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黨天下和「反右」運動--紀念「反右」運動50周年

爭 鳴 2007年5月號 （大陸）黨治國

中國「反右」運動由來已久
中國的「反右」運動，由來已久，文字記載，已有二千八百多年歷史。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反右」運動，就是周厲王姬胡發起的「監謗」。《史記》載：周厲王姬胡殘暴苛虐，奢侈驕傲，周國人民對他多有埋怨。召公（姬虎）極諫：「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厲王發怒，徵集一些衛國的巫師，監視人民的不滿言論，報告厲王，將不滿者殺掉。這些因言賈禍的人，就是最早的「右派」分子。此後不滿言論大為減少，但是諸侯卻不來朝貢了。厲王三十四年，對輿論的控制更加嚴厲，國人都不敢說話，道路以目。厲王很得意，告訴召公：「我能夠消除不滿言論，都不敢說話了。」召公說：「這不過是阻塞了言論的通道而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人民也是這樣。所以治水的方法，在於疏決導引；治理人民的方法，在於使他們說話以宣泄不滿。……如果封住他們的口，能維持多久？」厲王不聽，國人無敢言者。這樣過了三年，到了公元前八四一年，周國人民相約反叛，襲擊厲王。厲王出逃到彘國（今山西霍州東北），十四年後死在那裡。厲王出逃後，由召公、周公兩位宰相共同執掌朝政，史稱「共和」。中國歷史的準確紀年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的「反右」運動則是從前八四四年開始的。
家天下統治合法性受質疑
中國歷史上的家天下，始於夏禹的兒子夏啟。夏啟之前的黃帝、唐堯、虞舜，直到夏禹，是「天下為公」時代。那時沒有對言論自由的壓制，流傳下來的美談反而是：「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文中子中說》）合宮、總章是黃帝、虞舜辦公的地方，他們在那裡聽取、詢問民眾的意見，堯則道旁築室，以采民言。甚至夏禹也有「聞善言則拜」的美好記錄。

夏啟開始的家天下，具有天然不合理性。直到西漢時期，人們對天下為公的傳說記憶猶新，見之於許多大臣上奏的表章中。可以設想，民眾對周厲王暴虐驕奢的怨言，少不了拿天下為公說事，從根本上否定周厲王統治的合法性。

孔子「五十知天命」，深知天下為公之不可復，於是為家天下制定了「君君、臣臣」的倫理規範。君主制具有歷史合理性，但君主必須像個君主，臣民才能像臣民。如果君主不像君主，就莫怪臣民不像臣民了。隨著家天下的日益鞏固，用天下為公否定家天下的人日漸減少，務實的臣民們就用「君主不像君主」來否定昏暗暴虐君主的統治合法性。對於君主來說，這當然最可怕。於是這類言論，就成為統治者壓制打擊的對象。

在中國文化中，以右為上，以左為下。好不過的事情或文章，稱為「無出其右」，荒謬的事情則稱「左道旁門」。而在英文中，右right又作正確解，左left則作錯誤解。

站在「天下為公」的高度，所有家天下的君主都會受到統治合法性的質疑；暴虐的統治者，還會在君主制的範圍內，受到「君不君」這一層合法性質疑。於是為了維護專制統治，針對這兩類質疑，經常性的「反右」鬥爭就成為專制政權的需要。

家天下對於天下為公，是第一類不合法性；暴君統治對於君主制，是第二類不合法性。世界政治史表明：與農業文明對應的，只能是君主制；與工商業文明對應的，必然是民主制。在漫長的農業文明時期，中國人逐漸認可了家天下的君主制，第一類不合法性在中國人心目中日漸淡出。「妖言」、「誹謗」的矛頭，主要指向第二類不合法性，即暴君的統治。所以中國歷史上的「反右」運動，都出現在暴虐君主統治時期。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固然是一次相當規模的「反右派」運動，明清時期頻繁出現的「文字獄」，無不是殘酷苛虐的「反右派」運動。由於家天下的接班人制度（由皇帝指定太子），不可避免地會選定一些飯桶或混蛋，成為昏暴的統治者，從而引發國人的「妖言」和「誹謗」。這就是昏暗、暴虐的專制政權必然要發動「反右派」運動的原因。在君主時代，不斷發動「反右派」運動，是昏暗暴虐的專制政權奉行不悖的基本原則。

