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周年慶典」應改國名

（大陸）
朱家台

　　李長春講話有深意？
　　當「六十周年國慶」逼近時，中國國號名實不符尤顯突出。

　　二○○九年一月六日，大陸各報都在顯要版面發佈一個重要消息：《切實做好慶祝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宣傳工作》──李長春在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強調，切實做好慶祝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宣傳工作的關鍵，是大力唱響共產黨好……這一信息看似簡單，其實內含「國慶六十周年慶典應改國名」之深意。

　　這則新聞全文皆以「新中國」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可見並非只是為了省略標題字數，其大有邏輯根據──它明確示意：慶祝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宣傳工作只能宣傳共產黨好，不得提及其它黨派。既然功勞只歸功於一個黨，自然意味這個國家只是一黨專政。「黨天下」當然不必稱共和。

　　或曰，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的疏忽？不，即便這是「口誤」，按弗洛伊德心理學，「口誤」往往代表內心隱秘，它其實深刻地反映了中共領導核心從心底完全遺忘了「共和國」原則。

　　什麼叫「共和」？有中西兩種解釋，兩種傳統。

　　中國傳統的與西方的兩種共和

　　中國文化最早表述「共和」，是司馬遷的《史記?周本紀》。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周厲王以殺戮禁止國人批評朝政，被百姓造反逼出宮逃到彘後，召（音邵）公與周公二相國一起代行國政，這一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共和行政」，僅僅十四年。公元前八百二十八年，得知厲王死於彘地，二輔相就一塊兒扶立厲王之太子靜為王，結束「共和行政」，還政於宣王。

　　由此可知，中國傳統的共和精神，只是暫時罷免專制暴君的權宜之計，是在暴君暫時離位，新君一時難繼的情形下，由兩個平級的輔臣共同執政。簡而言之，中國式共和只是由一人專政變為兩人共同執政。這種共和並不想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過想「修明政事，師法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之遺風」，將霸道改革為王道的模樣而已。所以周代的「共和行政」，最終必然產生昏庸無道的宣王、幽王，讓八百年周鼎易為秦宮。

　　至於西方現代「共和」原則，則是以多黨輪流執政，多黨監督行政，權力來源於民主選舉之憲政，而非君授黨傳的「權源在上」。

　　今日用這中西兩種共和精神檢驗「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質，可見，六十年來，神州從無現代共和之民主──中國大陸從來沒有真正的多黨制民主，沒有三權分立。一定要勉強算起來，也只有短短十七年兩次接近「華夏古代共和制」。

　　兩人說了算和乾綱獨斷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可說是一個「七年共和」期：毛澤東在開國時迫於形勢，策略性地接受了多黨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一些民主原則，允許了幾個民主黨派成員當國家副主席和政府內閣部長。但一旦權力鞏固，就翻臉不認賬，一九五七年一舉撕毀共和協議，以「反右」運動逼民主黨派完全退出政府和監督，其復辟獨裁專制在文革十年達到空前絕後之高峰。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一年裡，中國只是中共一黨的黨天下，沒有一絲共和。

　　一九七八年中共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像召公與周公藉百姓之力趕走周厲王一樣，鄧小平與陳雲藉「民主牆」逼退中央主席華國鋒，虛立胡（耀邦）、趙（紫陽），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鄧、陳「共和行政」。而一九八九年二元老交權新君江澤民，中共又由「兩人說了算」回到一人「乾綱獨斷」。江澤民、胡錦濤兩代新君執政二十年，也恰如周宣王、周幽王，陶醉於酒池肉林、竭澤而漁之腐敗，沾沾自喜曰「三個代表」；以拒諫鉗口、謊言瀰天為「和諧」，自我加冕「科學發展」，終於讓中國人的精神家園與生態環境「層林盡污」，「三川竭，岐山崩」，「禍成矣，可奈何」！

　　一黨之國豈可妄稱「人民共和」

　　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國大陸，漫漫六十年，除了有十七年中國傳統式假共和，沒有一年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共生之共和。如此一黨之國，豈可妄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如何能進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周年大慶？

　　可喜李長春以「新中國」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算得「盜亦有道」，良心尚存一句實話。

　　但願更上一層樓，乾脆來一個建議，在二○○九年十月一日國慶大典上，公開摒去「中華人民共和國」虛名，改號「新中國」──新不一定勝舊。什麼時候中國真正有了三權分立的憲政機制，再恢復「共和國」尊號。

　　如此實事求是，必然有助於國人自知之明，催促臥薪嘗膽，早日真正共和。

二○○九年一月七日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