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大新說」在紐約初現—《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小記

動 向 2006年6月號 （大陸） 朱健國

研究中國現當代史常遇一怪事，離事發現場時空愈遠，其真相往往愈清晰，其本質揭露往往愈深刻。對於中共「黨史」稱發生於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動亂」），其真相在其「產地」中國大陸一直撲朔迷離，諱莫如深。但是，遠離文革中心北京萬里的美國紐約，在距「文革」發動四十周年的二○○六年五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打破中國大陸禁談文革的「戒嚴令」，倏然首次向全球初現「文革十大新說」——
「文革十大新說」


一、文革不只一個，而是有兩個文革：「毛氏（官方）文革」與「人民（民主自由者）文革」（詳見劉國凱《論人民的文革》）；

二、文革不只十年，至少可從一九五七年算起，文革的實際運動時間至少有二十年；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詳見朱正《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

三、文革的發明權並非源於中共毛澤東，早在斯大林時代就有了「俄式文革」；是馬列主義中國化後才有了「毛氏文革」；在世界各國共運史中，都有過不同形式的文革（詳見程曉農《中蘇文革比較》、程映紅《文革：向世界輸出革命》、胡承偉《文化大革命和法國》、郭建《毛澤東、阿爾圖塞和文化大革命》）；

四、文革並非毛澤東一人「親自領導和發動」，而是中共集體領導共同發動，包括文革的頭號敵人劉少奇對文革亦有獨特貢獻（詳見宋永毅《劉少奇對文革的獨特貢獻》、余杰《北大文革血與火的記憶》）；

五、文革中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主要源於各地中共領導人中的「本地派」與「外來派」為了私利而蓄意欺騙百姓互鬥的結果（詳見蘇陽《文革中的大屠殺：對湖北、廣東和廣西三省的研究》）；

六、文革中確實發生過兵諫、兵變——武漢「7.20事件就是一場反毛氏文革的兵諫、兵變（詳見徐海亮《武漢「7.20事件」》）；

七、周恩來在文革中的為虎作倀作用遠大於林彪，堪稱文革二號元兇（詳見丁凱文《比較林彪和周恩來》）；

八、「文革造反派」多是上承「右派」下啟「今日自由主義思想者」的民主自由追求者，是至今未能昭雪的一大冤獄冤魂（詳見陳奎德《文革化大革命中中國自由主義的萌芽》、潘國平《也談造反派》、遇羅文《「出身論」事件和當前中國的維權運動》、焦國標《文化大革命並沒有結束》、李遜《文革中上海工人造成反派與工人階級的實際地位》）；

九、文革期間中國大陸就出現了黑社會犯罪組織（詳見夏明《文革期間的黑社會犯罪問題及文革後的錯覺》）；

十、「巴金文革博物館模式」過大於功——文革實際是一次專制極權制度的自殺運動，「巴金文革博物館模式」無視這一文革本質，誤導了許多文革博物館期待者（詳見朱建國《大陸文革博物館萌芽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文革十大新說」在紐約初現，其「核磁共振」來自世界各地的六十多位各具特色的「文革」研究專家相聚於紐約港這個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思想原子反堆」。學富五車的世界一流「文革」研究專家與飽經風霜的「文革風雲人物」，或大廳共聚，或花前對坐，或「象牙塔」中直面同道砥礪，或圖書館裡熱情對話萍水公眾；先深入專論人人平等二十分鐘，後自由答辯「真問題」者優先優惠；以現場實證與歷史追究實時互動，引學者思想與當事時空融為一體；時力排眾議浪遏飛舟，時求同存異水天一色；文革與改革互究，自由與共生齊飛；無數新思想，紛紜新觀念，若道道閃電劃破夜空，爭相雷鳴，終於隱現文革十大真相輪廓。

「八仙過海」競展風采


誰說會議只是短短三天？其間有十五組專題演講，每組四—五人，每人限時二十分鐘，每組附半小時自由答辯。免午睡，廢晚會，人皆見逢插針，夜以繼日，「不覺東方之既白」；不分餐桌車上，不計床頭廁邊，人人進入思想風暴，「坐地日行八萬里」，「一天等於二十年」！

精悍如鋼筋的林培瑞（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理事會主席和普林斯頓大學中國研究教授），說一口流利中文，上台致開幕辭，痛斥「禁止研究文革」，「大珠小珠落玉盤」；下台找角落睜大眼睛靜靜細聽，不遲到不早退，始終興趣盎然。「人比黃花瘦」的嚴家祺雖未正式與會，卻也抱病在開幕前與舊雨新知合影留念。

