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會能給三農帶來什麼

（大陸）
傅　清

　　這是一張令全世界驚呆的照片，一個只有一歲的幼兒平躺著被搶救，頭上紮著輸液管，平平的小腹隆起一個倒扣著碗狀的鼓包，那是幾乎要被尿液脹破的小膀胱。孩子大概已經不會嘶心裂肺地哭號了，只會昏睡。這就是中國的結石兒。中國把含三聚氰胺的食品出口到國外，毒死的是貓狗，在國內毒害的是嬰幼兒。九月中國爆發的毒奶粉事件的影響繼續在世界蔓延，繼續有國家禁止進口中國的奶製品。但是在中國則大事已往了。中國司法部向大陸律師下文，禁止律師受理腎結石嬰兒家屬的相關法律訴訟。大陸媒體也停止報道腎結石患兒的相關新聞。中國國家質檢總局十月二日公佈，最新抽樣檢測結果顯示，市場銷售新生產的主要品種液態奶未檢出三聚氰胺。中央大員和地方大員都在公眾面前表演喝奶。中國國家總理溫家寶十月六日主持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乳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條例（草案）》。這是國務院處理毒奶事件，對全國消費者的一個交待，也只是交代而已。如此嚴重的公共事件中國政府也能像賽排球般打「短平快」。
　　十月九日三中全會要開了，中共啟動國內外的重要喉舌都忙不迭為這個會議造勢，什麼「農村三十年改革的偉大成果」，什麼「土地改革將再次成為中國改革的戰略起點」，鋪天蓋地。

　　仍然是法律追?政策跑

　　九月三十日黨魁胡錦濤到三十年前「大包幹」的起點──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考察。五十年代末，三年「大躍進」，小崗村一百二十多人餓死了六十七人，死絕了六戶。但幹部有的吃，沒有餓死的。一直到一九七八年村民就沒有吃過一頓飽飯。一九七八年夏天大旱，十一月全村十八戶人家因為不想餓死，在非黨員生產隊長嚴俊昌帶領下賭咒發誓，簽下分田到戶的「生死契約」，戶戶都按下了紅手印。這份從農村孩子作業本撕的紙簽的「紅手印包幹書」，後來變成鄧小平領導的中國農村改革的重要文件，成為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展藏品。其實小崗村的「大包幹」與鄧小平無關，與一個月之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也無關，因為那個三中全會的決議是「堅持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和「不准包產到戶」。小崗村的「大包幹」與誰有關？是與接到公社書記匯報，來到小崗，「歎了一口氣，就批示小崗幹到秋天，說是幹得好再向黨匯報，幹不好收回來。」的縣委書記陳庭元有關。陳庭元頂不住了，又來了地委書記王郁昭。他看到小崗糧食多得沒地方擱了，連床底下塞的都是糧食，就說：「定罪定不下來，那我們就支持嚴俊昌。」後來他又帶常委們來了一次小崗，此事還與王郁昭之後來到小崗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有關。萬里問了嚴俊昌幾個問題，他說：「地方批你幹一年，我批你幹三年。」嚴俊昌不放心，追著萬里要「紅頭文件」。萬里回答：「不錯，我是沒有紅頭文件，誰要是找你麻煩你就這樣問他：『你可以想出什麼好的辦法？如果對我有看法，你能使生活過得比我好，收入比我現在多，做出的貢獻大？』他要是說不出什麼好的辦法，就讓他不要管你，他還得跟你學習。」三年之後，允許農民「包產到戶」正醞釀為中共中央的決議。

　　新華社《瞭望》周刊十月六日發表的重頭造勢文章《從三十年歷屆黨的三中全會看治國理政思路》稱：「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的三中全會都承擔著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使命，體現中央領導集體的施政特點。」中央黨校專家評價：歷屆三中全會往往帶有每屆中央領導集體的烙印。《南方都市報》在摘載《瞭望》評論時，改題為《觀察三中全會「出手」，可知中央領導「高明」》。新華社報道胡錦濤和小崗鄉親們《江淮金秋話農事》，胡錦濤已經掀開門簾，露了一手，他說：「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是黨的農村政策的基石，不僅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還要賦予農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同時，要根據農民的意願，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適度規模經營。」除《人民日報》之外，各路傳媒一股腦對三中全會「出手」，紛紛進行預測。預測的內容除了「土地的承包期由三十年確定為七十年」和七月出台的「林改」一致之外，三中全會討論的「土地流轉」的全部內容，早已是中國三農的現實。二○○七年兩會出台的《物權法》，對土地承包經營權、建設用地使用權、宅基地使用權、地役權都已作了立法。例如第一百二十九條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將土地承包經營權互換、轉讓，當事人要求登記的，應當向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請土地承包經營權變更登記；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第一百三十三條通過招標、拍賣、公開協商等方式承包荒地等農村土地，依照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和國務院的有關規定，其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轉讓、入股、抵押或者以其他方式流轉。這些已經被法律固定的東西又怎麼能拿出來稱作什麼「土地改革」？「新土改」？「中國改革的戰略起點」呢？傳媒披露現行的《土地管理法》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權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於非農業建設」，目前國土資源部政策法規司在緊張修訂中。該司副司長魏莉華透露：「土地管理法律制度的每一次重大變革，都與黨中央、國務院的重大決策密不可分。」。口口聲聲「依法治國」，但郤讓法律追著政策跑，說明法治是假，人治是真。一黨專政的政體每一代都熱衷頒佈政策，發表決議，就像封建皇帝離不開聖旨和口諭。到了平民總書記、平民總理一代，人治力不從心，對經濟社會的變革已無治理能力，但發聖旨，搞決議的心態一點不讓鄧小平專美。十七屆三中全會是落後於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一個會議。與三十年內的「三中全會」相比，充其量只是狗尾續貂。妄想成為「戰略起點」，如同奧運高歌「同一個夢想」。