黨天下壟斷權力、資源、真理
對於共產黨「領導」的政權，儲安平先生用「黨天下」三個字，簡潔而深刻地揭示了它的本質。「黨天下」是家天下的繼續和發展，不但壟斷了一切權力和經濟資源，而且壟斷了真理。在民主已成為世界潮流的時代，黨天下之缺乏合法性顯而易見，因此「反右派」運動就更加是它的基本原則。家天下的「反右派」運動，從來也沒有出現過黨天下那樣的規模。據官方發佈的資料，一九五七年竟打了五五二八七七名「右派」分子（實際上要多得多），創下了中國也是世界歷史的紀錄。在中國歷史的特殊時期，雖然統治者曾多次祭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法寶以侵犯私有土地，但在正常條件下，一般都能尊重臣民的私有土地和私有財產，不會輕易侵犯。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在這種制度下，仍然存在著迴旋餘地。不願與統治者合作的知識分子，只要不採取有組織的對抗或執意傳播獨立思想，一般尚不致成為「反右派」的對象。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則不然。「反右」運動的背景，是一九五○年消滅了地主經濟後，一九五五年又通過農業合作化，消滅了富農、富裕中農和農民的土地私有制，接著又在一九五六年通過工商業改造，消滅了城鎮的私有財產制度，從而實現了全社會的「無產階級化」。這是一個根本的變化。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的土壤被剷除了。中國古代「百家爭鳴」的思想活躍期，以建立在私有財產基礎上的獨立人格、獨立思想為前提。滑稽的是，一九五七年，在剷除了私有財產制度這一獨立人格和獨立思想的基礎之後，毛澤東卻提出了「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口號。由於中國人太缺乏幽默感，毛澤東這一惡意的搞笑，竟然釀成了千古悲劇。問題並不是陰謀、「陽謀」，不是「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也不是向「右派」賠償道歉。凡是黨天下，包括瑞金和延安時期，「反右派」運動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區別只是不斷地改變方式而已。當「反右派」運動的狂風暴雨鋪天蓋地，失去了生活源泉、被毛澤東譏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知識分子，為求生存而無可逃遁。除了極少數下了「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決心的志士仁人，絕大部分除了低頭認罪，除了真心的或者違心的檢討，別無選擇。對中國知識分子的過度指責，特別是對那些忍受了二十二年煎熬的「右派」分子求全責備，未免有失厚道。

不建立私產制度不可能有民主
在中國，不確立「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私產制度，「反右派」運動就不可能停止，民主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來。毛澤東說：「民主是手段」。在消滅了私有財產、全社會無產階級化了的中國，誠然如此。對於共產黨來說，民主可以是打倒國民黨的手段，可以被用來開展「反右派」運動，可以利用「大民主」打倒劉少奇和走資派，當然也可以在工作中用來集思廣益，表現為民主作風。最近有一個共產黨官員俞可平著文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則是手段說的延伸。任何「好東西」，可以選擇，也可以不選擇。一個活著的人，不能說「心臟是個好東西」。心臟無論好壞，都是身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它人就會死亡。對於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工商業文明來說，民主是必然的、不可或缺的。不管你認為它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民主都是非實行不可的制度，沒有選擇和商量的餘地。中國的經濟無疑已開始進入工商業文明範疇，必定要建立私有制基礎和民主制上層建築。這種必然性，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顯然，如果不改變這種畸形社會的所有制基礎，一味從願望出發，以為可以在政府壟斷一切資源的基礎上建立民主制度，則無異於緣木求魚。在這種制度下，民主當然也可以被當作手段，通過擴大民主，促進私有制的逐步重建，以打造制度性民主的經濟基礎，同時也使民眾在民主實踐中學習民主。

歷史畢竟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地發展變化著，我們慶幸地看到，大陸和港澳的資本家，已經逐漸認識到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護他們的私有財產和公民權利。共產黨內也出現了一批資本家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自己的利益或理念出發，加入推進民主進程的行列，與下層民眾的維權運動合流。重要的是重建私有制，而不是在消滅了私有制的國度裡尋找公平。因為即使不公平的私有制，也不會比消滅了私有制的制度更壞。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民主化已經成為全世界的潮流。不僅暴虐的專制政權如今已經喪失了合法性，任何專制政權都從根本上喪失了存在的理由。只有到了民主制度建立的那一天，像夢魘一樣纏繞了中國兩千餘年的「反右派」運動，才會真正進入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