健壯敦實的宋永毅（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代執行主任，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中國問題專家），從會議策劃到會務接待，從會議主持到論文集合，事無巨細，事必躬親，永不疲倦。

滿頭飛雪的朱正（中國當代史專家，著有暢銷史書《一九五七年的反右》），因交通遲到錯過發言正點，無怨無悔地以台下交流「堤外損失堤內補」，在晚間自由發言中依然將其《反右派鬥爭是流產的文化大革命》要點滿場遍傳。

「英俊少年」夏明（紐約市立大學政治比較學教授），年方不惑，層層剝去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諧社會」四個時代的「政治糖衣」，直挖文革期間的黑社會犯罪問題對改革時期中國大陸的深層影響。

胖乎乎的潘國平（文革時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兵總司令部總司令），一邊回憶三十九年前如何在張春橋親自授意下將「司令寶座」讓與王洪文，一邊披露汪東興發起粉碎「四人幫」的絕秘資料，進而揭示出一個由保皇派在逼上梁山成為文革造反派的心路歷程。

禿頂不頹志的遇羅文（遇羅克弟弟，旅美獨立作家）：認為哥哥遇羅克只能在文革初期寫出《出身論》，由此證明文革確有「兩個」。如果說文革中有三次思想大解放，那麼第一次就是遇羅克寫出《出身論》之時，第二次則是「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讓中國人明白了毛澤東思想的可疑，第三次則是尼克松訪華。遇羅文相信文革初期的許多事件和當前中國的維權運動有著共同的意義。

虎虎有生氣的李振盛（著名攝影師，文革時為黑龍江省報攝影記者），在會議上放映了他從自己的一萬多張文革新聞照片中精選的文革照片經典。

目光如炬，白髮如火的朱學淵（旅美博士，知名網絡時評家），以精彩的即席演說活躍自由討論，既讓人感悟中國知識分子家族在文革中的血淚，更不斷向與會者爆出一個個「真問題」，推動會議一步步逼近文革十大真相。

會議的「告別節目」是一個受到「紅太陽」第八次接見的「紅衛兵」，他先講述了親身經歷的一個「趣味文革故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在北京西郊機場受到毛主席第八次接見的二百萬紅衛兵，在毛的檢閱車剛過去，就自動男女各自在原地圍成圓圈「小解」（因為二百萬紅衛兵為等待毛主席到來已整整十二小時沒法上廁所了），一時北京西郊機場形成上萬個「男女小解圓圈」，創造了人類史上空前絕後的二百萬男女機場圓圈尿尿的今古奇觀——而後在展示廣東三個「文革博物館萌芽」時，提出大陸文革博物館萌芽的現狀及發展趨勢證明：「巴金文革博物館模式」過大於功！沒有真正認清文革本質，仍然對毛體制寄予幻想的「巴金文革博物館模式」，誤導了許多中國人，以致文革博物館歷經二十年的呼喚，依然處於萌芽狀態。

會中會：左右兩派都亮相


然而，會議的更多華彩樂段是眾多傑出文革研究專家演奏的，除了親臨會場的著名教授、博士、專家，也有受到中國政府阻攔而未能出席會議的徐友漁、邢小群、唯色、崔衛平、丁東、謝詠、何蜀、唐少傑、李遜、葉曙明等十人，他們都托人在會上宣讀了論文要點。

徐友漁托人在會上宣讀的論文是一個會議紀要——《「二○○六‧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簡報》：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四十周年，結束三十周年之際，「二○○六‧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於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二十六日舉行。召開研討會的目的就是回顧、反思文革，交流文革研討成果，促進和深化對於文革的研究。參加研討會的有來自北京、上海、廣東、四川、山西等地的學者，以及正在北京從事訪問研究的來自美國的歷史學家和來自瑞典的文革史專家，與會者共十六人。

有趣的是，與這一右派基調的「二○○六‧北京‧文化大革命研討會」相對立，還有一個「二○○六‧美國西雅圖文化大革命研討會」，參加者多為海內外「新左」學者，這個會議也有參加國會議的代表在紐約文革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介紹了會議概論——全盤贊同文革。

至此，輿論皆評說「紐約文革四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是一次名符其實的多元化、全球化、高層次、新開拓的文革國際研討會，成為全球「文革四十周年國際研討熱潮」的號角和序幕。大陸為回應會議壓力，也不得不在五月十七日《光明日報》上發表一篇評說文革四十周年的官樣文章。

二○○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於深圳「早叫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