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起端于对突然病逝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学生透过悼念表达对社会各种弊端的不满，并随着民众对反官倒、反腐败、自由、民主的呼声高涨，学潮最终漫延全国。期间北京城区实施戒严，但未能完全平息民间抗议，在各派系互相角力下，中共中央最终出动军队暴力镇压。由于当时消息被封锁，学生、市民以至于军人的死亡数字并无定数，资料来源众说纷纭，不同估计指死伤人数由数百至数千不等。
六四事件虽然没有动摇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但对中国内地以至香港的政治、外交产生深远影响，至今仍是中国内地极为敏感和极具争议的话题。
由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制作的“民主女神”塑像，成了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后期的精神象征。原件被毁，在温哥华、旧金山等城市有复制品立在公共场所。
过程
六四事件发端于前中共总书记、改革派领袖胡耀邦的猝逝。当时北京各大高校学生发起悼念活动，数日内迅速演变成大规模的游行，学生除了要求中共中央肯定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亦提出反贪污，反官倒、解放报禁、增加教育拨款、并提出民主选举部分领导人等要求。
中共中央初期对处理学潮并未取得一致看法，一方面《人民日报》在1989年4月26日发表四二六社论，将学潮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引发学生极强烈回向，号召更多学生返回广场，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5月4日发表五四谈话，肯定学生热情，纾缓学生的不满。
5月13日学生发起绝食，学生情况广受报道，学运终于演变成全国各界大示威，中共领导层的矛盾亦日益突显，最终赵紫阳下台，北京实施戒严，解放军集结市郊。
6月3日夜间至6月4日凌晨，解放军开进北京城，与民众爆发严重流血冲突，抗议活动随镇压而结束，但余波未了。事后，全国展开大规模缉捕行动，赵紫阳所代表的开明派倒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形象受重挫，欧美多国向中国大陆实施不同程度制裁。中国大陆改革陷入空前困局，这种情况直到邓小平南巡和安排新一届领导上台后虽然有所改变，但未能消取派系矛盾，中国大陆短暂的自由气氛随之消失，政治改革停滞不前，自此中央加强对传媒、以至后来的互联网规管；事件亦在香港等地引发连串政治效应。
学运前状况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方针，以求摆脱混乱、愚昧、贫穷。1985年，政府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召回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许多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有计划经济理论被弃守，国内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严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会已浮现不安情绪。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发动大规模的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共指控学生运动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学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学者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出党，为安抚俗称“左王”的保守派力量，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这场运动被视为六四事件的远因。
从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人大会议会议已提出各种问题，包括通胀、粮食减产、工人骚动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动、贪污、人口高速增长。
1988年初，全国通胀达20%，年底城市通胀升至26%，粮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间囤积。粮食减产进一步深化囤积问题，当时中国会按指定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但价格依旧远低于市场价，产粮的利润无法与烟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于财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据向农民收购粮食。改革推进时，各地一批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数百万工人失业[1][2]，工人亦要面对苛刻的工作条件和通胀压力，各地出现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纺织厂近1500名工人游行长达两日，另一家药厂的1100名工更怠工3个月。[3]同时全国流动人口急增，当时约4亿人散居于中国365座大城市，每年800万人流入城市。共产党内部贪污令局势进一步恶化，有统计[4]指1987年共有15万名党员因贪渎而受罚，25000人被开除党籍，政府下令党员每年必须接受廉洁操守的考核。
中国大陆俨然形成保守派与自由派的阵营。一些保守人士批评改革背弃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然而随着中国开放并接触西方思想，很多学者及学生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深信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片《河殇》，公开呼唤“蔚蓝色”西方文明，引起全国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先声。
对中国来说，1989年也是具意义的年份，它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科学家方励之、诗人北岛已上书中央，要求把握契机，让政治松绑；全国人大会议亦提出把“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民主化”与经济改革融合。
从世界的角度看，六四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各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一环。六四事件发生当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数月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
胡耀邦病逝
从天安门城楼上俯览天安门广场（2004年）
在社会不安气氛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以73岁之年猝逝，加剧了紧张局势。胡耀邦被视为开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抗议社会弊端的学潮时，他对学生与知识分子表达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视为软弱表现，翌年1月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违反中共的集体领导原则[8]，胡耀邦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总书记的职务[9][10]；1987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虽然代表开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延续，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中共总书记，成为中共名义上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提升为国务院总理。
当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邓小平后，有说他把烟头熄灭，“十指无力地交叉在胸前，没有一句话。过一会，就又拿起烟，狠狠地抽起来。”他要求夫人卓琳致电慰问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央政治局对胡耀邦的评价和丧事安排，并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大会。[13]胡去世不到4小时，新华社迅速作出报道，指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外界密切关注胡耀邦去世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中美联社、路透社均认为胡的猝逝不会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胡早已离开权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有可能影响中国政局。4月16日《东京新闻》发表一篇题为《胡的追悼活动是注意的焦点》，文章说：“追悼胡的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党和政府对追悼活动草率从事，很可能激怒民众。”同日，日本时事社指出适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民众不满通胀和官员特权等弊端，民主的呼声在学生之间高涨：“胡氏逝世会否引发类似天安门事件，正受人关注。”
运动酝酿期
当胡耀邦病逝消息传回校园起，北大、清华以至上海多间大学等均挂满大字报和挽联，有学生成立胡耀邦治丧委员会，准备在校内设立灵堂，陆续有人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逐渐发展出对民主的诉求。4月1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一场400人追悼会，有学生自由发言时说“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同日，西安市钟楼邮电大楼前的广场，亦有人挂上挽联说：“敢说敢干公正坚韧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4月17日，学生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过程中警察未能驱散群众，当晚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学生继续静坐，声援人数不断增加，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有警察与民众在新华门对峙[16]。其他城市情况相对稳定，上海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悼念活动很快和平结束。
此时中国的局势渐受关注。有说在一份中共内部的报告上称：虽然目前局势表面平静，但民间有一种普遍意见认为，随着五四运动70周年，“两件事应结合起来搞”，并警告悼念活动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会而推上高潮，呼吁做好疏导工作，密切注视校内动向。
到了4月17日，香港《英文虎报》发表《胡耀邦逝世料会激励改革派》的报道指，“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随着五四70周年临近……北京大学生可能会自发地组织民主活动。”当天，路透社一篇《中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的报道指北京发生“文革后最大规模的示威”。
4月19日，学生冲击新华门。他们要求进中南海献花圈被拒，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学生6次试图突破警戒防线而未果，晚上更多学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与警方冲撞[18]，扰酿至20日零晨，警察把学生和围观群众隔开，新华门前仅剩下约300名学生，双方对峙，期间未有大型冲突。北京市政府用公共汽车把学生拉回学校，有学生被拉上车后呼叫“打倒共产党！”。
面对学生连日的游行，中共出现两种声音，赵紫阳等人认为应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并要求警卫把枪上的刺刀卸下，尽力避免与学生肢体接触，但王震等元老怀疑运动受人操纵，背后用意是打倒共产党。
4月20日，李锡铭、陈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呈送报告。内容称，有人借题发挥，公开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反动言论，有人造谣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并公开号召大学生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到工厂、农村、商店动员各界反对腐败政府，北大有大字报指：“火烧中南海！”报告亦留意到活动趋于组织化，一些学校提出成立高校学生自治会，以至成立修政宪法委员会，实行地方自治，实现新闻独立等。
同时，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罢课潮爆发
4月20日凌晨，北大举行民主沙龙，学生总结历次学潮的失败在于没有统一领导，北大学生王丹宣布废除原有听命于政府的北大学生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下设宣传、工农、纠察、联络、理论、后勤等八个部，并宣布直至5月4日前，筹委会领导一切学运，并准备成立协调各校的“团结协会”。会议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争，以罢课争取民主。
这一天成为运动扩大的转捩点。当日新华社首次发表提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并在报道中指责“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然而文章不但未能令学运收敛，反而挑动学生不满，学潮蔓延至主要城市。《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当天，陕西出现自胡耀邦逝世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新城广场的群众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下午有学生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栏，进入省政府大院，停车场聚集1万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强行带走，激起群众不满，武警与群众对峙，但晚上6时刚好下雨，不少群众离开。
当日南京大学学生会门外亦有3000名学生游行至鼓楼广场，口号是“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南京大学还有标语说：“流血不要紧，自由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北京冲击中南海，俺们咋办？”
4月21日，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在新华门被武警打伤，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声援学生，但未获接收。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灵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话，并要求官方媒体报道学生悼念活动。[19]，但都未获政府同意。
当日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中间一人举着一条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有工作人员尝试扶起学生，有学生泪流满面，更多学生齐喊：“站起来！”。这一场面引起全国以至党外内的关注，有一些党员回顾事件时指，不少老党员经历过学运，眼见学生下跪，领导人却不问不闻，感觉共产党怎么会变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对象，心里嘀咕。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举行，天安门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维持秩序，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东侧按学校列队有秩序静坐，不少学校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当广场上的喇叭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学生自动肃立，齐唱国歌，有学生流泪，气氛肃穆。
