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不惜代價」的中國向何處去？

（加拿大）
吳國光

　　作者按：今年夏天在北京，一位新聞工作者找我聊了一個很長的下午，基本上圍繞改革三十年這樣一個話題展開。最近他送來了談話的整理稿。我問他是否準備在大陸找地方發表，他說那是不可能的。在海外發表，他也有些擔心，囑我隱去他的名字。我於是揀了一個筆畫極簡單的姓氏（「丁」）作為他的代號，而「吳」當然是我本人。現在把這篇拉拉雜雜的談話公開，期為國人思考民族命運提供一點可供批評的線索。
　　談話很長。為了閱讀的方便，我在校訂的時候加了小標題。另外，這裡並試圖作一個簡單的撮要：毛之後的中國，經過了兩場十年改革，即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第一場十年改革，和一九九二年到二○○一年的第二場十年改革。到二○○一年，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中國的改革已經終結。改革形成了新的政治經濟制度安排，其特點是兩個「不惜代價」的制度化、常規化和道德化，即不惜代價推進經濟發展，不惜代價維持政治穩定。在這樣的制度下，改革之後的中國，是社會矛盾普遍、持續緊張的中國。社會矛盾的高漲，促使「兩個不惜代價」相互之間發生了深刻矛盾，即經濟發展的代價轉過來影響政治穩定。當局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和解決，是在維持政治穩定的目標下實行的，也就是在維護一黨專制的政治框架內展開的，而不是著力於變革這種「兩個不惜代價」的制度。中國的政治發展前景，決定於民眾對於這一制度的忍受限度，那也就是第三個「不惜代價」是否出現，即民眾會不會「不惜代價」爭取自身權利和利益。

　　下面是談話記錄的全文。

　　二○○一，中國改革的終結

　　丁：到今年年底，中國改革就進行了三十年了。您作為中國改革的參與者，也是研究中國政治的專家，有些什麼看法？

　　吳：說改革三十年，這其實是個大概的說法。過去三十年，是不是一直在搞改革，這三十年是不是都屬於所謂改革年代，我認為是必須討論和推敲的。我覺得，很難說一九七零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是一直持續到現在的。這是我的一個基本看法。

　　丁：您的意思是不是，改革的定義需要重新思考？什麼是改革，也需要重新界定？

　　吳：應該說不是一個定義問題。中國改革是一個客觀的歷史進程，它自己已經定義了自己。我們不能設想一個理想的「改革」概念，來把中國改革的現實套進去。我覺得，我們應該從中國改革的歷史實踐出發來討論改革。自從毛後時代中國開始改革以來，特別是在八十年代，某種程度上也在九十年代，甚至直到今天也還有少數的一些人，一直都有那麼一種強烈的傾向，就是覺得現實的改革有其缺失，或者不足，希望現實的改革能夠發展為符合他們那種理念的比較全面、完美的改革。這種態度不是沒有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中國社會進步。但是，三十年過去了，對於這種態度，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說，這種一廂情願的所謂「理想主義」改革觀應該清醒一下了。中國的改革已經是一個完成時的歷史事件。按照黑格爾喜歡的說法，密納發的貓頭鷹總在黃昏才會起飛。就是說，人們的智慧，是在歷史實踐已經完成之後經過反省而得到的。我的意思是，現在我們對於改革的認識，應該比較實際、比較有智慧，而不單單是那種有理想、乃至烏托邦的看法了。

　　丁：你不會認為中國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了吧？

　　吳：您的質疑很對。我們的語言中有很多陷阱，我要小心一點兒才能真正釐清我的意思。這麼說吧：第一，我認為中國的改革早就終結了。這個結論，我在二○○二年夏天就公開提了出來，文章發表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雜誌上。第二，這意味著，今天的中國，並沒有在進行什麼實質性的改革了，毛後時代的那種特定意義上的「改革」早就壽終正寢。不能說改革已經完成，我是說改革已經結束；不能說改革實現了自己的歷史任務，我是說改革已經走入歷史。簡單地說，這就是我的「改革終結論」。

