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意識形態危機

（大陸）
何嘉峪

　　第三次危機的信號
　　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喧鬧，因全球金融危機的襲來也因新的一年開始，歸於寂靜。然而，從二○○六年以來發生的第三次意識形態危機卻沒有消失，預計它將對「下一個三十年」至少是中共十八大期間（二○一二至二○一七）產生重大影響，或將成為促使中共內部明顯分化的一個主要動力源。

　　目前，胡溫政權迫於國內政治前景的不確定性和以中法關係為焦點的中歐關係惡化，不得不收緊意識形態尺度。拘捕著名的異議思想家劉曉波，可以說是第三次危機的一個信號。民間自由力量的政治改革訴求通過《零八憲章》的表達，不止是在國體方面的變化如要求轉化為中華聯邦，而是要徹底消除阻攔一百五十年來中國現代化的政治癥結。但是，懼於第三次危機的顯性化，胡溫拒不作出讓步。

　　三十年間，平均十年一次危機

　　第一次危機發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其發生機制源於知識精英階層對受迫害歷史的倫理反思，即「傷痕文學」導致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下令軍隊開槍平息天安門廣場的政治抗議及其模糊的民主訴求。但是，危機並沒有因為武力鎮壓而消失，反而為社會整體醒悟做了鋪墊。流亡群體自覺地構建了一個思想資源庫，儘管它並不十分緊密、理論還有待完善，但它的確提供了「民主就是宗教」或曰「民主是中國社會最好的宗教」的價值體系。這樣的話語構建也迫使中共轉過頭來和民間民主力量爭奪民主的話語權，形成了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政治文化奇觀。

　　第二次危機發生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後期，中共意識形態向民族主義退守的信號引發了本土宗教復興，法輪功信仰體系憑藉強大的傳統力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意識形態體系。江澤民惶恐不已，迅速將該信仰體系定性為非法而進行政治迫害，而後波及到外來宗教（如基督教家庭教會）。同樣，這次大規模的鎮壓不但沒有消滅危機，反而使宗教問題成為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個話題。經過近十年的堅守，法輪功贏得了體制外知識精英的態度轉變，由同情與批判轉向欣賞與贊同。外來宗教借助中共集中力量對付法輪功的機會得到了最大化的發展空間，僅僅是基督教新教家庭教會成員就超過了一千萬人。

　　中共對前兩次危機的處理失當，一方面使自己的意識形態危機應對機制落後的情況暴露無遺，另一方面也為中國的政治文明建設留下了巨大的負資產。因此，繼續發生第三次危機並不足為怪，直至導致本身「巨靈」體的解構。

　　利益枯竭，中產階級的危機

　　第一次危機發生在知識精英群體，居於社會分層的高端；第二次危機發生在底層社會，具有強烈的大眾化色彩；發生在二○○六年以來的第三次危機則是以中產階級的利益枯竭為特徵。中共與中產階級之間有一條未形成憲法條文的契約：中共為精英階級（特別是城市中產階級）提供經濟增長、社會繁榮和發展機會，城市中產階級反過來接受一黨專制的統治並為其合法性進行「現身說法」。然而，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效用到了極限之後，中產階級普遍陷入惶恐之中，其自殺率在社會分層中偏高是為最強烈的信號。另一方面，中產階級利益的道德性始終是底層社會的疑問點，因此，第三次危機的出現更進一步地加深了社會分裂的程度。

　　潛在的中產階級受到危機的威脅最大。二○○六年以來，中國大學生的就業率直線下滑，從二○○六年百分之三十五的「勉強過關」跌到二○○八年百分之十二的「慘不忍睹」。無業可就的大學生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中共黨員，僅就二○○八年五百六十萬的畢業數量看，就有一百六十餘萬身為中共黨員的大學畢業生無法就業。中共與大學生這個潛在中產階級群體的利益交換原則是：中共為拉攏大學生主動發放給他們入場券，大學生許諾用忠誠回報中共，以個人自由與經濟自由的旗號來替換政治自由的訴求。

　　社會公眾幾乎無法理解「學生密探」現象，特別是「學生舉報老師」的政治性舉動，認為這一方面不利於傳統文化中師道尊嚴的價值觀念的恢復，另一方面使學生喪失了自由激辯的能力。如果把這類事件放在中共與中產階級的交換條件下來理解，則能說明密探與舉報行為絕不是「幼稚的舉動」。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中產階級新勢力在未形成之際就發生了人格分裂，這不能不說是中國社會的巨大悲劇。大學生就業率低下以及自身素質偏低將加劇這一危機。

　　弒母現象，校園暴力向家庭反滲

　　中共照搬蘇聯政教合一模式，在延安整風時期就小試牛刀，到掌握政權後更是大力發揮政教威力。時至今日，雖然蘇聯本身完全失敗，但是中共在意識形態退守之際還試圖以威權主義來統攝社會思想的生產線。實踐證明，意識形態從娃娃抓起的做法並沒有得到相應的回報。其危機性後果之一就是「或可利用的民族主義情緒」具有巨大的內在危險性，不排除中產階級在利益枯竭後主動挑起社會衝突的可能性。

　　意識形態灌輸的失敗是由於學校教育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武斷割裂，也是由於意識形態傳導載體（所謂教師隊伍）的本身利益主張的明朗化以及收入博取的非道德化。再者，網絡的海量信息對中小學生的影響遠遠超過課本信息，教師「教人教不了心」的狀態將繼續存在下去。其實，學生群體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背叛從世紀之交就開始明顯化，進行專門調查的學者稱之為「哈狗幫現象」。哈狗幫的特徵是使用髒話唱歌，表達他們對課業壓力、教師不尊重學生等現狀的不滿。即便是沒有髒話，也會對易於記清的課文作出「改版」，如唐詩《春曉》最後兩句被改成「夜來大狗熊，誰也跑不了」。

　　校園暴力及青少年黑幫對學校的影響已經十分明顯，而校園暴力曾經是中共宣傳系統詆毀西方教育制度的一個靶子。中國中小學校園暴力不僅存在於教育質量頗高的名校，在大學裡也頻頻出現，後者可以說是對前者不自覺的繼承。校園暴力的本質是一種壓力反彈，這種反彈當然會涉及給學生施壓的家庭，而家庭受害者絕大多數是女性家長──專家稱之為「弒母現象」。二○○八年十一月中旬，新疆石河子市一位初中女生以五百元的價格僱傭同班男生殺死在自己心中失去應有地位的母親，此事件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此前類似的重大事件已發生數起。這類事件說明意識形態危機將邏輯地導致暴力行為。以中國歷史為鑒，一旦零星暴力有針對性地對準社會弱勢，那麼大規模的社會暴力也將會在偶然的時機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