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穩定」與中國的未來─「兩個不惜代價」的中國向何處去？

（加拿大）
吳國光

　　毛鄧雜交與「分裂的穩定」
　　丁：我們是不是總結一下，談一談，改革在本世紀初終結之後，中國現在算是個什麼狀態呢？

　　吳：可以叫做「後改革」吧。不過，我對這個詞不大滿意，因為這是從英文的post-reform直接套過來的，而中文是很講究詞序的。對不太習慣英文表達方式的人來說，「後改革」的意思好像是改革到了後半階段。中文其實應該說是「改革後」。我就寧願把「post-Mao」說成「毛後」，而不說是「後毛」。「後毛」也有「毛的後半期」的意思，容易引起誤解。那麼，按這個辦法，說成「改革後」是不是好一些呢？我也有些保留，因為「改革後」好像「改革」已經完成了似的。我的看法，咱們開始的時候也談了，是改革已經過去了，但不好說是改革已經完成了。當然，這都是詞語的問題，是如何表達、如何稱呼的問題。

　　實質的問題，是如何理解改革終結之後中國的實際狀態。我的看法，也可以總結成幾句話，這樣比較提綱挈領一些。第一句話，經過二十世紀最後二十來年的那兩輪改革之後，中國形成了獨具特點的新型制度。第二句話，這個制度的特點，就是把兩個「不惜代價」制度化，規範化，正常化，道德化，甚至還想國際化──這是什麼意思呢，容我後面再來解釋。第三句話，這個制度有深刻的內在矛盾，「兩個不惜代價」之間相互都在打架，所以它是以巨大、深刻、廣泛的社會矛盾為表徵的。第四，當局的作為，不再是改革毛時代留下的制度，而是在於加強、維持和運作目前這個集合了毛特徵和鄧特徵的制度；而正是為了加強、維持和運作這套制度，當局目前對於社會矛盾還是很重視的。第五句話，當局解決社會矛盾的途徑，明顯是在這個毛鄧合流的制度框架之內來展開，試圖找到一種路子，靠鄧的因素來求發展，學毛的招法來求穩定，而不是對這套制度進行變革。把這五句話集合起來，按照這些看法，這個改革之後的中國的特點，可能就比較清楚了，其實都不用再用「後改革」或「改革後」這樣模糊的詞語來稱呼了。如果一定要找一個說法的話，我看也不妨叫做「分裂的穩定」。

　　丁：前面這幾句話，您是準備解釋一下的了？我想重點問問，為什麼這幾句話可以歸結為「分裂的穩定」這樣一個說法？

　　吳：也許「分裂的穩定」這個概括並不是很好。我還是重點說明一下這五句話吧。第一句話其實不用怎麼說明，因為我們很明顯地看到，現在的中國，的確已經不是毛時代的中國了。是不是鄧時代的中國呢？今天咱們談了這麼多，我的一個作為出發點的看法，就是改革早就終結了、死去了。鄧是貫穿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兩場改革的指標性人物。那就是說，鄧時代的那種特徵，就是靠不斷推進經濟改革來促進經濟發展，這個特徵也消失了。現在這套制度，是毛制度和鄧制度的集合，或者叫做「合題」。我們學辯證唯物主義，大約都多少瞭解一些黑格爾那套辯證法，那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思想來源嘛。按這個辯證法，我們可以說，毛是正題，鄧是反題，現在就是合題了。把正題和反題搞到一起，讓相互之間有矛盾、有很大不同的毛和鄧坐到一起，這是「分裂」的；但他這樣形成了新制度，這就是「穩定」的了。

　　「六四」二十年後社會心態大變化

　　第二句話要多費一些口舌，因為其中用了幾個「化」，這個化，那個化。「兩個不惜代價」，我們說過，就是不惜代價推動經濟發展，不惜代價維持政治穩定。在改革年代，至少推動經濟發展這件事情，是需要解決一些制度障礙才能做到的，那就是中國經濟改革所做的事情。怎麼樣在實行市場經濟的情況下維持政治穩定，在經濟自由的同時維持權力壟斷，這個他也是用了很長的時間來摸索的。到了目前這個狀態，我看這些做法都已經制度化了。就是說，不用再進行制度變革，就按這個路子，經濟在發展；在實行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維持政治專制的辦法，從「六四」之後，先是單純的暴力手段，後來逐漸發展出了所謂「軟力量」，也上路子了。這些路數都基本固定了，誰上台都是這一套，誰到什麼位子就做什麼事情來搞這一套。這就是制度化、規範化的意思。正常化的意思也差不多，不過，說「正常化」，還強調了一點，就是這些東西不是作為應急措施推出了，也不是作為過渡狀態存在了。整個改革年代，那是一種轉軌形態，是一種過渡形態，「摸著石頭過河」。現在呢，你感覺他已經過了河也好，還是堅持認為它其實停留在河中央的一塊大石頭上也好，反正不再摸石頭了。不再是過渡狀態，而是正常狀態。

