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15日星期三

從文革到六四,看中國民主化的困境

動 向 2006年6月號 (大陸)劉曉波

中國百年現代史的多災多難,在毛澤東時代達到劫難的高峰。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給中國帶來了空前大災難。共產暴政實施階級滅絕、個人極權的無法無天,多數暴政的瘋狂發作,都達到了登峰造極。致使經濟被推向崩潰的邊緣,法律秩序蕩然無存,文化和道德遭到空前的大破壞,人的生命和權利遭到毀滅性踐踏,政治迫害之廣涉及到上億人,上至國家主席下至繈褓中的嬰兒,死於迫害的人至少幾百萬。
文革後中國社會達成兩項共識


由於文革災難的過於慘烈,將中共體制的弊端醒目地凸現出來,所以,絕對極權者毛澤東的自然死亡和文革結束,為開啟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提供了絕佳的時機。經歷過文革的中國社會,在政治上起碼達成了兩項社會共識:一,現代化的實現離不開政治民主化,改革開放應該是經濟和政治同步的均衡改革,而非經濟開放而政治封閉的跛足改革;二,實現民主化的方式應該是官民互動的漸進改良而非激進的革命。因為改良式的社會變革,速度可能慢一點,但也降低社會轉型的綜合成本。

在獨裁傳統漫長的中國,通過改良的方式推動社會變革,首先需要民間動力自下而上的推動,其次需要官權對民意的認同,二者的互動缺一不可。只要官權拒絕改良,改良就無可能。

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改革的黃金時期,走向市場化的經濟改革初見成效,思想文化領域極為活躍,政治民主化越來越成為主流民意,特別是民間的政治民主化訴求,通過「西單民主牆」、思想解放運動、全國高校的自發競選、大學生的遊行示威等活動,得到了日益明確而強烈的表達。

可喜的是,中共官權內部也形成了具有決策權的開明改革派,力主政經改革的同步進行。兩位開明的總書記胡耀邦和趙紫陽順應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借助鄧小平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講話,排除黨內政治保守派對政治改革的頑強抵抗,先後終止了「清污」和「反自由化」左傾回潮,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市場化和民主化的初步綱領,造就了中國當代史上政治改革的黃金時代。

八九民運旨在推動政改正是在此官民互動的基礎上,青年大學生以街頭政治的方式提出民主化的訴求,並得到社會各階層的廣泛支持,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八九運動。可以說,旨在推動政治改革的八九運動,其聲勢之浩大、秩序之井然和動員之廣泛,已經為中國的政治轉型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民間支持,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完全有條件一展身手、大有作為。

可惜的是,黨內開明派和自由知識界的整體不成熟,既沒有表現出應有的政治魄力和操作智慧,也沒有表現出應對突發事件和駕馭自發民眾運動的能力,他們缺乏組織上的能力和技巧、策略上的成熟和明智,缺少平等的公民意識、參與精神和道義勇氣,屢屢錯過了引導民意的契機,致使如此巨大的民間資源白白浪費。在大屠殺當中和之後,精英們更缺少在大恐怖面前堅定的道義立場和無畏的良知勇氣,遂使年輕生命所付出的代價和提供的時機至今沒有結成正果。

開明派的錯失時機就等於把機會留給了黨內頑固派,使他們拒絕民意的獨裁意志和強硬態度,在最高決策層內逐漸佔據優勢,最後以武力鎮壓的方式結束偉大的八九運動。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頑固派把善良的民意當作不共戴天的敵人,對把黨內開明派作為叛徒加以清除,從而將一場偉大的政治改革運動變成舉世震驚的大罪惡。鄧小平的大開殺戒,不但葬送了那麼多年輕生命,也葬送了中國政治體制和平轉型的時機。

六四對於中國的負面影響


八九運動中的官民衝突,無論是對抗的產生和激化,還是解決衝突的粗暴和野蠻,鄧小平和李鵬等頑固派必須承擔主要罪責。六四的鮮血和八九運動的失敗,對於大陸中國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整體性的。

一,從官權的角度看,大屠殺葬送了執政黨的合法性,使推進政治改革的黨內開明派從此一蹶不振,使固守於單純經濟改革的保守派主宰高層決策至今;二,就民間的角度看,八九失敗是延續了幾千年的知識份子群體整體失敗的當代翻版,從道義上葬送了自由知識界作為啟蒙者和代言人的角色。以至於,在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之下,大陸知識界陷於整體失語,由懦弱而犬儒,由犬儒而冷血。三,從改革方向和路徑的角度看,政治僵化而經濟突進的跛足改革代替了政經平衡的全面改革,經濟改革也只能造就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獨裁資本主義,八九運動所反對的腐敗非但沒有絲毫收斂,反而發展成各級權貴家族的暴利集團。

