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帝國三十年

阮　銘

（續上期）
　　鄧雖支持胡趙，但暗許力群

　　鄧力群的判斷沒有錯。

　　第一， 鄧力群拒絕鄧小平的要求，拒絕「講一句話」贊成鄧小平認可的決議稿，表明鄧力群要把黨的方針、政策「往左的方面拉」，迫使鄧小平必須與他保持距離。但鄧小平對於鄧力群「反自由化」的堅定立場是欣賞的（如毛澤東欣賞江青的左派立場又必須與她保持距離一樣），肯定他那個書面意見「一條一條分開看，每一條都是好的」；只是圈掉胡喬木引那段「中央領導同志（即陳雲）警告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可能捲土重來」的話。

　　第二，當時全國改革開放受阻，計委收權、紀委整人，包括任仲夷下台、項南受處分，鄧小平明知背後是陳雲，因避免擴大與陳雲的分歧不願明言。但為了挽救經濟，又迫使鄧小平在那樣一種形勢下支持胡耀邦、趙紫陽繼續推進改革開放。

　　第三，鄧小平雖然贊成通過胡耀邦的精神文明決議，並不表明他恢復了對胡耀邦的信任。二鄧對話的下半段，鄧小平徵詢鄧力群「對一些人的觀察」，提出胡啟立、李鵬、喬石、趙紫陽，都是他心中考慮取代胡耀邦的人選。二鄧對這些人的看法相當一致。但當時鄧小平還不想立刻換掉胡耀邦，是為一年後的十三大打算。

　　九月二十日，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則通過精神文明決議草案，提交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由於鄧小平明確支持胡耀邦、趙紫陽聯名信，拒絕胡喬木、鄧力群修正稿，原來支持過胡喬木、鄧力群修正稿的專政派、包括胡喬木自己，都發言表示肯定決議稿，唯鄧力群一言未發（鄧力群列席政治局擴大會議，無表決權）。

　　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爭持不下

　　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屆六中全會爆發了一場出乎鄧小平意料的爭論。當時胡耀邦主持會議，工作人員讀完決議草案後，胡耀邦問：同志們有意見沒有？

　　陸定一站起來說：「我對這個決議很贊成，這個決議寫得很好。有一點意見講一講。在起草這個決議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第十四頁第十二行有一句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這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來歷，是一九五六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時，蘇聯方面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到了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有一個文件，題目是兩個字：《通知》，說『二月提綱』是彭真一個人搞的，是背?康生和其他人搞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放，就是只讓資產階級放，不讓無產階級放。一九六七年，《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大文章，是反對我的，批判我資產階級自由化，證據是我在中南海懷仁堂對科學家、文藝界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講了好幾個自由：批評的自由，反批評的自由，保留意見的自由，信教的自由，不信教的自由等等，這個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經過情況就是這樣。我覺得文件去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對於這個決議絲毫沒有損害。只有一個好處，就是不同那些錯誤的東西混淆在一起。」

　　胡耀邦對決議稿中保留這幾個字作了解釋，說明是按照鄧小平的定義，「資產階級自由化」指「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個範圍。

　　接?萬里發言贊成陸定一意見，主張取消這幾個字。陸定一、萬里發言都博得會場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然後，楊尚昆、薄一波發言，反對去掉這幾個字，也博得會場另一部分人掌聲支持。

　　這時鄧小平說話了。鄧小平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麼？現在群眾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第一件做了什麼事？就是人大通過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為什麼首先做這件事？就是說明現在有一股思潮，如果搞自由化，就不可能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搞自由化本身要破壞我們安定團結局面的。看來，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管什麼這裡用過，那裡用過，無關緊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寫這個。」

　　鄧小平講完，政治局常委趙紫陽、陳雲、李先念均發言主張保留。

　　胡耀邦說：「保留對我們當前局勢有利，以後實踐證明這個名詞不恰當，再重新考慮」。最後胡耀邦提請全會表決，一致通過。

　　鄧反自由化講話標誌與胡決裂

　　鄧小平這篇反「自由化」講話導致中國政治氣流的大變動。原來鄧小平的注意力，在防止鄧力群代表的思潮把中國政治氣流往左拉，阻滯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陸定一的發言使鄧小平的注意力轉向「自由化」思潮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而在鄧小平看來胡耀邦對「自由化」思潮的「軟弱」比鄧力群的「左」更危險。

