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權和我在文革中的悲劇

（大陸）
陶　冶

　　「大革命」為何冠之「文化」

　　一九六六年，一場來勢凶猛的政治風暴──文化大革命，席捲了中國大地。這場空前的政治浩劫，時間長達十年之久，比八年抗戰還長。這場「大革命」，何以冠之「文化」二字，乃是由於黨國最高領袖的第一夫人江青，從文化領域的「批判」開始，造成全國性的大內亂，給全中國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

　　北國邊城黑龍江省的省會哈爾濱市，是我曾經工作生活過十七年的第二故鄉。在我所在單位哈爾濱歌劇院，文革初期我曾多次作為陪鬥，參加市委文教書記鄭依平和宣傳部長牛乃文、文化局長章子崗的批鬥大會。滿載著「革命群眾」的大轎車、大卡車，排滿了會場附近的街區。規模小一些的，則在京、評、話、歌四大劇院的劇場或本單位的禮堂。那年頭，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下，一天到晚「造反有理」、「三忠於」、「四無限」、向毛「早請示、晚?報」。大字報貼滿牆，傳單小報滿天飛。單位門前的馬路上，用石灰刷上斗大的字：「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ＸＸＸ」，打倒「反動學術權威ＸＸＸ」，打倒「叛徒、內奸、特務ＸＸＸ」，「揪出翻天右派大快人心」、「ＸＸＸ不低頭，就叫他滅亡」、甚至把「油炸、火燒」這樣的字眼也用上了。在造反派眼裡根本不把人當人看待，動不動就罵他們是「黑五類、黑七類」，要砸爛他們的狗頭，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在歌劇院的批鬥大會上，沙青院長在押上舞台時，身著一件白色的絲綢短袖襯衫，這位平時被大家稱作甩手掌柜的領導，總是穿著整齊、皮鞋?亮，白面書生，一表人才。可他剛拋頭露面，就被男女紅衛兵們用紅墨水、藍墨水、黑墨水往他身上潑灑，澆得他像落湯雞似的，渾身上下，變成了紅藍黑三種顏色相混合的迷彩裝。造反派們宣稱：要在他的身上塑造立體的活人潑墨畫。

　　一顆閃耀的音樂藝術明星

　　另一次主要對象是以著名抒情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張權和我的批鬥大會，我們受盡了惡毒的凌辱和折磨。

　　新中國誕生後，張權是中央歌劇院掛頭牌的歌劇演員和獨唱演員，反右蒙冤下放邊疆時，幸得哈爾濱市文藝界領導人牛乃文、章子崗、沙青等人的青睞，邀請她加入哈爾濱歌劇院。她的到來，無疑是對地方文藝事業輸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立即成為劇院的頂樑柱。她在廣大觀眾的心目中，是一顆燦爛的、閃耀著光輝的音樂藝術明星。

　　早在四十年代抗日戰爭時期的重慶，她就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音樂學院畢業的大學文憑。她是重慶培養出來的音樂驕子。由於才華出眾，被留校擔任助教。隨著全國人民抗日情緒的高漲，張權積極投身愛國洪流，在霧都重慶，經常參加音樂會演出，用歌聲喚起民眾。她在大後方演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歌劇《秋子》，飾演女主角，好評如潮。

　　抗戰勝利後，張權考入美國紐約伊斯曼音樂研究院，完成了五年的進修課程，獲得音樂文學碩士學位，並且通過了嚴格的考試，取得了音樂獨唱家和歌劇藝術家頭銜的證書。

　　一九五一年十月，她搭乘一艘美國郵輪，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國懷抱。

　　回到北京後的前幾年，正值張權藝術生命的黃金時期，她在舞台上盡情地施展自己的才華，主演了轟動首都和全國文藝界的一部世界名著，由威爾第作曲的歌劇《茶花女》。廣大觀眾為了一睹她的光彩，在通往天橋劇場的路上，排起了長長的隊伍，一票難求，名不虛傳。張權憑著自身的不懈努力而一炮走紅，成為深受群眾喜愛的藝術家，但也未能逃脫一九五七年政治風暴給她帶來的厄運，被打成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下放黑龍江進行改造。