　　丁：六年前你就認為中國的改革已經結束。為什麼是在六年前呢？

　　吳：我是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改革終結的標誌性事件的。中國是二○○一年十二月正式加入世貿的。為什麼以這個來作為標誌性的事件呢？這就要看中國改革的內容是什麼。我們看到，一九七零年代後期開始的中國改革，基本內容就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在我看來，這場規模巨大的轉軌，主要包含四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就是市場化（marketization），主要體現為以價格改革為代表的改革內容，把以前國家管起來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來決定。這個方面的內容，大體上在九十年代中期就結束了。一九七九年的時候，百分之九十七的產品，它們的價格是國家計劃來確定的；到一九九三年、九四年，就正好打了一個顛倒，百分之九十七的商品的價格是由市場決定的。剩下的百分之三呢，直到今天，也還是由國家控制。那就是說，在這個意義上，在九十年代中期，價格改革已經結束了，市場已經代替國家計劃成為經濟活動的基本機制。

　　第二呢，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準確地說是所有權的改革。改革之前，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這樣兩種形式的公有制，在工業企業，佔到百分之百。到九十年代後期，這個比重降到了不到百分之三十。重要的是，在那之後，這個比例就一直沒有什麼改變了。也就是說，到九十年代中後期，中國改革中所有權改革的這一塊，已經達到了一個階段，在這個新階段上各種所有制之間的大體比例基本穩固了下來，下一步就沒有什麼重大的所有權改革了。

　　改革的第三個方面，是經濟管理制度的改革。這個方面，我認為，可以用權力下放或者「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來概括。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權力下放首先涉及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即經濟管理的權限往地方轉移；同時也涉及國家和企業之間的關係，因為在很長時間裡國有企業都是佔據經濟活動的重心的。就前一個側面而言，到一九九四年實行分稅制，可以說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力下放已經結束，已經形成了新的制度。而從國家到企業的權力下放，隨著九十年代中期推行的所謂現代企業制度、公司化等措施，也基本定型。當然，這裡我指的是國有企業，非國有、非公有的企業本質上不存在這個問題。

　　最後一個方面，但卻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對外開放。這可以說是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後來更成為全球化（globalization）。就是中國原來那樣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系，往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融入的過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標誌著這一融入基本完成。上面說了，其他方面的經濟改革，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都基本上就是那個樣子了，達到了轉型之後的新的穩定態；等這個融入一旦正式實現，我就判斷，中國的改革結束了。

　　中國進入社會改革的時代了嗎？

　　丁：您講的這些都是經濟改革的內容。在經濟改革之外，或之後，是不是也有其他內容的改革呢？有人講，現在進行的是社會改革，而社會改革再進行三十年之後，就將迎來政治改革的時代了。

　　吳：這裡有概念問題，也有方法論問題。我開始的時候也說了，要從現實出發來討論改革，而不是一廂情願地僅僅按照自己的願望來界定改革。我剛剛提出「改革終結論」的時候，就有人寫文章商榷，說你把中國的改革單純界定為經濟改革，問題是，我們還要進行政治改革呢！在政治改革沒有完成之前，怎麼能說中國的改革已經完蛋了呢？這個說法，和那種「九十年改革論」，也就是前三十年經濟改革、中三十年社會改革、後三十年政治改革的說法，其實都承認了一個事實，就是一九七零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改革，就是迄今為止的中國改革，實際上就是經濟改革。已經發生的中國改革等於經濟改革，這是歷史事實；我是在這個歷史事實的基礎上來討論改革的。換句話說，中國改革的歷史進程已經清楚地界定了它自己，我是根據這個歷史界定來討論問題的。

　　當然，離開歷史事實，你也可以自行界定一個「改革」概念。這樣做的問題是，第一，你可以這樣自行界定一個「改革」概念，說改革應該是經濟改革加政治改革，他也可以這樣自行界定一個「改革」概念，說改革將會是經濟改革加社會改革再加政治改革。當然很可能還有第三位、第四位、第N位討論者，也有自己的獨特「改革」概念，甚至認為回到毛澤東才是完成了改革，云云。這樣呢，還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而是一通亂講、東拉西扯，大家用的是同一個詞彙，但說的不是一回事情，指的不是同樣的內容。這根本就沒有辦法討論問題。這叫雞同鴨講。

