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3日星期五

鄧小平帝國三十年

阮 銘

(續上期)
  胡用精神文明建設來「緩衝」

  胡耀邦此時在想什麼?他說:「現在政治體制改革沒有研究透,下不了馬;經濟體制改革雖然通過了決議;還是受到百般抵制改不動,影響經濟發展。阻力這麼大,我想只能緩衝一下,從觀念形態的東西著手,搞個精神文明決議。」但他又說:「老人家也不會滿意,但憑他對我的信任,可以通過。」

  胡耀邦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組成起草小組,開始著手起草精神文明決議。

  那時他認為老人家(鄧小平)還是信任他的。其實一九八五年六月三日陸鏗發表《胡耀邦訪問記》後,鄧小平對胡耀邦的信任已更加動搖,認為「胡耀邦在樹立自己的形象」。但鑒於九月全國黨代表會議後,陳雲集團在經濟戰線向全國改革派大舉進攻。全國各地,計委收權,紀委抓人,在一九八五年底到一九八六年初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計委下達指令,干預包括特區在內的一切經濟活動;紀委不但任意處置黨內各級幹部,還下令逮捕、槍斃非黨人士。這些倒行逆施,使改革開放嚴重受挫,導致一九八六年上半年全國經濟發展停頓。

  鄧小平又坐不住了,開始從左向右擺回。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批評了紀委和計委。鄧小平說:「紀委管黨內紀律問題,法律範圍的問題應該由國家政府管,黨的紀委去管不合適。黨和政府關係,是一個政治體制問題。」又說:「你提倡放權(指十二屆三中全會決議放權讓利十項措施),他(計委)那裡收權,你有什麼辦法?看來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動,因為首先遇到人為障礙」。但怎麼改?鄧小平又拿不定主意。他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義勝時說:「政治體制改革觸及許多人的利益,太困難,太複雜,究竟從哪一點開始著手,我們還沒有拿定主意。」

  在如此困難複雜的全國形勢與相對孤獨的個人處境中,胡耀邦選擇從「精神文明建設」的角度來「緩衝一下」,試圖在意識形態上重新扭轉改革開放的不利形勢,不失為一種擺脫困境的積極思路。

  按照胡耀邦的思路,在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他同專政派的根本分歧當時無法解決。經濟體制改革通過了中央決議都不管用,專政派照舊抵制決議,把改革派整掉。政治體制改革鄧小平又拿不定主意,交給趙紫陽成立「政改辦」去「研究」了。胡耀邦能夠做的,是在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結合上有所突破。因為他始終沒有放棄思考「人的解放」問題,在胡耀邦看來,建設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目的都是「人的解放」。

  人們有一種錯覺,以為胡喬木、鄧力群這些「秀才」、「筆桿子」,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其實他們只是抓住「四項基本原則」之類的教條當做棍子,糾集一幫打手用來打人。真正用心讀書,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倒是胡耀邦、周揚、陸定一和一些「自由化」知識分子。

  胡耀邦、周揚從文革教訓中深刻體會到專制制度迫害人、蔑視人、不把人當人的危害,使他們重視研究馬克思關於「人的解放」的思想。

  在「生產目的」討論中,胡耀邦就注意到馬克思《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經濟學手稿》中的一段話:

  「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得多。根據古代的觀點,人,不管是處在怎樣狹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畢竟始終表現為生產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產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財富則表現為生產的目的。」

  胡耀邦與專政派在生產目的討論中的分歧就在這裡。胡耀邦把人視為生產的目的,而專政派把人視為實現生產的工具、手段。用陳雲的話來說,叫做「國家拿大頭,集體拿中頭,個人拿小頭」。他們認為生產的目的是財富,而創造財富的生產者個人,只能拿到一點點「小頭」,以維持再生產的生命;財富的絕大部分,都被「國家」和「集體」的怪獸吞噬了。

  這也就是周揚在他的論文中指出的「蔑視人的價值、人的幸福」的異化現象。周揚認為改革就是要克服這種異化現象。周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打中了專政派的要害,故而遭到專政派的致命打擊是不可避免的。胡耀邦說:「胡喬木、鄧力群二人,一直反對周揚、夏衍、巴金,認為他們三人是搞自由化的頭頭,影響太大;我一直頂著,認為這三個人決不能整。」結果胡耀邦還是沒頂住,因為胡喬木、鄧力群後面還有二人:鄧小平和陳雲。

