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學的民主開拓

動 向 2007年2月號 （大陸）吳　庸


北京大學在一九五七年民主運動中位於交鋒前沿，八千學子的思想激盪觸動了全社會最敏感的神經，認識北大的一九五七年也就從總體上把握了當時社會意識的脈搏和流向。
當年校園裡的大字報和辯論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九日校內出現第一批自發貼出的大字報。第一張大字報問：全國團代會清華有代表，北大有沒有？如果有，是誰？他能不能代表我們的意見？第二張大字報建議開闢「民主園地」，供大家暢所欲言地發表意見。第三張大字報要求：（一）取消黨委制（辦校），實行民主辦校。（二）取消政治課必修制。（三）取消留學生內定制，實行平等競爭的選拔制。（四）開闢自由論壇，確保言論、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北大一九五七年的民主運動就是從這些質疑、建議、要求開始的，它的勇猛的氣勢和進取的精神是呼之即出的。

北大校園瞬即成為自由辯論的廣場。五月二十三日召開胡風問題辯論大會，雙方互喊「胡風不是反革命」、「胡風是反革命」，可見對立的激烈程度。物理系學生劉奇弟大字報《胡風絕對不是反革命》並附對聯：「鐵窗鎖賢良，天昏地暗；忠臣血灑地，鬼哭神嚎」，是關於胡風問題的最高音。短詩《是時候了》提出：「為什麼有人說團體裡沒有溫暖？為什麼有人說牆壁隔在我們中間？為什麼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談？為什麼……」「我要鳴起心裡的歌，作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中一切的黑暗！」詩作《我們的歌》立即反駁：我們不同意「是時候了」的基調，仿佛是白毛女伸冤。假使我們愛黨，首先想到的就是效果，而不是醉心於歇斯底里式的手段。於是，又有人提出對「反駁」的反駁。

批判集權專制要求自由民主
在先進與保守的激烈較量中，有一種聲音引人注目，即學生自辦刊物《廣場》發刊詞提出的：「一些過去習以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東西要重新進行肯定和否定，對於現代的一些論點與觀點要重新進行估計、評價和探索」。(1)這是對思想統一、輿論一律的姿態高昂、指向明確的挑戰，重新審視過去成為北大一九五七民主運動的總宣言。在這種認識下，北大人以鋒芒犀利的批判精神發出的吶喊和提出的警示，涉及大陸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的走向，意義深遠。現略示如下：

（一）批判的鋒芒直指高度集權的專制統治。西語系學生和教師集會，控訴肅反中無中生有的迫害和種種酷刑，質問「公理何在？法制何在？人權何在？」對當局這項施政的普遍不滿，觸發了一些學生深入思考。聯繫到當時正在討論的斯大林問題，在眾多的分析和評價中顯露出最深刻的見解是，「共產黨對國家政權的絕對控制，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2)，是肅反問題與斯大林專斷的制度性原因，抨擊重點直指專制核心。它拒絕把原因歸結為「斯大林驕傲了」，也拒絕肅反運動「成績是基本的」，而直接發出忠告：「任何時代，權力的高度集中，不論是集於個人，還是自稱為一貫光榮正確偉大的集團，都是極大的危險，而當人民群眾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險！」(3)

揭示社會特殊利益集團
（二）建立民主法制社會是核心要求。有人明確指出，當時的選舉方式「實質上不是人民當家作主」，選前必須有競選，選後必須接受選民監督，還必須有法制保證，才能使選舉具有民主性。他建議從北大學生會民主選舉做起，將經驗逐步推向各地群眾團體、合作社、工廠乃至政權。(4)還有人提出：從北大一九五七的五月十九日開闢自由論壇起，正在形成的民主，「是在今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土壤中土生土長的民主制度，我們要把它鞏固下來，並逐步地推廣到全國範圍中去」(5)。這是民主發祥地北大學子的信心。

（三）揭示社會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他們指出：「生產資料佔有，主要掌握在軍政要人手中」，「分配不合理，高者有不合勞動應得報酬者」(6)，形成分配上不合理的懸殊差別，這是當權者的特權。「這種特權與他們在政治上，社會地位上的其他特權組成了一個整體，這個當權集團與勞動群眾便是現在社會主義內部的主要對立面，目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的重大錯誤都可以在這裡找到根源。」(7)這樣，他們就在未曾見到吉拉斯名著《新階級》時已經揭示了這一掩蓋在「全民所有」、「人民代表」幌子下的社會特殊利益集團的實質，並且先見地挑明，當權者的後代將承接其特權，「這種穩定性有世襲制度的氣味」。(8)

走在全國意識解放前列
（四）要求發展人的個性。個性就是人與人展現的特殊性，它長期被中共推行的「集體性」所壓抑，也就是被維持專制統治的特權需要所壓抑。因此，個性發展的要求具有反專制的意義。《讓青年去獨立思考》一文就接觸到這一問題，認為「由於缺乏民主傳統，思想統治還很嚴，若有人不問政治，要按自己的喜好去發展個性，是不可能的。」(9)它呼籲本著自由發展的原則鼓勵個性發展，使其潛力得到廣泛發揮。這是民主社會區別於專制社會的重要表現。

（五）作為新制度的宣揚者，北大人張起自由主義旗幟，這在五十年代是破天荒的。《廣場》創刊號預備的重點文章《自由主義者宣言》惜已失傳，保留下來的《「利己主義」原理》和《「利己主義」者宣言》仍在奕奕閃光。它指出：「『利己主義』是建立社會契約論的基礎。」(10)利己依契約的方式構築社會成員的聯合，以調節權益衝突，確立共同目標，並以健全的法制和公正的道德予以約束，這就是民主社會。它無疑為社會的民主轉型準備了扎實的理論基礎。

以上就是北大人從五月十九日到六月二十二日共三十四天鳴放時釋放的尖端智慧。它表明，這些北大精英的高瞻遠矚不僅位於全校思維奔騰前列，而且走在全國意識解放前列。他們的非凡構思雖然遭到百般圍攻加壓制，但歷史證實了它的價值。作為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它留在中國大陸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上。

當然，他們的理論思維尚不成熟。比如，既要平等民主自由，「也要無產階級專政」(11)，這就陷入自相矛盾中。這是歷史的和時代的局限。

注：(1)(2)(3)(4)(5)(6)(7)(8)(9)(10)(11)《原上草》，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十九頁，二○四頁，二○七頁，九七--九九頁，一○一頁，一八三頁，二四一頁，二四四頁，一九七頁，八五頁，一五○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