　　而且，他們把這個狀態說得非常好。所謂「盛世」這個說法，就是這個意思。既然已經「盛世」了，就不再想改變它了。你還去改變它，那不就是想由盛轉衰嗎？那不是很糟糕嗎？這個狀態，也就是不惜代價推進經濟發展的狀態，就是不惜代價維持政治穩定的狀態，不僅是物質上的成功，據說還是最為合乎民族利益的。換句話說，在他們看來，中華民族追求的就是這個了。判斷對錯的標準，就是看是不是和這一套東西相吻合了。我說「兩個不惜代價」道德化了，就是指這個現象說的。你回想回想看看，八九年的時候，雖然大家不能不接受那個後果，並沒有後續的反抗，但是，道德上、價值上是認為那個做法是錯誤的、罪惡的，人們心裡是不服的。經過了後十年的第二場改革之後，人們普遍地不這麼想了。現在，很多人覺得那種不惜代價要穩定、要發展的做法不僅是對的，有道理的，而且可以說是英明的，偉大的，是最為符合中華民族的利益的。包括海外華人，很普遍地，也是這樣的一個心態變化的軌跡。這個變化，大的不得了啊。

　　明顯自我矛盾的民族自豪感

　　丁：在這之中，民族主義是不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吳：你說得很對。九十年代以來，當局不斷強化民族主義宣傳，這個東西在中國國力持續增強的背景下變得很有說服力。不過呢，我所觀察到的我們這個民族主義，是個很怪的東西。特別是在海外華人當中，你說他有很強的民族認同吧，可是他一心要做的是外國人。當然，做了外國人之後，他發現這個黑頭髮、黃皮膚是改變不了的，這個中國人的族群認同反而強化了。另一方面呢，面對十三億同胞呢，他還是要做外國人，他不會因為中國情況好就回來了。也許他回來賺錢，但這個不是民族主義。外國人也來中國賺錢。民族主義是植根於民族認同的，不是建立在經濟利益基礎上的。如果建立在經濟利益的基礎上，那就是「有奶便是娘」，和以不可更移的認同為核心的民族主義恰恰是格格不入的。可是，中國當前這個民族主義，基本上是利益型的。這個民族自豪感不能不說是有明顯的自我矛盾，這在海外華人中表現特別明顯。他又要西方的民主、自由，物質現代化，也要中國的經濟機會、便利，要中國的強大作為他在外國社會揚眉吐氣的後盾。這個現象，在全世界的民族主義的發展之中，恐怕都是個罕見的東西。這個話題說來就太長了。

　　再一個奇怪的現象呢，就是這個借助於民族主義而道德化的「兩個不惜代價」，同時也在尋求國際化。這也和剛才說的那種自相矛盾很相像。這套「兩個不惜代價」的做法、制度，自己現在很自豪了，可是，他也熱衷於尋求國際的承認，似乎只有洋人說他好了那才真叫好。這種心態不是真正民族主義的。北京馬上就開奧運會了。這個奧運會，就是一個典型，是要國際社會承認「兩個不惜代價」是好東西。這和改革年代，不論是八十年代的改革還是九十年代的改革，都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整個中國毛後時代的改革，一條重要的線索，就是向西方學習，向西方所主導的國際社會學習。那等於承認我這一套不行。毛的時代則是認為，我這一套比你西方那一套強，你越不認我這一套，越說明我這一套好。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嘛。毛也好，改革也好，這兩個階段各有各的邏輯，一個是不認西方，關起門來老子天下第一，一個是汲汲於學習西方，承認自己這一套不行。這兩種不同的態度，其各自的那個內在邏輯是一致的。現在的這個態度呢，就很奇怪，自相矛盾，自我分裂，一面覺得自己這一套好得不得了，一面要對抗國際社會主流的那一套，還有一面是他又熱衷於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和讚揚。這就是所謂「國際化」了。

