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索翁，念故友

（大陸）
于浩成

　　非議斯大林遭罪五十年
　　偉大的俄羅斯異議作家、愛國者索爾仁尼琴於八月三日因心力衰竭在莫斯科去世，享年八十九歲。六日莫斯科舉行了隆重葬禮為他送行。

　　回想索翁的一生：他原是一名蘇軍軍官，一九四五年春有人發現他在與同學通信中非議斯大林，因此入獄八年，又再被流放了三年。一九七○年他因《古拉格群島》一書榮獲諾貝爾文學獎，但在當局的壓力下，放棄領獎。四年之後被迫出走並被剝奪蘇聯國籍，就此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年的流亡生涯，從德國、瑞士流亡到美國。一九八九年「蘇東波」後被平反，一九九四年終於回到自己的祖國，受到俄羅斯廣大民眾的熱烈歡迎。此後他一直在莫斯科郊外定居，安度晚年。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

　　索翁的傳奇人生和文學創作在全世界，尤其在中國有著重大影響，這一點也不足為怪的。自從二十世紀以來，中俄兩國人民都生活在暴政統治之下，有著相同的命運。追求真理、渴望自由的先進知識分子遭到鎮壓，坐牢和流放都是普遍現象，類似索翁僅因為與友人通信中議論斯大林就被治罪，在「秦始皇加斯大林」統治之下的中國，更是司空見慣。據賈誼的《過秦論》，我國早在秦朝就有「偶語棄市」。在文化大革命中按照《公安六條》叫「惡毒攻擊罪」，有人甚至被處以死刑，例如張志新、林昭等。另一方面，俄蘇文學，特別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義精神的偉大作品，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影響更是巨大。瑞典皇家學院在一九七○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中認為，索爾仁尼琴的創作包含了「人道主義的精髓」。不少評論家指出，如果說托爾斯泰是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作家，那麼索爾仁尼琴則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

　　極權之專制與暴政盡收眼底

　　鑒於上述情況，在中國於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的一九八二年，由我主持的公安部群眾出版社出版了《古拉格群島》的中譯本，並受到廣大知識分子歡迎，絕對不是偶然的。據說此書在作者自己的祖國直到一九九四年以後才得以問世。這就是說，中國讀者有幸比俄國人還早十二年，就讀到了這部巨著，並深深受到啟發和激勵。正如趙勇在《抵抗遺忘：索爾仁尼琴的精神高標》一文中所說的，我讀索爾仁尼琴是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當時只讀過他的兩部作品，已經大為震動。此兩部作品分別為《癌病房》和《古拉格群島》。後者當時在國內雖已經「內部發行」，但可能還是禁書，因為它並沒有堂而皇之地置於圖書館的架上，而是被拋到架下，放在一個犄角旮旯處，惟恐被人看到，但是還是被我發現了。卡夫卡說過，總而言之，我們雖然只該去讀那些會嚙齒，刺痛我們心靈的書，書如果不能讓人有棒喝般的震撼，何必浪費時間去讀它。《古拉格群島》就是卡夫卡所說的這類書。讀這部書，斯大林時代的專制與暴政盡收眼底，而所有在極權主義時代生活過的，惶恐過的，心驚膽戰過的陰暗記憶會被喚起。喚醒記憶並讓人正視這種記憶，我認為正是這本書的價值（見《南方都市報》）。

　　出版過程難關重重

　　但應指出，《古拉格群島》中譯本得以在一九八二年出版，以內部發行的名義，也是經過嚴重鬥爭、大力爭取來之不易的。早在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獲得法國出版的俄文文稿之後，我就向原華北聯合大學外語學院俄文系同學田大畏、陳漢章約稿，邀請他們翻譯成中文。由於全稿卷佚浩繁，分為上中下三冊，共一百四十萬字。為了早日譯完出書，後又增加了錢誠擔任下冊譯者。據翻譯者說，原作文字艱深晦澀，很不好翻譯。他們花了很大力氣才趕譯出來交稿。但是在一九八二年付印前，上面審批這一關又碰到阻難，群眾出版社作為公安部的事業單位，當時是處級，由辦公廳管轄，分管群眾出版社的辦公廳副主任，將出版此書與資產階級自由化聯繫起來，堅決反對，拒不批准。幸虧當時辦公廳主任姚艮，由於他本人在三十年代日本侵佔東北時逃往蘇聯，卻被蘇聯打成「日本特務」被契卡機關關押多年，後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蘇修特務」在秦城監獄關了七年，他的受害經歷使他在審讀後產生了共鳴。於是由他拍板定案，批准出版。但是為了堵住反對者之口，又決定改為內部發行，同時將我寫的出版前言撤去，改寫了一篇「政治正確」文字，例如說，這是一部反蘇反共的代表作，作者的政治立場和世界觀都是反動的等等。這篇前言，直到一九九六年重印時才被拿掉。

