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革到六四,看中國民主化的困境

動 向 2006年6月號 （大陸）劉曉波

中國百年現代史的多災多難，在毛澤東時代達到劫難的高峰。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了空前大災難。共產暴政實施階級滅絕、個人極權的無法無天，多數暴政的瘋狂發作，都達到了登峰造極。致使經濟被推向崩潰的邊緣，法律秩序蕩然無存，文化和道德遭到空前的大破壞，人的生命和權利遭到毀滅性踐踏，政治迫害之廣涉及到上億人，上至國家主席下至繈褓中的嬰兒，死於迫害的人至少幾百萬。
文革後中國社會達成兩項共識


由於文革災難的過於慘烈，將中共體制的弊端醒目地凸現出來，所以，絕對極權者毛澤東的自然死亡和文革結束，為開啟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提供了絕佳的時機。經歷過文革的中國社會，在政治上起碼達成了兩項社會共識：一，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政治民主化，改革開放應該是經濟和政治同步的均衡改革，而非經濟開放而政治封閉的跛足改革；二，實現民主化的方式應該是官民互動的漸進改良而非激進的革命。因為改良式的社會變革，速度可能慢一點，但也降低社會轉型的綜合成本。

在獨裁傳統漫長的中國，通過改良的方式推動社會變革，首先需要民間動力自下而上的推動，其次需要官權對民意的認同，二者的互動缺一不可。只要官權拒絕改良，改良就無可能。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改革的黃金時期，走向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初見成效，思想文化領域極為活躍，政治民主化越來越成為主流民意，特別是民間的政治民主化訴求，通過「西單民主牆」、思想解放運動、全國高校的自發競選、大學生的遊行示威等活動，得到了日益明確而強烈的表達。

可喜的是，中共官權內部也形成了具有決策權的開明改革派，力主政經改革的同步進行。兩位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順應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借助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排除黨內政治保守派對政治改革的頑強抵抗，先後終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左傾回潮，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市場化和民主化的初步綱領，造就了中國當代史上政治改革的黃金時代。

八九民運旨在推動政改正是在此官民互動的基礎上，青年大學生以街頭政治的方式提出民主化的訴求，並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八九運動。可以說，旨在推動政治改革的八九運動，其聲勢之浩大、秩序之井然和動員之廣泛，已經為中國的政治轉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民間支持，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完全有條件一展身手、大有作為。

可惜的是，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的整體不成熟，既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政治魄力和操作智慧，也沒有表現出應對突發事件和駕馭自發民眾運動的能力，他們缺乏組織上的能力和技巧、策略上的成熟和明智，缺少平等的公民意識、參與精神和道義勇氣，屢屢錯過了引導民意的契機，致使如此巨大的民間資源白白浪費。在大屠殺當中和之後，精英們更缺少在大恐怖面前堅定的道義立場和無畏的良知勇氣，遂使年輕生命所付出的代價和提供的時機至今沒有結成正果。

開明派的錯失時機就等於把機會留給了黨內頑固派，使他們拒絕民意的獨裁意志和強硬態度，在最高決策層內逐漸佔據優勢，最後以武力鎮壓的方式結束偉大的八九運動。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頑固派把善良的民意當作不共戴天的敵人，對把黨內開明派作為叛徒加以清除，從而將一場偉大的政治改革運動變成舉世震驚的大罪惡。鄧小平的大開殺戒，不但葬送了那麼多年輕生命，也葬送了中國政治體制和平轉型的時機。

六四對於中國的負面影響


八九運動中的官民衝突，無論是對抗的產生和激化，還是解決衝突的粗暴和野蠻，鄧小平和李鵬等頑固派必須承擔主要罪責。六四的鮮血和八九運動的失敗，對於大陸中國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整體性的。

一，從官權的角度看，大屠殺葬送了執政黨的合法性，使推進政治改革的黨內開明派從此一蹶不振，使固守於單純經濟改革的保守派主宰高層決策至今；二，就民間的角度看，八九失敗是延續了幾千年的知識份子群體整體失敗的當代翻版，從道義上葬送了自由知識界作為啟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以至於，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之下，大陸知識界陷於整體失語，由懦弱而犬儒，由犬儒而冷血。三，從改革方向和路徑的角度看，政治僵化而經濟突進的跛足改革代替了政經平衡的全面改革，經濟改革也只能造就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獨裁資本主義，八九運動所反對的腐敗非但沒有絲毫收斂，反而發展成各級權貴家族的暴利集團。

