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逝世三十周年祭- 整人術：令挨整者寫檢查

動 向 2006年9月號 （大陸）單少傑


筆者側重考察了毛澤東作為執政者的一種最具有標誌性的行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說，此公入主北京後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過於整人，整的主要是本黨人士，尤其是本黨高層人士。這種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這樣兩個手法：一是要迫使挨整者都必須寫出檢查；二是要迫使手下人人都必須參與其事。這兩個手法不僅有著現實方面的功用，而且有著歷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挨整者留下對毛澤東有利的字據，從而有利於粉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讓他們信誓旦旦地向後人作證：自己是完全錯誤的而主席是完全正確的。後一個手法能夠讓那些參與者擔上與毛澤東同案的責任，從而有利於掩飾毛澤東的歷史形象--讓他們因有著同案者的身份而不願和盤說出毛澤東整人的詳情。

不做檢查是不讓過關的
杜潤生先生曾對筆者說過：毛主席整人有一個特點，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須做檢查，不做檢查是不行的，是不讓過關的。鄧子恢做過檢查，我做過檢查，彭老總也做過檢查。（二○○二年十月十一日筆者與杜潤生先生談話記錄。）這種向毛澤東交出的「檢查」，實質上就是「悔過書」或「認罪書」，就是檢查者有文字稿本並在有許多人出席的場合，或是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有時是無中生有地招認自己犯有嚴重錯誤；或是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有時是無緣無故地痛罵自己糊塗、無德無能。這種「檢查」，通常都要檢查到上綱上線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個突出的例證，就是周恩來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所做的檢查。在這一檢查中，周恩來痛責自己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即性質為「右傾保守」的錯誤；承認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錯誤地採取了機械和靜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著「脫離黨的領導的傾向」。他還痛挖自己之所以會犯錯誤的「思想根源」，稱之為「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經常表現為「經驗主義」，有時表現為「教條主義」，還有時表現為「兩者的混合」。（引自從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二三-一二八頁。）

周這一下子就給自己扣了許多頂大帽子，許多頂十分嚇人且十分醜陋的大帽子。他這是自己羞辱自己，並且是當著中共八大全體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周恩來這一檢查，不只是屈辱性的，還是荒誕性的。這一檢查中所要否定的東西，即周恩來力主「反『冒進』」的東西，卻有著驕人的成績：一九五六年國民經濟發展既快速又平穩（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五二一-五六一頁）；而這一檢查中所要肯定的東西，即毛澤東決意「反『反冒進』」或曰「大躍進」的東西，卻導致了災難性的後果：國民經濟倒退十年，人口餓死數千萬。

彭德懷等人的荒誕性檢查
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和黃克誠等人也做了這種屈辱性和荒誕性的檢查。彭德懷在檢查中承認：他的七月十四日的信事實上是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他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這次犯錯誤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還夾雜有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成見」。他最後表示：「我堅決地、全部地拋棄那封信的錯誤立場、觀點，堅決拋棄對毛澤東同志的一切成見，堅決回到黨的立場上來，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竭誠擁護黨中央，擁護毛澤東同志，擁護黨的總路線，永遠做黨的馴服的工具，不管今後黨中央的領導人有什麼變動，都願堅決服從領導，在黨的監督下，老老實實地為黨工作，並願盡自己的餘生，無限忠誠地為黨的革命事業而奮鬥。」（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三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一三-三一四頁。）

黃克誠也在檢查中承認：「我七月十九日的發言是一個右傾機會主義的發言。發言中的觀點與彭德懷同志信中的許多觀點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觀願望如何，實際上是配合彭德懷同志的信，向黨的總路線，向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進攻。」（同上，第三二一-三二三頁。）

彭德懷和黃克誠都是剛直之士，在毛主政的中共高層中都屬「異數」。前者是中共黨內自「延安整風」後唯一仍敢指著毛澤東鼻子說話的人。後者則被黨內同志稱作是「一個一輩子講真話的人」，他們被批判、被撤職「總不下十來次」。（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三八五-三九七頁。）可這一次在廬山上，前者在指著毛澤東的鼻子說了一通話之後，又打了自己的耳光，並且打得很重很重，將自己打得鼻青眼腫。後者則在非常仗義地講了許多真話之後，又非常違心地講了許多假話，順著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說成是「馬」，把「黑」顛倒為「白」，把明明是正確的意見硬說是錯誤的意見，並且是錯得一塌糊塗的意見。

劉少奇昧著良知助毛為虐
可以說，在毛澤東主政的中共高層中，最為匱乏的人格類型，莫過於「剛直」了，即彭德懷、黃克誠身上所具有的那種直言骨鯁的人格類型。其間絕大多數者，都對毛抱著曲意逢迎的態度，曲意逢迎著這位黨老大為所欲為地執掌著準確地說是禍害著這個黨、這個國家、乃至整個中華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有所謂「七大常委」。除毛澤東外，其餘六人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這六人都無一例外地對毛抱著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態度，儘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劉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裡都順從著毛，並常常是違心地順從著毛，昧著良知去做著助毛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運動中，在「反冒進」運動中，在「大躍進」運動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較為清醒的一方，即毛稱之為「右」的一方；可一旦獲悉毛已下了反「右」的決心，便立刻改變立場，變「右」為「左」，順從著毛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實際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實事或講了實話的人，去批鄧子恢，去批周恩來，去批彭德懷。

