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黨派的現狀

動 向 2007年12月號 （大陸）章立凡

重燃政治熱情與「六四」轉向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一些重要關節點上，諸如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的國共和談、一九五七年的中共整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民主黨派曾試圖扮演調停緩衝的角色，但並不成功，甚至不受歡迎。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共的治國方略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工作為中心」。一九八○年代初，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民主黨派的政治熱情重新煥發。一些資深的民主黨派人士在某些重大政治、經濟問題上，例如在三峽大壩上馬的問題和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上，不僅提出過獨立見解，甚至能夠堅持己見。

在內部人事上，也出現了對中共干預的抵制。民主黨派內部曾有動議，要求具有中共身份的「交叉黨員」退出，或不得擔任重要領導職務。民盟的一批中委，曾試圖在換屆時通過選舉由千家駒取代費孝通出任民盟中央主席，經中共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出面彈壓，費孝通才保住了主席職位。

「六四」槍聲響起之後，民主黨派隨之失聲。不久迅速轉向，紛紛發表聲明支持「平暴」，並慰問戒嚴部隊。個別持反對意見的人士（如千家駒）則遠走海外，民主黨派一度高漲的問政熱情歸於沉寂。

由聯合政府成員變為「參政黨」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將中國的政黨制度定位在「多黨合作」。從此以後，民主黨派與中共的關係，徹底告別了「聯合政府」這個早已不存在的歷史概念，進入了中共領導的「多黨合作」時代。

定位於「參政黨」的民主黨派，除了基本的組織活動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舉辦各種調研，在此基礎上形成提案、議案，體現「參政議政」的存在。雖然民主黨派的工作沿襲了一九五○年代劃定的「重點分工」範圍，而各黨派的調研、參政及提案內容，卻未因這種劃分而顯示出明顯差別，顯得籠統而雜亂。由於信息不公開，民主黨派的調研資訊明顯不足，提交的議案也不專業，不易引起政府決策機構的重視，最終流於形式。

功利化、機關化、邊緣化現象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隨著經濟增長引發的政權腐敗，民主黨派創建時的民主憲政理想已被淡忘，功利化、機關化、邊緣化的現象十分突出，政黨特徵模糊不清。民主黨派在監督方面無所作為，甚至其自身也難以抵禦腐敗。民主黨派的邊緣化現狀，主要體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一、無獨立政治主張：按照國際流行的政黨概念，政黨應有獨立的政治綱領、組織體系、經費來源、群眾基礎等，這些都不適用於「中國特色」政黨制度下的民主黨派。除了參政水平低下以外，民主黨派的政黨特徵也逐漸消失，成為政權的一部分。目前的民主黨派有的仍以《共同綱領》為政綱，有的雖有政綱卻與《共同綱領》大同小異。在執政黨宣佈自己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時，民主黨派習慣於宣稱自己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二、入黨動機功利化：隨著老一代的領導人逐漸辭世，民主黨派開始換代並迅速完成領導層的更替。新發展的黨員對本黨的歷史傳統和理念十分隔膜，更多的是功利上的企望與訴求。

三、組織發展受限：目前各民主黨派總共僅有六十五萬黨員，相比與中共七千萬黨員的規模，顯然少得可憐。民主黨派發展黨員，仍受一九五○年代中共劃定的重點分工規範，一些重要的部門和領域，至今仍是民主黨派的發展禁區。

四、副職晉升律：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被安排到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的職位上，與一九五四年以來的狀況並無區別，其他人物只能安排副省部級以下的實職，與建國時的陣營不可同日而語，甚至遠不及「文革」以前的境況。民主黨派人士的從政軌跡，會遵循「副職晉升」的規律，即從下一級副職晉升任上一級副職。

五、幹部培訓制：民主黨派幹部的提拔，需要通過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的培訓。該校被稱為民主黨派的「中央黨校」，仿照中共中央黨校的模式培訓黨外幹部。目前中共中央黨校兼具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庫的職能，而社會主義學院只是一個幹部晉升的台階。