　　第二個問題呢，是個方法論問題。我是根據已經發生的事情來討論問題，這叫實證主義的方法。也有一些人呢，他是把自己的願望放進來，或者是根據他對未來的前瞻來討論問題。我覺得，中國的很多問題，越討論越不明白，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大家沒有這種實證主義的態度，不是建立在事實判斷的基礎上來討論問題，而是根據願望、預見、偏好，還不要說什麼政治、利益等等的非思維層面的考量，那樣去使用概念，那樣去討論問題。我喜歡引用一個法國人類學家研究原始思維的觀察，他發現，原始民族的思維，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不去、或者不能夠區分客觀事實和主觀願望。比如巫術吧，它的邏輯就是，你希望什麼事情出現，你就多多念叨，就能幫助你實現目的。你說中國改革應該包括政治改革，好像政治改革就會出現。我呢，不是這樣的方法論，不是在「應然」的層面上討論問題，不是問「應該不應該」。我是在「實際上發生了什麼」這個層面來使用概念和討論問題，就是「實然」的層面。至於未來，我沒有那個本領，可以預知將來六十年的事情。六分鐘之後會發生什麼，我也不知道。

　　丁：先不說政治改革，過會兒我想和您集中討論這個問題。沿著您這個實證主義方法論，別人也可以說，社會改革這個事情已經在做了，也做了好幾年了，也是已經發生了的事情。按您的二○○一年經濟改革終結的說法，別人是不是也可以說，從那個時候中國就進入了社會改革為主的時代？

　　吳：這是個很好的問題。首先，中國的改革終結之後，進入了一個什麼樣的時代？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也向你學習，留著後面找個機會集中討論。其次，社會改革這個事情是不是已經在做了呢？咱們先來研究這個問題。

　　不錯，正是在中國改革終結之後的這幾年裡，也就是胡、溫上台之後的這幾年裡，中國政府確實意識到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嚴重滯後，不是沒有採取措施，試圖解決社會問題。可是，有沒有改革的氣象呢？這個可以做一個簡單的對比。就以一九七八年底中國開始搞改革來計算吧，誰都知道，經濟改革的第一步是農村改革。農村改革的基本內容，是實行大包幹，官話叫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九七九年的時候，全國八、九億農民，只有百分之一的農戶，脫離了集體生產，實行了大包幹。五年之內，也就是到了一九八四年，百分之九十九的農戶都進入了大包幹。也就是說，在五年的時間裡，農村改革就完成了。這可是涉及八、九億人的工程，規模極大；而且，政治上的風險、阻力，意識形態上的束縛、干擾，也都非常大。一九八五年，人民公社正式解散。從人民公社到聯產承包，制度的變革軌跡非常清楚，那叫「改革」。而且，改革的效果非常明顯，農民的生活在八十年代上半期得到顯著改善。

　　現在的所謂社會改革呢？胡、溫上台已經將近六年了，除了口號和一些財政政策措施，提出了什麼有關社會層面的制度變革思路呢？取得了哪些成就呢？中國的社會問題，較之五、六年之前，是大大好轉了呢，還是更加嚴重了呢？舉個例子來說，一般民眾看不起病的問題，比五年前有明顯的改善嗎？我不好說完全沒有改善，我也不是說現領導層沒有重視這些問題。但是，重視這個問題，並不等於在這個問題上實行了改革；出台了一些措施，試圖緩解問題，可以說是有政策調整，那也並不等於改革。至少不等於中國經濟改革那樣的改革。退一步說，就算那些動作等於改革，從成效看，也不能說這些改革得到了實施，頂多是口頭上宣佈了那些所謂的改革。退到底，就算他們是在實施改革，那麼，從成效上看，很明顯，也只能說，這場所謂社會改革迄今為止還是失敗的，至少是沒有取得成功。如果是這樣，恐怕就不能說現在的中國是社會改革的時代，而應該說是社會改革失敗的時代。

　　丁：可能因為阻力太大，要推進這樣的改革並不容易。而且，中國的改革是以漸進為特點的，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才能見出成效。

　　吳：我不同意你這個看法。阻力的問題，我剛才談到了，當年農村改革的阻力，就是很大的。當年高層有分歧，基層幹部的抵觸更強烈。《人民日報》甚至在一版登出來信，質疑所謂「分田單幹」是搞資本主義。現在，以我不多的瞭解，感覺絕大多數人都強烈意識到了中國目前有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希望解決這些社會問題。這也是胡、溫推行所謂「新政」的社會基礎。他們雖然做得不多，做得也不怎麼成功，但是得到的歡呼不少，我看原因之一就在於，他們看到了社會問題是個癥結，一般民眾因此感覺他們與民眾的看法很接近。就此而言，我不認為今天中國實行社會改革的阻力比七十年代末實行農村改革的阻力更大。