更有甚者，他竟能為附和著毛去整彭德懷而幹出那種栽贓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懷「不會說一句外國話」，卻偏偏要附和著毛去指控彭「裡通外國」；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懷一向不愛搞拉拉扯扯，卻偏偏要附和著毛去指控彭組織「秘密反黨小集團」（軍事俱樂部）。可以說，劉少奇是頭腦相當清醒地跟著毛澤東去做這些渾事醜事的。

周恩來對彭德懷落井下石
至於周恩來就離「剛直」更遠了。自「延安整風」後，他就一直對毛抱著逆來順受的態度，屢屢遭毛打壓乃至羞辱，向毛示弱乃至告饒，昧著良知做了許多助毛為虐的事。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本應該由他這位當總理的人向毛澤東進言「大躍進」搞得過火事，可他就是隱忍不說，結果讓那位當將軍的人替他一吐為快。彭德懷為此氣得當面罵他：「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李銳：《廬山會議實錄》，第一四五-一四六頁。）

於是乎，管經濟的國務院總理因不敢向毛澤東直言大躍進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經濟的國防部長則因敢向毛澤東直言大躍進弊病而落難。事情到此還沒有結束，在彭替周說話而被打倒後，周不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來指責這個代他受罪的人。他一是批彭的現行罪過，猖狂攻擊「大躍進」；二是揭彭的歷史老底，過去就曾屢屢反對毛主席。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來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報告。報告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堅決粉碎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陰謀集團的活動》。聽報告者為全軍正師級以上幹部，計有一千餘人。在這一報告中，周恩來以中共最為資深的黨人、軍人的身份，暢談中共的黨史、軍史，歷數彭德懷一件件反對毛澤東的事例，從而為毛澤東關於他與彭在歷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說法，做了「最權威」的注釋，至少看起來像是「最權威」的注釋。

不過，周恩來雖然離剛直最遠，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遠，至少比劉少奇、鄧小平走得遠。他屢屢被毛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讓躲閃有方，不僅沒有被毛敲打得一命嗚呼，而且最終能蓋著黨旗老死於毛的身旁。

鄧小平檢查創數量和質量紀錄
林彪雖在窮途末路時敢與毛澤東拔刀相向，作困獸之鬥，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數時間裡，尤其是在一些關鍵性場合中，都是無原則地追隨著毛、熱捧著毛。比如，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在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他都是不論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澤東抬轎子、吹喇叭。

至於朱德，用李銳先生的話說「是一個『阿彌陀佛』的人，好好先生」。（二○○三年七月九日筆者訪問李銳先生談話記錄。）他固然不會去積極主動地整治人，但也不會去仗義執言地抗拒毛，而常常會隨著大溜說上一些應景的話、敷衍的話，既敷衍著毛澤東，也敷衍著公道和正義。

陳雲曾屢屢為毛澤東補偏救弊，收拾經濟爛攤子，故經常被毛譽之為「良將」、「賢妻」。不過，他一旦發現毛反悔變臉，變虛心納諫為諱疾忌醫，並遷怒於自己，便立刻做出檢查，痛說自己種種不是，接著就請病假走人，與毛脫離接觸，使之眼不見心不煩，也就不予嚴加懲處了。（關於陳雲與毛澤東關係，筆者曾做過一個綜述，參見：《毛澤東執政春秋》第三一-三二節，P251-267頁）

至於鄧小平則很善於向毛澤東做檢查，即很善於在毛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對了的事硬說成是自己做錯了的事，並發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層，無論就向毛做檢查的質量來說，還是就向毛做檢查的數量來說，鄧小平都屬名列前茅者。

毛澤東學劉邦侮弄群臣
毛澤東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視著其他人在如何羞辱著做檢查者，以及做檢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著自己；有時還忍不住技癢，也親身下到場子裡，趟一趟這羞辱做檢查者的渾水，過一過這用伶牙俐齒折損人的口癮。

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鄧子恢先是拒不認錯，硬生生地與整人者僵持著，故遲遲不能過關；後來經不住家人勸說而同意由他們代寫一份檢查交了上去，遂得以過關。毛澤東則把鄧子恢最終扛不住而不得不寫檢查這件事，拿到大會上評論了一番：「這裡面我倒是很佩服鄧老。他硬是不檢討，但到最後，也弄了一篇檢討來。我原想會有一個頂到底的。其實他是有自我批評的，比如在北戴河會議。」（鄧毅生、鄧瑞生：《回憶父親鄧子恢》，載《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五七八-五七九頁。）

毛澤東這是以勝利者的姿態，居高臨下地調侃著失敗者，面子上是在表揚「鄧老」，骨子裡則是在奚落鄧子恢。

毛澤東對鄧子恢的這一奚落是相當損人的，先是逼著人家去做違心檢討，後又譏諷人家做了違心檢討。這就好比先是逼著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後又嘲弄人家並不像人們以為的那樣不聽使喚。

毛澤東善於揣摩人，明明知道鄧子恢是一個很為剛直且很有廉恥的人，一定會為自己做違心檢討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他思想痛苦極了，身心受到了嚴重的傷害。」（《鄧子恢傳》，第五九二頁。）可是，毛澤東偏偏要當著眾人面，故作驚訝地去挑明此事，還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兒疼，他就往哪兒捏，還一邊捏著，一邊不緊不慢地說笑著。（毛澤東如此調侃鄧子恢，使人很容易想起歷史上劉邦的某些作為，即那種好侮弄大臣的作為。李銳先生曾多次向筆者談到，毛澤東是非常喜歡漢高祖劉邦的，對這個痞子出身的皇帝喜歡得不得了。）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毛澤東研究專家，著有《毛澤東執政春秋》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