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盛世」—中國科學衰落之始—與席澤宗教授的電話談

爭 鳴 2006年12月號 （美國）方勵之

老友席澤宗教授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見面，因MG11大會邀請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顧的報告。澤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一九五五）在學界馳名半世。可惜，澤宗兄患眼疾，不能成行。八月，他來美治療，住在Colorado州Denver市，距Tucson一小時飛程。我給他安排了兩場在亞利桑那大學的講學活動。但我不敢一個人接待他，一定要他的子女陪伴（八十不留飯之謂也！）。他子女太忙，講學只得作罷，又不能見。好在，澤宗兄耳尚聰，不見面亦可縱論古今。以下就是三個月間，二○○六年八—十一月，多次電話往來的一個記錄。略去有關時事和往事的點評，只記席教授的科學史，特別是中國科學史的精論。
中國科學在清初開始衰落
Ｆ（方勵之）：我看了你關於康熙的文章，你的結論是中國的科學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開始衰落。

Ｘ（席澤宗）：對。

Ｆ：那就是說，直到明末中國的科學並不明顯地落後於西方（歐洲）。

Ｘ：對。

Ｆ：有什麼證據？

Ｘ：實證方法論的發展是一個標誌。西方在培根（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一六二一）倡導「觀察和實驗」的科學方法論之後，開始發展出基於實證方法的現代科學。明末的中國，也有了實證方法的萌芽。徐光啟（一五六二—一六三三）就是一個代表，他的主張「深倫理，明著教，精擇人，審造器，隨時測驗，追合於天」，可比培根。當時中國也的確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成果，如朱戴堉的《律學新說》，程大位的《算法統宗》，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等等。Ｆ：培根之後，西方的科學，即現代科學有飛速發展。你是不是認為，如果照明末的狀況維持下去，中國的科學有可能不會落後而是跟上現代科學發展的浪潮？

Ｘ：是可能。實際上，當時的西來的科學文獻已很多，現在還有上千冊存在北京的北堂裡。當時的一個困難是，中國學者大都不懂拉丁文（現在懂拉丁文的也不多），限制了交流。不過語言限制是一時的，不是決定性的。

Ｆ：我記得，明末學者方以智，字密之在「物理小識」中已經談到伽利略。可見，儘管有文字壁壘，西方科學還是傳了進來。

Ｘ：是。方以智在「物理小識」引用了《尚書緯‧考靈曜》中的一段話：「地動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於舟中，閉窗而坐，舟行而人不覺也。」這說明方以智很懂得伽利略對相對性（今天的教科書中稱為伽利略相對性原理）的論證。不過，方以智反對基督教神學，他對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也不支持。明末有一批學者同方以智一樣，反對傳教士的科學。所以，明末方以智等對西方科學的反對態度，同康熙的「窒塞民智」不一樣。

康熙「窒塞民智」
Ｆ：這裡有一個不可靠的假定：明王朝能容忍「科學接軌」帶來的政治和社會效應。一般說，專制體制可與腐敗造假共存，但容不得自由交流，哪怕只是科學思想的自由交流。你說的康熙，就是一例。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愛好自然科學的。他請傳教士教他西方科學。他對算學和天學都有相當的瞭解。你說他是「窒塞民智」，何以為據？

Ｘ：康熙「窒塞民智」一說，最早是梁啟超提出來的，後來邵力子也論證過。確實，康熙學過算學和天學。不過，他的目的不是倡導科學，相反是為了堵塞現代科學在民間，特別是漢民族中的傳播和發展。證據之一就是他請傳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學者可以同西方傳教士自發地交流，萬曆和崇禎皇帝基本不管。而據傳教士張誠（J. F. Gerbillon）的日記，康熙不准傳教士在有漢人和蒙人的衙門裡翻譯任何科學文獻。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欽天監一直由西來的傳教士擔任監正或監副，從沒有漢人和蒙人。康熙請傳教士監理欽天監，目的不是開啟中西交流，相反是為了「窒塞」中西交流。

Ｆ：據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倫敦有了皇家學會，巴黎有了皇家科學院，柏林也有了科學院。它們對歐洲的科學發展是一大推力。

Ｘ：是。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國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時代。傳教士也向康熙介紹過路易十四創建的「格物窮理院」（Acade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宮」（Observatoire de Paris）。

Ｆ：創建科學院似乎是那個時代的帝王的一個時髦。據傳康熙在上朝的時候還發表過他的數學論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創建大清科學院？

Ｘ：你指的康熙的數學論文可能是《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論》。不過，沒有記錄顯示康熙對建立科學院感興趣。路易十四訪問過他的「格物窮理院」，沒有發表論文。他建「格物窮理院」目的是倡導法蘭西的科學研究精神，培養人才。康熙的政策則是鞏固「御制」，遏制科學研究精神。在清初，還有「南王（錫闡）北薛（鳳祚）」等精通數學、天文的非「御制」人才。那是明朝學界的殘留。後來，就徹底沒有了。

