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貴資本抵制憲政改革 ．江迅

中國社科院學者張博樹，在香港同時推出兩本書，一本成為紀念「六四」二十週年的「揭幕之作」。張博樹認定，若要中國實現憲政改革，「那就是解構以至終結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體制，再造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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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年學者張博樹，在香港同時推出兩本新著《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包括一個「主報告」和兩個「附件」）和《從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第一卷）。由晨鐘書局十一月出版的這兩本書，在中國大陸被視為禁書，前者是一部國策書，解碼二零零八年後中國大變局；後者是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反思之作」，紀念八九年六四事件二十週年的「揭幕之作」。

張博樹在中國社科院任職已十七年，研究西方哲學和現代極權主義，最終專注中國憲政改革這一論題。他說：「中國憲政改革最大的障礙，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本身」，因此他認定，若要中國實現憲政改革，「那就是解構以至終結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體制，再造共和」。有評論認為，「作為官方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居然如此斷言，頗為令人折服」。張博樹另一重要論點認為，自「六四」之後，中國出現權貴資本，而權貴資本對憲政改革的抵制，近年來更趨嚴厲，因為「對這些新權貴來講，維護一黨專制早已不再是什麼認知上的原因，而是出於赤裸裸的利益考慮。當權力能夠帶來巨大的利益時，任何以限制權力、制約權力為目標的改革都會受到拼死抵制」。他預期，中國民主憲政的初步建構，需要二十年左右時間。

前一陣，網上熱傳張博樹的多篇論著：《中國憲政改革：背景、目標、實施步驟與約束條件——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主報告）》、《俄羅斯、東歐民主化進程及其經驗教訓對中國的啟示》、《台灣民主轉型的歷史—制度背景》、《解構黨專制：中國的根本出路》、《從五四到六四：二十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批判》、《權力語境內認知邏輯與利益邏輯的雙重嬗變：也談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民主黨主席徐文立認為，不能不特別注意那些能引領整個社會未來走向的理論界的變化，最近這種變化中，最令人振奮的是兩篇長文，其中之一是張博樹的《中國憲政改革可行性研究報告》。這兩篇長文對中共政權而言，意義決不亞於滿清時期康、梁《公車上書》。

張博樹說：「八九年對很多中國人都具有特殊意義。我也不例外。震驚於這一年的六四劇變，個人研究計劃作出重大調整，學術命運也隨之改變。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政治現代化付出了過於沉重的代價。歷史要求這一代人給出一個清晰說法。我們不能迴避這種擔當。共產黨的一黨專制制度，對當代中國社會發展深刻而不幸的影響，在二十世紀中國專制主義演變中的位置等，都是我們必須回答的。一個民族不能沒有自己理性的思維，尤其當它處於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轉折關頭。」

十二月初，張博樹在北京接受訪問。談到當下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明白，今天為什麼要紀念這三十年。他說：「這三十年要放進過去了的百年看，這是中國在尋找現代化道路，完成自身轉型，從前現代的農業社會、前現代的專制社會，轉向一個現代民主社會。在將近百年的過程中，從中華民國到今天，這是中國人明確地在制度上試圖去建構一種現代民主制度，它的前提是理論和形態上認同民主價值的基本理念，即今天所說的普世價值。」

怎麼理解你所說的這「百年過程」？

一百年前，我們的先賢已經在這方面有了明確認識，問題是四九年以後，建立了另外一套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到現在，演變了六十年，人們發現這套制度解決不了中國的民主問題、自由問題、人權問題。所謂改革開放這三十年來的歷史定位，實際上是對這六十年來中國人在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所作的制度選擇的路徑錯誤的糾正。四九年前的中共與國民黨競爭時，它提出的口號，應該說是符合今天說的普世價值的。前不久，我去狼牙山，那是「革命老區」，參觀紀念館時，看到展出的一張歷史照片：一位婦女競選邊區議員，會場大柱子上貼著大標語：結束一黨專政，還權於民。

為什麼說是「路徑選擇的錯誤」？

共產黨建立政權以後，政治上選擇人民民主專政，後稱為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一黨專政。六十年的演變，讓人看清了問題癥結所在。權力的壟斷是政治結構、政治體制最大的問題。經濟上，四九年以後，特別是五三年以後，實際上是計劃經濟，當時被認為是優越於資本主義，這就把市場的活力全部抹殺了。同時實施社會控制，沒有今天人們說的公民社會的發展，公民喪失了基本自由。七六至七八年是兩年的過渡和轉折期。從大歷史的定位講，七八年後的三十年，是對四九年以後建立的制度路徑選擇錯誤的糾正。一九一二年以後中國已經有了現代化路徑的選擇，四九年的選擇是對這一選擇的背離，到了七八年，問題暴露得很充分了。因此，七八年以後的三十年，本質上是對一九一二年開闢的路徑的回歸。這三十年客觀上是對共產黨建立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社會運行體制的本質上的糾正。這種糾正還不徹底，經濟改革雖比較充分，但尚不完全到位。

你怎麼研判這三十年當局對社會控制的變化？

毛澤東對公民社會的扼殺，這三十年來發生了很大變化，首先是伴隨經濟開放，市場經濟原則的確立，人們有了更多的經濟上選擇的自由，言論、結社、私人生活領域，今天儘管還有各種不合人意的地方，但畢竟進步了，十年來有了互聯網，這是沒有想到的。對於言論、結社，雖然當局還設法試圖控制，但越來越困難了，民間力量的成長和傳統體制對它的限制之間的博弈，總趨勢是民進官退。變化最小的，也是傳統體制用盡力量死守的，即權力這一塊，當政者認為，這是最核心的一塊。政治體制不能變，黨的領導不能變，要變只是技術意義上的變，說到底是最高領導對權力的掌控和壟斷不能變，不允許權力在他手上動搖，一黨壟斷權力成了中國政治現代化中最大的制度性障礙。

你如何評論當下的權貴資本勢力？

江澤民執政的十三年，中國權貴勢力坐大，一方面是市場經濟，一方面是維持舊有的政治體制，這是胡錦濤執政後所繼承的現實。這一體制，由於經濟上的市場化，政治上卻保持原來的壟斷化，這兩者之間所造成的矛盾，到了胡溫執政時，越來越尖銳化。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所包含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深刻，這是讓胡溫感到十分棘手的事。

你怎麼看當局對民間維權的態度？

這些年隨著官民衝突的加劇，民間維權呈現如火如荼的狀態，這是過去很少見的，越來越多的百姓有了維權意識，透過各種途徑嘗試這種維權。最近有新的跡象，執政者面對這種情況，作出某種調整，逐漸改變以往僵硬的傳統的以對抗方式處理這些問題。最近各地發生的出租車罷工示威，官方沒有採取過去那樣的強硬鎮壓方式，大都採取溫和對話的方式。這是積極的跡象。當然，目前還不能以嚴格意義上的結社自由來定義中國今天的民間社會。不過，確實是在按照中國現有條件下那種方式往前走，官方也在逐漸調整。

對路徑選擇錯誤有望作出全面糾正嗎？

三十年來對過去六十年路徑選擇錯誤的糾正，已經做了一半，另一半是在政治結構上回歸人類的主流文明，回歸一九一二年已開闢的傳統。社會所積聚的矛盾提供了足夠的可能去解決這事。民間力量也越來越壯大、成熟。問題就看當權者是否有足夠決心、足夠智慧來回應這個歷史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