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之行 民主之旅

爭 鳴 2007年7月號 （美國）楊力宇

作為一個海外無黨無派的獨立學人，筆者自七十年代起以至今日，關心兩岸的民主化及政經改革與政經發展，因而發表甚多有關學術論文及學術專書，並在台、港、美三地的報刊及政論雜誌發表大量政治評論，探討中共的貪腐問題及對大陸與香港的民主化之壓制，並批評中共的一黨專政及永久執政。本文對大陸的有關問題，將作廣泛的評析。
筆者雖肯定台灣自蔣經國解除戒嚴、黨禁及報禁後在民主化的成就（包括陳水扁總統對台灣民主化的貢獻），但多次撰文批評阿扁家族及其政府官員的貪腐、治國無能、意識形態掛帥及製造族群矛盾，令台灣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亂象及經濟困境，失業率、自殺率及人民痛苦指數均持續上升，台灣往下沉淪之勢十分明顯。國民黨雖因內部分裂及黑金貪腐等問題而喪失其政權，但並未有效發揮在野黨監督、制衡、批評的功能--對台灣的沉淪，民、國兩黨均需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

筆者為一自由主義及理想主義學人，也是一位理性而非偏激的民主派，本著知識分子的良知，對兩岸三地的有關問題提出客觀的分析及理性的批評，堅拒謾罵及惡意的攻擊。

民主之旅
筆者已多年未曾訪問大陸，六月之行的目的之一是為新書收集有關中國政改及民主化的資訊，因而定位為「民主之旅」。

在大陸，筆者除與有關官員討論兩岸問題外，也與體制內外的政治人士對話，發現中共迄未訂定一套完整的民主政改方案，也無意邁向全面民主化的大道，但大陸卻出現一些值得注意的跡象：

一位中層官員向筆者指出，他及其他甚多中共人士已認清中國非民主化不可，胡錦濤及其他中國領導人不可能未認清全球民主化的趨勢，但中國的民主化必須是循序漸進的政改，先黨內，後黨外，先地方，再中央，十七大後可能出現新局（應是「有限的新局」）。

數位體制內外人士向筆者指出，曾慶紅應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人物，因近年他曾先後出席胡耀邦紀念會並發表講話，在趙紫陽彌留時曾前往探視及出席趙的告別會，兩次批准海外流亡人士陳一諮返回大陸探親，並親批改善出獄後的鮑彤（趙紫陽的政治秘書）的生活條件（提供新居）。然而，他們也指出，上述行動如無胡錦濤的同意，曾不可能獨自採取行動。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向筆者指出，今年中共對天安門人士的監控較往年寬鬆，她及親人前往悼念在六四殉難的兒子並未受到干擾，她及其他民主人士的行動似未被追蹤。筆者邀請她與其丈夫蔣培坤和民主派人士劉曉波來旅館餐敘，並無公安跟蹤。六月四日筆者赴天安門廣場觀察，發現甚少武警佈崗，廣場十分平靜，但海內外要求平反天安門民運之呼聲仍然十分強烈。

二○○六年三月四日中共官方召開「西山會議」，邀請北大法律系教授賀衛方及其他人士出席。在會中，賀衛方指出，政黨應「法人化」，各政黨均應登記，人大也應「議會化」，不可淪為橡皮圖章，而中共迄今並未向有關單位登記，實為「非法組織」。此一震撼性的說法立即為賀帶來無比的政治壓力，但據說因胡錦濤的干預，這些壓力逐漸消失。賀衛方告知筆者，時至今日，他仍然正常授課及作研究，最近並應台灣東吳大學之邀前往交流，出境並無困難，不似另一北大教授焦國標（傳播學院），因「砲打中宣部」之說而被迫離校，流亡海外。

雖有某些書刊被查禁，但仍有《炎黃春秋》、《冰點》、《南方週末報》等報刊繼續發表批評中共的文稿，而大陸的出版界也非常活躍。筆者曾赴北京大學東門外一家書店（一位六四人士創辦），發現多個書架陳列反共學人余英時的全集及許多有關民主、自由、人權的專書（某些也批評中共）。在筆者的查詢下，一位店員告我，這些新書的銷售量甚好，也未被當局查禁。

筆者上次訪問大陸，與中共官方人士談民主、論人權，幾乎完全不可能。但在此次訪問中，我的批評及要求，他們多願聆聽，也願對話。北京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先後為我安排兩項學術交流，雖然討論主題為兩岸問題，但也談論政改、自由、民主等問題，並無禁忌，北大學者似乎特別開明、敢言。

最近中國學界、政界及思想界對民主社會主義政治改革模式掀起論戰，前人大副校長謝韜在《炎黃春秋》發表專文，批判中共的政制，引起「老左」（如鄧力群及其他老左派人士）及「新左」（年輕一代的海歸極左派人士）的抨擊，但中南海並未支持這些左派的言論，反而允許謝韜等人的言論繼續傳播。而其他人士的民主言論（如俞可平的「民主也是個好東西」之說及他對民主化的鼓吹）也未被查禁。