　　我和張權在哈爾濱歌劇院共事多年，一起參加定期舉辦的像「上海之春」那樣，被譽為全國性音樂節的「哈爾濱之夏」音樂會。我在她舉辦的獨唱音樂會演出時，擔任舞台監督。張權在歌劇院工作多年，僅有機會演過一部根據陝北民歌改編的歌劇《蘭花花》。

　　一九六二年秋季裡的一天，哈爾濱市委宣傳部牛乃文部長約見哈爾濱歌劇院院長沙青，歌唱家張權和我三人，在市委會客室向我們傳達領導上的決定：讓張權赴北京召開獨唱音樂會，由我陪同前往擔任演出經理並負責聯繫媒體宣傳和管理生活行政事務。

　　我們在北京的獨唱音樂會，連續演出多達十場，這是創紀錄的，在西單的北京音樂廳門前，排起了長蛇般的購票人群。聽說有人在天亮前就來到這裡排隊等候。在開演前兩個小時，門口開始出現倒賣高價票的黃牛。我將眼前的情景及時告知了張權，看到她那欣喜的表情，我心中暗慶演出售票取得成功。面對許多買不到票但又捨不得離去的向隅觀眾們，我決定在劇場中間觀眾席的走廊，臨時加一排座位。如此盛況，據音樂廳的經理說，已是多年不見。可想今日的張權和昔日一炮打紅的她相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啦。

　　每當音樂會演出結束時，台下觀眾的熱烈掌聲，總是長時間的經久不息，看不見有人離開座位，忽然之間，大家站立起來繼續鼓掌，隨著「安口安口」的喊聲，觀眾的熱情更加澎湃，台上的歌唱家也為之感動，一再地面向觀眾深深鞠躬，並至少加唱兩個以上的節目，作為答謝方才罷休。

　　羅隆基到後台向張權?花

　　舞台口擺上的花籃一字排開，束束鮮花投向歌唱家的懷抱。擁向後台化妝間祝賀與慰問的人群絡繹不絕。有一次，我看見一位西裝筆挺、風度翩翩的中年男子拿著一束美麗的鮮花，送到張權手裡。我認出來了，他就是羅隆基。他們用英語交談起來。我感覺得到，這位先生的到場，無疑對被祝賀的人，帶來了意外的驚喜。

　　羅隆基聽了張權在北京的音樂會幾天後，他在章伯鈞的女兒面前，提到過他和張權的見面──「我去，是為了張權，不是為了音樂。她與我是朋友，同是留美的，又都是右派。她的丈夫還把一條性命，丟在了東北。舞台上，觀眾只是覺得她光彩依舊，無人念及她的人生坎坷。我到後台去?花，用英語說：『祝賀你能在北京開音樂會。今晚的你，非常美麗。』她連說：『Thank You』。可是當我問：『生活可好？』的時候，她的眼圈立刻紅了。人呀，沒有經歷生活的痛苦，便不能了解心的傷痛。」

　　周恩來在音樂會休息時為張權倒茶

　　此後，我們把演出深入到首都的幾所名牌大學。還有一次，在全國政協舉行的一次小型演唱會上，中間休息時，周恩來總理端了一杯龍井茶遞給張權時說：「你辛苦了！我好久沒有聽到你唱歌了，剛才你唱的那首《烏蘇里江》，好像是給我們講述一段赫哲族人的歷史，很動人，也很動聽，是一首好歌。」在接下來的交談中，當總理得知張權的丈夫已病故北大荒時，臉上的表情有些沉重（張權和她的丈夫莫桂新在反右運動中同被劃為右派，莫死於勞改場）。總理在音樂會中間休息時為張權倒茶的事，很快就在文藝界傳開了，大家認為這是一段讓人感到溫馨的藝壇佳話。