  鄧小平和陳雲在經濟開放政策上有重大分歧,但在一黨專政理論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鄧小平一貫主張:「經濟問題上不一致可以讓,政治問題上不一致不能讓」。

  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兩種態度

  從真理標準、生產目的,到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爭論,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內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兩種態度。

  一種是胡喬木、鄧力群等自封為「馬克思主義權威理論家」的「左王」們,他們把自己說的話叫做「馬克思主義者出來說話」。他們的唯一專長,就是把「四項基本原則」同人權、人性、人的價值、人道主義、人文精神、人的解放和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等普世價值對立起來,把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歸結為「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堅持黨的領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幾條專門用來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教條主義棍子。

  文化大革命時,江青曾經表揚張春橋、姚文元是「馬克思主義」的「金棍子」和「銀棍子」。在鄧小平時代,胡喬木、鄧力群也成了「馬克思主義」的「金棍子」和「銀棍子」。也可以說,鄧小平、陳雲讓胡喬木、鄧力群扮演的角色,正是當年毛澤東讓張春橋、姚文元扮演的角色。

  與胡喬木、鄧力群們不同,胡耀邦、周揚不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自居,他們只是馬克思理論的「研究」者、「探討」者。他們主張馬克思的理論與當代實踐結合,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從馬克思到毛澤東,他們都不採取全盤肯定、全盤否定的態度。胡耀邦和周揚,都曾表示要把毛澤東同他們的多次單獨談話以回憶錄的形式寫下來,因為其中有些值得重視的觀點,在發行的毛澤東著作中並未收入。周揚舉例說,從延安到北京,毛澤東同他談對人性和異化問題的看法,就同胡喬木、鄧力群們的流行說法不一樣。周揚很不認同胡喬木、鄧力群自封「馬克思主義」的裁判者和他們對待馬克思和毛澤東的那種選擇性的教條主義態度。他曾引用恩格斯給拉法格信中的話:

  「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然而他們屬於十年前你在法國就很熟悉的那一種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事實上在馬克思那裡,無產階級專政這些東西,不過是為實現人的解放,為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未來社會,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例如反動勢力使用軍事暴力屠殺人民)可供選擇的工具、手段,既非目的,也非「基礎」;人的解放才是目的。

  這種分歧,在馬克思時代就存在。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十分明確地把「霍布斯那種敵視人的唯物主義」與「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區別開來。馬克思自己屬於「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也就是以人的解放為目的的歷史唯物主義。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後要研究在每個時代歷史地發生了變化的人的本性」。在胡耀邦看來,離開人的命運、人的解放的思考,就不是馬克思。

  胡起草文件愛用「提神」二字

  對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決議》,「馬克思主義跳蚤」們當然不會坐視。但胡耀邦起初還頗有信心。

  其一是因為鄧小平肯定過胡耀邦的一九八四年經濟體制改革決定。胡耀邦說:「小平同志說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精神文明議》要寫成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倫理學。首先要寫清楚精神文明的戰略地位。社會主義社會是個新社會,沒有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不成熟、不鞏固的。什麼是精神文明?就是人的素質、人的知識程度、人文素養、人與人的關係,各種不同職業的人之間、各民族之間,從社會到家庭,形成空前的互助、和睦、和諧的新型關係。這一部分很重要,要提神。」胡耀邦愛用「提神」二字,指文辭要有新意、寫出新的思想,讓人精神振奮,「唯陳言之務去」,不要用陳辭濫調。對此鄧力群曾在鄧小平面前挑撥道:「胡耀邦的最大特點,是心思用在怎麼讓他所講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動起來、激動起來」。其實這就是胡耀邦的「提神」,是以「調查新情況,研究新問題,提出新思想」,振奮人的精神去建設新社會的新文明。鄧力群卻對此扭曲為「胡耀邦為自己贏得掌聲,要樹立自己形象」;鄧小平也附和道:「這是胡耀邦的老毛病,一向如此」。