六、「交叉黨員」掌權：雖然中共宣稱其黨員不加入民主黨派，但各民主黨派內部，仍存在一定數量不公開或半公開的中共黨員（習慣上被稱為「交叉黨員」）。目前掌握實權的領導人，基本上是這類人物。「交叉黨員」的存在及其實權地位，從組織上確保了民主黨派與中共在政治上的高度一致。

七、人事、經濟機關化：如前所述，自一九五○年代起，民主黨派機構從人事、經費上開始機關化。各民主黨派的辦公場地和日常辦公經費，全部由國庫支出而無需自籌。二○○五年頒佈的新《公務員法》將民主黨派機關工作人員正式納入公務員隊伍。經濟上的依賴性，決定了「參政黨」與「執政黨」利益上的一致性。

八、監督無力：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在一九八○年代提倡：民主黨派與中共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而現狀則是：因為利害一致，民主黨派與中共在做到了「長期共存」和「榮辱與共」；因為地位不同，在「互相監督」和「肝膽相照」上難以到位。由於上述各種原因，決定了民主黨派在政治生活中無力對執政黨實行有效的監督。

民主黨派有沒有未來？
自「反右」歷經「文革」迄今的五十年間，公權力一直得不到有效的監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起飛，也造成中國大陸的貪腐橫行，這正是消滅了民主監督的惡果。由於毛澤東的偶像地位仍被愚蠢地維持，「反右」這一摧毀民族精神、斫喪民族元氣的歷史罪案，至今未得到應有的清算。

中國大陸的社會轉型和分化，使社會矛盾日益尖銳。面對民間日益高漲的民主憲政訴求，中共在堅持一黨執政的同時，不得不繼續獨自承擔改革的全部壓力。新任中共領導人胡錦濤在接任之初，對民主黨派元老的優禮有加，不斷釋放出提高民主黨派統戰價值的信號，試圖重新發揮民主黨派的作用。

二○○五年和二○○六年，中共中央先後出台三個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和《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文件提出民主黨派人士「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職」，明確了把黨派專項經費列入同級財政預算，研究解決黨派機關人員編制等。

二○○六年十一月出台的《關於鞏固和擴大新世紀新階段統一戰線的意見》，還提出「要照顧同盟者利益」。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表決，任命原同濟大學校長、致公黨副主席萬鋼為科技部部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首位來自民主黨派的部長。這一任命確實具有詮釋「照顧同盟者利益」的象徵意義，也從另一方面證明了「參政黨」與「執政黨」之間的「利益共同體」關係，但在原有體制不變的前提下，起決定作用者仍是中共中央派駐的部黨組。

對民主黨派改造既成功又失敗
以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為分水嶺，毛澤東重新樹立了個人權威，走向個人獨裁；中共推倒了聯合政府共識，走向一黨專政；民主黨派則從聯合政府的盟友，淪為被改造的對象。就中共而言，對民主黨派的改造是成功的，同時也是失敗的。同盟者在被成功地馴化為僕從之後，當主人出現決策錯誤時，僕從是無力履行監督功能的。

民主黨派創立時的理想是反對一黨專政，在中國實現民主憲政，今日中國之民主黨派，距離這個理想已十分遙遠。當商品經濟的復興喚醒了國人的權利意識，越來越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參與到公民維權行動中時，其中並無民主黨派的身影。當社會熱烈探討政治體制改革、民主和民主社會主義時，人們幾乎聽不到民主黨派的聲音。這無疑是一種歷史的諷刺。

知識分子黨派與農民會黨的結盟，其結果是前者被後者改造。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有「黨文化」而無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政黨」實際上趨同於「政權」。如果民主黨派應反省自身的退化，更須反省自身執政歷史的是中共。

（此文是作者在洛杉磯反右五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演講《中國民主黨派的歷史變遷》一文的節選）


摘自:香港爭鳴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