　　張權在北京的獨唱音樂會，碩果纍纍，無疑取得了很大成功，這是自下而上絕大多數人的共識。然而也有少數存有極左思想的人，懷疑我們的目的是為了在哪裡跌倒了，就要在那裡站起來。言下之意，似乎隱藏著一層想為「右派翻案」的薄薄面紗。若是真的有朝一日，這樣加罪於我們，那是吃不消的。因此不可掉以輕心！張權和我商定，回去哈爾濱以後，一定要保持低調，一切歸功於黨和人民，因為我們被整怕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

　　張權和我在哈爾濱歌劇院共事，長達十七年之久。兩個「右派」加上一個「候補右派」我的妻子胡秀玉（後改名胡玉），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張權與我，以姐弟相稱，她總是叫我「老弟」，我則叫她權姐。我們在工作上相互配合，十分默契，合作很好。兩家人的感情，相處得也很不錯。

　　我是一九六一年因所謂「吳祖光小家族右派小集團」從北京下放到黑龍江省安達市與文藝理論家唐達成（後任《文藝報》總編輯）一起摘掉「右派帽子」，調入哈爾濱市歌劇院的。張權調入的時間比我稍早一點。在排練由她主演的歌劇《茶花女》時，經她提名推薦，我的妻子也由安達借調到哈爾濱歌劇院，擔任形體教員和指導《茶花女》的演員學習宮廷舞蹈。

　　張權和我在文革中受盡凌辱

　　張權和我們一起，共同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千古浩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矛頭主要對準「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無暇顧及我們這些「牛鬼蛇神」。隨著運動逐漸深入，張權和我們夫妻都被揪了出來，先是作為專政對象的黑五類，押送到批鬥省、市領導人的會場，接受「造反有理」的革命群眾教育。我和張權等人，在批鬥黑龍江省省長李范五的萬人大會上，被強制按彎脖子，跪在舞台一側，作為陪鬥對象。另一次大會是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這本是一所培養全軍高級軍事工程人才的最高學府，現在成了硝煙瀰漫的批鬥戰場。造反派強迫院長劉居英中將跪在台口，反綁雙手，戴上高帽，脖子懸掛特大木牌，用紅墨水在名字中間劃了一把大叉。我和張權因在該院演出過音樂會，也被視為向革命群眾放毒，列為陪鬥對象。高音喇叭裡剛喊出：「批鬥大會現在開始」，一群紅衛兵造反派衝上台，每人手裡舉著一掛長長的大鞭炮，將其點燃，對準主鬥對象和陪鬥人群的脖子及全身狂轟爛炸，其狀慘不忍睹！更有甚者，兩名紅衛兵各端一個瓷盆，裡面裝滿了黑墨汁，對著將軍的腦袋潑去，頓時成了「黑無常」。

　　張權和我曾多次參加省委、市委批鬥主管文教的書記，省、市委宣傳部部長，省、市文化局局長，省市文聯領導人陳沂、牛乃文等人，並成為陪鬥對象。

　　在本系統、本單位，張權和我不只是陪鬥，專案組還將張權和我們夫妻的案子捆綁在一起。在歌劇院門前的馬路上，用刷佈景的大刷子，蘸上桶裡的石灰水，以斗大的字寫著：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張權！揪出翻天大右派張權、陶冶、胡秀玉大快人心！這種奇特的大標語，幾乎寫滿了整條大街。那年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下，一天到晚「造反有理」、「三忠於」、「四無限」、「向毛主席早請示，晚?報」。大字報貼滿牆，傳單小報滿天飛。翻天右派不低頭，就叫他滅亡！甚至把油炸、火燒這樣的字眼也用上了。

　　在「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號下，全面內亂和無政府主義狂潮驟掀巨浪，這對被批鬥的我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幾乎每個單位都設有牛棚，成了關押「牛鬼蛇神」的變相監獄囚室。張權和我被關了三年多的時間，白天要戴上高帽，掛上木牌遊街，遊街回家接著進行漫無休止的批鬥。通常是把附近單位的黑幫集中一起，分乘若干輛破舊卡車，稱之為「黑車車隊」，按東南西北方向繞城遊街。站在車內的黑幫們，被紅衛兵造反派按著脖子坐「噴氣式」，被強迫低頭九十度，不停地大哈腰向街道兩旁看熱鬧的革命群眾行鞠躬禮，並高聲朗讀「語錄」，高呼「向毛主席請罪」！「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接著，我們又要敲打自己手中的打擊樂器，自報家門，還要用三言兩語高度概括的語言向群眾介紹自己的罪名。隨即下跪，向前向後，向左向右，三叩首，瞌響頭。第一次遊街後回到牛棚，就看見張權放聲大哭一場。次數多了，眼淚也就哭乾了。