追悼会下午结束后，学生虽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学生担心入夜出事，决定撤出广场，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
西安、长沙出现后来被称为“四二二事件”的严重骚乱。据报晚上5时起，西安有人焚烧二辆汽轮和五间房子，逃走时又有人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车和抢劫商店，西安公安部大举缉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学生占72人，西安初审164人后，释放了106人，但大学生比例不详。长沙亦有20家商店被抢劫，96人被拘捕，当中3人为大学生。武汉大学生意图冲击省政府机关时，警察动用警械，数人受伤。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纪云等人的劝告，决定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测政局不稳，但他重申三点：一是追悼会已结束，坚决劝止学生游行，要马上复课；二是严惩打砸抢行为；三是要疏导学生，开展多层次对话。
同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全国各高校倡议无限期罢课时，申明事件焦点已由“悼念”变成“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报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共同社及日本《产经新闻》均不约而同指出，面对当前状况，政府可能会出动军队，其中共同社电文称：“北京学生领袖已开始敦促工人罢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运动行列，将严重动摇中共领导，中共届时或会不惜犠牲党的权威予以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与中共领导层同意会晤，由15名学生代表会晤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会谈，对话流产。上海市委则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当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处留白抗议，引起海内外巨大回向，最后报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因处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晋身中共领导层。
四二六社论
事件扰酿至第十天，邓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员指游行已扩大至20个城市，坚信运动受极少数人操控，必须强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层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后，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经胡启立与李鹏审阅，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社论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
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全文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广大共产党员、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和青年学生，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并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力量。
在悼念活动期间，也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蛊惑群众袭击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新华门；甚至还有人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等反动口号；在西安、长沙还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考虑到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对于青年学生感情激动时某些不妥当的言行，党和政府采取了容忍和克制态度。在二十二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召开前，对于先期到达天安门广场的一些学生并没有按照惯例清场，而是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证了追悼大会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顺利进行。
但是，在追悼大会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污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公然违反宪法，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一部分高等学校中成立非法组织，向学生会“夺权”，有的甚至抢占学校广播室；在有的高等学校中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甚至强行阻止同学上课；盗用工人组织的名义，散发反动传单；并且四处串联，企图制造更大的事端。
这些事实证明，极少数人不是在进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不是为了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不是有些不满发发牢骚。他们打着民主的旗号破坏民主法制，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如果对这场动乱姑息纵容，听之任之，将会出现严重的混乱局面，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坚决维护得来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维护宪法，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决不允许成立任何非法组织；对以任何借口侵犯合法学生组织权益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蓄意造谣进行诬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禁止非法游行示威，禁止到工厂、农村、学校进行串联；对于搞打、砸、抢、烧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护学生上课学习的正当权利。广大同学真诚地希望消除腐败，推进民主，这也是党和政府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能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治理整顿，积极推进改革，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来实现。
全党同志、全国人民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坚决地制止这场动乱，将国无宁日。这场斗争事关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成败，事关国家民族的前途。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人民要明辨是非，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迅速地制止这场动乱而斗争！
这份社论引起极强烈回向。社论在4月25日发表首天，北大校园晚上反覆播放其内容，一些学生骨干反应激烈，表示“要斗争到底”，一些学生对自己被列为“反党集团”而感到害怕，并指政府很快会抓人，更多学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坚持最少要罢课至5月4日。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与家长得悉社论后赶到往学校了解情况，该校党委副书记谢战原说：“不少同学都很震惊，觉得中央定调太高，这与之前中央的宽容精神很不相称，学生们很难接受。学生认为这不是在搞动乱，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领导不管是什么人出来对话。”当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同的示威，抗议社论，其中以长春规模最大。当晚吉林大学等校约3000名学生涌到省委门前，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并表明因为听到运动被定性为“动乱”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单位对此反应迥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学生召开记者会反驳“学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并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决定举行四二七大游行。4月27日，北京约5万名学生上街示威，虽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并未强硬阻挠，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有说[26]中南海接收国安、新华社、高校党组织共36份报告，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解决问题。其中各高校党委汇报指，问题被社论深化，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及学生难以接受，批评社论令政府失去与学生对话的余地；有报告批评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报告指：“为什么这次学生游行，从教授、青年教师到干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话，共产党确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对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过程中，中共尝试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划下界线，申明四二六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但学生对谁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词，纷纷要求推翻社论内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会上，袁木承认“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但强调大多数“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并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
然而在“定性”问题上，袁木重申立场，指运动背后被“长胡子的人”策划，“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现在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27]。
中共对袁木的对话大加赞扬，认为内容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观感相当迥异。有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后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学生批指责袁木回避实质问题。当时也有学生质疑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并非由“普选”产生，不具备代表性而拒绝参与对话。
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数千名学生游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短暂的缓和
自4月30日起，学潮表面有所缓和，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约30%高校生已陆续复课。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与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话题包括学生关心的反贪问题，言谈间陈希同说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仅数百元，不会参与贪污（然而六年后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后被判16年有期徒刑）。
5月1日劳动节当天，政府与学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再次提七点要求，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惩处日前新华门殴打学生的人；反贪污、反腐败；并且尽快起草新的《新闻法》，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回大陆办报的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由全国政协出组成专家论证小组，检讨政府政策失误等。
学生同时宣读《告香港同胞书》，申明这是一场民主爱国运动，旨在加快政改、反腐败、倡自由、对政府提合理意见，籍著建立完善社会制度，可加快祖国统一。“我们希望香港各界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斗争进行到底。”
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而游行，学生事前特别强调，游行口号必须排除反共口号。北京高自联则选出请愿代表，由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带领学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信访部提交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当天，新华社罕有地刊载学生声明的全部内容。
显示▼隐藏▲学生12条要求、4点声明
一、对话双方应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诚地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在对话中，发言、质疑的机会应均等。
二、参加对话的学生代表应该由大多数高校学生（特别是参加此次四月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校学生）公认推出。同时我们认为，鉴于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在这次运动中没有起到任何正确的领导和有益的组织作用，因此我们决不同意由各高校学生会、研究生会指派学生代表，也决不承认由政府单方面未经广大同学的同意而私下邀请的学生充当学生代表。
三、我们提出学生代表组成方式如下：鉴于学生自发组织产生的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一直起领导组织作用，并且在广大同学中获得了认可，可以由市高联出面联络组织，由首都各高校学生根据人数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学生代表作为学生一方总发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听，并对学生方面的发言作协商补充，及向政府方面发言人提出质疑的权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对话的人员，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级别以上，具有了解国家各种事物及决策权力的人员。
五、对话必须容许双方邀请的民间人士或团体的代表参加旁听，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阻挡。被邀请代表在对话过程中不具有发言权，但具有事后就对话内容发表看法的权利。
