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17日星期六

中共政權崩潰的概率

張軼東

  民主與專制的決戰
  在任何一場戰爭中,交戰雙方都是因為擁有一定的「勝數」才敢打的。而這種「勝數」往往分為短期因素和長期因素兩種。戰爭結果往往是擁有較多長期因素的一方獲勝。現在中國民主與專制之間二○○九年的決戰實際上已經開始,我們就不妨羅列一下民主與專制之間勝數的對比如何:

  中共一黨專政制度方面目前擁有的勝數似乎是:憲法(規定中共領導)+金錢+官僚系統+軍警+信息封鎖+鎮壓經驗+……然而這些都是短期因素,看不出中共擁有什麼長期因素。

  民主一方擁有的勝數則是:人心所向+世界歷史趨勢+過渡政府+《○八憲章》+……這些因素中前兩個屬於長期因素,後兩個則屬於短期因素。

  中國民主與專制之間早在一九八九年就較量過一次。那一次是民主一方失敗了。那次失敗的原因很明顯,而現在就大大不同了:其一,那一次只是學生運動,沒有提出明確的政治目標,廣大人民並沒有充分地動作起來。今天呢?二○○六年我還在中國大陸,一次閒談中我說中共已經失去百分之六十的民心。當時朋友們就說我估計得保守了,中共失去的民心應在百分之七十──八十以上。就算我那時估計得符合當時的實際,那末從二○○六年到二○○九年間,中共失去的民心是增加了還是下降了呢?顯然是增加了,而且應該是大大地(不用事實證明)增加了。不論是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還是百分之九十,反正大陸十三億人民從內心裡是已經拋棄中共了。其二,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正好發生在東歐巨變之前。那時中共還有所謂「國際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依託。現在這一切都沒有了。現在同樣為華人的台灣實現了民主,美國選出了黑人總統。世界上只剩下孤零零的以中共為首的十多個專制國家(共產黨式的和非共產黨式的),成為全世界走向民主和全球化的絆腳石。

  民主一方的優勢

  僅以上兩個長期因素就顯示出在當前的「民專決戰」中,民主一方的優勢是明顯的。然而和一九八九年的那一次較量比,後兩個因素(過渡政府和《○八憲章》)也是不容忽視的。有的人會嘲笑說,過渡政府一無所有,而且常常犯錯誤(不像中共那樣有近一百年的鬥爭經驗),而《○八憲章》一紙空文,只是一些溫和派文人搞出來的玩意兒等等。但要知道,和一九八九年比較起來,有這兩個玩意兒與沒有這兩個玩意兒可是大不一樣的。過渡政府像是一根旗杆,《○八憲章》像是掛在這旗杆上的一面旗幟。這面旗幟一旦豎起來,十三億人民中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到這面旗幟之下。不僅如此,《○八憲章》還起著一種照妖鏡的作用。因為中共必然要迴避它,打壓它,反而把自已的醜惡嘴臉暴露出來。

  中共一方的陣容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一看中共一方的陣容:從表面上看,中共的權力系統的確像是一座金碧輝煌的大樓。這座大樓可分為三層:最頂尖的一層是權貴集團,大約只有五百多家和五千多人。中間的一層是中下級貪官污吏。最下層則是公務員和軍警。這座大樓的地基是什麼呢?就是十三億人民,工農商學兵都有。這?一來,就可以看出兩個問題。其一是「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十三億人民為受到剝削與壓迫不斷地反抗,即這座大樓腳下不斷地「地震」,只不過目前還沒有發生五級以上的地震而已。其二是這座大樓雖然表面上金碧輝煌,但是由於腐敗,它的牆和柱子都腐爛了。一旦發生五級以上地震和大風暴,它能「巍然屹立」嗎?而在二○○九年裡,大地震和暴風雨同時發生的契機(四二五,五四和六四等)不少。那時中共大樓的這三層將受到什麼樣的動盪呢?

  權貴集團雖有派系之間的內鬥,但是在死抓政權不放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他們中間不可能出現戈爾巴喬夫或葉利欽,他們決不會和民主一方「談判」。不過打倒他們不等於打倒共產黨(要的只是結束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制度)。因此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似乎並不策略。如果把矛頭指向那些罪大惡極、人人喊打的人,警察不見得馬上抓你,因為你反對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個人。但這樣權勢集團的人都會感到心驚膽戰,大量出逃,促成中共政權體系的自我瓦解。

  大樓中間的一層,即中下層中的「裸官」們,一看權勢集團的人大量出逃,自己也會紛紛出逃的。不要在國際機場等處堵截他們。這樣他們「困獸猶鬥」,反而推遲民主的勝利。將來通過外交途徑和他們算賬就是了。地方「裸官」逃走後,各地各級的過渡政府就可以和留下的官員談判成立臨時政府的問題。估計只要有成百的市縣一級(也可能有個別省一級的)臨時政府成立,則全國的形勢就初步確定了。

  新「武昌起義」何時爆發?

  大樓下面的一層,公務員和軍警,是中共最後的依靠力量。這兩年來中共不斷注意加強對他們的「思想工作」(即在任何情況下都執行中共的命令,包括向人民群眾開槍)。但是與二○○七以及二○○八年相比,現在中共動用軍警防範人民反抗的效應就成問題了。因為在二○○七年召開中共十七大和二○○八年舉行奧運時,中共需要戒備的只是一個北京市,甚至只是一個人大會堂和奧運場館,而且防護的時間只是那麼一個月左右。但是到二○○九年,中共自己承認是群體事件多發年。但是天知道新的「武昌起義」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民主一方也無法預料)爆發呢?那末他們如何戒備呢?在全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每一尺地面上,從二○○九年一月一日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每天二十四小時嗎?軍警(還有一些公務員)從二○○七年起已經疲憊不堪了。雖說他們長工資了(據說一名警官月薪約三千元人民幣),還可以敲詐勒索和白吃白拿。但他們知道那畢竟不是致富之道,也不是長久之計。平時他們可以奉命對於上訪人群棍棒打皮鞋踢,但是真到人民群眾和他們對壘時,他們真的敢向人民群眾開槍嗎?他們不能逃往國外,誰不想為自己和家屬留一條後路呢?何況過渡政府已發出第三號令,宣佈士兵們可以調轉槍口擊斃逼迫他們向人民群眾開槍的長官呢。

  中共崩潰的概率是多少?

  於是我們可以用數學科學中的概率理論來推算:到底在二○○九年內中共政權崩潰的概率應該是百分之幾呢?從以上分析來看,不下於百分之五十。或者謹慎一點說,在百分之五十上下吧!但不會「下」得太多,總不會「下」到百分之四十!那?,這個概率怎?能從百分之五十上升到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九十,最後實現中共政權的瓦解?這就需要看「人謀」了。如果說楊佳是「民專決戰」的第一位英雄(有如希臘神話中的丹柯),劉曉波是第二位英雄,那?第三位將是誰?可能是二十一世紀的孫中山先生快要出現?也可能是新的「漢初三傑」(張良、蕭何和韓信)將要出現。總之現在需要有一方面是眾望所歸的領袖,另一方面是能「運籌帷幄」的將才。時勢造英雄,二○○九年對於中國來說,可能將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年頭。

  在世界歷史上曾經有過一種現象:人們感到這個國家的發展趨勢可能導致某種巨變。例如法國大革命前連鄉村老太太都曾感覺到,但他們不會想像這巨變會來得這?快。中共統治六十年來,對於人民的「折騰」,較之於法國皇帝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之間對於法國人民的「折騰」有過之而無不及。現在在中國,許多人已有巨變將來的預感。

二○○九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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