　　胡錦濤無法解決體制的內在矛盾

　　丁：你說目前這套做法是毛與鄧的集合，合題，這看來也是一個方面。一切都這麼好，您所說的內在矛盾從何而來呢？是不是毛制度與鄧制度之間的矛盾？

　　吳：我認為，根本問題是這兩個「不惜代價」之間發生了矛盾。換句話說，不惜代價發展經濟，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民眾不滿，到處出亂子，這就影響到了「不惜代價維持政治穩定」。所謂政治穩定嘛，說白了，就是維護目前的政治權力分配格局，首先是共產黨的一黨專制。本來，發展經濟，從政治上來看，也是為了這個目的。結果呢，它反過來可能有負面的影響了。怎麼分析這個矛盾，我認為是理解當前中國局勢的一個關鍵所在。當局會不會因此犧牲經濟發展呢？我們看到，他不會的。你前面提到種種既得利益集團，是的，他們從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中獲取極大的利益，他們有政治影響力，他們反對這樣做。更重要的是，整個政治穩定的基礎，從一九八九年以來，無疑就是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一旦出了大問題，中國這盤棋將全盤改觀。這一點，誰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他們不可能犧牲經濟發展來維持政治穩定。那是一九八九年到九二年老鄧南巡之前那一小段的做法。那樣也維持不了政治穩定。

　　這個邏輯就是這樣自相矛盾的：你要不惜代價維持政治穩定，就要不惜代價發展經濟；你不惜代價發展經濟，就逼得那些為此付出代價的老百姓挑戰你的政治穩定。這個內在矛盾，開始的時候不明顯，因為為了經濟發展而付出的代價，是要過一段時間之後，慢慢地顯示出社會後果的。進入九十年代後期以來，就一天比一天明顯了。怎麼辦呢？不錯，胡錦濤上台之初，就看準了這個問題，這是他的高明之處。問題是，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現有的經濟成功的背後，有它的相應的社會利益格局，這個格局在不斷產生乃至加劇社會矛盾。你要改變這個格局，經濟成功的社會支撐體系就會發生震動，經濟發展當然要受很大的影響，政治上也會出現不穩定的因素，甚至是不小的震盪。這就和「又要穩定又要發展」的這套東西背道而馳。你不改變這個格局，那就只能當「維持會」了，在表層來緩解一下，別讓問題大到不可收拾。我看胡錦濤是這個路子。你看，他也不斷強調「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你可以說，他這是希望降低經濟發展的代價，但不希望因此影響經濟發展本身。這個要求啊，比「不惜代價發展經濟」高出很多。怎麼做到？恐怕現在還根本看不出來。所以，五、六年了，社會問題沒有緩解。他只能採取一些「治標」、「發散」的措施，這個我是借用中醫的術語了，就像那個感冒藥說明上說的，清熱解表。用這樣的措施來對付著，重點還在於如何維持這個制度，如何擴大這個制度的紅利。反過來再用這個紅利來買得民心，至少爭得他在任的時候不出大亂子吧。

　　老百姓被逼不惜代價地反抗

　　丁：這樣拖著，你認為，是會把問題拖掉，解決了，還是越這樣拖著，那將來的亂子就越大呢？

　　吳：從道理上來說，不會是前者，因為這個毛病不是感冒啊，比它大得多。不過，中國的事情，很多是不合乎道理的。也不是不合乎道理，就是我們沒有明白它背後的道理就是了。比如說，可能中國人忍耐性強。北美當年獨立戰爭的時候，人家說「不自由，毋寧死」，一個印花稅問題就揭竿而起對抗英王了。中國人世代都說「好死不如賴活著」，忍受的程度比較高，很高。可是，按我對歷史的瞭解，不是說老百姓能忍，最後就沒有問題了，那些問題就都解決了。恰恰相反，因為老百姓能忍，有權有勢的人就越發地跋扈，為所欲為，這個兩極分化就持續加深。早晚把老百姓逼到活不下去了，出來了第三個「不惜代價」，那就是不惜代價地反抗，亂子就來了。亂子一來就不可收拾，不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他這個亂子也被壓著出不來，結果就是唐末的韋莊所說的那種情況了，「天街踏盡公卿骨」。因為這個時候的老百姓也喪失了理性。很簡單，他還有理性的時候，是不敢造反的，寧願忍著啊。這個理性，就是得失的算計的意思。一直要逼到老百姓沒有什麼好算計的了，不惜代價了，就像陳勝吳廣當年，「今亡亦死，舉大計亦死」，那就不必在乎身家性命了。