中國民主化的困境,當然有民間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中共官權的權力自私和權力狂妄。正是由於權力自私,使鄧小平們全然無視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而只在乎保住一黨獨裁的特權和權貴階層的既得利益。所以,在改革最有希望的時期,鄧小平重新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逐步淡化文革和捍衛毛澤東的形象,致使歷史真相無法還原,教訓無從總結,現實改革無法走上健康之路,沉重的歷史欠債讓中國的未來不堪重負。

政治上一個個「小文革」的連續


正因為權力狂妄,鄧小平們才會只相信中共的自我神化及其獨裁權力——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和建設強大的中國。權力狂妄使他們不相信民間智慧和不尊重民意,進而把民意的公開表達視為洪水猛獸。所以,鄧小平和他的後繼者才會延續文革式的敵人意識,鎮壓民主牆、清污、反自由化、六四大屠殺、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使改革開放的過程在政治上就是一個個「小文革」的連續。

凡是親歷過文革和六四並至今還堅持自由民主理念的國人,不得不面臨這樣嚴酷的事實:以反思文革開始的改革開放,居然以六四大屠殺殘暴而落幕;以反腐敗、爭民主為主要訴求的八九運動,曾經形成過各階層相互支援的大規模民間動員,第一次令世界對中國民間蘊涵的正義力量刮目相看,但誰也沒有想到,大屠殺之後的十七年來,中共借助於暴力鎮壓、意識形態灌輸和利益收買,成功地扭曲了和清洗了民族記憶,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親歷過那場運動和大屠殺的人們,有些人因耽誤了世俗前途而後悔不已,有些人不願再提起激情的和血腥的記憶,而沒有親歷的後六四一代,甚至大都不知道八九年的中國究竟發生過什麼,對文革歷史更是所知廖廖。

換言之,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利益訴求優先代替了道義訴求優先,社會階層的大分化代替了社會各界的政改共識,受益的精英階層和受損的平民階層之間的兩級分化,在利益上已經達到了尖銳對立的程度。這種分化,使主流精英階層更傾向於「穩定優先」和「經濟優先」的保守立場,傾向於政府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權威型跛足改革,似乎中國只配有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經濟改革,中國人只配有麵包而無自由的豬圈生活。

無論今日中國的深層社會危機多麼嚴重,從禁言文革到禁言六四,說明中共現政權仍然無意於打破束縛中國改革的政治瓶頸,仍然忽視民權和敵視民意。而無論是處理偶發性的棘手事件,還是保持社會的穩定,中共的對抗性思維,只能讓本來溫和的矛盾不斷升級,直至達到雙方在心理上(因為現實往往並非如此,而是人為的內心恐懼使然)的毫無退路的激化狀態,然後動用強制力甚至暴力暫時解決問題。這不僅在道義上是野蠻的,社會代價是最大的,其效果也必然本末倒置,對具有道義性合法性的被鎮壓者如此,對失去道義合法性的鎮壓者更是如此。

日益分化的社會走上多元化之路


好在,今日中國已經由高度政治化的整體社會變成日益分化的社會,雖然還不能說已經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但起碼是走在多元化的道路上。社會的三大組成部分——經濟、政治和文化——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已經不再是鐵板一塊,而是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分化。在經濟上,指向市場經濟的改革已經使利益主體日益多元化;在文化上,正統意識形態的衰落已經使人們的價值趣味日趨多樣化;而唯有在政治上官方仍然堅守權力一元化的僵硬體制,但在經濟和文化的多元化蠶食下,體制內也不再是鐵板一塊,其利益主體和價值觀念一直處在急遽地分化之中。特別是在主流民意的積極壓力和消極抵抗的雙重作用之下,民間資源迅速擴張,官府資源迅速萎縮,官方固守舊制度的成本越來越高,管制能力也越來越弱,力不從心已經成為中共現政權的統治常態。

所以,在官權還沒有開啟政治改革的誠意的當下大陸,中國民主化的路徑,主要依靠自下而上的漸進改良,而很難乞靈於自上而下的「蔣經國式」革命。當民間還無力改變政權之前,民間起碼可以首先改變自身,在只要求臣民而不喜歡公民的制度下,從個體開始以一個公民的方式參與公共事務;在不自由的制度下,勇敢地把自己當作自由人來發言來行動;通過自下而上的民間自覺,逐步形成自發的持續的且不斷壯大的公民不服從運動,推動民間維權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逐漸擺脫各自為戰的分裂狀態,使權益受損的各階層在道義共識的基礎上形成相互支援的維權同盟。也就是說,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間力量,不追求通過激進的政權改變來重建整個社會,而是通過漸進的社會改變來逼出政權的改變,即依靠不斷成長的公民社會來改造合法性不足的政權。

二○○六年六月二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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