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對改革開放的回顧

（二○○八年八月八日在李銳家，由王建勳記錄、整理。）

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回顧往事，自然離不開鄧小平、陳雲、胡耀邦和趙紫陽四個人的作為，因為改革開放的成敗是同他們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其中關鍵人物是鄧大人。
　　鄧小平與陳雲「談不攏」

　　鄧小平和林彪一樣，歷來就是毛澤東的兩員愛將，這是有歷史淵源的。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江西，鄧小平就因追隨毛澤東而挨過整，被撤職。隨著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不斷上升和穩固，鄧小平在戰爭年代就開始受到重用。一九四九年後，毛澤東發動的「反右派」運動，鄧小平是堅定的執行者，但在經濟建設方面，他基本上站在劉少奇、周恩來一邊。文革伊始，「打倒劉鄧」。毛澤東對劉少奇是一定要打倒的；而對鄧小平則是打而不倒，並沒有開除他的黨籍。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後，鄧小平向毛澤東寫了悔過信，表示「永不翻案」，毛澤東起用了鄧小平。僅過一年後的一九七五年，由於反對四人幫，鄧小平再次被打倒。

　　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的先鋒人物是胡耀邦、趙紫陽等人。耀邦首先幹了兩件事：一是批「兩個凡是」，發動真理標準討論；二是平反冤假錯案。這就把毛澤東的文革定了死罪，並把他的歷次政治運動基本否定，毛澤東所織就的意識形態網絡也被撕開了一條縫兒。那時，批「兩個凡是」、平反冤假錯案，陳雲是贊成的；鄧小平也站在胡耀邦一邊，但不如胡耀邦徹底，「西單民主牆」事件的處理，就是一個明證。一九七九年，理論務虛會中途轉向，就是胡喬木反對，他為鄧小平寫了「四個堅持」的報告。一九八○年，鄧小平接受了李維漢關於要批判封建專制主義的意見，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長文。可惜剛起步，又被胡喬木利用波蘭發生的團結工會事件腰斬，終成為一紙空文。問題也在鄧小平本人還是贊成「權威主義」的（我在中顧委聽過這種傳達），他認為中國總得有「一個人說了算」。

　　鄧小平與陳雲，這兩位政治老人的關係，按鄧小平的話說，是「談不攏」，「只能有一個婆婆」。因此胡耀邦在位時，開不成常委會。改革開放，鄧小平在經濟上是比較堅定的，如成立「特區」，這是一個創舉；而陳雲仍堅持「鳥籠經濟」，這是原則性分歧。在意識形態上，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不管黑貓白貓」，「摸著石頭過河」，不被既往的正統理論所限制，敢於突破，這是有極大功勞的；而陳雲仍跳不出舊框框。一九八九年，中顧委發了個「一號文件」，是陳雲談學習哲學問題的，刊載了陳雲同趙紫陽、胡啟立、李瑞環一九八七年以後的談話，他說：「列寧論帝國主義沒有過時。」

　　鄧小平多年領導過胡耀邦，也早就熟知趙紫陽和萬里，起用他們三人是完全正確的（陳雲對胡耀邦有看法，認為他在人事上用「青紅幫」）。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對這「三駕馬車」，鄧小平都是大力支持的，給予積極肯定。

　　除開一些小事外，胡、趙二人合作得是好的，都贊成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全面改革。但鄧、陳兩位老人對全面改革卻有不一致的看法。那兩個「左王」胡喬木、鄧力群則趁機在鄧小平、陳雲兩位老人中穿梭，大進讒言，他們看不起胡耀邦，對趙紫陽也有意見。如一九八三年，陳雲要批胡耀邦，就是鄧力群從中興風作浪，後被鄧小平制止了。這兩個「左王」對改革開放起了很壞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後又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前者只搞了二十八天，被胡、趙聯手制止了。鄧小平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五十年。這兩位「左王」在鄧小平、陳雲之間周旋，不斷地吹歪風、送材料；還在胡耀邦、趙紫陽之間挑撥離間。一九八六年，鄧力群把陸鏗對胡耀邦的訪談交給鄧小平，作為導火線，引起鄧小平的震怒，導致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會」後胡耀邦下台。一九八七年春，陳雲、王震等人要把鄧力群抬出來當總書記。我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給鄧小平、趙紫陽寫了一封信表示反對；鄧小平十四日批示，撤銷鄧力群的職務，制止了這個危機。

　　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

　　一九八九年「六四」風波，表明鄧小平在一黨專政，必須由他「一個人說了算」方面毫不放鬆，更不可能有什麼改變。出動軍隊鎮壓學生運動，這種連毛澤東如果活著都不可能幹出來的事，鄧小平卻幹了。「六四」期間，他聽信李鵬和李錫銘謊報「學生動亂」的讒言，要實行軍事戒嚴。蕭克、張愛萍等七位上將聯名上書反對武力鎮壓，他毫不理睬。中顧委的四個人──杜潤生、李昌、于光遠和我贊同趙紫陽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處理學運，也堅決反對軍事戒嚴。後來批鬥了我們幾個月，還準備開除我們的黨籍，是陳雲把我們四個人保下來了，他說「這種事不能再幹了，否則以後還要平反。」「六四」後，趙紫陽被撤職，一直軟禁到去世，改革開放一度中止甚至倒退。（雖然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講話」時說過「十三大政治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的話，可又有什麼用呢？）

　　江澤民接班時，在鄧小平家開了個小會。鄧對江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可是他沒有料到，他最堅持、最關心的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出現了逆轉的危險。當時江澤民做「反和平演變」的報告，要使搞私營企業的人「傾家蕩產」。一九九二年春天，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從經濟上挽救了改革開放可能夭折的危機局面。現在，鄧、陳兩位老人已不在了，兩個「左王」的干擾也不存在了，這是一種便於與世界同步前進的好形勢。第二個「歷史決議」，對毛澤東晚年錯誤做過總結，對鄧小平也應當照此辦理。這樣，進一步全面改革開放的路就好走了。

　　經過三十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四位，但代價太大，單位能耗和對資源、環境的破壞也居世界前列。更可怕的是貪污、腐敗愈演愈烈，且呈難以遏制的勢頭，大大小小的腐敗分子上下其手，互相勾結，使共產黨淪向了一個利益集團，構成了新興的權貴資本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近幾年來，中央領導陸續提出了「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等治國方針，這些善良的願望明顯優於三十年前的「四個堅持」，但要真正落實，前提是不能再走一黨專政的老路了，必須按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規律，即自由、民主、法治、憲政來治國理民。這就涉及到政治體制改革這個老大難的問題了，它的解決不能再猶豫不決了。

　　政治體制改革千頭萬緒，我建議首先從開放言論自由、實行輿論監督，和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幹部個人收入、家庭財產申報、公示入手。為了早一天啟動二十年前黨的十三大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黨政分開，政企分開，以法治國，實施憲政。我曾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召開時，連續三次上書中央，敦促開啟這一戰略舉措。現藉此文，再次呼籲，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黨地位的合法性計，為國家、民族和天下蒼生計，政治體制改革迫在眉睫，時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