地域與私交的用人方式，還是得到了底層社會的默認。這一方面是因為傳統政治文化中「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觀念仍存於中國基數龐大的底層社會的思維中；另一方面是因為「上海幫」十幾年禍亂國家甚烈，百姓希望「換一茬好人」。然而，這兩種觀念內在裡是有邏輯衝突的，即胡錦濤是否真地構築了「好人政治（政府）」仍有疑問。判斷的依據要憑以後的政治作為來論。
告別「四五風險」有利中共生命
以胡錦濤隔代培養胡春華的戰略與江澤民貪戀權力的愚行來比，兩者確為天壤，但是胡錦濤構造「四五六（一九四○年代、五○年代、六○年代出生者接序）體系」顯然不是為貶低江澤民政治而為，而是為中共執政地位的長期化即「江山穩固」的考慮。此中尤以給一九六○年代出生的團派人物規劃清晰的進入權力核心的路線為棋高一招。

此非虛譽胡錦濤政治，因為中國政治由個人品質構成的權力品質，目前正處於高險期，以一九四五年為原點（上下延伸可為三至五年）的分析可證明此點：如一位地方實力派兼有政治局委員身份，其出生於一九四五年（左右），在其記憶定型時點（十二歲）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在其思想雛型時段（二十四歲）的一九六九是「文革」狂熱期，在其進入政治青春期的時段（三十六歲）的一九八一年又是毛主義遭到實質顛覆的時候；這些經歷造就了這一代人（非全指而是大多數）良心麻木而好投機的品格，這也決定了他們中間產生出道德性政治精英個體的概率非常之低。這一代人可稱為「四五人」，他們的道德風險可稱為「四五風險」。四五人具有雙重遺民身份：他們即是中華民國（大陸時期）的遺民，又是中共「文革的遺民」。就個體與時代的關係來論，這一代人是最不幸的道德次品。坦率地說，即便是在異議群體中這一代人的道德品質仍是成問題，只不過品格高尚者的概率比中共體系高一點而已。

「四五風險」對於共產黨來說，並不在於他們會發動顏色革命，相反，而在於他們的確沒有發自人性深層的政治道德原動力。在中國政治高危期若發生大的社會衝突，掌權的這一代人很可能採取激化矛盾的血腥暴力或者自己逃之夭夭。

比較一下廣東的汕尾事件與近年貪官外逃的「年齡因素」，分析人士大多會驚出一身冷汗。在二○一○年之前是否能實質淘汰「四五人」，已經成了決定中共命運的重大因素。

　「五六人」仍有巨大缺陷
所謂「五六人」，是指一九五○年代後期與一九六○年代初期出生的政治人物。在體制內，他們仍是「青紅幫」的核心。但是，這些人存在著較大的缺憾。具體為以下四個方面--

其一，由於在政治場上摸爬滾打的經歷豐富，反而疏於經濟管理；其二，體制內「五六人」中的許多人為一時功利或者按組織化培訓程序學習，均有「軟學歷（位）」背景。所謂軟學歷，一是指中央黨校系統的經濟學習資歷，二是掛名某些院校獲取在職研究生學位。這二者都是社會所詬病的道德虧欠，無形之中影響了五六人與體制內真正精英合作的效率。在一個黨內民主程度稍高但程序仍然變形的體制中，二者的內在衝突必然會產生。多說一點的是，社會公眾尤其小知識分子都知道中央黨校體系的軟學歷本質，有謂「人民銀行印鈔票，中央黨校印文憑」。可以說，中央黨校的文學教育水平充其量是一九八○年初期的高中語文水平，而其經濟學教育也不過一九九○年代初期一般中等經濟專業學校的概論水平。至於掛名買學歷的情況早在三年前就清理過，但效果不甚了了。不用說北京之外的院校，但論北京大學的經濟管理學院（現在似乎叫資源學院）的在職幹部學歷（位）培訓，就使之成了最大的文憑造假窩點，如網民對胡長清的北大學歷的追問。