　　丁：但是有既得利益集團的抵抗啊。

　　吳：所有的改革，從利益分配的角度來說，都是要摧毀既得利益集團和既成利益分配格局，都會遇到這些集團的強烈抵抗和這種格局的剛性制約。只有摧毀了這種抵抗，超越了這樣的制約，改變了舊有的格局，那才叫實行了改革。你這個說法，其實正好印證了這五、六年中國並沒有實行所謂社會改革，因為造成社會問題的既得利益集團和既成利益格局並沒有改變。

　　當然，你還可以說，這需要時間。你也提到，中國改革的特點，就是漸進的改革。這一點上，我也想提點不同看法，也許有點兒較真啊，反正咱們討論問題，你別在意。我說較真，就是要推敲一下「漸進改革」這個說法。改革當然可以是漸進的，但是漸進並不就等於改革。否則的話，一個詞就夠了，或者叫「漸進」，或者叫「改革」，也不用再拿「漸進」來界定「改革」了。語義學上就應該是這樣子的，對不對？這也就是說呢，當人們強調「漸進」這個特點的時候，很可能，實際上把「改革」給忘掉了，以為所有的「慢慢來」都可以是改革。這當然是不對的。如果沒有制度層面的革新、改變，沒有像在中國經濟改革中所發生的從計劃經濟制度向市場經濟制度轉型那樣的重大改變，但也有政策的調整，措施的出台，等等，那恐怕都只能說是常規，英文的routine，不能說是改革。你就是不講任何改革，治理一個國家，總是要不斷推出一些新的政策的嘛。至少要調整一些舊有的政策吧？可是，這樣的政策調整，可以說是只有漸進，沒有改革──我認為這其實是改革終結之後中國局勢的一個特點。

　　當然，你也可以說，改革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是，要明確的是，我們是在中國經濟制度轉型這個意義上來討論中國經濟改革的，而現在那些講所謂社會改革的人，又在把他們的子虛烏有的社會改革，和這樣的深刻經濟改革相提並論。這就不能不在同一意義上使用「改革」這個概念了。我的結論就是：這種意義上的社會改革在中國並沒有出現和實行。恰恰相反，中國現在是社會矛盾重重的時代，可以說是社會危機的時代。

　　兩次改革與社會危機

　　丁：按照您的看法，是不是因為改革的終結，或者是因為沒有實行社會改革，這才導致了這樣的社會危機呢？

　　吳：這需要對中國的改革進行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單從經濟轉型的角度看，我們把中國從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的改革看作一個整體，因為這是一個從計劃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的連續過程。但是，如果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而不單純是經濟的角度來看，我認為，中國已經經歷了兩場改革。這個觀點，我是在二○○四年提出來的，作為「改革終結論」的進一步探討。當然，也不可能在中國大陸發表。其實，更早的時候，大約在一九九三年、九四年的樣子，我已經有這個想法。當時我把鄧小平南巡之後的經濟改革稱為「第二波改革」，這樣可以把它與一九八九年之前的改革有所區分。我最近看到，有內地朋友，今年開始，也在講「兩次改革論」了。比較起來，我覺得我二○○四年的時候講得是比較清楚的。後來的一些說法，也許由於政治環境的制約吧，好像反而沒有把事情說透。

　　這個「兩次改革論」，簡單地說，就是認為一九八零年代與一九九零年代有兩場可以區分開來的改革，中間當然是以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為分界線。我二○○四年的那篇文章裡，是從兩場改革的不同起源方式、農民的角色和農村情況的不同，或者說國家與農民之間的關係的變化、官僚對經濟改革的不同態度、知識分子在改革中與國家關係的變化、新生企業家階層與國家關係的變化、還有國際關係方面的變化，概括地說，也就是起源、農民、官僚、知識者、資本、以及國際等六個方面，比較了八十年代的改革與九十年代的改革之間的差別，得出了「兩次改革」的結論。這個我就不去重復了吧。我想，應該強調的是，這個區別是政治經濟學的。所謂政治經濟學的，就是說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的問題。從一九七九年到二○○一，中國的經濟轉型是一個連續的歷史過程；但是，由於一九八九年的事變，這個過程中，政治與經濟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經濟來講，都是實行市場化；就政治來講，都在一黨專制的框架內進行。這都是沒有重大不同的。但是，市場化與一黨專制之間他們那個關係，改變了。在一九八九年之前，是市場化借助一黨專制的國家力量來推進經濟自由化；在這之後呢，是一黨專制借助市場化的力量來支撐政治權威主義。