六、双方发言人必须有发言机会均等的权利。双方发言人每次发言必须限定时间，质疑应限定在3分钟以内，答问应限定在10-15分钟之内，容许发言人在问答中多次质疑。
七、对话过程中必须容许中外记者现场采访报道，同时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现场直播全部对话过程。对话双方具有现场摄像、录音和记录的权利，任何团体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干涉和阻挠。
八、对话应在政府和学生代表分别指定的地点轮流举行，时间可由双方协商确定。
九、政府参加对话人员在对话过程中应尽量回答并在会后尽量解决可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如果某些问题确实不能迅即答复，可商定在限定的时间内举行下一轮对话，任何一方不得无理拒绝。
十、为保证对话结果的法律效力，对话双方必须对对话结果出具联合公告，并经双方共同签字证明。
十一、必须保证对话双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轮对话之后，必须在国家各大报纸及电台上如实报道结果，出具公告，并宣布下一轮对话的时间、地点等事宜。
关于以上要求，我们声明如下：
一、为确保对话尽快达成，对以上要求，我们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复，并在对具体要求作答复的基础上，附注各条答复的理由，形成书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
三、关于第一轮对话我们建议在5月4日上午8：30，地点可设在北京大学。
四、此请愿书将抄送一副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
在声明中，学生特别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这份声明随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5月3日派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反击学生言论。袁木在会上批评学生要求像“最后通碟”，无法接受，并指学生代表若然犯法，政府必须追究。
袁木讲话内容包括：一、政府与学生对话不能排除合法的学生组织；二，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批评学生不仅想与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于政府之上，表现了学生“幼稚的冲动”；三，请愿书带有威胁性质，“从请愿书中看出确实背后有人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的动乱……是极少数极少数人在背后制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河东昌期后亦指，4月22日三名学生“在封建的习惯下”跪求总理接请愿书，“非常担心他们背后有人”。
袁木在会上只承诺，当5月4日出现大游行时，政府将平心静气待之，但袁木却说，对于“在背后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
袁木的答复引起一些学生不满，但情绪似没有四二六社论发表后高涨。有学生认为袁木强硬态度，可能是政府要动手的警号，亦有学生不满政府不承认自治联合会、把他们当成是“动乱之一小撮”，难以令人接受。
当天，高自联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明天是否去广场游行，在场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同一时间，广东一家向海外发行的报章《亚太经济时报》在北京筹划一场新闻界研讨会，该会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运动的精神，刚好碰上学潮，会上议题集中在《世界经济导报》查封事件，席间各人争论应否加入游行，最后会议拟定发起新闻界联署要求与主管新闻的中央领导对话，同时媒体员工可自愿参与学生，在五四当天一起游行。
五四70周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举办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该文章由鲍彤起草，经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审核，期间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讲话中加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但赵紫阳认为目前气氛不宜加入该内容，事后赵紫阳亦因此讲话被指不听意见。
显示▼隐藏▲赵紫阳五四讲话撮要
十一届一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惯彻实施，改革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家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条件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在稳定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同心协力不容易啊！身在稳定之中，有时不觉得稳定之可贵，但是如果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
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乱了人心，乱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工作秩序、乱了人民自己，闹得国无宁日，怕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如果出现那种局面，中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一概都谈不上，不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法制化的正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四项根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无疑是现代化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所必需的 。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
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 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认清历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是当代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品质。
赵紫阳的讲话一方面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亦强调学生的要求与共产党是一致，在学生之间颇获好评，5月4日北高联宣布，从次日起，结束罢课。此时大多数人认为，赵紫阳返京后，事件应告一段落；同日，赵紫阳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也说，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
人民日报当天在头版报道指：“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 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文章亦报道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指游行组织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学生已复课，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有一半学生罢课，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 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绝食潮开始
此后一周，学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问题，学生担心这种定性会为学业和就业带来极大影响，而且参与运动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场，即使中共不“秋后算帐”，各高校的党、团组织在之后将如何看待参加者也是未知数。
5月13日，由柴玲等人发动的绝食运动，将学潮推上高峰。当日，数百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绝食静坐，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要求政府肯定学生行动是爱国运动、推翻《四二六社论》。他们向全国发出绝食书，引用了毛泽东“国家是人民的国家”等语录，笔调极赋感情色彩。
学生绝食前发出的公开信
在这个阳光灿烂的五月里，我们绝食了，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我们却不得不把一切生之美好绝然地留在身后了，但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不甘心啊！
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挂、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在这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同胞们，一些有良心的同胞们，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人民是我们的人民，
政府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不喊，谁喊？
我们不干，谁干？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遥远，但是，我们去了，我们却不得不去了，历史这样要求我们。
我们最纯洁的爱国热情，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情，却被说成是“动乱”，说成是“别有用心”，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们想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请求每个工人、农民、士兵、市民、知识分子、社会名流、政府官员、警察和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把你们的手抚在你的心上，问一问你们的良心，我们有什么罪？我们是动乱吗？我们罢课，我们游行，我们绝食，我们献身，到底是为什么？可是，我们的感情却一再被玩弄，我们忍着饥饿追求真理却遭到军警殴打……学生代表跪求民主却被视而不见。平等对话的要求一再拖延，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我们怎么办？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但这就需要我们用这些年轻的生命去换取，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吗？
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也不得不为之。
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
但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孩子呀！中国母亲，请认真看一眼你的儿女吧！虽饥饿无情地摧残着他们的青春，而死亡正向他们逼近，您难道能够无动于衷吗？
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地活着，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之年龄，我们不想死，我们想好好学习，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我们不忍心留下祖国就这样死去，死亡决不是我们的追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就没有理由去偷生。
当我们挨饿时，爸爸妈妈们，请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时，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我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让你们能更好地活着；我们只有一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因为民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声。
人将去矣，其言也善；乌将去矣，其鸣也哀。
别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
别了，爱人，保重！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终。
别了，父母！请原谅，孩儿不能忠孝两全。
别了，人民！请允许我们以这种不得已的方式效忠。
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必将晴朗共和国的天空！
“绝食宣言”全文如下：各位亲爱的同胞，在继前几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之后，今天，我们决定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斗争。
绝食原因：第一，抗议政府对学生罢课采取的麻木冷淡态度。第二，抗议政府一直对这次学生民主爱国运动冠以“动乱”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报道。
绝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与北京高校对话团进行实质性的、具体的、平等的对话；第二要求政府为这次学生运动正名，并给予公正评价，肯定这是一场爱国、民主的学生运动。
绝食时间：五月十三日下午二点出发。
绝食地点：天安门广场。
口号： 不是动乱，立即平反！
马上对话，不许拖延！
为民绝食，实属无奈！
世界舆论，请声援我们！
各界民主力量，请支援我们！
当绝食学生濒危的画面在电视上播出后，多间医院以至军队医院自行组织抢救。北京市民、机关单位、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以至武装警察都加入声援、募捐、抢救，近20个城市学生游行向应，铁路部门默许学生和医务人员不买票乘车，大量外地学生聚集北京。
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约请知识分子斡旋，严家其、戴晴、刘晓波等到广场劝说学生停止绝食，未果。5月14日凌晨2点半，李铁映、李锡铭、陈希同等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复课；下午16时，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等再与30余所高校学生对话，亦未果。
5月15日，学生发动北京大游行，长安街交通瘫痪，地铁前门站封闭，游行口号开始针对赵紫阳、李鹏和当时教育部长何东昌，舆论逐渐同情学生。中央电视台每天转播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人民日报也不断报道。
当天，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会议室，阎明复、李铁映、尉健行等与“北京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对话，对话因公开直播问题无限期中断。当日，苏联领导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中午抵达北京进行访问，由于广场上的学生仍在绝食请愿，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临时改在北京首都机场进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区进行的活动取消。此事对于邓小平有根本性的影响，认为学生行动实际影响了中共在共产主义盟友中的威信。
5月16日，数十万北京各界群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声援绝食学生。阎明复走学生前说：“改革需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的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然而学生未有理会劝告。
