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料想到，大煞風景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給這「喜慶」的氣氛潑了一大盆冷水。它不光讓「中國造」的假貨排行榜上又添一筆可恥的記錄，而且引發了更大更深的誠信危機：「民以食為天」，在中國，能夠放心吃下去的東西還剩下多少？
現在，當中共建政五十九周年之際，我們不得不回顧一下這個黨的治國方略了。
毛澤東的統治術，可以說是「鬥爭絕對化，貧窮普遍化」，結果鬥得雞飛狗跳，民窮財盡，瀕臨亡黨亡國的險境。鄧小平比毛澤東高明之處，是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代替「貧窮普遍化」，但在政治上堅持一黨專政如故，堅持「鬥爭絕對化」如故。只是「毛式鬥爭」已遭普遍唾棄，鄧本人也缺乏毛那種「運動群眾」的本領和威望，所以不可能無休止地發動大規規的群眾性政治鬥爭運動，而只能靠軍警特務的恐怖統治和秘密鎮壓了。
鄧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際上也就是允許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上自由發展。這種「改革開放」政策之所以成功，並不是因為中共「做」了什麼了不起的好事，而是因為它在經濟上放鬆了控制，也就是不再繼續做束縛經濟發展的蠢事了。這樣一來，中國經濟確實有了很大的發展，三十年來，全國大多數居民都達到溫飽的水平。
其實這種統治術，無非是《老子》所說的「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這是一種典型的愚民政策：把老百姓餵得飽飽的（實其腹），使他們四肢發達（強其骨），頭腦簡單（虛其心），人人膽小怕事，甘當順民（弱其志）。這不正是一切專制統治者所嚮往的「太平盛世」（即中共所謂的「和諧社會」）嗎？
可惜老子這種「聖人治國」的理想，在他那個時代都未曾實現過，更不要說今天這個自由民主大潮下的信息時代了。即使市場經濟本身，也必須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為條件，否則便不可能有健全的市場經濟。三鹿毒奶粉事件正好從反面証明了這一點。如果這個政府是人民授權的，它能這樣腐敗嗎？（國家質檢總局對三鹿產品實行「免檢」。）如果中國有新聞自由，毒奶粉事件能被當局封鎖幾個月以致讓它肆意毒害兒童嗎？（這次毒奶粉的曝光，還多虧新西蘭總理的外力推動！）
中共用「虛其心，實其腹」的政策治理國家，並一貫用「生存權」來搪塞世界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指責。如今毒奶粉事件已經把這條國策的真相戳穿了。
由於毒奶粉扯出了各種奶製品的問題，進一步又引發了人們對其他食品被污染的回憶和對更多食品的懷疑，以致使早已瀰漫的誠信危機進一步擴大，因為人們簡直對各種食品都存有戒心：「這東西能吃嗎？」當許多人對食品都望而生畏的時候，這日子還能過得下去嗎？社會能穩定嗎？
當然，高層是沒有這種憂愁的，因為他們有「特供」。用中央國家機關食品特供中心主任祝?蘭今年八月十八日的話來說，「我們臻選中央國家機關特供產品條件非常嚴格」，「在生產加工過程中，不使用化肥、農?、生長激素，無污染，不使用化學添加劑、防腐劑，不使用基因工程技術，並經過有機食品認証機構認証。」（見九月二十日博訊新聞）其實對領導幹部的「特供」，中共一進北京就開始了。這種特權制度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的資格都老些。
你看這個「人民政府」對領導的關心是多?無微不至！為了這些老爺們的健康長壽，除了在醫院專門開設高幹門診高幹病房，供應高幹「特需」用?之外，還專門給他們生產「特供」食品！至於「情為民所繫」的老百姓，只要能填飽肚子（「實其腹」）就行了。
難道中南海袞袞諸公不知道這種「餵牲口」式的「實其腹」政策之下，民眾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嗎？其實他們心裡清清楚楚，只是不把人民的生死放在眼裡罷了。如果不然，為什麼他們為參加北京奧運的各國運動員專門生產「奧運?」「奧運菜」，其安全可靠程度可以和「特供」相媲美？這就足以証明：他們明明知道自己統治下的中國，老百姓已經難以吃到放心食品了。
統治中國五十九年，把中國治理成這個樣子，能用五十一塊奧運金牌和「鳥巢」以及「神舟七號」來掩飾嗎？
當然，善於「大抓」的中共，一定會「領導動手」，「大抓」一下食品安全問題，並會拋出幾個官員抵罪，以便平息民憤。但這不過是經常上演的又一場鬧劇而已。毒奶粉事件不過是遍及全社會的誠信危機的局部表現。捨本逐末就能解決問題嗎？
在中共黨史中，黨魁在眾人面前訓人、?人的紀錄很少，但不是沒有。第一個共產黨領袖陳獨秀「動輒拍桌子?人」（李達語）。毛澤東有在會場上潑婦?街式辱?梁漱溟的劣跡（見《毛選》）。鄧小平當眾攻訐耿?、黃華「胡說八道」。江澤民抨彈香港記者「Too simple」（太幼稚）。比起來，胡錦濤似乎較有涵養，只是在發生「重大生產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特別是「毒奶事件」之後，有點沉不住氣，當著眾高官斥責「一些幹部」「對群眾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香港傳媒用「發?」一詞形容當時胡的語調，但「發?」離「?」是有點距離的。
不過，「麻木不仁」的語境深度不足。對群眾生死攸關的問題漠不關心，豈止麻木不仁，簡直是缺乏良心了。什麼叫缺乏良心？對於做官的來說，就是心裡少了一個「人」字，又少了一個「民」字。
為什麼那麼多（不是「一些」）當官的缺乏良心呢？這與個人品德修養、道德修養、學問修養的闕如或不足有關。這是主觀因素，還有客觀因素，就是社會風氣、社會制度，特別是政治制度。現在大陸社會制度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人民無權，百官稱帝，法治不存，對官員、官府的監察、監督紙上談兵，整個官場陷入權錢至上、混亂無序、道德淪喪、正確的價值觀喪失的污泥濁水中，一如韓非子說的：「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奔車、覆舟指混亂、無法、無序，仲尼──孔子，伯夷被尊為賢者）。」
對沒有良心而犯有罪行或對群眾生死攸關的問題漠不關心的官吏，是應當予以懲處或譴責的。但位居其上的領導者要不要負責呢？以毒奶事件來說，自上而下監管食品安全的高官當然責無旁貸。黨總書記可說沒有直接責任，但導致下級有關官員失職、瀆職乃至涉及官商勾結的客觀因素──缺乏社會監督機制，和黨組織、總書記的思想意識理念是不可分的。胡錦濤指責眾官「對群眾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但全國人民以至地球村人都痛感或認知，由於人民群眾缺乏言論自由、輿論自由，他們在官威之下受苦受難，難以發聲，上訪受限，哭訴無門。胡總對此，是否也是置若罔聞？是否也是麻木不仁？是否也沒有意識到「內心法庭的存在」（德國哲學家康德語）？
我們認為，胡錦濤應該自問，應該自省，應該自責。
中國共產黨有一個極惡劣的傳統，就是黨的最高領導人做錯了事，甚至做錯了致幾千人、幾萬人以至近億人於死地的事，也不認錯。毛鄧江都是錯而不認、錯而不改的頑固派。他們的罪惡史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暴君的逞兇紀錄。胡錦濤能否突破這個壞傳統，向天下人自白：走自己的路──把中共掠奪了五十九年的人民合法權利（目前至關重要的是言論自由、輿論自由）還給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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