中國民主化的困境，當然有民間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中共官權的權力自私和權力狂妄。正是由於權力自私，使鄧小平們全然無視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而只在乎保住一黨獨裁的特權和權貴階層的既得利益。所以，在改革最有希望的時期，鄧小平重新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逐步淡化文革和捍衛毛澤東的形象，致使歷史真相無法還原，教訓無從總結，現實改革無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歷史欠債讓中國的未來不堪重負。

政治上一個個「小文革」的連續


正因為權力狂妄，鄧小平們才會只相信中共的自我神化及其獨裁權力——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和建設強大的中國。權力狂妄使他們不相信民間智慧和不尊重民意，進而把民意的公開表達視為洪水猛獸。所以，鄧小平和他的後繼者才會延續文革式的敵人意識，鎮壓民主牆、清污、反自由化、六四大屠殺、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使改革開放的過程在政治上就是一個個「小文革」的連續。

凡是親歷過文革和六四並至今還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國人，不得不面臨這樣嚴酷的事實：以反思文革開始的改革開放，居然以六四大屠殺殘暴而落幕；以反腐敗、爭民主為主要訴求的八九運動，曾經形成過各階層相互支援的大規模民間動員，第一次令世界對中國民間蘊涵的正義力量刮目相看，但誰也沒有想到，大屠殺之後的十七年來，中共借助於暴力鎮壓、意識形態灌輸和利益收買，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記憶，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親歷過那場運動和大屠殺的人們，有些人因耽誤了世俗前途而後悔不已，有些人不願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記憶，而沒有親歷的後六四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國究竟發生過什麼，對文革歷史更是所知廖廖。

換言之，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利益訴求優先代替了道義訴求優先，社會階層的大分化代替了社會各界的政改共識，受益的精英階層和受損的平民階層之間的兩級分化，在利益上已經達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這種分化，使主流精英階層更傾向於「穩定優先」和「經濟優先」的保守立場，傾向於政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權威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國只配有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經濟改革，中國人只配有麵包而無自由的豬圈生活。

無論今日中國的深層社會危機多麼嚴重，從禁言文革到禁言六四，說明中共現政權仍然無意於打破束縛中國改革的政治瓶頸，仍然忽視民權和敵視民意。而無論是處理偶發性的棘手事件，還是保持社會的穩定，中共的對抗性思維，只能讓本來溫和的矛盾不斷升級，直至達到雙方在心理上（因為現實往往並非如此，而是人為的內心恐懼使然）的毫無退路的激化狀態，然後動用強制力甚至暴力暫時解決問題。這不僅在道義上是野蠻的，社會代價是最大的，其效果也必然本末倒置，對具有道義性合法性的被鎮壓者如此，對失去道義合法性的鎮壓者更是如此。

日益分化的社會走上多元化之路


好在，今日中國已經由高度政治化的整體社會變成日益分化的社會，雖然還不能說已經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但起碼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社會的三大組成部分——經濟、政治和文化——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經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分化。在經濟上，指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已經使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在文化上，正統意識形態的衰落已經使人們的價值趣味日趨多樣化；而唯有在政治上官方仍然堅守權力一元化的僵硬體制，但在經濟和文化的多元化蠶食下，體制內也不再是鐵板一塊，其利益主體和價值觀念一直處在急遽地分化之中。特別是在主流民意的積極壓力和消極抵抗的雙重作用之下，民間資源迅速擴張，官府資源迅速萎縮，官方固守舊制度的成本越來越高，管制能力也越來越弱，力不從心已經成為中共現政權的統治常態。

所以，在官權還沒有開啟政治改革的誠意的當下大陸，中國民主化的路徑，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漸進改良，而很難乞靈於自上而下的「蔣經國式」革命。當民間還無力改變政權之前，民間起碼可以首先改變自身，在只要求臣民而不喜歡公民的制度下，從個體開始以一個公民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在不自由的制度下，勇敢地把自己當作自由人來發言來行動；通過自下而上的民間自覺，逐步形成自發的持續的且不斷壯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推動民間維權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逐漸擺脫各自為戰的分裂狀態，使權益受損的各階層在道義共識的基礎上形成相互支援的維權同盟。也就是說，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間力量，不追求通過激進的政權改變來重建整個社會，而是通過漸進的社會改變來逼出政權的改變，即依靠不斷成長的公民社會來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權。

二○○六年六月二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