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膽島（金門）上著名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標語，與廈門對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標語遙遙相望。
1980年代的台北站，車站前插滿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以及「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等標語。
要點
民族主義：反對列強的侵略，打倒與帝國主義相勾結之軍閥，求得國內各民族之平等。
民權主義：實行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歐美現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政權)以管理政府，政府則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試、監察五權(治權)以治理國家。其核心觀念強調直接民權與權能區分，亦即政府擁有治權，人民則擁有政權。
民生主義：其最重要之原則有兩個，一為平均地權（實行耕者有其田），二為節制資本（私人不能操縱國民生計）。
源流及演化
孫中山關於三民主義的書稿在民國11年陳炯明的部隊進攻廣州大總統府時失落，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會宣言〉（即《民報》發刊詞），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義」為題所作的16次講演的紀錄。
初期
同盟會的成立 民國前七年（乙巳年）春，總理由美赴歐，先後在巴黎、柏林宣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了解革命組織的團體，加入共有七十餘人。七月，總理返日，又以興中會為中心，把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和革命份子聯合一致，八月十二日，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總理為總理，並曾通過總章，發表宣言。 〈同盟會宣言〉的中心內容是四條綱領性的口號：「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這可以說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義的早期形態，前兩條即當時的民族主義，第三條即當時的民權主義，最後一條即當時的民生主義。 中華民國的名稱，也是同盟會成立時確定的。 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孫中山指出：「重新來研究國家的現狀，重新來解釋三民主義。」他從1月到同年8月，作了16次講演以闡發三民主義，由黃昌谷全程速記、翻譯。這是他一生宣講三民主義的最後、也是最有系統、最詳盡的篇章。
孫中山在多次講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領導的政黨和運動須達到三個目的：進行民族革命以實現民族主義，進行政治革命以實現民權主義，進行社會革命以實現民生主義，他又認為最後一個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實現，而避免一次革命。
孫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於廣州黃埔軍官學校開學典禮中，以三民主義為綱，對該校師生之訓詞，後來成為中華民國國歌。
1929年，在南京完工的中山陵，處在山頂最高峰的祭堂，有3個拱門，分別書寫著「民族」、「民權」、「民生」。
孫中山為黃埔軍校所寫訓詞開宗明義確立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
遷臺後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三民主義成為蔣中正威權體制下的「黨國意識型態」，高級中學及大學中列有三民主義課程，透過此一課程極力推展反共教育，建構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正統乃至民族道統的地位，大學及中央研究院在當時都設有三民主義研究所，並以「三民主義」、「國父思想」等不同名稱，列為大學聯考與國家考試的必考科目。在臺灣的地名、路名乃至各級學校校歌或多或少都能見到三民、民權、民生、民族等用語。
除了中華民國憲法外，在當時各類教育規章、課程目標都有貫徹三民主義一類文字。解除戒嚴及動員戡亂時期後，相關科目的授課內容逐漸改變，大學內相關課程則逐漸改為中華民國憲法課程，國家考試及大學入學考試則漸次縮減，甚至停考該科目。各三民主義研究所則改名或改組，例如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變更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
批評
三民主義的批評者眾多，他們認為孫文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東抄西湊，自相矛盾，思想極度混亂的產物。
1927年陳炯明所著的《中國統一芻議》提到：「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於國情亦未適合。（詳細批評，非本論範圍，但國民黨賢者，必知其說，不過頭上有偶像，不敢觸犯耳。如有馬定路德出於其黨，庶有中興之望）。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有何神聖而必強求青年，桎其心思，梏其趨步耶！」
民族主義
劉宗正批評孫中山有「大漢沙文主義」的思想，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是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藏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餘人。所以就大多數說 ，四萬萬中國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同一血統、同一語言文字，同一宗教、同一習慣，完全是一個民族。」（民族主義第一講）、「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民族主義第四講）[1]
孫中山講民族主義時，嚴厲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2]，他說中國不是人口過剩，而是人口沒有增加，「我們中國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沒有加多。以後一百年，若沒有振作之法，當然難得加多。……環看世界各國的情形，在美國增多十倍，俄國增多四倍，英國、日本增多三倍……我們中國卻仍然如故，或者甚至於減少。」「我們民族被世界各國人口增加的壓迫，不久就要滅亡，這是顯然可見的事。」
民權主義
權能區分
孫中山又常以諸葛亮與阿斗的故事說明「權能區分」的重要性[4][5]，「歐美現在實行民權，人民所持的態度，總是反抗政府，根本原因就是由於權和能照我所發明沒有分開。中國要不蹈歐美的覆轍，應該要照我所發明的學理，要把權和能劃分清楚。人民分開了權與能，才不致反對政府，政府才可以望發展。」[6]。這些理論的問題點在於孫中山混淆了歐美國家人民的權利（rights），政府的權力（authority），與施政的能力或才能（political ability），殊不知歐美的「阿斗」其實「權」與「能」都有，隨時有「能」，行使其「權」，以更換不適任的「諸葛亮」。最早指出孫文思想這個病理的是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後來他的學生宮澤俊義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評析》一書中指出，「現在歐美各民主國家，人民不但擁有孫文所稱的政權，同時有治權，政權與治權並不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他所稱的治權是人民的權力的本質，政權則是人民行使權力的方法。」[7]