Ｆ：沒有人才。似乎也沒有「審造器」。如果去參觀過北京的古觀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儀器，就會發現，大清朝的觀象台竟然還沒有一架天文望遠鏡。清朝的天文學家竟然還不知道造望遠鏡？

Ｘ：當然知道。徐光啟在一六二九年就建議製造天文望遠鏡，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遠鏡之後二十年，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遠鏡。北京的故宮中就有上百架望遠鏡，多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備望遠鏡的擴散，命令傳教士不要去做望遠鏡。望遠鏡只能是御用，所以，觀象台上反而沒有望遠鏡。清宮中御用的天文儀器比天文觀象台上的儀器多得多。整個清朝發表星表都是沒有望遠鏡的實測數據為根據的。那還能不落後？康熙是怕儀器一經拿出宮外，就會有人複製、改進，他就不能壟斷了。

科學成為打擊他人的工具
Ｆ：還有沒有其他的壟斷證據？

Ｘ：代數。不像算術，代數要靠一套符號。符號就是代數的語言。一七一二年耶穌會士傅聖澤寫了一篇《阿爾熱巴拉（代數）新法》向康熙介紹符號代數。康熙看不懂，他說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准代數新法傳播。所以，直到一八五九年代數符號法才開始在中國流傳，那已是一百五十年之後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Ｆ：「可笑」一說，是典型的不懂裝懂的心理表現。這不奇怪。一九四九年初，在北京，我讀初三，被叫去給一個文化補習班上初中代數（當時有很多文化補習班）。一當我用符號講a=-(-a)時，班上年齡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輕的則易於接受。一七一二年康熙已經五十八歲，弄不懂代數符號法，情有可原。不過，我記得康熙還很愛說別人不懂科學。

Ｘ：一六八九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貶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問耶穌會士南極老人星出地平幾度。見到李光地上朝後，康熙考問他：「可識老人星？」李光地無以對。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見，在南京就看得見。到了你的老家閩廣，連南極星也看得見。」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閩廣，南極星是看不見的。梁任公說，康熙的科學是用來打擊他人（李光地隨後被降級）的一個工具，一點不錯。

西方傳教士對西學東漸的貢獻
Ｆ：從代數符號到南極星，證明康熙對近代科學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傳教士有關係？

Ｘ：有關係。康熙只向傳教士學西來的科學，並沒有真正開啟中西學術交流的大門。中西交流在當時已經沒有技術上的困難。亞歐水上交通已很發達。前面說過，西方科學文獻在明末就能及時地送到中國。當時有些歐洲學者還很希望他們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國學者的響應。開普勒的Tabulae Rudolphinae於一六二七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國一本。傳教士對西學東漸有很大貢獻。有些耶穌會士的確是一流的學者。儘管如此，他們也受到羅馬教廷的影響。譬如，他們對哥白尼的日心說一直態度曖昧，可能並不只是學術上的原因。

Ｆ：你在文章一開始引用胡適的話說，明末還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雙方（科學）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計」。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說一說，康熙一朝，中國的科學到底衰落了多少「道里」？

Ｘ：康熙在晚年（一七一三—一七二二）主編了一○○卷的《律歷淵源》。其中《數理精蘊》五三卷，他自認為是，也曾被譽為是當年的數學百科全書。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歐洲的數學進展主要有，代數符號（一五八○），對數（一六一四），計算尺（一六二○），解析幾何（一六二○），加法機（一六四二），微積分（一六六五）。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幾何和微積分。無此二者，很難明白和應用牛頓力學。然而，「數學百科全書」《數理精蘊》中竟然完全沒有解析幾何和微積分。編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這兩門新發展的數學。明末一六三○的「崇禎歷書」雖也落後西方，但還遠沒有落後到全然不知最新重要發展的地步。

Ｆ：我離開中國快十七年，對「最新重要發展」也陌生。倒是常聽說有什麼「╳╳大帝」，「╳╳大帝」之類顯靈於視頻之中。好像也有「康熙大帝」。你對這位視頻「康熙大帝」，有何評價？

Ｘ：哈哈……哈哈……不值一談，不值一談。

從康熙的「窒塞民智」到「窒塞民智」的再顯靈，嗚呼！

後記：席澤宗教授的答話，沒有字字經他本人審閱（眼疾，難閱讀）。如有誤，我負責。席澤宗先生的更詳盡的論證可見他的《論康熙科學政策的失誤》等論文（《古新星新表和科學史探索》，二○○二）。

11/23/2006，美感恩節，Tucson

（小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