其三，體制內「五六人」雖然說無論在道德水平還是學識上勝「四五人」一籌，但總是中國傳統官場文化的受益者，少具道德反思能力。今後在這個群體中，必然出現「回歸傳統」（即更強勢地向儒家政治靠攏）與「企望西方」（即積極學習西方社會民主黨的執政理念）之間大幅度搖擺的現象，並在一定程度上產生黨內及社會的思想混亂。

其四，在台灣問題的應對上，「五六人」會暴露出知識結構及政治理念的落後性，兼之向西方社會民主黨學習的政治抉擇還不明顯，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從現在起就加在了民族主義情緒與對美關係的夾縫中了，因為江澤民時代沒有任何可借鑒的台灣問題處理成功的經驗，而胡錦濤政治在利用民族主義反日的同時也使民族主義更深地染指於台灣問題。

溝通或對抗：中共落後於民間
不可否認體制內「五六人」即「青紅幫」未來中堅之中存在著開明傾向，這大多來自於「出走者」們的政治影響。在中國過來的團派政治低調期，從中淡出了一些精英人物（如在國內人文知識分子中頗具影響力的張祖樺、流亡國外的張煒）對體制內同仁的教育作用是無法忽視的。在分析的意義上講，張祖樺們的經歷也能為體制內外「五六人」的溝通提供良性合作平台，甚至說：在中共一方，可收「黨內民主而社會民主」之溫和實效；在民間一方，也能以低成本獲取「議會合法」地位。此狀出現，固然是雙贏局面，但由於中國未來政治充滿了許多變數，即超乎體制內外「五六人」期望的動亂因素也愈見明顯如惡劣的宗教政策可能導致的社會大規模衝突、利益分層嚴重錯位導致國家政治治理的「古典崩潰」，等等。

回過頭來，僅就中共體制與民間異議的對抗來說（不妨溫和地理解為執政對在野），中共體制已經大大落後了，因為民間異議的「七○後」已經長成，換言之：民間雖無組織化之功效，但自然演進速度遠勝於中共的「組織安排」，即民間異議形成了「五六人」中堅情狀，而「七○後」已經實質地接續了「四五人」的政治資源。隨著社會政治信息資源產生方式的變化及供給量的不斷增大，民間異議的「八○後」一代應該不晚於二○二○年形成接力後備，即異議的領袖人物產生於「七○後」一代而五六人退居「純思想生產」領域。也可以預見，民間「八○後」異議的成長基礎基本上可以脫離他們前輩「五六人」的「閱讀的自我反省」模式，而由個體生存空間擠壓與宗教緩釋二力共同造就。

這是一個現代版的「孫龐賽馬」的故事，這也將是二十一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舞台最精彩的演出準備。

結語：中國的四條路線
中國必須變，這是連體制內強烈反美的人士（如劉亞洲）也力主的觀點。在民間存在著一是瓦文薩路線，二是葉利欽路線，三是哈維爾路線，四是新國共合作。目前的熱點是「瓦哈之爭」，如自由文化運動與中文獨立筆會的觀點交鋒。理性地看，瓦線選擇可能導致傳統文化中非理性的復仇意識惡性膨脹；哈線限於核心精英模式，傳播力較小。可供選擇的路線仍是按蘇聯模式來走葉線或者走新國共合作路線，其條件是：

（一）「五六人」的「青紅幫」徹底放棄與民間異議對抗的格局，選擇理性的溝通方式；（二）民間異議的「五六人」充當資源轉化器，把哈線資源盡可能地引領到談判平台上去。（三）台灣的國民黨在政黨輪換中取得執政地位，並軟化民間台獨立場，以及美國實質性地看到兩岸、兩黨機制實現的可能。

中國「青紅幫」政治的出現，其道德資源十分有限，這也許是中國日後危機的一個文化性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