  其二是鄧小平對胡耀邦講過兩句話: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的名譽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決議三年不作。胡耀邦認為鄧小平已經看到專政派對清除精神污染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粗暴做法嚴重衝擊到全國改革開放和經濟成長。此時正面提出精神文明建設,應當有助於開放與發展。

  胡趙聯手對付專政派

  後來事態的演變卻比胡耀邦預期的複雜、詭譎得多。

  第一,對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決議》的全過程,「馬克思主義跳蚤」們始終嚴陣以待,伺機進攻。胡喬木、鄧力群鑒於一九八三年「經濟倒胡」失敗,是由於操之過急,沒有在中央聚集充分的專政派力量,過早向下製造輿論,引起地方反彈,導致鄧小平與葉劍英聯手,迫使陳雲集團策劃中的倒胡會議流產;這回接受歷史教訓,採取步步為營、充分動員專政派老人的力量,迫使鄧小平站到專政派一邊。胡喬木、鄧力群效法一九六九年中共九大文件起草時,康生、張春橋打敗陳伯達的手段。毛澤東讓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康生、張春橋另行起草與陳伯達對立的九大報告稿,成功導致毛澤東拋棄陳伯達,採用他們的稿子。胡喬木、鄧力群以同樣手法,另行起草針對胡耀邦《精神文明決議》稿的《修正稿》,在專政派老人中廣為散發,爭取支持;還發給專政派的打手王忍之、何東昌等一群人,企圖以他們的稿子取代胡耀邦。鄧力群很快就得到了兩個政治局常委陳雲和李先念的批示,「同意」胡喬木、鄧力群的稿子。

  第二, 胡耀邦在起草過程中,察覺反對力量已經集結,形勢嚴重;必須同趙紫陽聯手爭取鄧小平的支持(那時葉劍英已辭去政治局常委職務,常委五人是胡耀邦、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正好那時胡喬木批轉社科院秦柳方收集來的「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材料,引起趙紫陽的警惕。趙紫陽批示:「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胡耀邦也立即批示:「同意紫陽同志意見,請厚澤同志將紫陽同志批語轉告喬木同志。」這件事促成胡耀邦與趙紫陽在決議起草過程中站到了一起。

  第三, 胡耀邦和趙紫陽針對胡喬木、鄧力群的《修正稿》,聯名發出一封給中央常委的信。信中就胡喬木、鄧力群指責決議稿未沿用十二大「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作了詳盡說明。鄧小平閱後立即批示:「耀邦、紫陽的意見很好,我完全贊同」。李先念也跟著批示:「同意小平意見」。鄧小平當時已知道鄧力群把自己的《修正稿》發給了二、三十人,意在挑起爭論。鄧小平對胡耀邦說:「不要緊,實在要挑明就挑明,可以採取表決方法解決問題,少數服從多數。鄧力群的修改稿打的是我的牌子,實際是想把我們拉向左,這個不能聽。我們的政策還是要放,而不是收。」這一回合胡耀邦、趙紫陽暫時擊敗胡喬木、鄧力群和他們背後的陳雲。但事情正在起變化。

  毛澤東請鄧復出,送鄧八個字

  鄧小平在一九八六年面對的形勢,很像毛澤東在一九七五年。那時鄧小平和葉劍英站在一邊,整頓經濟,整頓軍隊,使全國形勢漸趨穩定。而站在另一邊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一伙,認定鄧小平、葉劍英這些人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毛澤東把鄧小平找回來工作是對他們奪取最高權力的障礙。

  這裡要順便糾正一個史實。有些歷史著作誤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是毛澤東找鄧小平出來工作時的肯定評語,並以此八個字概括鄧小平的個人性格。事實恰恰相反。

  毛澤東把鄧小平請出來工作時是這樣說的:

  「現在請來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了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我想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

  你呢(指鄧小平),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裡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

  毛澤東的意思很明白,要鄧小平「改一改」讓人家害怕的那種過硬性格;送給鄧小平的兩句、八個字,正是針對鄧小平個人性格中的弱點,勸他以後對人和氣一點,做到外柔內剛。事實證明鄧小平後來也沒有做到。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於美國。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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