　　土地「流轉」將促農民買斷

　　從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攫取改革開放最大利益的中共政權，根本不懼「土地私有化」，三中全會決議採用的「流轉」，已經是「私有化」的代名詞。《中國新聞周刊》對厲以寧的專訪，道出了箇中秘辛。厲以寧講了四點：其一，「有一種建議是改行耕地私有化，誰承包的土地就改為誰對這塊土地擁有所有權。如果耕地私有化，農村社會會發生巨大動盪。比如說，一些人由於不瞭解情況而對政策產生誤解，引發爭論；又如，耕地的質量不同，距離家庭住所遠近不同，農戶之間本來就有爭執，但由於大家都沒有土地所有權，只有使用權，所以儘管爭執不停，土地照舊承包使用，一旦把承包土地改為私有土地，爭執可能擴大，造成社會不安。」其二，再從經濟上分析，耕地私有化以後更不容易實現農業規模經營，耕地使用率不容易提高，因為相當多的農民會特別珍視私有的耕地，寧肯守著這一小塊私有耕地而不願意離開它。其三，「另一種建議是改行耕地國有化並在此基礎上實行永佃制。多年以來農村的耕地實行的是集體所有制，雖然集體耕地的所有者一直是模糊的，『集體究竟是誰』這一點從未明確過，但耕地集體所有已實行這麼多年了，一旦改為耕地國有，同樣會導致不少人對此不理解，甚至會激化農民同政府的矛盾。」

　　其四，「至於永佃制，也會產生新問題。永佃制將被解釋為世代傳襲租佃，這也是推進農業規模經營的一種障礙。此外，永佃制之下農民中有些人仍然會寧肯守著這一小塊永佃田而不願意離開它外出。假定只實行耕地國有化，不實行永佃制，那麼問題會更多，因為多年來的實踐已經充分說明，除非在地廣人稀的農業地區，例如黑龍江農墾區，否則國有農場的效率未必高於家庭承包制。」可見「土地流轉」更多是從政權穩定出發的，可謂提出者、決策者「機關算盡」。

　　《中國改革》雜誌學術顧問武建東著文提出：「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格局，生死存亡之道就是中國必須實現從外向經濟向構建世界上最大的內需經濟體系的轉型，目前這個轉型的焦點就是中國農村生產力的再造。這就需要將農村問題唱一次主角，就需要全面進入推動城鄉一體化的中國城市化時期，也就更需要以集體土地使用權為觸媒向廣大的農村提供巨大的貨幣流動性和財富利益，以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內需市場和內需消費能力。因此，這個觸媒通道就是打通國內市場經濟的咽喉要道，就是一個必須承載有限市場化利益使命的商品，就一定要成為改革轉型的戰略前提！」三農是中國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瓶頸，改革三十年，城鄉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前所未有地擴大。二○○七年是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收入比率達三點三三比一，絕對差距達九千六百四十六元人民幣。當農民進城打工，「土地流轉」早已成為現實，三農問題日益嚴重的根本原因不是現行土地制度，也不是城鄉二元化，而是官權對三農的盤剝重於城市。將武建東的學術術語剝掉之後，只剩下農民可以從「土地流轉」政策中得到一筆錢，這筆錢可以為最貧窮的農村提供貨幣流動，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內需市場和內需消費能力」，這個內需市場究竟是誰最需要的？當然是中國的利益集團。對更多的農民來說，「土地流轉」獲得的資金往往是一次性的，和國企下崗工人的「買斷」性質一樣。改革已經造成幾千萬下崗工人，還有一億失地農民，難道還要再造成更多的「下崗農民」？

　　中國農民只能做「二等公民」

　　九月二十四日溫家寶赴紐約參加聯合國會議四十八小時。在兩個場合，溫家寶提出中國民主的三個發展方向，包括民主選舉、司法獨立和政府接受新聞監督。他的主張不但是正確的，而且與二○○七年兩會前後，他兩次公開稱讚普世價值是一致的。幾乎是同步，《人民日報》二十六日轉載《北京日報》社長梅寧華的長文《對現代國家制度的新思考──從奧運成功舉辦看我國政治體制的優勢》，他提出：「北京奧運讓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優勢。奧運會舉辦過程中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展現出的強大組織力、無可比擬的社會動員能力、萬眾一心的社會認同感，充分體現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他又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並不斷完善的政治制度，是集民主與集中的優點於一體，集中西價值觀的長處於一身，日益呈現出西方政治體制和我國傳統政治體制所不可比擬的優勢。」言外之意，中國的制度是現代的國家制度。儼然回擊了溫家寶在聯大發表的政治改革的主張。

　　十月八日胡錦濤在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於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全國抗震救災總結表彰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中公然宣稱：「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中華民族的優秀品質，人民軍隊的政治本色，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顯著政治優勢，我們必須倍加珍惜、永遠堅持。」

　　中共最高領導集團拒絕政治改革是一致的，這將是三中全會的主調。三十年的經濟改革，中共利益集團已經完成血腥的原始資本積累。財富的不平等，剝削與被剝削，壓迫與被壓迫，是官民對立的根本原因，不改變政治制度，中國農民「二等國民」的身份就不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