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自由主義--蘇軾蘇轍的政治哲學

爭 鳴 2007年10月號 （大陸）林　牧（遺作）

中外學者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沒有自由主義，只有老子和莊子的自然主義。而老莊的自然主義，只能追求心理上的主觀自由，嚮往「無知無欲」的原始生存狀態，而不能達到既有文明又有自由的生存狀態。可是，蘇軾、蘇轍和「蘇門四學士」黃庭堅、秦少游、張耒、晁補之卻提出了一套中國式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
樹立人性尊嚴的最強音
在儒學發展史上，孟子主張性善，荀子主張性惡，揚雄主張善惡混，程顥、程頤的洛學又主張性善情惡，以性抑情。蘇軾兄弟反對以上這些看法。他們認為性和情是一致的，性情沒有善惡之分。因為善和惡是聖人或哲人在後天提出的人文規範，而性和情是人類先天本能的共同屬性。人文規範只能順應人性人情，因勢利導，而不能逆反人性人情，強制改變。蘇轍在《老子新解》中對於人性，有幾段精彩的論述。它的大意就是：人性是在飲食男女和喜怒哀樂中體現的。人性是平等的，永?的，聖人和普通人都一樣；古今遠近都一樣；而且，「性之於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損，其大可充塞天地間，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石，凡物莫能患也」。「莫能患」就是不可侵犯的意思。在這裡，蘇轍發出了震古驚今的樹立人性尊嚴的最強音。蘇轍主張，文明規範應該符合人的自然本性，讓人們在文明規範中的生活如魚得水。

蘇軾的人性論，同蘇轍是一致的。他在人性以外加上一條風俗。人性的社會化表現就是風俗。蘇軾主張「因俗而任情」。他指出，由於時代不同，風俗變遷，適合於上古人性人情的禮儀和制度，不一定適合現在的人性與風俗，因為後世人情風俗有了很大的變異。只有適應現代人的性情和風俗，因勢利導地進行禮俗文明的變革，才能夠順利地推行。

「任民自擇」「諸侯分權」
北宋儒家都重視本體論。他們認為，天地之間的事物，雖然有千姿百態的形象，叫做「萬象」，但是，在萬物萬象之上有一個必然的至理，叫做「天理」，或者叫做「道」。

作為本體的「道」或「理」只有一個；分散開來就有形象各異的「萬象」。按照作為本體的「道」或「理」去推行政治、法律和道德教化，就可以調控萬物萬象的秩序，這叫做「理一萬殊」。蘇軾兄弟也承認「道」是本體，萬象是事物的存在狀態，但卻認為本體不是萬物萬象之外的另一種實體，它就存在於萬物萬象之中，是萬物萬象的統一性和聯繫性。把這種本體論原理用之於政治，蘇軾主張「求大全，尚閎通」。因為作為本體的「道」，並不是千古不變，而是包含著萬物萬象固有的多樣性的統一性、聯繫性。所以，政治也不應成為刻板的模式，導致不能寬容異己的政治專制和文化專制，從而破壞萬物萬象的自然狀態。按照蘇軾的本體論思想，合理的政治決策，應是「任民自擇」和「諸侯分權」；而最高的政治權力是因其寬容和協調作用才得到人民和諸侯擁戴的。

主張「政由民出」
中國的儒家、道家、墨家都是民本主義者。北宋的王安石新黨，也服膺民本主義。但是，王安石政由己出，採用專制主義的手段，強制推行人民不能接受的改革方案，激化了政府與人民的矛盾和對立，使改革措施成為擾民的「苛政」。蘇軾兄弟並不反對王安石變法的全部內容，而是主張政由民出，並由人民自覺地接受和實行。熙寧四年（一○七一年），蘇軾的《上神宗皇帝書》是他對王安石變法提出不同政見的代表作。在上書中，蘇軾提出「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的方略，並指出以專制主義克服政治危機，必然誘發更大的政治危機。

所謂「結人心」，蘇軾要求政治決策，要自下而上地從人民的需要和願望出發，而不能自上而下地從一己的理論判斷和個人意志出發。這也就是政由民出而不是政自上出。

顯然，蘇軾的理論根據來自老子：「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所謂「厚風俗」，是針對王安石提出的「流俗不足恤」和「革弊俗而任理」的「嚴刻之政」。蘇軾主張「因俗而任情」。在蘇軾看來，「厚風俗」和「民德歸厚」，是培養國家元氣、建立和諧社會、克服社會危機的上上策。

所謂「存紀綱」，並不是加強專制主義的「三綱六紀」，而是恢復北宋初期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蘇軾對政府體制的主張是：「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內，指中央，外，指地方。蘇軾主張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相互制衡；而在中央政府，又以保持代表「天下公議」的御史台和諫院來監督宰相和樞密院的體制，以免內生權臣，外出藩鎮。他對王安石設置在他直接領導下的「制置三司條例司」，並給地方派遣三司使，將決策權（即立法權）和行政權高度集中起來，持反對意見。他認為皇帝獨斷、宰相專權是極大的政治冒險。由於蘇軾的批評不僅針對王安石，也針對宋神宗，結果從最高權力中心被排斥出局，貶任杭州通判。