由于静坐绝食的学生和大量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原定的戈尔巴乔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的仪式安排被取消。
当晚，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戈尔巴乔夫时，在大批记者面前说：
“邓小平同志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是国内外公认的我们党的领袖。尽管在十三大根据他的请求，他退出了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政治和常委会，但是我们全党都知道，我们离不开他，离不开他的智慧和经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十三届一中全会有一个正式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没有公布，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在最重要的问题上需要他掌舵。”
外界一直认为这番话触发赵紫阳与邓小平的决裂。上述讲话发表后，北京学生开始打出针对邓小平的标语，例如“小平糊涂”、“老眼昏花少而无能”、“八十五岁，尚能饭否”等等，而参加游行的人之中，亦有人打起政府部门的旗号，外交部、邮电部、国家体委、中宣部、国家教委、国中央、中央党校、求是杂志等等单位，都有干部参加游行。
5月17日，严家其、包遵信等发表《五一七宣言》，进一步攻击邓小平是“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发动知识分子签名。
知识份子《五一七宣言》
从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时起，三千余名同学在天安门广场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到现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学晕倒。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空前悲壮的事件。同学们要求否定《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要求现场直播和政府对话。面对我们祖国儿女一个又一个倒下去，同学们的正义要求迟迟得不到理睬，这就是绝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现在，我们祖国的问题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这就是，由于独裁者掌握了无限权力，政府丧失了自己的责任，丧失了人性。这样一个不负责任和丧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国的政府，而是在一个独裁者权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灭亡七十六年了，但是，还有一位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位年迈昏庸的独裁者。昨天下午，赵紫阳总书记公开宣布，中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必须经过这位老朽的独裁者。没有这位独裁者说话，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无法否定。在同学们进行了近一百小时的绝食斗争后，已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独裁者来承认错误，现在，只能靠同学们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们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从现在起，同学们一百小时的伟大绝食斗争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同学们已用自己的行动来宣布，这次学潮不是动乱，而是一场在中国最后埋葬独裁、埋葬帝制的伟大爱国民主运动。
让我们高呼绝食斗争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非暴力抗议精神万岁！
打倒个人独裁！独裁者没有好下场！
推翻“四.二六社论”！
老人政治必须结束！独裁者必须辞职！
大学生万岁！人民万岁！民主万岁！自由万岁！
赵紫阳倒台
六四事件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天安门广场与大学生们见面。后右二为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温家宝，温14年后成为国务院总理。
赵紫阳披露邓小平仍然为中共掌舵人后，邓小平成为外界抨击对象。5月17日，政治局常委在邓小平家中召开会议，李鹏等常委把矛头指向赵紫阳，认为局势难以控制是他一手做成，并强烈要求采取果断措施，终止学潮。有说法指赵紫阳当晚以“不能认同大多数常委意见”为由，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
翌日清晨，赵紫阳、李鹏等人前往医院探望因绝食学生后，赵紫阳当即撰写辞职信，内容说“我对小平同志和常委会议作出的关于在北京实施戒严的方针，没有办法执行。我还是保留我原来的意见。为此，我请求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信件送交杨尚昆，杨尚昆把信件扣下，并劝赵紫阳顾全大局，收回请辞。[40]同日李鹏和学生领袖在人民大会堂会晤50分钟，双方态度强硬，不欢而散。
5月19日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召开党政军部大会，由电视现场直播，李鹏强调政府必须迅速扭转乱局，呼吁党政军各级干部紧急动员，并宣布调动解放军进驻北京市郊。此时外界已注意到，赵紫阳及胡启立并未列席，断言赵已失势。
5月20日凌晨4时50分，赵紫阳突然前往天安门广场，含泪向学生道歉、劝学生撤退、并承诺政府不会秋后算账，“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赵紫阳讲话后向在学生鞠躬，学生们十分感动，或鼓掌、或哭泣，纷纷请赵紫阳签字。这亦是赵紫阳下台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赵紫阳5.19讲话内容记录
同学们，我们来得太晚了。对不起同学们了。你们说我们、批评我们，都是应该的。我这次来不是请你们原谅。我想说的是，现在同学们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绝食已经到了第七天，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食时间长了，对身体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这是有生命危险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尽快结束这次绝食。我知道，你们绝食是希望党和政府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最满意的答复。我觉得，我们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有些问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解决。比如你们提到的性质、责任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终究可以得到解决，终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们也应该知道，情况是很复杂的，需要有一个过程。你们不能在绝食已进入第七天的情况下，还坚持一定要得到满意答复才停止绝食。
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你们应该健康地活着，看到我们中国实现四化的那一天。你们不像我们，我们已经老了，无所谓了。国家和你们的父母培养你们上大学不容易呀！现在十几、二十几岁，就这样把生命牺牲掉哇，同学们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你们都知道，党和国家非常着急，整个社会都忧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况一天天严重，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学们都是好意，为了我们国家好，但是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失去控制，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影响。
总之，我就是这么一个心意。如果你们停止绝食，政府不会因此把对话的门关起来，绝不会！你们所提的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讨论。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问题的认识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学们，同时说一说我们的心情，希望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况下，是很难想清楚的。大家都这么一股劲，年轻人么，我们都是从年轻人过来的，我们也游过行，卧过轨，当时根本不想以后怎么样。最后，我再次恳请同学们冷静地想一想今后的事。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谢谢同学们。
颁布戒严令
赵紫阳夜会学生约5个小时后，北京戒严令正式下达。5月20日早上10时，李鹏在电视上颁布北京部分地区戒严令，军队开往天安门，学生紧急到各入城路口拦截军车。当夜从外地调进北京的部队，分乘卡车、装甲车和坦克，从丰台、六里桥、沙子口、呼家楼等处向天安门广场方向前进，被市民和大学生阻拦。[24]该戒严令至1990年1月11日才解除[42]。
戒严令说：
鉴于北京市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动乱，破坏了社会安定，破坏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为了坚决制止动乱，维护北京市的社会安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公共财产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政府正常执行公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9条第16项的规定，国务院决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时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并根据实际需要采取具体戒严措施。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据戒严令，由陈希同市长签发了实施戒严令的第一、第二、第三号令，列明北京市市区的戒严范围，期间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同时禁止境外记者进入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场、企业、街道等单位采访，市内多处摆设交通路障。
戒严期间，广场上仍有逾十万民众聚集，媒体采访工作并未停止。当时市郊有零星流血冲突，但军队严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命令，冲突并不严重，也有不少民众向军人送水送粮、慰问军人，劝他们放下武器。一些士兵流泪，一些显得不知所措，事后据称有军长级干部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撤职。[44]
5月21日，香港民众发起自开埠以来最大规模的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并成立支联会发起筹款，数以百万的捐款送到支联会的户口。
此时政府与示威者展开最后的拉锯。5月21日，军方派出直升机来回到广场上空撒下量用大号字印刷的李鹏讲话传单，引起了广场上学生的骚动[45]。
5月23日，北京亦举行百万人大游行，不少机关、干部、文化人、科技界、工业界人士参入队伍，喊出李鹏下台的口号。[45]当天，三名学生用装满颜料的鸡蛋毁坏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画像，但学生表明只要求改革政府弊端，无意推翻共产党统治，他们把三名破坏者送交公安。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布，自学生绝食请愿以来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医院共救治学生9158人次，留院观察8205人次，没有一人死亡。
5月25日，广场上盛传赵紫阳被指控带领反党，同时胡启立、阎明复、鲍彤、温家宝、杜润生、安志文等七位高级党政干部，据说被点名指为“反党集团成员”，同日李鹏公开接见外国驻华大使，显示他仍然掌权。
此时身处美、加的人大委员长万里的取态备受关注。他在学运时正好出访多伦多，他当时说：“要坚决保护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同时也要坚定地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45]正因为这一说法，外界当时期望他能以中国宪法上最高机关的代表，以法律推翻戒严令、恢复赵紫阳的职务，但万里提早结束对外访问，5月25日凌晨经上海返回，期后以身体不适为由，留在上海治疗，并没有回北京召开会议。
5月26日，新华社发放消息，中共元老陈云主持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会议，出席者有薄一波、宋任穷、余秋里、刘澜涛、杨得志、萧克、陆定一、姬鹏飞、耿飙、黄镇、宋时轮等人，会议通过“老同志一致拥护中央决议”。其后徐向前、聂荣臻表示戒严部队不会对付学生；另一批元老彭真、李先念、王震等亦公开表态支持中央决定。李先念称，极少数人制造复杂局面，煽动学生反对共产党。
5月30日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20余名师生集体创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置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引起天安门管理处不满，指该位置历来是重大节日期间矗立孙中山巨幅画像的地方，学生做法损害国家尊严。
广场上矛盾
在局势日趋紧张下，学生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显。他们的分歧在于：谁负责做总指挥？谁管财务？接下来应采取什么抗争手段？更迫切问题是：究竟撤退，抑或留守？
在“撤退”和“留守”问题上，高校学生联会秘书长王有才认为静坐已不能取得成果，主张尽快先撤回学校，再谋行动，但柴玲等人则认为必须留守，并指控主张撤退的人为“投降派”。当全国各地的学生涌入北京时，不同派别的学生争相抢夺这批学生[46]，而位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学生广播站，也成为占据的对象。学生领袖封从德说：“大大小小的‘政变’，每天总得二、三次。”[47]在学生眼中，谁掌管握广播中心，就等于掌握了广场上的控制权[48]，广场上不时传出学生高呼“审判柴玲”等口号。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之际，香港演艺界5月27日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筹得逾千万元捐款，物资陆续运抵北京，为当时已现疲态的学运注入一支强心针。然而学生的矛盾并未平息。6月1日，柴玲及封从德指有学生在广场上意图绑架他们[49]，并公开点名几位学生参与绑架；有被点名的学生在电视上强烈否认指控，并在媒体上公开批评有人侵吞捐款[50]。一位从山东到北京声援的学生说，他之前怀着热情来到北京，但天安门广场已经变成外地学生栖身之所，广场卫生恶劣，静坐徒具形式。[51]
直到6月初，除了北大、清华、师大、人大之外，北京大部分院校已复课。[52]翌日，被称为“天安门四君子”的刘晓波、周舵、高新、侯德健等主张撤离的知名人士宣布在天安门绝食72小时，吁学生和政府重新开展和平对话[45]。刘晓波事后指，他们是为了劝退学生才加入绝食，希望令自己在学生之间拥有发言权，料不到这反而坚定了学生的决心；当面对学生高涨的掌声时，他们也觉得心情兴奋，把原先的理智抛诸脑后。
天安门清场
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清场。当天下午4时，杨尚昆、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召开军政会议，指令翌日6时前要完成任务，并宣布“如遇阻拦，戒严部队可以采取各种自卫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当晚7时，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戒严部队紧急通告，宣布“戒严部队、公安干警和武警部队有权采取一切手段强行处置，一切后果由组织者肇事者负责。”
晚上10时后，天安门与长安街的形势急转直下。军队入城后遭到市民阻挠，军队开枪，其中木樨地是死伤最多的焦点。该处聚集数千人，部分人用碎砖头砸打解队，军队立即一排排冲上大桥，边喊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口号，边向投石头的市民开枪。
