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王建勳

（大陸）
于浩成

　　我因患青光眼疾於十一月十四日住進東方醫院眼科病房並做了手術。十二月十七日出院返回家中，家人告我：因怕我生氣動怒影響傷口癒合，曾有事瞞我。一是劉曉波被捕並抄家；二是王建勳近日在《走向自由》編後記中重提三年前往事，說我故意向當局泄密，攪黃了紀念胡耀邦的一次座談會。隨後我在網上讀到王建勳：《走向自由》的故事一文，也就是他為《走向自由》一書所寫的編後記。讀了他這篇為了醜表功，塑造他的高大形象，不惜捏造不實之詞，肆意對我誣衊、攻擊的奇文，我認為有必要給以回答，以正視聽。

　　他在該文中講：聽孫警說出「是于浩成說的」以後，乃打電話給我，大興問罪之師，甚至說：你不會是對二十年前公安部收拾你時，你對有胡耀邦批示仍耿耿於懷吧？事實上他在當時根本沒有說這些話。而是在這篇編後記中才首次寫出來的。如果他那時講出這種「誅心之論」，我會容忍而不在當時就吵起來嗎？我對一九八五年耀邦對部黨組批示的理解和對耀邦的一貫態度是人所共知的。就在數月以前我還寫了《悼陸鏗，憶耀邦》一文。而王建勳不但指責我「泄密」、「告密」，甚至無中生有，誹謗我以此對耀邦「報一箭之仇」，這未免太過分了吧？「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用在這裡，恐怕再恰當不過了。不過，他文中有一句話倒是真實的，即說我在與他通話中念了那天的日記，正好說明我對孫警既說不上「泄密」，更非「告密」。

　　「二○○五年十一月十日接市局孫同志電話要來『拜訪』，後他同另一人來。孫以前來過，態度十分客氣。于料到為紀念耀邦誕辰而來。果然如此，要于不出席紀念會並索去《紀念耀邦》文稿（複印件）。關於一九八五年《鏡報》採訪時于發表的意見，他說，你太超前了。」

　　「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下午派出所長忽來訪。說布殊將訪華，于有何看法。告別時說，這幾天出去嗎？他一句未提紀念耀邦事。但晚飯時王建勳來電，說孫某二人自稱國安一單位找他。說于講開紀念耀邦會之事。王告他們是老朋友見見面，吃個飯，並非紀念耀邦。此事本來正大光明，完全正當（中共中央將開會），何必偷偷摸摸？」

　　王建勳在文中也說他十一月十四日與二警談話時表示：「最後，我真誠地邀請這兩位保衛國家安全的警察作為我的客人，來旁聽我們的會……光明正大地來，堂堂正正地來，在陽光下來」。既然如此，為什麼他又指責我「泄密」，「告密」，從而把會搞黃了呢？我感到驚奇的是：王建勳在聽孫警說出我的名字以後，何以竟一點也不考慮其用意，以此輕易地中了人家的反間計，竟然至今不悟呢？我認為這裡只有一種解釋：他和三國時的蔣幹一樣急於立功，以顯示自己的才能，最後碰了一鼻子灰。當曹操呸他時還不明白自己錯在哪處。古語說：「隔牆有耳」。但此話早已過時，在當今信息時代，實際上已是「室內有耳」，那就是你的電話機。兩警在找我阻我出席紀念會之前，早已獲悉此事，不然為什麼突然來找我，就說不讓我出席這個會呢？王建勳自詡是「老革命」、「領導人」，何以連這點常識都缺失呢？

　　他在文中還胡說，我從美國回來後，曾打電話向他「報到」，並在電話中大大「戲謔」我一番。實際上這完全是子虛烏有之事。我過去從來不認識王建勳，為什麼要向他「報到」？我回國以後沒有向任何人報過到，特別是向他這個素昧平生之人，根本不可能報什麼到。他對一位頭一次通話的長者，竟然如此無禮，對我進行「戲謔」（實際上是奚落、嘲笑和誹謗），這怎麼可能呢？我當時會容忍他這種對我的人格侵犯嗎？何況他很多話根本與事實不符。如他說我「連黨籍都還在」，我在「六四」事件中已被開除，老朋友們幾乎無人不知。這說明他根本不瞭解我，與我不熟假充熟。還有，劉賓雁等幾次三番要求回來一直沒有批准，我就不該回來嗎？這是一種什麼邏輯？這也能成為中傷我的一條理由嗎？

　　他在文中還提到：「二○○七年十一月三日，包遵信的遺體告別式在北京東郊殯儀館舉行，老于致悼詞。告別式前在貴賓室等候時，我和老于相遇，兩人誰也沒有再提這件事。老于致悼詞時，我還提醒他把帽子摘掉。」他寫這番話的用意，顯然是表示與我很熟。其實我同他只在電話中交談過，根本沒有見過面。當時他認得我，我卻不認得他。我至今不知道他的相貌，不清楚他那天是否出席了遺體告別式。不過，我在悼詞中講了一段話，恰恰是針對他的：

　　「我在『六四』後被關押一年半並被開除黨籍，行政上降職（正局降為正處），中國法學會和政治學會的領導職務均被解除並禁止發表文章、講話，遂被迫流亡海外。十一年後僥倖得回故土，已是一個八旬老人。老包是第一批來看我的老朋友之一。對比一些人出於利害考慮，對我冷酷無情甚至無端懷疑，我痛徹感到一個道義之交的真朋友與那些勢利之交的酒肉朋友，真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對失去老包這樣一個真心朋友，加倍感到痛惜。」

　　二○○六年十一月九日，我接到王建勳電話，說有幾本書贈我，已放在曾彥修那裡。我說正想去拜訪曾老，回京後還沒有去看過他，十分抱歉。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去曾家，王建勳編紀念耀邦的書名《自由聲音》送來幾大包，其中兩大包共二十冊是送我的。因為書太重，曾老要保姆提此兩包書隨我返家。後來，我將《風雨雞鳴》一書寄贈曾老一冊。二○○八年三月十一日接到曾老一信，主要談他正寫《白頭宮女話前蘇》書稿事。信中先說已接讀我寄去的書，「粗略一讀方知老友今日的意態如何了。老兄赴美不知何故，若干年前回國頗有傳聞，使我略知老兄情況了。我此信是否會被檢查不知道。擬請兄處暫時保留此信稿以備偵訊。」從曾老來信中我當然想到王建勳在傳播我的傳聞中所起的作用。但因我深信「身正不怕影子斜」，「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所以沒有放在心上。但我未料到，事情已經過去三年，他還沒有放過我，甚至公開發表文章，對我肆意誣衊、攻擊，特別是在我正因為簽名《○八憲章》而被當局偵訊之際（昨上午又有二警來家「拜訪」，對我簽名事詳加訊問）。我因怕對王建勳的誣衊、攻擊不回應會被人誤為默認，乃不得不極不情願的寫出以上答辯。正如魯迅當年所說的「橫著身子戰鬥」那樣。

　　最後，我奉勸王建勳今後做一個老實人。應知貶損他人，抬高自己，不但無助於推進中國的民主與文明過程，反而會害人害己，自暴其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至於我自己，一向服膺中共前總書記陳獨秀的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