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也談中國改革前途問題

（大陸）
焦國標

　　謝韜先生繼二○○七年二月發表《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一文引起廣泛辯論之後，其後又有一篇短文見諸網絡。此文主標題是《不能急，不能等，只有促》，副題是「關於中國改革前途問題」。應當說謝先生的觀點是非常穩妥的，而且也是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共識，特別是尚健在的黨內老一代高級幹部，如李銳、李普、杜導正等先生的共識。記得二○○七年某個時候，杜導正先生曾把中國改革的途徑形容為只能「碎步走」。二者實際是一個意思。

　　從個人理性上講，我也同意這個思路。遺憾的是，歷史事實往往並不如我們的意。換言之，許多歷史事實證明，社會進步的邏輯似乎不是「不能甲，不能乙，只能丙」，而是「甲也要，乙也要，丙也要」。借用謝先生的句式，那就是「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

　　急分兩種：一種是自急，急於自我攻擊；一種是急人，急於攻擊他人。像陳天華那樣，看不慣大清朝做的事兒，自己蹈日本海而死，就屬於自急。還有台灣的鄭南榕先生，為抗議蔣家的言論禁錮，誓言「國民黨不可能抓到我人，只能抓到我的屍體」，最終壯烈自焚，也屬於自急。急人的例子更多，陳勝吳廣揭竿起義，荊軻刺秦，清末吳樾北京前門火車站炸五大臣，黃文雄美國刺殺蔣經國，都屬於急人之舉。回首歷史，中國能走出清朝，陳天華固需要，吳樾亦不多餘。台灣民主化，鄭南榕自焚和黃文雄行刺造成的壓力，最終都轉化成蔣經國解禁的決心。有資料顯示，黃文雄行刺未遂，蔣經國得以自我反省。此前，蔣自我感覺不錯，認為自己已足夠開明，黃的謀刺才讓他明白自己竟遭人民如此痛恨，並下決心根本調轉台灣的船頭。從此角度說，急也是促，急就是促。

　　除非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再生，否則無人能讓舉國步調一致無例外地都採取「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的策略。因而在當今中國，這個策略只可能是一部分人的行為圭臬，另一部分人的態度可能是既不急，也不等，也不促，「國家事，管他娘」。此外，急的人也有，等的人也有，促的人更多。再此外，還有人採取如此策略：急的人，抓起來；等的人，不管他；促的人，封他的嘴。總之，地位不同，立場不同，處境不同，對中國改革的前途所持的態度也是形形色色，因人而異。謝韜先生認為「不能急」，襲警者楊佳的爸爸卻不能不急。蔣經國已經覺得自己進步開明得不得了了，可鄭南榕和黃文雄們卻感到慢慢慢，實在太慢，早已急不可耐。就是這樣。

　　社會進步、政治改革是多因一果、殊途同歸的過程。改革開放這些年，無數人開藥方，說張三的方子不靈，李四的方子無效，只有我的方子能治這病。實際上，他的方子也同樣不靈。對於複雜、龐大的中國來說，從客觀效果講，一無靈丹，二任何方子都有副作用。因而與其以客觀效果為判斷問題的唯一標杆，不如從主觀上努力改變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不是你不行，他不行，只有我行，而是你也行，我也行，他也行。

二○○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