从这时起，军队时而向天开枪，时而对正人群扫射，有人中弹倒下。民众不断向后退，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杀人犯！”军队用冲锋枪向骂声扫射，约百名学生和市民倒在血泊中，大部分立刻被送往旁边的复兴医院。[54]复兴门外大街两旁的市民从自家窗户上探出头来痛骂，也有人从窗口上往马路上投东西，军队开枪还击，从木墀地到全国总工会约五百米左右的路段，两旁建筑物都被打得火星四溅，其中22号楼、24号楼两幢部长楼有3人在楼上被子弹打死，当中据报包括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汝尊的女婿。
根据BBC现场报道，解放军从卡车上不分目标的向人群射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次扫射中，她自己被尸体绊倒，几码之外被当场射杀的还有两人，重伤倒地不起的两人；之前北京某儿童医院20分钟内送来40多名遭枪击的重伤者，其中包括妇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弹，其中有两人已死亡。[56]有说一些死者遗体被戒严部队埋在各处，但说法并未得到证实，但一些有录像却显示解放军直接在长安大街向市民开枪。
广场上的学生虽然知道镇压开始，但以为军人只用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最多是被军人押走。此时不断有人跑入广场紧急报信，说明军队荷枪实弹扫射示威者，广场陷入惊恐。
这张由多间西方媒体录下的画面，摄于6月4日，一位据称叫王维林的人只身阻挡坦克，他尝试爬上车上，士兵探出头观看后，试图绕道而行，但未成功。王维林事后被数名身穿便服的人扶走。这幅照片成为六四的象征，中国官方却以此说明军队相当克制。
零晨1时，天安门以西约四公里的复兴门传出枪声，军队向堵塞他们的群众开枪，最少逾3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复兴门外医院接收大量死伤者。1时30分，北京市政府和戒严部队发出《紧急通告》，内容说：
“首都今晚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暴徒们猖狂袭击解放军指战员，抢军火，烧军车，设路障，绑架解放军官兵，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人民解放军多日来保持了高度克制，现在必须坚决反击反革命暴乱。首都公民要遵守戒严令规定，并同解放军密切配合，坚决捍卫宪法，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门广场的公民和学生，应立即离开，以保证戒严部队执行任务。凡不听劝告的，将无法保证其安全，一切后果完全由自己负责。”
中国官方资料称，《通告》内容广播后，至零晨2时，几十万人的广场只剩下数千名学生和市民。[59] 零晨2时20分，军队开进广场，施放催泪弹，部队从广场南面的前门向中央推进，沿途向高空发射照明弹，群众向天安门广场北面后退。 [60]据报中枪者包括徒手阻拦军队的平民以及旁观的民众，也包括现场抢救的医务人员[61]，另外有一队学生（包括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被军队坦克辗压[62] ，至少五人被压死，九人被压伤[63]。
3时左右，约3000名学生围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此时正进行绝食侯德健、刘晓波、周舵、高新决定劝学生离开，并在广播中发言，大意是指北京已在流血，足以唤醒人民，赞扬学生不畏死的精神。刘晓波等人发现有学生之前从军队抢来的枪支，要求立即砸毁枪械，并命令学生必须坚持非暴力原则，否则解放军就会有堂而皇之的理由向学生开枪。
5时20分，一大部分学生已离开，但广场仍有约200名民众不肯散去。侯德健等人直接要求会见军队指挥官，表达愿意由他们出面劝余下的学生离去，希望和平解决事件，军队同意，学生逐以“声音投票”方式，想撤的人喊撤退，想留的人喊留，两把声音旗鼓相当，但考虑到喊撤退的人可能不敢高声呼叫，学生领袖认为想撤退的人更多，宣布离开。
学生撤走时，有人声泪俱下，有人喊出“打倒法西斯！”的口号，戒严部队官兵突然全体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并朝天开枪震慑。约5时40分，清场基本结束。
事后，柴玲在逃亡后曾发出一段录音，指广场上有学生被坦克压成肉饼，但这一说法极具争议。侯德健事后说[64]，他留守至5时，但在广场上没有看见这情况，批评如果使用谎言去对抗谎言，只会损害学生的道德力量；柴玲事后则指她是“听说”有这情况。目前较公认的说法是，木墀地是伤亡最重的地方，而在一些主要街道上，军人有向呼喊口号的学生开枪。[65][66]。
舆论的耸动
在6月3日至4日，中央媒体均以不同方法表达对镇压的不满。在6月4日早上6时25分，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英语广播员李丹当晚这样报道：
这里是北京国际广播电台。请记住1989年6月3日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发生了最骇人听闻的悲剧。
成千上万的群众，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市民，被强行入城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杀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们国际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
士兵驾驶着坦克战车，用机关枪向无数试图阻拦战车的市民和学生扫射。即使在坦克打开通路后，士兵们仍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开枪射击。目击者说有些装甲车甚至辗死那些面对反抗的群众而犹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国际电台英语部深深地哀悼在这次悲剧中死难的人们，并且向我们所有的听众呼吁：和我们一起来谴责这种无耻地践踏人权及最野蛮的镇压人民的行径。
鉴于目前北京这种不寻常的形势，我们没有其它新闻可以告诉你们。我们恳请听众谅解，并感谢你们在这最沉痛的时刻收听我们的广播。
英语部的节目负责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吴学谦的儿子吴晓镛。事情发生后，吴即被调离、审查，整个英语部工作人员都作了检讨。
6月4日早上，《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亦一则题为“北京这一夜”的消息：
本报6月4日凌晨五时讯，解放军报6月4日社论说：自6月3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严重的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为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人民日报》该日在新闻选材上亦曲线表达不满，其中国际新闻选用韩国光州事件，以粗黑体写上：“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关于波兰局势的标题为：“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副题为“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关于中东局势的题目则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而第四版是社会和体育版则分别报道“法官却枉法，诬告反被告，某法院院长被判刑四年半”；“四川一服刑罪犯竟当上人大代表。”一条关于残疾人运动会的报道，标题为：“不能被征服的人”。
此外，6月4日当日负责在新闻联播节目中主持的薛飞、杜宪着一袭黑衣、以沉痛的神态进行播音。此后不久，两名主持人即被调离新闻联播节目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广播电影电视部一名副部长因“支持动乱”、带领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工作人员示威游行被撤职。
大规模清算
六四镇压后，中共领导层保持约一个星期沉默，期间各种传闻散播，香港传媒甚至传出中国军队爆发内战的消息，有部队互相开火，中共并未澄清，全国各地仍有示威活动，抗议屠城。
直至6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党政高层陪同之下，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并发表讲话，以此说明邓小平的党政地位未受动摇，全国惩治单位在各地采取行动。
以上海为例，自6月4日清晨起，复旦、同济、交大和华东师大等学生上街游行，并在全市42个地段设路障拦截军车，市政府通过电视电台警告学生不要以为政府软弱可欺，继续一意孤行，同时亦撤走十多个路障。翌日，三万多名学生上街堵塞122个交通道口，市区交通全部中断，郊区企业不足三分之一人上班。
这段期间，上海市政府与学生反覆地设路障、清路障，6月6日晚上有五人拦截火车时被撞死，现场聚集3万人，有车厢被焚烧。7日，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工业大学等校有学生在学校礼堂、教学楼设置灵堂，上海传出戒严消息。
上海用电量由6月3日的6653万度电降至6月7日的6128万度，二轻、冶金、纺织、仪表、船舶、航空、电气等行业的997企业的职工缺勤迟到率为34.38%，12家企业全部停产，23家部分停工。6月8日，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发表电视讲话，强调“上海不能乱”，并澄清决不在上海戒严，他说：“很多同志要求我们动用武装警察，甚至动用军队。我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提出‘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直至9日，上海一方面发动工人清除路障，同时6000名名学生在人民广场举行追悼会，参加者臂戴黑纱，抬着花圈，举着校旗，有秩序地进入广场，广场不断播出“北京惨案真相”，但随着公安部门大举缉捕学生，各地示威陆续终止。
6月12日，公安部发出“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通辑全国民运人士。
“关于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分子的通告”的八点原则
一，取缔一切煽动和制造社会动乱及反革命暴乱的非法组织。北京市人民政府，戒严部队指挥部通告（第十号）已宣布“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和“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为非法组织，责令他们必须自动解散；其成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动；这两个非法组织的头头必须立即到所在地区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对拒不投案自首者，将依法缉拿归案，从严惩处。全国其他发生动乱和骚乱的城市，凡是煽动、制造动乱、骚乱的非法组织，当地公安机关均应报请人民政府批准，予以明令取缔，责令他们立即解散组织，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其头头要在指定的期限内到当地公安机关登记，拒不登记并继续进行活动的，依法从严惩处；对一般成员，除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可以不予追究。
二，对包庇、窝藏非法组织头头及暴乱活动首要分子的，当地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对于在首都反革命暴乱中被抢夺或捡拾到的枪枝、弹药、军用和警用器械、装备，以及非法组织印制的煽动、蛊惑性宣传品，公安机关应予收缴。藏有上述物品的，要立即将所藏物品送交当地公安机关；隐匿不交的，依法从严处理。
四，非法组织成员逃到外地继续进行串联、煽动、制造动乱或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的，当地公安机关一经发现，可立即依法拘捕。
五，聚集冲击党政机关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等重要部门，聚集堵塞交通或者破坏交通秩序，致使铁路运输和道路交通中断，制造城市瘫痪的，对其首要分子，必须依法拘捕，从严惩处。
六，各地如发现聚众骚乱事件，公安机关和武警部队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强制驱散；对参与骚乱、搞打砸抢烧杀的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当地公安机关可以当场拘捕。
七，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遇到拒捕、暴乱、袭击、抢夺枪支或其他以暴力破坏社会治安、不听制止的紧急情况，应当依据有关条例、规定使用武器进行自卫和制止犯罪活动。
八，广大群众要积极揭发检举反革命暴徒和进行打砸抢烧杀活动的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支持和协助公安机构及公安干警、武警指战员依法执行公务，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大规模的清算行动由此开始，6月12日公安部要求搜捕方励之、李淑娴；翌日21名学生被通辑，包括王丹、吾尔开希、刘刚、柴玲、周锋锁、翟伟民、梁擎墩、王正云、郑旭光、马少方、杨涛、王治新、封从德、王超华、王有才、张志清、张伯笠、李录、张铭、熊炜及熊焱。6月14日，再颁布命令，搜捕工自联的韩东方、贺力力、刘强共三人。直至6月24日，公安部进一步通缉严家其、包遵信、陈一咨、万润南、苏晓康、王军涛、陈子明。[71]
同一时间，全国亦亦展搜捕行动。截止6月30日，上海143人据报向公安自首；拘捕273人，并声称“破获三个反革命集团和二起台湾国民党特务案”。上海“高自联”骨干分子、香港居民姚勇战（又名张才）在虹桥机场出境时被抓获。黑龙江、吉林、辽宁拘捕612人；陕西、山西、内蒙、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亦1979人，其中贵州更宣称抓获流窜犯罪6035人，摧毁团伙222个。
这些拘捕人士与“六四”并无必然关系，但因碰上严打严审的时期，量刑也被增加。相对来说，在这次大肆搜捕“反革命动乱分子”的过程中，环境最为宽松的当数广东省、海南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
各地法庭则依据共产党的政策“从重从快”判决了一批社会上的“动乱暴乱分子”，一些人遭到处决并在6月10日起陆续以新闻方式告之。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74]对干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则处理相对轻一些。
六四事件发生之后二十日，亦即1989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除了从形式上确认免职赵紫阳、胡启立、芮杏文、閰明复等中央职务，同时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增埔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李鹏同时主导对赵紫阳进行了批判，赵紫阳提出了详尽的辩护与反驳，为中共高层意见分歧留下明确记录。虽然赵紫阳此后不能再露面，但这次政治遗言仍确立他在民主运动中的地位。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赵紫阳自辩摘要
关于追悼会结束后的方针：“我提出三点意见：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纳入正常的轨道，对学生游行要坚决劝阻，让他们复课。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应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增进理解。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如果出现打、砸、抢、烧、冲行为要依法惩处。李鹏同志和常委其他同志也都同意。”他之后又指：“李鹏同志说社论中所说的“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不能动。我当时不同意这种说法。”
关于四二七大游行后：“学生们坚持要我们改变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我当时的想法是先绕过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建设方面办几件好事，使群众看到我们正在做出努力，事态也许会逐步平息。...我和尚昆同志在小平同志处汇报时，向小平同志报告了这些想法，小平同志赞成，说，要抓住这个时机，把腐败问题好好解决一下，要增加透明度。”
关于向戈尔巴乔夫提及邓小平是党主要决策者：“我的目的是让世界上更明确知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因退出常委而发生变化，在组织上是合法的...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样做，反而伤害了小平同志，我愿对此承担一切责任。”
