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周年：辦喜事還是辦喪事？

（大陸）
楊　光

　　紀念改革活動蒙上陰影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本是一個歌功頌德、表揚與自我表揚的大好時機。然而天公不做美，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都很不好，金融風暴、經濟危機，外國颳風、中國漏雨。房市蕭條，股市跳水，企業減產，民工返鄉。地方財政大幅減收，底層民生捉襟見肘。這為中共官方的喜慶紀念活動蒙上了濃厚的陰影。

　　不僅如此，其實，二○○八這一整年的年景都不怎麼好，中國人民的日子過得很不順利。天作孽：災異不斷，南方下暴雪，四川發地震；自作孽：官商缺德，奸商無良造毒奶，貪官逞兇出暴民。雖然今年也有一個大「亮點」，北京舉辦了「無與倫比」的奧運會，算是在全世界面前風風火火當了一回冤大頭，但燒錢的快感總是短暫、沖喜的效果總歸虛幻，剎那間的耀眼繁華，已隨風吹雨打去。

　　官方對「改革」態度混亂

　　如今年關將近，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大日子來得真不是時候。經歷了○八年的大悲大喜，中國人都有一種「好日子」就快過到頭了的壞感覺。此情此景，人們難免有一種疑惑：這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是賀壽還是祭奠？是辦喜事還是辦喪事？是打算起死回生還是就此蓋棺定論？

　　對於改革，中國官場也顯出了相當詭異、十分混亂的態度。一方面，改革前期的一些提法──如「解放思想」、「初級階段」、「政治體制改革」，近幾年又被少數「改革派」政客重新撿了起來，並試圖加以利用。似乎有那麼一點老調重彈、死灰復燃的勢頭。而另一方面，一些人卻頻繁揮舞起政治大棒，壓制批評意見、打擊異己勢力，甚至向無辜的「普世價值」發起一波愚蠢的圍攻。種種事態表明，目前大大小小的官場中人，絕大多數大概早就不知道什麼叫改革，更不知道改哪裡、怎麼改、朝哪改了。自一九九四年以來，「改革」仿佛成了萬金油。在中央，「改革」就是一筆糊塗帳，放權讓利叫改革，削藩收權、與民爭利也叫「改革」，精兵簡政叫改革，疊床架屋、增官設府還叫「改革」。地方就更糟了，招商引資、官商勾結也可以稱之為「改革」，就連搶佔民田、私分公產、亂收濫罰、賣官鬻爵，無一不可以命名為「某某領域的某某改革」，改革之亂，莫此為甚。

　　改革的社會動力降至歷史低點

　　在中國民間，「改革」又是另一番光景。回想三十年前，民間社會才是當仁不讓的改革主體，西單民主牆、北大人大代表選舉，農民單幹、職工下海，個體戶發財、鄉鎮企業崛起，這些都是民間掙脫體制束縛的自發改革行為，屬「群眾首創」，與官府沒有多少關係。當年，人民所有求於政府者，僅「允許」而已，如鄧小平對傻子瓜子的批示那樣，只不過是「不要動他」。但官府中人卻見不得民眾獲益，終究不甘寂寞，小平南巡啟動二次改革以來，官方開始大幅侵佔民眾的創業空間，一時間政府辦廠、法院開店、軍隊經商，蔚然成風。後來幾經折騰，但「改革」局面大變，官民易位、攻守轉換，「改革」也就逐漸被權力所接管、所劫持。最近十來年，大凡有名份、有來頭的「改革」，都一律由官府開張、「權貴」操辦，民間社會既已被剝奪了改革「首創」之權，則欲改革而不達，就更難得從官辦的「改革」中分一杯羹了。官防民，如防火，民防官，如防匪，官民「改革」兩條道。在此情形之下，一切官辦「改革」都免不了要惹事生非，免不了要誘發社會衝突和族群對立。