　　另一方面呢，也可能忍著忍著，最後也就認了。這個我不知道。也許，社會的總體財富增加了，可能不至於走到很多人忍不下去的那個地步。再說，中國人的這種忍耐性，我是不敢低估它的。一個王朝那樣爛，比如明朝後半期，全國一半的縣連個縣官都沒有了，因為皇帝懶到連任命個縣官這樣的事情都不想做，可是還那麼著撐了一兩百年。對今天那些有權有勢的人來說，不要說一兩百年，這麼著維持三十年五十年也就足夠了，反正他們的後代都跑到西方發達國家去了。對政治領導人來說呢，五年、十年就足夠了。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對他們來說，實在沒有必要大動干戈，自找麻煩地再搞什麼傷筋動骨的改革。也許還是毛澤東、鄧小平對中國人看得更透，比我們看得透；也許還是共產黨最摸中國人的脾性。你不服，我就整你；還不服，搞死你，大家都老實了。現在再加上有好處的一面，你只要能靠得上去，不怕分不到一杯羹，哪怕是殘羹剩飯。我說過了，中國人聰明啊，這個生存智慧是算計得透透的。對他們來說，老百姓算什麼東西？

　　「盛世」派與「危機論」者

　　丁：你很悲觀啊。好像看不到什麼讓人樂觀的因素啊？

　　吳：我這也可以說是樂觀啊。對中國的權勢者們來說，這不是很樂觀的一個前景嗎？他們要的不就是這個樣子嗎？現在達到了。對這個現實，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不同的人對它的評價，南轅北轍，兩個極端。喜歡當下的人，絕對喜歡；不喜歡的人，也是非常不喜歡。簡單地劃分的話，一個是「盛世」派，一個是「危機」論。在中國見了一個人，或者是見了一個中國人，你不用問他的意見，是讚揚今天的盛世還是痛陳中國的危機，你只要簡單瞭解一下他靠什麼吃飯，他的飯碗是不是和官府有關係，或者他是不是還在希望能湊上點兒這樣的關係，哪怕分點兒殘羹剩飯，你就可以判斷出他對這個現實持什麼看法了。這個分野幾乎是涇渭分明，兩種人要到一起討論、交流，我看都很困難。這也是一個嚴重的「分裂」。這就是說，現實社會的兩極分化，已經清清楚楚地表現到了認知層面。這是不是一件好事呢？我覺得它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包括我現在說的這些看法，那些讚揚「盛世」的人，為中國的經濟建設成就而自豪的人，看不見中國民眾生活狀態的人，喜歡當下中國現實的人，他們如果聽到了，一定非常不喜歡。可是，我覺得我還是盡量客觀地來討論問題的。就討論問題而言，我呼籲「寬容」，英文是toleration的那個意思的寬容。這個詞意的寬容，強調的是宗教、信仰、精神、價值的寬容，你講你的道理，我講我的道理，我不同意你的道理，我也反駁你的道理，但我贊成你也有權利講你的道理，你不能因為有權有勢就不讓人家講話，就一定也要把你的價值強加給人家。前天的時候，《新京報》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那邊開會，討論普世價值問題。我是因為到會上看朋友，主辦會議的人很熱情，非要臨時安排我講幾分鐘。這是我八九年二月離開中國以來，第一次在中國大陸的公眾場合發言。我就講了「寬容」這個主題。我強調了，寬容不是說沒有是非。我有我所堅持的是非，你有你所堅持的是非，我們可以相互批評、辯論；批評和辯論本身就是一種寬容，因為我不是不讓你講話。我前面批評了那些忽悠人的說法，別人也可以，你也可以，批評我今天這些說法。如果我們能在國內發表這些討論，哪怕接下來人人都來批評我們今天的談話，同時我們也可以反批評，別人再來反反批評，哪怕爭論不休，我看那也是合乎寬容原則的。這應該是多元社會中不同想法的人們相處的一個基本原則。問題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不容許別人發表他們不喜歡的看法。我對這一點，也是弄不明白的。既然你那個制度這麼好，我的批評都是沒有道理的，為什麼你不敢讓民眾知道我這個批評呢？讓他們知道了，豈不只能讓更多的人發現我其實是不講理的嗎？如果我這麼樣的批評就能把你那個東西搞亂、搞垮，那只能說明你那個東西沒有什麼道理，不是那麼偉大，根本就不是個好東西嘛！那些自我感覺良好、得意洋洋、自信樂觀、天下通吃的「盛世」派們，我看他們比我對現制度的看法還要悲觀得多。因為他們害怕別人對他們這一套的哪怕一丁點兒的批評，隨時感覺這一丁點兒批評就能讓他們的塵世天堂完蛋。既然「盛世」派們這麼不自信，我看「危機論」者們還是有理由樂觀的吧。哈哈。

二○○八年七月十四日，北京
（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