关于学潮升级的责任，他指：“李鹏、姚依林同志...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部归结到我五月四日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其激烈的程度出乎我意料之外。这次常委会再次肯定四月二十六日社论的定性，并做出了调军队进京戒严的决策。我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我非常担心它将带来严重的后果。...我在情绪比较急躁和冲动的情况下便想提出辞职。尚昆同志知道后，立即劝我说，如我辞职，将在群众中起激化作用，并说常委内部还是能够继续共事的...现在回想，辞职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关于五月十九日到天安门看望绝食学生。“学生已绝食进入第七天，有死人的危险，已经到了紧急关头。尽管我当时身体已感不适，但我还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去。因为学生己绝食七天，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去了以后，除了动之以情，劝说他们停止绝食外，还能说些什么呢。在我们看望之后，当天绝食学生的情绪已有缓和，并于当晚九时，宣布停止绝食。”
赵紫阳在自辩中强调，他对学潮态度跟当时的中央总体想反并无冲突，但他一直坚持在矛盾尚未缓解，贸然动武只会爆发流血事件，令事态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仍会留下很大后遗症。
在自辩中，他表明不会为李鹏建议撤销其领导职务提出抗辩，但他否认“支持动乱”和“分裂党”，他说：“李鹏同志的报告中，说我在亚行年会的讲话，使动乱升级，事实上在我讲话以后，各大学继续纷纷复课的情况，说明这种批评不符合事实。” ,P> 他进步一质疑：“什么才是分裂党的行为？党的历史上是有案例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也有规定。我们党从来没有把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表示保留意见就叫做分裂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公开讲话中侧重点有时有些不同，口径不那样一致，人们中间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是不断出现过的事，不能因此就叫分裂党。”
6月25日，《人民日报》当日头版以红色大字以及四张图片报道十三届四中全会的消息。标题为：“党的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会”，副标题长达172字：“审议通过李鹏代表政治局提出 关于赵紫阳所犯错误的报告 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政治局常委 增补李瑞环丁关根为书记处书记 撤销赵紫阳的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中央委员和军委第一副主席职务 免去胡启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职务 免去芮杏文阎明复的书记处书记职务 全会之前 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扩大会议 为四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准备”。
逃亡与拯救
六四镇压后，大批参与六四的人士被通缉，大批学生逃亡，其中以香港发动的黄雀行动扮演重要角色。当中国政府6月13日公布“通缉以‘北高联’为首的21名民运领袖”后，香港人陈达钲及罗海星等人展开营救，先后营救133名人，当中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陈一咨、苏晓康等从深圳、珠海、海南经香港中转至其他国家。至1989年10月，当行动的两位成员在湛江救援王军涛和陈子明的行动时被官方逮捕而终止。
其中，王丹于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获释，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提前获释，流亡美国。[77]在2007年底密歇根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王丹谈到了部分学生领袖的现状，柴玲在美国创办了高科技公司，并被获准回中国[来源请求]经商，李录在华尔街做投资银行，王丹自己则打算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取得博士学位后从事教书，如果政府允许则希望回国发展。
遇难者数目
关于死伤情况，一般认为死伤主要发生于军队往天安门推进途中，但对于天安门广场内的死伤情形，则有不同说法。
在清场后，由戒严部队公布过军队死亡情况，尝试以血腥描述而说明镇压的正当性，但有关内容除了在镇压后偶尔提及外，此后亦没有再公开申明，外界对内容真假一无所知。据戒严部队指挥部6月4日称，长安街一辆军车司机被打死；西单首都电影院附近一名解放军排长被打死后，尸体被挂在一辆正在燃烧的公共汽车，后被“剖腹挖眼”。崇文门过街天桥上，一名士兵被人从桥上扔下，被浇上汽油烧死，一名士兵的尸体被悬挂于阜成门立交桥的栏杆上；翠微路口，军车被人投掷燃烧物，6名军人烧死。戒严部队指约20多名官兵死亡。
柴玲6月8日的录音讲话提到:“有人说同学死了两百多，也有人讲整个广场已经死了四千多。具体的数字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但柴玲的说法普遍被指有误。[79]中国官方则宣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人。[80]根据录像资料和中国官方记载，当戒严部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内仍有数千学生留守在纪念碑附近不肯离去，被军队包围后强制解散。丁子霖在寻访死难者时发现，清场过程中军队曾向广场内学生开枪并杀死了学生，如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程仁兴，被戒严士兵乱枪打死在广场中心的国旗杆下[81]；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研究生戴金平，被枪杀于毛泽东纪念堂附近。
据当时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称“在几天的暴乱中”“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六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有三千多名非军人受伤，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死亡的军人，后来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的称号，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长安街翠微路口转弯时因车速过快而翻车，油箱擦地起火死亡。[83]海外媒体的报导则多称死亡人数在千人以上，戒严部队死亡十多人。多数北京市民和学生及独立媒体对此事件的报道为中国政府暴力镇压和屠杀和平示威的学生与市民，世界上也有媒体将之称为“六四屠杀”或“天安门屠杀”。[84]中国政府则声称是“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取得镇压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见当时《人民日报》及《解放军报》）。
中国政府至今仍未公布死难者名单。其他不同媒体也有不同的报道，从几十人到几千人不等。丁子霖教授由于她自己的儿子蒋捷连跳窗离家经木樨地去天安门广场，在复外大街29楼前长花坛后被子弹击中丧生。她开始联合其他死难者的家长，组成“天安门母亲运动”，她们收集出一份死难者名单，要求政府还其公道。
反应
六四事件后西方各国一致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且外交上不排除和中国决裂，与台湾中华民国复交，但持续不到一年，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现实情况，在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的情况下，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1989年以前的进行的军事合作则被全面中止。
大中华地区
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发表声明：“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大陆民主运动，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对中国大陆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援，并与中共作彻底的决裂。国防部于当日下令“停休返防，全体国军官兵迅速进入备战部署。”台湾民间也有游行，支持大陆学生民主运动。在六四前夕，台湾歌星们因此而创作了一个歌曲：历史的伤口。中华民国行政院作为支援大陆民主运动的特别措施，公布了四项措施，其中有：向放弃中国大陆护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在外国的大陆留学生和学者发放中华民国护照；向这些留学生和学者提供学费和生活补助。
英属香港：香港大批参与多场大游行，并且在维园举行烛光晚会。1989年5月27号，香港演艺界在跑马地马场举行民主歌声献中华集会，30万人参加。当镇压发生后，5日清晨，中银集团出现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挤提，一日内被提走50亿港元；6日当晚有人在旺角闹市出现混乱，教育署宣布7日全港学校停课一天。港督卫奕信爵士形容流血事件是惨剧，感到震惊及悲哀。他同时认为，这个悲伤的时刻值得香港人反省。
葡属澳门：总督文礼治发表声明：“这刻我认为适宜发表的谈话是：使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群众是不可以接受的。”5日，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及属下银行出现首次挤提，当天被提走3.3亿港元。
成都：6月4日清晨，武警对在市中心天府广场静坐的学生实施清场，冲突中武警打死打伤多人。整个白天大量军警与数万市民在市中心一带对峙，发生暴力冲突。市民向军警投掷石块、砖头，军警释放大量催泪弹试图驱散抗议的市民，并多次鸣枪警告。市民和军警都有多人受伤。傍晚以后，军警全部撤离，市中心一带处于无政府状态。天黑后，开始有人打砸店铺，进入附近的人民商场偷盗，后引起火灾。木结构的商场老建筑基本被烧毁，还波及附近多家住户。 马路对面的人民电影院也被纵火烧毁。前往救火的消防队也受到殴打，消防车被烧毁。
南京：南京很多高校学生都到南京市中心鼓楼广场，新街口广场进行游行。在鼓楼广场的旗杆上，挂上了一个白旗，上书一个祭。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长在六月二号，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给北京的公开信，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该校学生也去鼓楼广场参加了游行。同时，有些高校的学生为了让工人们也加入罢工，有段时间会到主要交通接口阻拦交通。在这段时间，由于学生运动，南京的公共汽车服务不得不中断。对南京市民交通带来不便。
其他：在西安发生焚烧汽车等情况。长沙还发生了骚乱。黄兴路一带的很多私营商户被哄抢一空。
国际组织
联合国：6月5日，联合国秘书长指事件令人“极为沮丧”，虽然联合国宪章规定不应干涉各国司法权范围内的事务，但他非常希望北京能保持最大克制。
世界银行：6月12日，世界银行原定于13日讨论向北京提供2.3亿美元的新贷款，但因应局势而延期讨论。
西方国家
美国：6月5日上午，乔治·布什总统宣布暂停向中国出售武器、暂停两国军事互访、重新研究中国留美学生延期逗留申请、通过红十字会向中国伤者提供医疗援助、并检讨双边关系的其他事宜。中午，布什在白宫会见四名中国留美学生40分钟。5日，众议院以406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谴责北京镇压事件，支持总统采取行动断绝同中国军事合作”；6日，美参议院以100票赞成，0票反对，要求总统制裁中国，当中包括要求美国之音增设华语节目。同日，国务院宣布所有中国国民在签证到期后可留在美国。7日，因应戒严部队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美国大使馆下令外交人员撤离，125人离开中国。8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无法断定中国谁人掌权，呼吁美国公民离开中国。同日，纽约市长郭德华宣布中止同北京的姊妹城市的关系，并建议纽约市第42街和第12大街的交叉路口命名为“天安门广场”。20日，白宫宣布美国政府要求国际金融机构推迟向中国提供新贷。
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6月5日欧洲共同体执行委员会：“对于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镇压表示遗憾”，并指要是中国改革夭折，中欧合作可能永久性受影响，并取消预定6月6日举行的中国联合委员会的高级磋商会议。6日，共同体12个成员国发表公报，强烈谴责武力镇压，对“悲剧极度震惊”，指“严重的动乱仍在继续”，呼吁“中国停止以武力对付北京和全国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立即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宣布中断中国与共同体的贸易。27日，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通过制裁中国，措施包括：
在适当的国际机构内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要求独立观察员能参加审判和探望犯人；
停止成员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和实行武器禁运；
中断双边部长级和高层接触；
推迟共同体与中国的新合作计划；
文化、科学和技术合作计划仅限于在有利改善目前状况的行动；
成员国延长中国学生的签证；
推迟批出新贷款。
加拿大：4日，加拿大政府表示对事件感到震惊，敦促北京停止“愚蠢的屠杀”。外交部长克拉克说：“中国政府不分青红皂白和野蛮地使用武力……我们对这种愚蠢的暴力行为和悲惨的死亡表示强烈震惊……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军队的野蛮屠杀。”
英国：5日下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召见中国驻英临时代办宋明江“对北京流血事件极为震惊。”并决定“取消中国司法部长蔡诚对英国的访问”、“取消英国农业大臣约翰·麦格雷戈对中国的访问。”6日，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在下议院说：“这场流血表明，共产主义总是随时准备以武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头脑单纯的人，……显然，（英国）不可能继续与中国保持正常来往”，并指看不出如何能与中国政府就香港前途进行接触。镜报集团于7日起停止在欧洲出版中国官方英文版报纸《中国日报》。
法国：6日，法国总理米歇尔·罗卡尔宣布冻结法中两国的各级关系，总统、总理及政府官员与中国领导人将不再有任何接触。7日，外交部宣布把驻中国的外交员减至最低限度，并指法中军事合作亦会中止。
西德：5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说：“我不仅对动用武力表示最深切的遗憾，而且希望中国重新采取符合其人道传统的方法。”联邦外交部宣布西德与中国中终高层领导会晤，并已经与美、英、法协调一致的反应。联邦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再使用任何暴力，通过对话解决危机。8日，德中经济委员会秋季会议取消。
比利时：取消了预定6日两名国务部长与中国经贸部长郑拓彬的部长级会谈。
矗立在西班牙圣罗克公园一角的一座纪念和重现六四天安门事件的雕像（Jose Antonio Elvira作品），由阿维拉特赦国际捐赠
西班牙：5日，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对事件“极担心”，“希望中国能够使其民主化进程达到终点。”6日晚外交部宣布冻结西中两国的高层接触。
奥地利：5日，总统瓦尔德海姆、总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长莫克等相继发表谈话，“对北京事件极为震惊，要求中国领导人立即停止动用军队，和平解决事态”。外交部当日召见中国驻奥大使，让大使转交奥政府抗议，并取消欢迎正在奥国访问的中国司法部长蔡诚的活动，关闭奥钢联和爱林等公司驻北京代表处。
希腊：5日，希腊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暴力冲突和造成的伤亡深表遗憾，希望中国的事件将不会导致民主进程走向绝境。”执政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最大的反对党希腊新民主党、希腊共产党、希腊左翼党、希腊民主党都于同日发表声明进行谴责，3000多名希腊人到雅典中国使馆抗议。