近年中國各地因種種問題，持續出現各種抗爭、抗議、遊行活動，過去中共官方多採取高壓政策，近年雖仍多壓制，但也開始容忍、溝通、對話，尋求解決之道。
然而，雖有上述種種鬆動跡象，但中共仍然大舉逮捕異議人士、維權律師及媒體人士，對民主運動仍然壓制，令人困惑。

從對抗到對話
去年海外流亡人士薛偉曾在美國《世界日報》撰文，要求中共與海外流亡人士從對抗走向對話，增加瞭解，展開交流。

在北京，筆者除與中共官員討論兩岸問題外，並向其他官方人士批評中共對民主及各種自由之壓制。我要求中共允許海外流亡人士、達賴喇嘛及香港某些刊物（如《爭鳴》）進口及其負責人訪問大陸。我指出，中共既已展開與達賴喇嘛的代表和台灣反對黨領袖對話，也應與海外流亡人士及香港反共刊物的編輯和記者對話，允許他們訪問大陸，增加他們對大陸情勢的瞭解。雖然某些中共官員反應強烈，但也有頗多開明的官員態度良好，反應溫和、理性。國台辦前副主任王在希曾強調，中共與認同中華民族的反共人士之間的問題應是人民內部而非敵我矛盾（可能是針對馬英九的反共理念而言）。某些中共官員似乎也認定中國必須往民主化的方向前進。因奧運及國際社會的壓力，今年北京對各種反對及批評聲音似較往年寬鬆。

我可能是第一位向北京官方提出民主化及政改等敏感問題的海外學人。我與中共官員展開對話，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作為一個理性民主派，今後我將繼續撰文、發言，批評中共的一黨專政，促使中國順應世界洪流，逐步走向民主化及政治開放。

與我對話的民主人士（如丁子霖、劉曉波、賀衛方等）與我相似，均是理性民主派，反對中共專政，要求民主改革。我們也反對採用激烈手段，只要求中共終結一黨專政，和平轉型。

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
在大陸，筆者在與中國體制內外人士討論民主化問題時，發現他們多數均認為中國民主化為一必然的方向，只是對時機、時程、模式等問題具有不同的看法。

然而，在北京，筆者也看見一些極端民族主義（甚至可說是大中華主義）之人士。他們認為，十九世紀中國衰落，在晚清時代甚至淪為「次殖民地」，民國以後，仍受日、英、蘇等國之欺凌，但今日中國已經崛起，在國際社會獨立自主，為一強國，但他們多不認為中國需要民主化，甚至認為民主化妨礙中國的政經發展及崛起。
筆者曾赴多家書店選購新書，發現中國近年出版甚多有關大國崛起的新書及發行有關大國崛起的影碟，內容非常豐富多元。特別引起筆者注意的新書包括《中國崛起》（閻學通著）、《大國崛起》（唐晉主編）、《強國之鑒》（王家豐等著）、《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張學峰著）等。

這些新書的作者也反映頗多極端民族主義人士的看法：中國經濟現代化已取得一定的成就，中國現已崛起，邁向大國之途，應全力發展經濟、軍事及外交的影響力。這些人士顯然多是反民主主義之士。

然而，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並不矛盾，孫中山先生生前即主張民族、民權（民主）、民生三大主義齊頭並進，要求締造一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

而胡錦濤也曾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似乎認為民主化應是現代化的前提（但中共並未積極推動民主化）。筆者認為，中國應同步推動政治現代化與經濟現代化。筆者也認為，中共應構建民主的和諧社會，因為沒有民主就沒有真正的和諧社會。

繁榮背後的陰暗面
近年中國經濟高速成長，創造前所未有的繁榮。在北京商業區，筆者發現無數新的高樓大廈，幾乎是一幢接一幢地排列在街道兩旁。美國最大的五百家跨國企業已有四百五十多進駐中國，展開投資、建廠及其他業務。中國現已成為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美、歐、亞各大公司均紛紛來華尋求商機--中國已成為世界最大的市場，也是世界最大的工廠及出口國，筆者在北京旅館就看見無數外商及台商。

然而，在繁榮的背後，無數嚴重的問題在中國出現，包括貪腐、失業、住房困難、醫療不足、壓制民主、環境污染、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

在火車站及筆者下榻的旅館附近，筆者發現無數乞丐及盲流尋求路人施捨，甚至有自殘人士爭取同情，乞求幫助，慘不忍睹。中國的國庫收入幾乎已至天文數字，但對這些可憐的中國人卻是不聞不問，任其自生自滅，有效的社會福利及救濟機制迄未建立，令人痛心。

中共必須順應民主化的浪潮
無論中國多麼強大、繁榮（有人以「漢唐盛世」來形容），但中共卻無法逃避上述種種問題，也無法阻擋全球民主化的浪潮--「順歷史者倡，逆歷史者亡」應是至理名言。
雖然民主體制並不能完全解決上述各種政經及社會問題，但在健康的民主政治下，獨立的議會、媒體及司法體系必可發揮批評、監督及制衡的功能，也可維護多數民眾的權益。民主化並不會影響社會及政治的穩定，反而可促進人民對國家的認同及對政府的支持和向心力。

雖然中共在經濟現代化上取得了相當的成就，但未來必須往政改、民主化及政治現代化的大道邁進--構建一個自由、民主、富強、獨立自主的中國應是海內外多數華人的共同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