　　這個當然要細講的話，有很多內容要展開。這麼粗粗的講一講，感覺不太嚴謹。這裡有一些問題，也涉及到開始的時候我們關於改革三十年的說法。按照我這個想法，中國改革是二十年，分作兩場。上半場是大約十年吧，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八年、八九年，下半場也是十年，從一九九二年算起，就是鄧小平的「南巡」了，到二○○一年。中間有大約三年的時間，就是緊接著天安門之後的那段時間，是完全沒有什麼改革的，經濟改革都沒有。這也是我對「改革三十年」這個說法很有保留的一個原因。中國改革總共進行了二十年嘛，哪兒來的「改革三十年」？當然，你要說，從中國開始改革，三十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現在是三十周年了，這就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丁：這種劃分，和社會危機的出現，有什麼關聯呢？

　　吳：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我談到的那六個因素，其中四個是涉及不同社會階層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的。這些關係在一九八九年之後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些變化集中到一點，就是：在改革早期得到經濟、社會乃至政治上的一定利益的中國農民，在一九九零年代的改革中成為犧牲品；而官僚、商人、知識分子，因為不同的原因，都對八十年代的改革有各種各樣的不滿，但在九十年代的改革中則是贏家。我四年前的文章中，沒有討論工人和軍人這樣兩個重要的社會階層或團體，這是一個缺陷。那麼，他們與國家、與改革之間的關係，在八九年之前和之後，有什麼變化呢？我的看法是，工人一直都是犧牲品，從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都是一樣的；而軍人的情況，和官僚的情況差不多。總結起來，就社會階層來分析，可以說，兩次改革的階級基礎非常不同，兩場改革的受益者幾乎是完全不同的社會階層。一九九二年之後的這十年改革，形成了官僚、商人或資本、以及知識分子的利益聯盟，社會的絕大多數民眾則成為所謂弱勢群體。強者通吃，弱者愈弱，形成了明顯的「馬太效應」。社會分化越來越大，但卻沒有有力的調節手段。

　　進一步說，原因在於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關係。八十年代的改革，到中期之後，也激起了民眾的強烈不滿。於是有一九八九年的事件。天安門運動的實質，是要求當局進行政治改革。什麼樣的政治改革呢？就是民眾要求增加他們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權。這個邏輯是很清楚的：我的經濟利益受到損失，於是要求通過增加對於公共事務的發言權，來校正這個社會對於經濟利益的分配。可是，天安門鎮壓，以不惜流血的方式，殘酷、粗暴地拒絕了這個要求。另一方面呢，鄧小平還是要繼續他的經濟改革。在一九九二年春，他能夠不惜老命地「南巡」，就是去發動經濟改革。這樣，我們就看到兩個「不惜代價」。一個是不惜代價拒絕政治改革，一個是不惜代價推動經濟改革。拒絕政治改革是為了壟斷權力，所以這也就是不惜代價維持政治專制。按他們那個好聽的說法，是維持政治穩定。而經濟改革呢，是要促進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所以，也就是不惜代價促進經濟發展。這兩個「不惜代價」放到一起，創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但是也製造了中國的社會危機。不錯，通過經濟改革，解決了如何創造財富的問題，這就繁榮了。而只有政治改革，才能解決如何分配財富的問題。結果呢，創造財富的問題解決了，中國變得富有了，但分配財富的問題則把門關得死死的，不惜鐵血來回答那種改變這方面規則的要求。那個結果，很自然地，就是高度的貧富不均，就是有權、有錢、有勢、有關係的那些人可以為所欲為。這次回國，最大的一個感觸就是：代表中國的富有的那些東西，大飯店了，奢侈品了，高級的東西，和全世界什麼地方相比都不遜色，確實「與國際接軌」了；與此同時呢，窮的那一端，落後的那一端，也是世界水平的窮和落後。一個中國，兩個世界；同是中國人，冰火兩重天。