　　自從經歷了教改、房改、醫改的切身慘痛之後，中國改革的民間聲望和社會動力已經降至歷史低點。如今，二○○八可比不得一九七八，人們已普遍患上了「改革疲勞症」、「改革冷漠症」。不管是大改小改、好改壞改，民間社會大都姑妄聽之，淡然處之，七分不信，三分不屑。這不奇怪，感到不公的人們當然有理由懷疑：既然長達三十年的「中國奇蹟」仍然讓廣大民眾憤憤不平，接下來的「改革」政策又究竟還有多少新招值得老百姓期待呢？

　　政府無方向，民眾沒信心

　　政府無方向，民眾沒信心，改革在泥潭中掙扎，左支右絀，進退兩難。這就是今日中國改革的現狀。無怪乎有人說「改革已死」。然而，除了拿「改革」說事、用「改革」唱戲，中共當局又還有何話可說、何曲可唱？方今之世，當中共的「革命傳統」成了無可爭議的政治欠債，當馬列斯毛意識形態成了一目了然的執政負資產，除了改革開放的「豐功偉績」之外，中共高層還能到哪裡再去籌措可供其繼續揮霍的執政本錢？所以，對當局而言，「改革」還不能死，哪怕它事實上已經淪為植物人。

　　而對中國社會來說，改革也確實還不能死。因為三十年的既往改革只觸及政治、經濟、社會體制的淺表層次，尚未完成的任務比已經完成的要多得多、複雜得多，有待解決的難題比已經解決的也要多得多、複雜得多。在中國，持續變革、實質性變革的必要性是確定無疑的。如果後續改革止步、政經轉型無望，那麼，一個厭倦了現狀卻又失去了前進動力的中國社會，將立刻變得分崩離析，無所適從，必將陷入不可自拔的長期混亂局面。

　　對改革評價的分歧兩極化

　　關於改革的現狀與前景，自然也涉及到對既往改革的評價。關於三十年改革的功過是非，不同的人也有極不相同的看法。近些年來，有關改革的爭論不僅沒有彌合分歧，反而使分歧愈加兩極化。比如，有經濟學家說，中國改革世界最牛，中國制度前所未有、天下第一。又有人說，中國改革背叛人民、禍亂國家，無功有罪，甚至罪大惡極，因此，必須「給改革一個死刑判決」。這是兩種極端對立的意見，其實結論卻有其一致性，都是要終結改革。已經天下第一，自然不必再改革；已經罪大惡極，當然也就不應該再改革。這兩種意見不同於「改革已死」的事實判斷，而是「改革該死」的價值判斷了。

　　在改革已經陷入泥潭的時候，美化改革是沒有意義的，抹黑改革更沒有意義。公允地說，中國改革有功有過，但至今為止仍功大於過；中國改革有是有非，但至今為止卻是非不分。對於苦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這個改革時代算不上好時代，但與不堪回首的毛澤東時代相比，它已經好了很多；更加關鍵的是，改革為今天和將來的人們提供了向未來的好時代和平進發的諸多可能性。然而，如果當局和民眾放棄或者毀滅了這些可能性，我們這個時代離一個壞時代的距離，其實也只有咫尺之遙。

　　如果要作一個籠統的評價，我們應該說：改革是好的，但為改革附加的政治義務（即支撐一黨專制的政治義務）是壞的；發展是好的，但對發展收益的政治性分配（即讓官商利益聯盟優先得利的政治性分配）是壞的。對改革的剖析再細緻一些，我們似乎可以說：那些從民間出發、由體制外啟動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從官府出發、由「權貴」操辦的改革大多是壞的；那些社會自生自發、當局讓步認可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當局刻意而為、民眾被迫接受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大多是壞的；那些以擴大個人自由和社會公益為目標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以維護執政集團統治地位和官僚集團獨特利益為基準的改革大多是壞的；那些作為「公有制補充」的「增量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對公有制本身的「存量改革」大多是壞的；那些背離中共政治教條的自由化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在專政教條裡面轉圈子的「社會主義改革」大多是壞的；那些向公認的「普世價值」靠攏的改革大多是好的，而那些一味強調「中國特色」的改革大多是壞的。

　　中國改革三十周年之際，在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遭遇寒流之際，這是一個極其嚴峻的時刻：改革是生是死？改革向何處去？對此，中共當局和中國社會必須給出一個明確的回答。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