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日星期五

相信民主 相信科學-追憶胡適先生的教言

爭 鳴 2007年12月號 (美國)楊力宇

從五四運動起,胡適先生即開始鼓吹自由、民主、科學等重要理念,他對中國的民主化、現代化、學術研究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一九六二年胡適在台病逝。在逝世前,胡適雖甚受蔣介石的尊重,並邀他自美返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但在民主化方面,蔣抗拒胡的要求與建言,堅持實施戒嚴及威權統治,勒令胡支持的《自由中國》停刊,令胡適痛心。

胡適在台的歲月
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在大陸兵敗山倒,退守台灣,整頓軍隊,推動土地改革及地方自治,展開地方選舉,發展經濟,穩定台灣情勢,並在美國的支持下,成功地阻止中共攻佔台灣的計劃,頗多貢獻。

然而,四十年代末雷震(在大陸時代曾是國民黨官僚體系中的一員)在台創辦《自由中國》(胡適擔任發行人),鼓吹自由、民主,批評時政,並結合本土精英,有意籌建反對黨,甚至挑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蔣介石迅速採取行動,封閉《自由中國》,逮捕雷震,導致美國及胡適的嚴重關切。但蔣介石並未鬆手,繼續執行此一高壓政策,自由派學人殷海光(台大教授)等均受影響。

在五十年代,台灣另一刊物《自由世紀》(黃紹祖主編)也結合一些非國民黨人士,鼓吹自由與民主,其作者包括自由泒政論家戴杜衡(三四十年代曾是現代派著名小說家)及筆者恩師路逾(現代派詩壇巨人,筆名紀弦),但言論遠較《自由中國》溫和。台灣其他報刊多是屈服於蔣介石的鐵腕政策之下,不能發揮自由媒體的批評、監督及暴露陰暗面的功能。

在香港,著名學者徐復 觀創辦《民主評論》,認同民主,但主要目標是專制、獨裁的毛澤東政權,甚少觸及台灣的政治情勢。

在五十年代末,筆者在台大攻讀,與同窗好友劉述先(現是著名新儒學學者)經常閱讀《自由中國》、《民主評論》、《自由世紀》等刊物,深受影響,並在路逾師鼓勵下,經常以筆名投稿,為我個人帶來甚多困難。

聆聽胡適的教言
當時胡適在台雖甚受學界尊崇,蔣氏父子對之亦甚禮遇,但他們卻堅拒胡的民主化及政治開放的主張。在大陸,胡適曾遭受毛澤東及其他中共人士之猛烈批判,其子甚至被迫公開批鬥胡適。胡適晚年的心境應是相當鬱悶,似有無力之感。

與此同時,甚多人士對胡適未曾全力反對蔣介石對《自由中國》之處置,頗多批評、不滿,認為胡向蔣的高壓政策妥協。其實,胡確曾向蔣進言,但並未堅持。

在此情勢下,筆者希望拜訪胡適,瞭解他的看法,通過一位前輩的安排,終於獲得請益的機會。

相信民主 相信科學
然而,在談話中,胡適卻避免直接談論當時台灣島內的低壓政治情勢,對筆者的尖銳問題,胡亦未正面回應,筆者深感胡的艱難處境,他似有「明哲保身」之意。

雖然胡適未曾談到當時蔣介石政府的高壓政策,但卻暢談民主的潮流。胡適認為,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科學等均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洪流,無可阻擋;雖然其進展曲曲折折,但人類歷史邁向民主化、現代化的方向是不會改變的。在民主化及現代化的過程中,各國必然遭遇挫折,甚至逆流,但必可達到其最終目標。胡適顯然深信「順歷史者昌,逆歷史者亡」之說。

在此一簡短談話中(前後約十五分鐘),胡適給筆者的印象是「相信民主,相信科學」--這也是他自五四以來的一貫主張。

在兩岸之間的胡適
在台灣,近年執政當局積極推動去中國化,甚至否定中國歷史與文化,只認同台灣歷史與文化,胡適未獲得應有的尊重,各方對胡的興趣亦日漸淡薄。

然而,在大陸,「胡學」已獲平反,「胡學」已成「顯學」,胡適的著作一再被翻印,廣受學子的歡迎。非常尊崇胡適的余英時教授之全集亦在大陸出版,余教授實是今日維護中國文化的大師,他的恩師錢穆、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著作在大陸也一再翻印出版,頗受敬重。劉述先、杜維明等深研新儒學的學者在大陸亦頗多讀者(在台卻少市場)。今年六月筆者訪問大陸,與北大等校教授談話,頗多感受。

此外,中共當局積極推動儒學,有意在海外建立數百所「孔子學院」,雖有其政治目的,但與毛澤東時代對儒學的全面否定(幾乎已至「焚書坑儒」之地步),不可同日而語。

對胡適的評價
最近筆者讀到陳致對余英時的訪談錄(《明報月刊》十一月號)及余對胡的其他論述(包括對胡的感情生活之考證)。在眾多的胡適重要貢獻中,余英時特別提到胡適「把自由主義的香火在中國保留下來」,這是非常中肯的看法。

胡適鼓吹、推動民主、科學、現代化、白話文、新文化運動,提倡自由、民主、平等、寬容等價值,可說是歷史性的貢獻。在學術研究上,他要求客觀、科學方法,開創嶄新的學術研究風氣。

胡適與《自由中國》
雖然筆者對胡適非常景仰、肯定,但始終認為,在五○年代胡適針對《自由中國》所遭受的政治迫害,並未全力抗拒及批評蔣介石的鐵腕政策,亦未全力營救。以胡適當時的聲望、影響力及美國的支持,胡適如堅持到底,蔣介石可能不致勒令《自由中國》停刊及逮捕雷震,令雷承受十年的冤獄,台灣的民主運動因而遭受重挫。胡適如能挺身而出,力阻蔣箝制言論自由的暴力行動,台灣的民主化也許早在五○年代後期就開始發芽。

然而,胡適終非完人,他曾作出歷史性的貢獻,我們必須肯定,但對他的失誤,我們雖能諒解他的處境及台灣當時的政治情勢,但筆者也必須指出胡適對《自由中國》事件過於軟弱--這雖是筆者個人的觀點,但甚多學界人士也有類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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