　　丁：這個樣子，結果是財富越多，貧富懸殊越大，社會矛盾越深刻、越激烈。

　　吳：說得很好。這樣一個社會，怎麼可能不矛盾重重、危機重重呢。如你所說，危機首先來自於貧富的極度懸殊。這一點，我想大家都是比較多地注意到了。我的觀察呢，另外兩個層面上的後果，也是很嚴重的，也是在不斷製造社會矛盾、激化社會危機的。一個層面呢，是制度運作上的。中國的社會分化，不光是物質上的貧與富的巨大差別。更重要的是，富人同時也是有權力、有地位的人，是規則的制定者；反過來，當然貧窮的人也就是沒有任何權力、地位、影響的人。進一步說呢，這些權勢者、富有者，內部好像還很團結，沒有什麼相互的制衡。他們可以說是「一心一意求發展」，不惜代價；他們不在乎那些哪怕是他們自己制定的規則。不按規矩辦事，在中國，是有權有勢的最好的表現，規矩都是整老百姓的。這個建基於權力和財富為一邊、貧窮和無力為另一邊的制度運作特點，害處極大，因為有權有勢有錢的人可以不守規矩。不光是日常生活不守規矩，尤其是他們的發財過程、行使權力的過程，都可以不守規矩，為了財富和權力可以做任何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事情。假冒偽劣，豆腐渣工程，強制拆遷，等等等等，都是這麼來的。所以，這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貧富分化，不是那種比如說一個法治社會也可能出現的貧富分化，而是一個與對於法律、規則乃至道德等種種社會規範的踐踏、破壞相共生的那麼一種貧富分化。這個制度上的負面效果，是很可怕的。

　　另一個層面，可以說是心理上的。那些有權、有勢、有錢的人，自我感覺極度良好，極度自我膨脹，驕奢不說，還特別霸道，似乎沒有什麼力量可以約束他們，不管是法律的力量、現實的力量，還是精神的力量、宗教的力量。財富、權力、地位、名聲、機會、資源，所有的東西吧，都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裡。這些人在這些方面，在全世界都是頂尖的，當然會這麼感覺、這麼作為。他們不僅掌握自己所擁有的那些東西，而且決定著整個社會各種資源的分配，從物質資源，到精神資源，從上學、就醫的服務，到各種各樣的機會。一個高級領導人的秘書，今天搖身一變可以成為銀行家，這固然是權錢一家的例子；更不可思議的是，明天他還可以成為作曲家，雖然自己都承認連音樂簡譜也不認識。當然，不用說，他一定也是最受歡迎的情人，可以讓那些電影明星、歌劇大腕等等什麼人都來當他的「二奶」、「三奶」。這就是典型的韋小寶現象了，就是金庸在《鹿鼎記》裡描寫、欣賞的那個無賴韋小寶呀。這個無賴後來封了「通吃侯」嘛。一切好處通吃。我過去認識的人裡面，很多人現在都屬於這個頂尖的人群。和這些人已經很難認真地討論點什麼問題了。說實話，我為他們感到擔心。我看到這樣一種社會狀況，是感到膽顫心驚的，為這個社會，這個民族，為老百姓的困苦，也為這些權勢者們的將來下場。當然，我這個人一向悲觀，可能完全感覺錯了。他們那樣不惜整個社會的代價來為自己集中各種好處，這個社會也許就認他們，就服他們。絕大多數老百姓，就甘願自己可憐地生活著，讓這些人來氣昂昂地站在全世界面前，代表中華民族的偉大經濟建設成就？誰知道啊？也許就是這個樣子，就像貧苦的母親賣血也要讓自己的兒子出人頭地？

　　我承認我看不懂。如果按照學理來分析呢，那就是我們前面說的了，這是嚴重的、深刻的社會危機。危機的原因在於沒有一種政治機制來平衡經濟機制。政治和經濟應該是相互有矛盾、有制衡才對，這樣的社會會比較均衡、平穩。經濟上，用老鄧的話說吧，你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富得流油，那政治上就應該讓另一部分人，也就是沒有富起來的那些人，有更多的發言權。八九年的事件之後，中國改革的基本的政治經濟學原則，恰恰和這個是相反的。他這個政治經濟學是，經濟上讓一部分人極端富，政治上也讓這部分人極端有權力。「三個代表」、資本家入黨那一套，可以說就是這種政治經濟學的總結。這樣的社會還能夠穩定、和諧，從歷史經驗看也好，從學理上講也好，那都是講不通的。

　　（三之一，未完待續）

　　注：作者為前《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員，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中國研究和亞太關係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