　　一下子回到野蠻時代

　　在一次專鬥「翻天右派」的大會上，造反派把張權和我揪上台後，強迫我們跪在一條板?上，我們除了戴高帽、掛木牌，紅衛兵們為了羞辱張權，又將一堆又髒又臭的破鞋爛襪，加掛在她的脖子上。這實在是太荒唐了！太殘酷了！張權只能用淚水洗面，泣不成聲。若是反抗，又會遭來拳打腳踢。如此殘暴的手段，對一個女人來說，打擊實在太大，這是天大的凌辱！我跪在她的身旁，頓時感到陣陣心寒。我了解張權，她一生的遭遇很苦，自從丈夫死於勞改農場後，獨身守寡，孤兒寡母，潔身自愛自重， 含辛茹苦，把三個女兒扶養成人，不料竟遭到這般惡毒的、滅絕人性的侮辱。

　　我因強調同張權去北京開音樂會只是接受組織上的委派，根本不是甚麼右派翻天，造反派認為我態度惡劣，不肯低頭認罪，於是把我掛木牌的磨繩剪斷，改換成細鐵絲，由於載重超負荷， 細鐵絲已經深深嵌入我後脖子的肉裡，血跡斑斑，周圍已變成紫黑色，疼痛難忍。一群身穿綠色軍大衣的造反暴徒，押解張權和我等一群黑幫從牛棚出來，沿著樓梯從底層爬到三樓禮堂接受批鬥。結束後，又讓我們一層一層的爬下來，我因窺視樓梯窗外，差一兩秒，沒有跟上前面爬行的人，被造反派冬天穿的大頭皮鞋，對準我的頭部飛起一腳，幸有高帽起了局部阻擋的作用，不然很有可能當場斃命，一腳踢得我頭破血流。

　　回到黑幫屋子，張權為我作了簡單的包扎處理，才免受感染，但若干年後，疤痕尤在。

　　文革期間的空前浩劫，如同法西斯暴行。什麼人道、人性、人權、人的尊嚴、人的價值已盪然無存，一般腦兒被踐踏了！一切平時看不到的看到了，一切平時聽不到的，人們也聽到了。倒退的步伐太快了，一下子就回到了野蠻時代。

　　千古浩劫引人反思禍源

　　十年浩劫讓我們長時間的受折磨，活生生地受罪。凡是有良知的人都會認為，文化大革命是東方的封建主義與西方的德意法西斯交媾的一個怪胎，是把共和國歷史拖回中世紀野蠻時期的一次歷史大倒退！

　　文化大革命「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只有跟得最緊學得最好用得最活的人才是革命派。那個年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那個年代，千百萬家庭被毀，千百萬生命被吞噬。那個年代，滅絕傳統，毀滅文化，踐踏人權，讓一代人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留下的是傷痕纍纍的靈魂。這場千古浩劫，足以讓人引起反思，特別是那些崇拜個人迷信的人。更應思考劫難的源出，讓頭腦變得清醒起來。

　　文革已經過去三十年了，早已成為歷史！我們應當向前看，但不能用抹掉記憶的方式去對付這場?古以來罕見的大悲劇。文革造成的死傷人數，遠比當年唐山大地震和當今汶川八級特大地震死傷的人數相加起來，還要多幾十倍、近百倍甚至更多，文革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建議有關部門考慮，組織一批有良知的優秀文史專家參與建立文革紀念館，並複製展品，在全國各省建立分館。讓文革後代的子孫們能有機會觀展，從中吸取慘重的歷史教訓，不再重蹈覆轍，讓那野蠻黑暗的時代，永不復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