蘇軾在政治上屢遭排斥打擊，後來的「烏台詩案」幾乎斷送了他的生命；「垂老投荒」（被貶到廣東惠州和海南儋州）又使他歷盡艱辛和屈辱。可是他的自由主義、民本主義思想卻越來越發展，越來越深刻。
與民主主義只一步之差
蘇軾的自由主義、民本主義政治哲學，在關於水的議論中講得最為精闢和生動。水的哲學源於老子。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幾於道」。蘇軾認為道的本體，是不可知見，難以確定其內涵的。與道本體最為近似的是水，是水的運行之理。蘇軾又把水來象徵百姓，他的政治哲學是依據水之性亦即百姓之性來確立的。

蘇軾認為百姓的生存方式，像水一樣，無常態無常形。百姓的生存欲望也像水一樣，要順其本性不停地流動下去。順應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發展趨勢，百姓就會安然地順流而下；逆反百姓的生存方式和發展趨勢，百姓就會像洪水一樣泛濫不已，淹沒逆反其本性的舊秩序，選擇順應其本性的新秩序。蘇軾在十一世紀的中國能夠提出「古之善治者，未嘗與民爭而聽其自擇，從而導之」，這是很了不起的。這就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就是激進的民本主義，它同民主主義只有一步之差了。

人道主義和寬容精神
蘇軾在二十歲那一年赴京都參加科舉考試，試卷中有一篇策論是《刑賞忠厚之至論》。他在這篇策論中說：「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其不經」。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對賞有懷疑，寧可從重；對罰有懷疑，寧可從輕。與其殺一個無罪的人，不如赦一個有罪的人。蘇軾這一段議論，同七百年後法國啟蒙運動大師伏爾泰的論寬容，不論思想和語言，都是完全一致的。可見，中西文化是相通的。

後來，蘇軾從理論上認識到，天地間的事物千差萬別，千變萬化。道和理只能適應萬象萬殊的存在狀態，不能成為某種獨斷的是非善惡標準，不能把萬殊的事物，用獨斷論改造成整齊劃一的東西。這就需要寬容。不過，政治寬容不能等同於黃老的無為。蘇軾在《東坡易傳》中說：在政治上有所作為，並不意味著容己之為，而不容人之為。因為政治只是一種秩序，一種環境。它的作用，就是激勵民風民氣，使之有所作為，有所創造。而要激勵民風民氣，就需要一個使人敢作敢為的寬容的政治環境。創造寬容的政治環境，執政者必須「循理無私」。無私，就是克服一己的好惡；循理，就是觀察萬物的變化，探究其自然之理，以此實現自我超越。

蘇軾的人道主義和寬容精神，不僅反映在言論中，也表現在行動上。他在陝西的鳳翔，湖北的黃州，浙江的杭州，山東的泗州，江蘇的揚州，河北的定州等許多地方做過判官、團練副使、太守和更高的官員。所到之處都在為老百姓作好事，同老百姓水乳交融。他斷獄從寬，而且平反了許多冤案。他長於建築工程的規劃和設計。在陝西鳳翔修建了「東湖」和「喜雨亭」、「凌虛台」。在黃州修建了「快哉亭」。在杭州整修了李泌六井，解決了杭州城五十萬人民的清潔飲水問題；疏通了西湖；並利用湖中挖出的淤泥和葑草修建了貫通西湖南北的蘇堤與六座美麗的橋樑，還在蘇堤兩側遍植「一株楊柳一株桃」，又修建了三潭映月。杭州西湖能夠擁有如此美景，這同富有文學情趣又精通建築藝術的蘇軾的苦心經營是分不開的。蘇軾還在杭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公立醫院，後來在他流放惠州時，又勸說和幫助廣州太守建立了第二個公立醫院。蘇軾在流放廣東惠州和海南儋州的時候，雖然無權無錢，生活貧困，但還依靠地方官和人民對他的敬重，為人民做好事，平冤獄，並且在海南島推廣文化，培養人才，為惠州和海南島的文化開發作出了貢獻。每當蘇軾離開他主政和謫居的地方，當地都有成千上萬的民眾扶老攜幼，流淚送別。

一代全才文化巨人
蘇軾兄弟的思想和學術成就是十分豐富的，我所能理解和介紹的，只是一鱗半爪。最後，我想用現代文豪林語堂先生在他所寫的《蘇東坡傳》序言中的一段評語，作為本文的結束。林語堂先生說：「蘇東坡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一個百姓的朋友，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一個憎恨清教徒的人，一位瑜珈參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個皇帝的秘書，酒仙，厚道的法官，一個在政治上唱反調的人，一個月夜徘徊者，一個詩人，一個小丑，但是這不足以道出蘇東坡的全部。」林先生所沒有道出的，恐怕就有：一個偉大的自由主義、民本主義的思想家，一個精通栽培嫁接技術的園藝家，一個美食的鑒賞家和創造者，等等。像這樣的全才文化巨人，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獨一無二的。


摘自:香港爭鳴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