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民衝突進入高發期

南匈奴

　　楊佳的生命雖然結束，但「楊佳」已經符號化是不爭的事實，關於這個符號的後續討論遠未結束，簡單地說：襲警作為社會現象反映出來的是官民關係高度緊張的現狀。「楊佳」符號為底層的暴力行動提供了道義資源，復現了中國古時「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訓誡。
　　官民衝突的根源是統治權力的貪腐化即學者們所批判的權力資本化機制。在權力資本化背後，又隱藏著中共中下層全面反動化的趨勢。形象地說，全球出現了無法預計前景的金融危機，中國出現後果難料的官民衝突風潮。

　　襲警群體化──未敢公開的術語

　　「襲警群體化」到目前為止尚是內部術語，沒出現在新聞媒體上，儘管在甕安事件結束後，它就成了中央「社情動態」的一個專項匯報內容。十一月份，兩起群體襲警事件再次讓北京高層陷入深度恐懼之中。十一月五日中午，不堪交警重罰與變相盤剝的山西萬榮縣九名卡車司機，每車滿載二十餘名民工，衝進萬榮縣交警大隊，當場撞死兩名交警。隨後，二百餘名民工「見警就打」，把整個交警大隊警員打得「作鳥獸散」。十一月七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四百餘名群眾對深圳寶安區石岩街區政府工作人員打死無照摩的司機的行為表示強烈抗議，衝擊石岩交警中隊並燒毀兩輛警車。後一個事件顯係誤會，因為投擲對講機擊中李國超頭部並致車毀人亡的責任人不是交警，而是石岩街區僱用的臨時工作人員。不過，據深圳目擊該事件的居民反映，石岩街區交警中隊一直以來「罰款最狠，治人最兇。」有些無照摩的車主少交一百塊錢保護費，第二天就會被追扣並罰款。還有，石岩交警中隊也是本次寶安區綜合治理的主要參與者之一，出了無照摩的司機被擊殺事件，不滿者首先想到的是交警隊施暴。

　　交警罰款現在已經是彌補警察機關經費不足的最大來源，交警本身「吃社會」的心態未改，現在又藉上邊要錢的由頭，來大撈一票。北京高級社情專家在非正式場合透露：從奧運會結束到十一月末這三個月的時間，全國未納入統計報表的襲警事件約一千宗；至於未能上報的原因，一是地方公安部門怕丟人，甚至被襲擊者自己不敢報，怕引出黑吃黑內幕，二是衝突雙方通過地方密切的人際關係以「私了」的方式解決。

　　在遼寧與吉林交界的某國道路段，交警屢次攔截內蒙古一個私人運沙車隊，不開票罰款一百元了事，若要開票就罰四百。該車隊每月都要被罰十五萬塊錢以上。因此車主忍無可忍，一怒之下，率人手提砍刀半夜闖進兩名在獨立別墅區居住的交警家中，要對方選擇：「要麼，殺了你全家，我自己投案自首；要麼，從今以後把罰款降到五十到一百之間，咱兩不找事。」兩位交警妥協，跪地求饒，並在保證書上簽字。當地警方聞訊，派督察人員深入瞭解，結果兩位警員聲稱「絕無此事」；而督察高層要求二人在媒體上公開闢謠時，二人均以上級如此要求是「侵犯人權」為由而拒絕。

　　孬人政府中下層反動化

　　中國自有憲政觀念以來，就以傳統仁治為憲政本土化切入點，試圖實行好的人治，北洋政府時代搞過「好人內閣（政府）」，終因「好人難當」而夭折。共產黨統治大陸以後，也嘗試過「好人政府」的翻版，但是不管是「工農兵」選拔體制還是「老中青三結合」策略，都是以階級鬥爭為原教旨追求，結果沒「階級」可鬥了，就變成了嚴重內鬥。江澤民時代開啟，「孬人政府」毫不掩飾地登場，官權開始了瘋狂的利益掠奪與全面反動化與娛樂化。其反動化特徵是採取暴力手段打擊底層社會，如遷拆的黑社會化和愈來愈烈的城管施暴。其娛樂化趨勢則是政府工作人員閒暇時間大增又人浮於事，拿著高於社會平均水平的工資，在單位玩電腦遊戲或聚眾賭博，甚至到了集體淫亂的程度。

　　反動化是其強硬的一面，不僅違背了毛共「為人民服務」基本道德信條，而且動輒以政治刑名打擊抗議者，最終將中共整個系統推向自己道德信條的反面。娛樂化是其軟的一面，不僅該做的不做，而且還對基本規定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簡單地說，娛樂化比反動化更深刻地寫照了信仰缺失、價值空茫的嚴重危機。

　　中國中下層政府的全面反動化與娛樂化傾向積累了大量的隨時爆發的社會矛盾，比如在河北，趙縣南柏舍鎮政府幹部上班時間打麻將被記者拍下現場，一干人等群毆記者。記者隨行的司機也被對方用刀刺傷。

　　公權喪德，大亂不遠矣！

　　大陸執法流氓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其突出特徵有三：其一是法院系統侵吞執行款，迫使勝訟人低頭，這也是胡溫核心拿司法系統祭刀反腐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二，警察體系的罰款的「彈性黑社會化」，如前所揭述的兩警察跪簽保證書一事；其三，城管部門對底層社會的圍剿式打擊。

　　第三項往往有大量的現場目擊者，最易引起民眾議論。網絡跟帖對城管暴力執法，幾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對施暴者斥罵，對被打者予以同情；相反，對小攤主對抗城管特別是暴力還擊，幾乎是百分之九十以上高度讚揚，認為城管該打，甚至對不能打死更多的城管人員表示遺憾。對於這種現象，比較理性的民間知識精英認為是「民粹過度」或可導致「全民法西斯化」。也有相當部份民間知識精英認為：由於對現有暴力執法機制缺乏約束，公眾沒有與政府平等對話的機會，現實暴力也許是讓北京高層醒悟的唯一管道。不管如何看待「兩個百分之九十」現象，事實是暴力執法的惡習導致了社會道德機制的崩潰。二○○八年四月，深圳羅湖區城管對一名女攤主施暴，踢得該婦女下體出血；二○○八年十一月，南京的一老漢因門店出攤越線，與女城管發生口角，隨即暴打女城管，亦致該女下體出血，「尿血不止」。北京一位民間資深觀察家不無痛惜地說：「原來以為暴力執法是政治機制的潰瘍，現在看來已是社會道德機制大出血了！」

　　既然社會道德機制已經大出血，那麼，在「民不畏死」的傳統文化影響下，古典形式的天下大亂就真地離中國人不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