芬兰：5日芬兰外长佩尔蒂·帕西奥指“中国如此使用暴力令人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民主绝不是向群众动用装甲车，人民的军队绝不是向人民群众开枪”。同日，芬兰共产党主席阿尔莫·瓦尔斯特发声明谴责屠城。
荷兰：6日，荷兰外交部宣布冻结荷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6日晚，荷兰外交部宣布，荷兰王国已决定中断它同中国的高层接触。
葡萄牙：5日，政府声明指：“对北京发生的惨剧极度悲伤，坚决反对向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暴力”。7日，葡萄牙总理阿尼巴尔席尔瓦说：“我们对中国局势表示忧虑，决定派一名部长前往澳门安慰这块将于1999年归还中国领土上的居民。”
丹麦：7日，丹麦政府取消对向中国发放十亿丹麦克朗(约计1.5亿美元)的出口贷款及援款。丹麦议会外委会主席埃尔姆奎斯特说:“暴行必须停上。只有该国出现另一种政治气候时，援助才能恢复”。
瑞典：5日取消国防大臣卡尔松到北京的访问，取消前任中国国家主席、现政协主席李先念对瑞典的访问。8日，瑞典外交部冻结对中国的援助。
瑞士：5日，瑞士联邦政府就北京事件向中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递交了一份照会，“呼吁采取克制和尊重人权，希望以对话替代武力手段”。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总理霍克在电视演说中为死难者落泪，时取消访问中国的计划。
新西兰：6日下午，总理朗伊宣布：“内阁己决定请外交部长马歇尔召见中国驻新大使倪正建，告诉他新西兰政府对北京流血事件感到憎恶”，取消警察部长原定20日到中国的访问，并宣布暂停新西兰政府部长和中国政府代表之间的接触，呼吁国民不要去中国旅游。
巴西：5日政府声明指“对这个友好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带来的动荡感到痛心。”这一声明打破了巴西不评论其它国内部事务的惯例。
东方阵营
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城的一象征这场人民抗议事件的象征性雕塑———被坦克压扁的自行车和坦克行进痕迹
东德：东德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指：“武力镇压反革命人士是对的。”
南斯拉夫：6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声明指：“对所发生的悲惨事件和无辜的人员牺牲表示遗憾”，并忧虑中国经济政治改革被终止，“希望中共通过政治努力和公开对话消除危机，并同所有民主的进步力量一起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继续下去。”8日，南斯拉夫外交部长布迪米·隆查尔指“经济开放及其后果之间的冲突已经影响中国社会政治趋势，它们没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视”，“无论哪种发展思想在中国占上风，中国的事态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其国际关系，这个国家正面临着艰难的日子”。
匈牙利：5日，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长霍尔恩·久洛指“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遗憾，也向我们提出一个严重警告，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个政权都不能使用这种手段，去巩固保守统治地位和独裁统治。”匈牙利政府指“这一悲剧证明，在改革过程中，行使权力的政治家的忍让精神和为民族命运负责精神是多么重要，政府为建立保证基本人权的法律是多么必要。”7日，匈牙利政府指“用武器和暴力”毫无意义和不能解决问题，“尊重基本人权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事业和国际义务，任何国家都不能它看成是绝对的内政”。当日下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格罗斯发表声明，一、我们强烈谴责暴力和兄弟之间的战争。这种方式同社会主义是不相容的。二、我真诚地希望，理智将占上风，并尽快回到和平建设的道路上。
波兰：6日，波兰政府发言人：“波兰社会和当局以深切关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发生的悲剧性事件。我们对死伤者的家属表示最真挚的慰问。”“我们相信，中国人将跟过去一样不诉诸武力……理智和现实主义将占上风，中国的改革进程和它的国际地位将不遭到削弱。”波兰传媒连日来以显著篇幅报道北京局势。13日，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说：“中国是幅员辽阔而神秘的国家。我只能对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关于军事管制，“只有当国家的基础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作出这样一个决定。”
苏联：６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中国事件声明”：“不管情绪有时是多么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寻找由社会团结目标所确定的相应的政治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发生的事件是该国的内政。其他方因施加压力的任何尝试都是不合适的。这种尝试只会激化情绪，而无论如何也不会促进局势的安定”，“我们衷心希望友好的中国人民能够尽快翻过自己历史上这悲惨的一页”。9日，苏联政府发言人格拉西莫夫说：“没有预料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极为惊愕。”“自从上周末北京发生暴力事件以来，就无法和中国首都进行电话联系”。15日，戈尔巴乔夫说：“我们都对中国的事感到十分不安。我们都在为这个伟大国家的深刻改革和改造的进程是否会中断而感到担心”，并指六四事件为国际局势改善带来负面影响。
亚洲国家
韩国：5日，外务部表示“事件表示关注”，并希望“局势不致进一步恶化而能和平解决”。
日本：5日，首相宇野宗佑在首相官邸说：“我对戒严部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镇压造成重大伤亡一事不胜忧虑。期望局势能平稳下来。”同日，社会党、公民党、民社党发表谴责声明，并从六日起，日本三和银行、大和银行、住友银行、日本生命保险公司、松下电器公司、西武百货、三越公司等驻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办事处人员被指示回国，当天共1163人回国。6日，日本银行协会联合会宣布冻结给中国的两笔贷款，数额为1.45亿美元。7日，日本首相宇野指政府不能把枪口对准国民，并召见中国大使，转达政府的严厉见解。下午，外务省指“中国政府行为从人道上来说是不能允许的。”同日，中国戒严部队因向外交人员公寓开枪，3名日本使馆人员住宅遭枪击，外务省提出强烈抗议，当天有1774日人离京，同日官房长建议在北京的日本人避难，并实施两项政策：“一、通过红十字会提供药品等紧急援助；二、延长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签证”。8日，通产省宣布把中国划为“特殊国家”，每宗货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20日，日本政府宣布冻结向中国提供的57亿美元贷款，，这个行动“等于暂停对中国的一切援助”。
越南：8日，政府外交部发言人澄清，西方电台报道河内支持中国政府的行动“纯属捏造”。“这是中国的内政。发生这场流血事件是令人遗憾的。我们希望中国的局势正常。”
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声明：“对中国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这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考虑任何看法。”但他又说：“如果中国采取强硬路线的领导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决柬埔寨冲突的速度缓慢下来”。8日，泰国派专机撤回北京85名泰国公民，驻中国大使馆只留10名官员。
新加坡：星国政府对中国事态维持一贯态度：不予置评。另外，自翌日起，数以千计的新加坡人纷纷到中国银行挤兑。
马来西亚：8日，首相马哈迪说：“我们无意干涉他们的内政。但是，我们对造成许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许多青年死亡的战斗表示遗憾。”
巴基斯坦：联合国举行制裁中国决议的大会上，巴国驻联合国代表：“巴基斯坦国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主张，坚决反对联合国公开干预成员国内政，特别是干涉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事务”。巴基斯坦是当时仅有的支持中国政府的2个国家的其中一个。
印度尼西亚：8日，印尼政治及安全事务部长苏多莫说：“尽管最近北京发生了政治动乱，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会谈将继续下去”。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说：“我国对中国的政策依然如故。菲律宾驻北京大使馆仍照常工作。我们下达的指示是，确保我国在那里的公民安全并密切监视那里的事态发展。”
事件定性
中国政府对事件的评价了从“动乱”演成“暴乱”，随后又降为“风波”。其中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六四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十余年来党政领导人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并未正面评价当时的措施。
虽然事件被刻意淡化，但中国政府仍严格限制有关六四的议论，对死难者家属的私人悼念活动也进行干预，每年6月4日前后天安门广场亦会加派警力。[86]。2005年赵紫阳逝世时，官方新闻稿也没有触及“六四”二字，只说赵犯了政治过失。至今六四事件仍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禁忌。
中国现有教科书鲜有介绍六四事件，学生对当日情况所知有限。在一版中国高校使用的历史教材中，对六四事件有这样描述（原文）：
导致这场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注：这段话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就国际大气候来看，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们加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已极其泛滥。就国内情况而言，首先是由于包括中央领导层少数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偏差和失误，使多年来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况没能得到根本扭转，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地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现象。其次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以权谋私，滋长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恶化，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再有，当时物价大幅度上涨、经济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又面临生活水平将有所下降的情形，这也使他们产生了某些不满、误解和怨气。所有这些国际国内的因素，使一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们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盘西化”和经济上实行私有化，结果进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这场风波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它使党和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纸《人民日报》的官方网站人民网也有对“1989年政治风波”的简要描述：
80年代末，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此影响下，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学生针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形成学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广大群众和青年学生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但是极少数人自由化分子却利用这个时机，以悼念为借口，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他们的煽动下，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学生大批涌上街头举行游行活动，西安、长沙等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机进行了打、砸、抢、烧，学潮迅速发展成为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指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社论号召大家紧急行动起来，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制止动乱。但是，形势并没有好转。5月19日晚，中共中央决定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少数暴乱分子煽动一些人与戒严部队对抗。同时，上海、广州等地也接连发生暴徒冲击党政机关、破坏交通设施等严重事件。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这场政治风波破坏了我国正常的社会秩序，扰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进程，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平息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巩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阵地和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也给党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经济改革
1989年中国已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满十年，外界强烈关注六四后中国会否收紧经改步伏，当时李鹏主张把每年增长压缩在6%，32名资深党员更建议取消所有经济特区，但邓小平指：“意识形态取代不了米。”1992年邓小平到深圳、广东、珠海及长江三角州一带“南巡”，表明继续维持改革的方向，并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南巡促进了国内的改革进程和社会发展，当年GDP增长即达到了最高的12.8％，并且从此一直保持了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他亦把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的原因，归究在“政治犯错”，而非他们加速经济成长的方法。
意识形态
在加速经改的同时，邓小平开始调整中国的意识形态，扭转倾倒西方民主的思潮。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自此“走向富裕”成为六四后最显著的思潮，“发展是硬道理”成为压倒一切的方针。
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亦得到政府的支持。1993年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期望在这个具象征意义的年份展现新中国的气象，加强国人的自豪感，随着北京败于悉尼，中共被指把国内不满情绪，转化成对他国的控诉。美、日等国政府一直声称中国鼓吹民间的反美、反日情绪，让国内不满情绪透过民族主义宣泄；中国一直否认有关指控，但在六四后，民间于千禧年前后出现的最大游行，分别针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等国际议题。
政治改革