西方對三權的集中已非常害怕，孫文卻只怕不是「萬能政府」。他認為可以用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來防止萬能政府變成獨裁政府。罷免、創制、複決等權利是理論可行，實際上不易實行的。若是罷免的條件訂的很苛，則等於沒有罷免權，如果訂得很寬鬆，則時時在罷免，民代惶惶不可終日，根本無法專心行使立法權。
國民大會
孫文發明權能區分，一方面設國民大會為政權機關，一方面設五院為治權機關，偏偏在五院之上又設立總統理治權，如此一來，孫文對共產制度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又只引用了一半。這種情況下，國民大會變得很複雜，國民大會若是完全按共產制度來實行，運作的程序，優點和缺點很清楚。但是，在國民大會外另社總統，情況就複雜了。本來，五院是直接歸國民大會管理監督，現在不然，五院分工合作，其上設總統，總統又不具權力指揮五院，只能調停。……一九四六年的政治協商時，張君勱拿出三權憲法，要求國民大會無形化，其權力只剩選舉、罷免總統、副總統，修改憲法，複決立法院所提的憲法修正案…等等。然而，這些權力除選、罷免總統和副總統之外，其他的權力又都受到種種限制，所以，國民大會的定位就不清楚。
五權分立
孫文採取三權，確認為不好，自己再加上考試、監察兩權，成五權，更重要的是，孫文不採取西方「性惡論」的思想，卻採取「性善論」，讓五權分工合作，造就一個萬能政府，把以性惡哲學為基礎的法律、政治價值觀，一變成以性善為基礎的憲政思想，這種轉變是何等的巨大，整個憲政的架構和運作不同，甚至目標也不同。
考試制度
考試院行使考試權，但考用不能合一，因為它沒有行政權。甚至，連到考多少人都不曉得。所以，後來就陳倉暗渡，在行政院下設人事行政局，當時設立這機構是黑機關，所以就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加以合法化，但臨時條款廢除以後，人事行政局又成為黑機關，政府又將它放在《國安三法》中夾帶過關
監察制度
台灣憲法專家李鴻禧指出「國父孫文發明了監察制度，將屬於立法權中的彈劾權分離出來，另外成立監察院。在國外，彈劾權是國會兩院制的國家才具有的，由下議院提出彈劾，上議院來審判。但是在我國：當監察院提出彈劾後，卻沒有國會可以審判，結果就將它放到司法院，在其下設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由監察院提起彈劾，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判，這是違背法學、政治學學理的笑話。彈劾是追究政治責任，不是追究法律責任。誰才能追究政治責任呢？一定是民意代表。所以，將監察院改成目前的準司法機關已是大笑話，因為有權追究公務員政治責任的人，一定是人民以及他們所選的民意代表，但現在監察院不是民意代表，居然能代表民意來追究行政機關人員的責任，這些人何德何能？而且司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裡的成員又是輪調、派任的法官擔任，這些人又不是民意代表，他們又何德何能來審判公務人員是否有行政責任？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臺灣未來在司法改革上重新規劃，整個司法問題才能有比較好的解決」[12]。
民生主義
土地矛盾
在漲價歸公方面，孫中山以為「地主如果以多報少，他一定怕政府要照價收買，吃地價的虧；如果以少報多，他又怕政府要照價抽稅，吃重稅的虧。在利害兩方面互相比較，他一定不情願多報，也不情願少報，要定一個折中的價值，把實在的市價報告到政府。」[13]此一理論的問題在於如果地主永遠不賣土地，沒有買賣的行爲，漲價歸公便無從實施。孫中山的「漲價歸公」理念是來自於美國經濟學家亨利·喬治於1879年出版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人人都有使用土地的平等權利，正如人人都有呼吸空氣的平等權利一樣。」，張五常認為亨利·喬治的「漲價歸公」理論是「閉門造車」，對經濟學一竅不通。
國營效率
節制私人資本，發達國家資本，台灣早期大量的國營事業，如：台鹽、台肥、台鐵、菸酒公賣局、郵局、中華電信等企業賺取大量的費用但是服務品質也不見提升，原因就是沒有競爭，自從開放民營競爭以後品質才略有改善。
共產色彩
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思想，本具有濃烈的社會主義色彩，例如他在民生主義第二講便提到「...民生主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主張民生主義的人應該要細心去研究的。」「共產主義既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為什麼國民黨員要去反對共產黨員呢？這個原因，或者是由於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嘗有反對三民主義之言論，所以激成國民黨之反感。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得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所以我們決不能夠以共產黨員個人不好的行為，便拿他們來做標準去反對共產黨。」但因國民黨政府遷台之後，力行反共產主義、反社會主義的國家政策，雖然打著是發揚、擁護三民主義的旗號，對其中左傾的部份，採取模糊帶過的方式，使民生主義真正的精神，反而更顯得模糊不清。
注釋
^ 劉宗正：〈孫中山的聯邦思想〉
^ 今日法國「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薩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經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0頁）
^ 《孫中山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3頁
^ 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權的。阿斗本是無能，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夠治理。（民權主義第五講）
^ 孫中山在民權主義的演講中，很喜歡用堯舜、秦王朝、義和團、太平天國與三國演義的例子，來闡述民權，例如，他說「我們可以拿《三國演義》來證明，譬如諸葛亮是有才學的，很有能幹的。」；他應該用西方民主的經典文獻，來闡述民主與民權等思想，例如，《五月花號公約》、美國《獨立宣言》、林肯《蓋茨堡演講》等，如此才有可能將這些概念，講得透徹。用專制時代的概念與例子，來解說現代民主與民權思想，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劉宗正：〈孫中山的聯邦思想〉）
^ 《國父遺教》1960，281頁
^ 《憲法教室》，頁208至211
^ 《憲法教室》頁211至212
^ 《憲法教室》頁215至217
^ 《憲法教室》頁211至212
^ 《憲法教室》，頁212至215
^ 《憲法教室》
^ 《國父遺教》1960，3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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