　　在本部領導通過後，又上報新聞出版總署，總署不敢負責，又上報中宣部直到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胡批此書為內部發行還不夠，還應該編號發行。就像秘密文件那樣，要司局長以上的領導幹部才有資格購買，售給誰人都要登記編號造冊備查。儘管限制如此嚴格，此書出版後還是受到文藝、學術界重視和歡迎。不少朋友找我要書，一九八四年底北京召開全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我要出版社發行部將《古拉格群島》分批運至京西賓館，在大廳內售書，這次完全沒有執行胡喬木的荒謬規定，搞什麼編號登記，僅憑作協會員證即可購買。與會作家爭相踴躍購買，一時大廳櫃檯前人聲鼎沸，熱鬧非凡。

　　中國的索爾仁尼琴大不乏人

　　本屆全國作協代表會議是空前自由開放，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次文藝界盛會，這次大會改變了以往作協理事候補人名單先由中央書記處審定的做法，改由代表大會依法自由選出。劉賓雁在大會選舉中高票勝出，被選為中國作協第一副主席，排名僅在巴金之下。他在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八十年代改正後又發表了一系列報告文學，揭露社會黑暗面，被官方認定為自由派代表人物。一九八七年與方勵之、王若望一起被開除中共黨籍，次年流亡美國。劉賓雁以及後來因遭受政治迫害而流亡海外的作家、學者，在知識界以至廣大民眾中享有盛名。方勵之在一九八九年「六四」後流亡美國，曾有「中國的薩哈洛夫」之稱。也有人稱劉賓雁是「中國的索爾仁尼琴」或者「中國的愛倫堡」。

　　這裡還應提到高行健。一九八二年他創作的戲劇《車站》在內部演出後引起極大爭議。文化部長賀敬之認為此劇「非常反動，是比海瑞罷官還海瑞罷官」，次年就被禁演。後來，群眾出版社出版了包括《車站》在內的《高行健戲劇集》。高行健於一九八七年為追求寫作自由流亡到法國。二○○○年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中國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第一人。中共當局對他的獲獎，不僅不引為榮耀，反而極端仇視和恐慌。中共領導人緊急召集中國作協負責人前往匯報後，下令全國媒體嚴禁刊發有關消息報道。作協書記金堅范於十月十三日出面對法新社說，高行健已入法國籍，是法國人而不是中國人，他不覺得這有什麼高興的。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於十四日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也說，他很高興用漢語寫作的文學作品獲獎，不過他很遺憾這次獲獎的是法國人而不是中國人。

　　中共當局對高行健獲獎的態度，與蘇聯當局對索爾仁尼琴獲獎的態度如出一轍，完全出於政治考慮。事實上，正如索翁被開除國籍並流亡美國，絲毫無損也無害於他作為一個偉大愛國者的人格和聲譽一樣，高行健、劉賓雁以及一大批流亡者，同時也是愛國者，乃是毫無疑義的。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他們太愛國了，為了捍衛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才不計個人利害，揭露和批判那些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統治者，從而觸怒他們，招致他們的報復和迫害，以至於去國遠走他鄉。我國自古以來這樣的流亡者，歷代均不乏其人。遠的不說，僅近代的就有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章太炎等人一度流亡海外，他們更是偉大的愛國者。

　　愛國有罪，有家歸不得

　　八十年代初，鄧小平指使胡喬木、鄧力群等多次掀起「反自由化」運動，他們曾批判白樺的小說《苦戀》（改編成電影叫《太陽與人》），由於作品中主人公的子女問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揪鬥的一個知識分子）：你愛這個國家這麼深，這個國家愛你麼？批判者就指作者反對愛國主義。在這裡，國家和政府完全被混為一談了。在專制政體的國家中，一向政權就是國家，「朕即國家」。在民主政體的國家中，人民才是國家的主體。根據憲法有關規定，任何人都有權批評政府和執政黨，這與愛國不愛國是兩碼事。因此，劉賓雁等人與索爾仁尼琴一樣，都是流亡者和愛國者。他們正因為愛國才批評黨和政府，否則「個人各掃門前雪」好了，還不如「國家大事管他娘，打打麻將」（曾今可語，曾遭魯迅嚴厲批判）。

　　索翁去世以後，有些文章回顧他在一九九四年返回祖國俄羅斯時的情景：「甫下飛機，面對歡迎的人群。他出人意料俯身下來，用雙手撫摸著故國的泥土，沉痛地說，我到這裡向這個土地哀思，成千上萬的人在這裡被殺害並埋葬在這裡，今天，在俄羅斯迅速政治變革的年代裡，人們太容易忘記過去的受害者」。這話太讓人感動了。然而，索翁畢竟是幸運的，在垂暮之年落葉歸根，回歸故土，與他相比，劉賓雁、王若望等有家難回，葬身異鄉。希望人們千萬不要忘記方勵之、嚴家祺、戈揚、郭羅基、鄭義……爭取這些傑出的作家學者早日歸來。拒絕他們回國是毫無道理的，完全違法的，喪失人心的，極不道德的。我相信終有一天，會與他們在北京重新聚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