虽然学运随镇压倒下，但学生当时提出的部分要求却开始实现。六四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对“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及党内裙带关系，随后2年实行不同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许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其后有关建议于9月生效）；禁止公车私用，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削减年终奖金和发放物品等。但这类措施被人认为并没有实施长久，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门公车私用，购买昂贵进口轿车的现象仍然严重，最终引致多名中国贪官逍遥法外。
1992年人大会议讨论长江三峡工程，虽然方案得到李鹏及多名老干部支持，但2588名人大会议成员投票时，赞成票仅得68.27%，共1767票，有177投反对票，644人投废票，数人甚至弃权，这一情况自中共1949年立国后所仅见。同样地，人民过去选举地方干部时，大多依从中央指定的候选人，但有多个地方却自行选出更受民众欢迎的代表。然而，即使到今天，中国对政治的管制仍处于松、紧两边摇摆，并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言论管制
在大部分情况下，媒体不得刊载六四内容，六四后有北京市民曾公开接受西方媒体采访，讉责军队屠城，中央电视台辑录了该片段，并呼吁全国寻找这名反动份子，该市民最终被捕并判刑。大部分民众在事后保持沉默，不愿发表对六四的任何意见。[88]
谷歌、雅虎等海外网站也被屏封了六四的关键词。2007年6月4日，《成都晚报》的一个年轻女职员在被告知“六四”是矿难的情况下刊登出“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广告，导致多名编辑被解雇[89]；2008年的香港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被CCTV描述为香港市民悼念汶川大地震死难同胞；2008年7月24日《新京报》刊登了一张六四事件照片遭下令在市面全面回收。[90]
在中国严格的媒体管制下，中共一直宣传六四事件是外国势力混入学运，意图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外国势力”籍著民众热情，配合中国一些政治人物，以图利用学生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苏联解体后，部分民众也认为如果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会像苏联般瓦解。国内也有不少声音认同“稳定压倒一切”，批评激进的学生只会令社会不稳。[91]当论述中偏离这一观点时，言论一般会受到封杀。
然而多年来不断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对六四的看法。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
群众运动
六四后中国调整了一系列应付群众运动的措施。江泽民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他指防暴应由警察负责，而非军队，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橡胶子弹等非致命武器。
1999年，北约炸毁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北京出现自六四后最大的示威，中共沿路派出警察维持秩序，并未有拦阻示威人流；2005年北京反日示威上，中共亦依这一方针处理，但迄今，中国仍未解除对示威的限制，全国省市屡有示威酿成流血冲突的报道，但当中并未如六四事件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
香港问题
移民潮
六四引发港人大规模的移民潮，这批新移民所带来的庞大现金储备和税收，为移民目的地的经济重新注入活力，其中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籍著香港移民的资金而改善经济，并吸引更多亚洲移民。
政治对立
原本倾向中国政府的一批政界人士，一部分在六四后与中共分道扬镳，埋下香港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其中香港主要反对党民主党于过程中誔生，而过去一直强烈支持中国政府的知名人士如支联会主席司徒华亦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士，而查良镛(金庸)则在1996年成为筹委会成员。
民潮转向对立
六四亦令大专团体的政治方向转变，由亲北京立场转为与北京对抗，并主导香港的学运方向。为抗衡学界的抗争，亲北京阵营在商人资助下成立“学协”，意图改变学运的方向。当中显著事件包括香港大学的“和风阁事件”，引发多家院校发起退出学联的动议等。
民众运动
当时香港民间发起了三次超过一百万香港市民参与的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六四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政治活动，透过游行示威争取权益在香港普及起来，每年都出现大大小小的游行。其中较显著的包括2003年7月1日的香港七一游行。每年支联会亦会举行烛光晚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旅游生意
自六四事件后，日韩两地89下半年旅游生意便成了逆市奇葩，结果使原本前往中国旅游的部份旅客转往日本和韩国旅游，使日韩两地旅行团生意在同年最后一季出现增长，更使中国旅游生意在下半年全面大跌。
文献
封禁作品
电影《颐和园》，2006年，电影《颐和园》因为故事情节涉及到六四事件，因此在中国大陆被禁演。2006年9月1日，中国大陆的电影局规定导演娄烨和制片人耐安一起 ，5年内不得拍片。[94]
书籍《六四诗集》，迄今为止以文学形式呈现六四事件的唯一一部历史文献。自2006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由上至下从中央到地方省、地区、市县层层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动用空前规模政府资源对尚未出版已在中国地下翻版流传的《六四诗集》进行查缴。2007年3月该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95]5月26日, 该书由六四文化传播协会与国际特赦组织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联合举行发行仪式。2007年9月，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再次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查堵该书。[96]2007年11月12日留美学生吴强因携带该书入境,遭中国政府逮捕审讯。
书籍《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2007年7月，《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在美国洛杉矶华人书店开始发行。
延伸阅读
Calhoun, Craig. 1994.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avis, Deborah, and Ezra F. Vogel. eds. 1990. Chinese Society on the Eve of Tiananmen: The Impact of Reform.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Public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大卫‧艾克斯等着，1990，未完成的民主运动：Time杂志诠释的六四事件，谭克强等译。台北：时报。
季季主编，1989，鲜血流在花开的季节：六四历史的起诉书（1989）。台北：时报。
联合报编辑部编，1989，天安门1989。台北：联经。
Liu, Xinyong. 1996. University System and Campus Life: Prerequisites for Student Movem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h.D. diss., Syracuse University.
Weller, Robert. 1994. Resistance, Chaos, and Control in China: Taiping Rebels, Taiwanese Ghosts and Tiananme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战争机器搜索群编，1990，历史如何成为伤口？“六四”的非官方说法。台北：唐山。
Zhao, Dingxin. 1995. Reform and Discontent: The Causes of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Ph.D. diss., McGill University (Canada).
杨继绳，2004年11月初版，《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特区文化图书有限公司。ISBN 9626758031
邹谠，1994，《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张良（化名）编，2001年，《中国“六四”真相》，明镜出版社，ISBN 9628744364。英文版 The Tiananmen Papers，Little, Brown & Co 出版，ISBN 0316856932 。该书是据说偷运出中国的最高层文件档案复印件的收集整理，中文版的内容大约是英文版的三倍，声称是党政机关文件的原文，英文版额外加入注释。英文版编者Andrew J Nathan，Perry Link，Orville Schell，当时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系研究生主任，而且都有大量中国研究的著作。
六十四名香港记者编著，1989年9月初版，《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香港记者协会出版，无国际书号
陈炜恒著，八九民运回忆录，摘自澳门华侨报2006年6月1日至7月20日连载
人民日报缩印本（1989）
半月谈合订本（1989）
库恩，R.L.，(2004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六四诗集》，蒋品超主编，2007年5月博大出版社出版。
纪录片《天安门──六四事件》（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中国大陆出版物
《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04-002769-0 /Z.16
《70天大事记─胡耀邦病逝到赵紫阳解职》共青团北京市委 编，北京出版社1990年6月初版，ISBN 7-200-00991-1 /D.44
《1989'北京制止动乱 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 编，北京日报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ISBN 7-80502-339-5 /D.31
《维护宪法尊严 稳定国家大局》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89年7月初版，ISBN 7-80078-007-4 /D.07
《坚决攡护党中央决策 坚决镇压反革命暴乱》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ISBN 7-5065-1107-X /D.108
《中国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 张岂之、杨先材卷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7040091526
相关人物、组织
学生领袖
封从德，北大学生，北大筹委会常委、北高联主席，及绝食团和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
王丹，北大历史系本科生，在吾尔开希之后、柴玲之前领导北高联，他没有能够逃出大陆，所以被关坐牢
柴玲，北师大儿童心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绝食发起者之一，天安门广场绝食团、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
吾尔开希，北师大学生，绝食抗议期间曾与李鹏会面
郭海峰，北大学生，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创建者之一
赵长青，曾经担任外高联联络部的秘书长。
王有才
熊焱
周锋锁
张伯笠
中共领导
胡耀邦，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改革派代表人物，1989年4月病逝，全国举行悼念活动，成为六四导火线。
赵紫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对学生表达理解，反对以武力镇压，事后拒绝认错，被软禁至2005年逝世。
邓小平，当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是中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六四事件决策者。
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分管组织人事，是中国第二号领导人。六四时召开中顾委常委会，促成元老们同意镇压。
杨尚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曾提议与群众对话，他最终表明坚决支持邓小平。六四后曾劝说赵紫阳“认错”。
李鹏，时任国务院总理，保守派代表，亦有指他限制内部资讯，游说邓小平等下令军队镇压。[99]李鹏由于其姿态、言论，是六四过程中最被学生敌视的目标。六四后，他并未能继任赵紫阳的职务。[100]
袁木，时任国务院发言人，在六四后声称北京没有死过任何人，“袁木”二字在境外被一些人当成“谎言”的代名词。
陈希同，时任北京市市长，支持戒严及镇压等，1995年被控贪污四千万元人民币，判死缓。
万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六四前正出访加拿大，群众曾寄望他以法律凌驾中共元老会议的决策；多份资料均指万里在国外的发言引起邓小平疑虑，要求他先抵上海，查察其政治取向后终获准返京。[101][102]
江泽民，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六四后获邓小平信任，并接任党总书记一职。
朱镕基，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依次分别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总理。
温家宝，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陪同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慰问学生，经历三代中共总书记，其中两人被撤换，自身仕途未受影响，2003年出任国务院总理。
知识分子
侯德健，台湾校园民歌歌手，发起“六二绝食宣言”声言绝食72小时
北岛，诗人，多次联署要求中共实施政治改革。
严家其，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
戴晴 著名作家
刘晓波，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
王维林，1989年6月5日在长安街只身阻挡军队坦克的青年，后下落不明。
丁子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儿子蒋捷连遭戒严部队所杀，天安门母亲运动组织发起人
方励之，六四以后，被美国领事馆保护，最后抵达美国
其他人物
钦本立，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
薛飞，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播
杜宪，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主播
死者名单
详细名单：六四死难者名单，共186名。
蒋捷连 - 丁子霖教授之子，在前往天安门广场的路上被解放军枪杀。
周国聪 - 2007年其母获政府发放“困难补助”，虽然不是赔偿，却是中国官方第一次试图弥补六四造成的伤害。
刘国庚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在六四中死亡后获邓小平追授“共和国卫士”称号。
相关组织
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该组织成员所用）或“高自联”（中国政府所用）
北京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中央电视台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世界经济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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