　　這篇講話也是鄧小平與胡耀邦最後決裂的標誌。鄧小平在他的講話中提出了一個重大政治原則問題：

　　──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做了什麼事？

　　對胡耀邦來說，這第一件事，就是真理標準討論，終結「兩個凡是」。糾正冤假錯案，糾正歷史錯誤。

　　而對鄧小平來說，這第一件事，已變成「決定取消憲法的一條，叫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如果當初真是鄧小平說的那樣，華國鋒、葉劍英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第一件事」就是決定取消「四大」，恐怕就沒有後來的真理標準大辯論，沒有後來的西單民主牆，沒有後來的糾正歷史錯誤，也沒有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轉折和鄧小平復出掌權了。

　　一九八六年底的鄧小平已經自己否定了自己。鄧小平的「四項原則」，就是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差別只在華國鋒搞毛的「凡是」，可以糾正；鄧搞自己的「凡是」，同毛一樣無法自己糾正。這就是鄧小平的悲劇。

　　胡耀邦下台後，陸定一曾對他的發言產生的後果向胡耀邦表達歉意。胡耀邦對陸定一說：「我是由衷贊成你的主張的，只是在那個場合，不便多說」。

　　中國人民的命運悲劇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那場意料之外的大辯論引發出鄧小平一篇「反自由化」的即席講話，改變了全黨、全國的政治氣流。《精神文明決議》剛一誕生，生命即告終結。一場比「清除精神污染」更大規模、影響更深遠的「反自由化」之戰，已蓄勢待發。

　　胡耀邦主持起草《精神文明決議》，原來準備避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胡耀邦想出了「一個中心，三個堅定不移」的新提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定不移地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決議》強調精神文明建設的開放性，指出：「拒絕接受外國的先進科學文化，任何國家任何民族要發展進步都是不可能的；必須下大決心用大力氣，把當代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經濟行政管理經驗和有益文化學到手，並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和發展；不這樣做就是愚昧，就不能實現現代化；對外開放作為一項不可動搖的基本國策，不僅適用於物質文明建設，而且適用於精神文明建設。」這就實際否定了「清除精神污染」。

　　《決議》突出了政治民主化的主題，指出「高度民主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體現」；肯定了「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鬥爭中形成的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強調對待學術和藝術問題，「要遵守憲法規定的原則，實行學術自由，創作自由，討論自由，批評和反批評的自由。」

　　由於《決議》草稿在北戴河討論時遭到王震、薄一波、鄧力群、胡喬木等專政派的圍剿，胡耀邦為聯合趙紫陽爭取鄧小平支持，不得已在第五部份加進那句引起陸定一堅決反對的話：「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是根本違背人民利益和歷史潮流、為廣大人民所堅決反對的。」

　　加進這句話，是一種妥協，目的是爭取鄧小平的支持。因為只有鄧小平能封住鄧力群、胡喬木和其他專政派的嘴，讓《決議》在全會通過。胡耀邦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只要決議通過，就可以借助整個決議的改革和開放精神，在中國實現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人類普世價值，克服專制制度下人的不自由狀態（也就是周揚講的「異化」），使中國人解放成為「人」（自由的人，社會的主人，國家的主人，自己的主人）。這是建設物質和精神文明的根本目的，也就是實現馬克思講的未來社會目標：「自由人的聯合體」。

　　不同結果的兩種抉擇

　　胡耀邦的理想主義並非沒有根據。那時正是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洶湧澎湃，從南歐經過拉丁美洲、非洲、湧向亞洲之際。

　　就在這一年，蔣經國於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提出「政治革新」案。就在同一年，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民主進步黨在台北圓山大飯店成立，國民黨專政派要禁，蔣經國指示李登輝「採取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全為念，在不違反國策、憲法規定範圍內，研究組黨的可能性。」緊接著，十月五日，蔣經國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十月七日，蔣經國接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凱薩琳·葛蘭漢（Katherine C. Graham）時說，「台灣決定解除戒嚴。」

　　當時總統府秘書長沈昌煥，提醒蔣經國：「解除黨禁有一天國民黨要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回答，「天下沒有永遠的執政黨。」

　　在歷史浪潮面前，順應浪潮前進，還是逆著潮流倒退？亞洲台灣海峽兩邊的黨國各自作了不同的選擇。蔣經國的國民黨黨國選擇了順應歷史潮流前進，鄧小平的共產黨黨國選擇了逆著歷史潮流倒退。因此蔣經國和他的繼承者李登輝，從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完成了台灣的民主制度轉型；而鄧小平拋棄了他選擇的改革派繼承者胡耀邦和趙紫陽，使中國成為抵制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最後一個共產專制堡壘。這不只是胡耀邦、趙紫陽的命運悲劇，也是中國人民的命運悲劇。

　　鄧怒稱反自由化要追加50年

　　十二屆六中全會之後，專政派包圍了鄧小平，在鄧小平支持下再度發動倒胡。一九八六年十月，鄧小平指定薄一波、楊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窮、伍修權、高揚七人小組，以徵詢十三大人事安排為名，向各地搜集胡耀邦「對四項基本原則有時講有時不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等材料。七人小組是背著胡耀邦幹的，胡耀邦完全不知情。在北京舉行的社會科學規劃會議上，胡耀邦還說：

　　「這幾年，棍子在頭上揮舞了一下，總算沒有打下來。」

　　李洪林插話：「怎麼沒有打下來？有人被開除黨籍。」（指阮銘）

　　吳明瑜插話：「還有被撤職的哩！」（指王若水）

　　蘇紹智插話：「還有人被趕出北京！」（指郭羅基）

　　胡耀邦說：「好，你們打報告來，我來批！」

　　胡耀邦不知道，棍子已經在他頭上舉起，正要打到他自己了。

　　專政派的政治嗅覺比理想主義者胡耀邦靈敏得多。他們從九月二十八日十二屆六中全會那場爭論中，嗅出鄧小平像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中央工作會議時一樣，又搖擺到他們一邊來了。他們早已把《精神文明決議》摔到一邊，決心再次煽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高潮。他們推舉曾被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稱做「一門炮」的王震發難，率先在中央黨校印發鄧小平九月二十八日那篇「反自由化」講話，人手一份。然後在全校大會講話。

　　王震說：「十二屆六中全會的精神，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小平同志的重要講話。有人故意不傳達，想隱瞞。力群、喬木同志向小平同志作了匯報。小平同志說，我在六中全會講反自由化要反二十年，有人不愛聽，現在再加五十年，一共七十年，反到下世紀中葉。」

　　王震這門炮通過來自各地的黨校學員，向全國發出倒胡信號。王震說的「有人」，就是指胡耀邦。胡耀邦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佈置傳達十二屆六中全會時，強調主要傳達全會通過的《精神文明決議》精神，不必將會上的爭論下達，既不必傳達陸定一的意見，也不必傳達反對陸定一的意見，避免分歧繼續擴大，以便集中精力討論決議本身。

　　鄧力群、胡喬木正好利用這一點，向鄧小平「匯報」胡耀邦「故意不傳達」鄧的「反自由化重要講話」。鄧小平果然怪罪胡耀邦：你「不愛聽」我反自由化嗎？我「再追加五十年，反到二○五六年」！

　　接著，上海、南京、合肥、武漢、杭州、北京等地相繼發生學生運動。開始起因是對學校領導和教學、生活方面的不滿，逐步發展到提出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反腐敗等訴求。專政派看到時機來臨，蓄意將學生運動同胡耀邦和「自由化知識分子」放到一起打。

　　鄧下決心提前倒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鄧小平召集薄一波、楊尚昆、王震、鄧力群、胡喬木、彭真、余秋里七人到家中開會，「分析學潮」；一致認為是「胡耀邦姑息自由化思潮，領導渙散軟弱」的結果。

　　鄧小平原來打算到「十三大」時換下胡耀邦，此時下決心立即倒胡了。十二月三十日，鄧小平把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找到家中，藉學生上街遊行發表嚴厲講話。鄧小平說：「學生鬧事，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很重大的事件。凡是衝天安門的，要採取堅決措施。這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朝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

　　方勵之這樣的人留在黨內幹什麼？要開除！上海的王若望，早就說要開除，為什麼一直沒有辦？上海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度。

　　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經常批評美國當權者，說他們實際上有三個政府。這種辦法我們不能採用。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對專政手段，不但要講，而且必要時要使用。當然，使用時要慎重，抓人要盡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製造流血事件，你有什麼辦法？我們的方針，是首先揭露他們的陰謀，盡量避免流血，不下決心是制止不了這場事件的。

　　在六中全會上我本來不準備講話，後來我不得不講了必須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一段話，看來也沒有起什麼作用，聽說沒有傳遞。」

　　鄧小平這篇講話，一是逼迫胡耀邦下台；二是主張對學生運動採取鎮壓手段，否定胡耀邦的疏導方針。

　　王震聞風而動，第二天（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央黨校全校大會上講：「你有三百萬大學生，我有三百萬解放軍，我要砍他媽的一批腦袋！你們知道我是誰嗎？我就是關帝廟中那個拿大刀的周倉，不信來試試看！」王震講話中還痛罵知識分子，稱巴金是「民族敗類，社會渣滓。」

　　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