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自由》的故事

（大陸）
王建勳

　　《走向自由》這本書，曾以《自由聲音》的書名，於二○○六年一月在大陸自費少量印行，是一本為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由我主編的論文集。
　　胡耀邦先生的大德懿行，本書的三十三位作者已用他們的如椽之筆，從各自的不同角度闡述得十分明清曉暢了，無庸我再置喙。下面僅就此書的成書過程中發生的若干故事，向讀者諸君做個交待。

　　緣起於籌劃紀念胡耀邦大會

　　二○○五年四月十六日中午，李普在他們新華社職工食堂三樓的一間小餐廳，請了四桌客人，為的是慶祝李銳先生米壽。頭兒老太太們面前「獻演」了一首「雜合唱」，好像是《革命人永遠是年輕》。

　　壽宴來的大都是文人，壽禮中也就多是圖書和書法、美術作品了。我那天送給李銳的「禮物」別具一格，是新聞出版總署的一份文件複印本，這份文件上羅列的禁止大陸發表、出版的作家、作品名單中，「李銳」的大名赫然在目。壽翁看罷，哈哈大笑，然後又大聲朗讀了一遍，引來滿室更大的訕笑聲。

　　在主賓俱歡的熱烈中，我突發奇想，能不能在半年多後的十一月二十日、胡耀邦冥壽九十周年時，舉辦一次緬懷耀邦的紀念性學術研討會呢？我把這個念頭插空向在座的幾個老人分別做了簡述，獲得一致支持。於是，我回家後立即動作起來。

　　五月五日，我草擬了一個《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胡耀邦思想理論研討會（暫名）初步構想》，分送諸人徵詢意見。

　　其宗旨是：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學、國際等方面初步分述胡耀邦對中國革命、中國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偉大貢獻，學習並發揚他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與專制主義徹底決裂的超人勇氣及其深遠影響，探索中國民主化建設的必由之路。胡耀邦思想體系宏闊、深邃，迄今未有人系統耙梳，精心整理，更談不上在此基礎上進行理論總結。現擬舉辦的這個研討會，就是想在這方面開個頭，以期拋磚引玉，喚起廣大公眾知識分子對這位偉人及其思想、理論的研究工作的重視與積極參預。

　　需要說明的是：

　　「發起人」當中，于老光遠先生後因輕度中風，住進北京醫院，退出。

　　在「擬邀與會者」的二十五人中，我在起草這個《初步構想》時電話中應允了的杜潤生、杜導正、高放、吳江、張思之和嚴家祺，後來有的婉拒，有的沒有下文。一些沒有發邀請信的人聞訊要求參加，共收到三十四人的三十一篇文章，其中孫長江與他人合著，送來了兩篇。作者中的張凱、何家棟、劉賓雁先後西行，他們已看不到本書的公開面世了，甚為憾事！那麼就以這次的正式出版，向這三位先賢致敬吧！

　　至於原來答應予以贊助的那兩家公司，兩個多月後退出了。我另找了一家勇於道義擔當的公司贊助。

　　開這個研討會的場所，我首選北京郊區的小湯山療養院，看中的是那裡有溫泉，還有基本的醫療保障。大約在二○○五年的夏末，確認參會的人數大體定下來後，我直奔小湯山療養院。日期、房間定好，價錢講妥，過了幾天我又去交了訂金，簽了合同。

　　此時，中辦發了個文件，說要在當年的十一月中下旬公開紀念胡耀邦。我看了這份由王剛領銜，十幾個部、署、會、省協調的文件後心中暗喜，中共中央終於開了竅，如果能以此為開端，後面將是人間正道了。

　　「黑白二警」突然約談

　　天氣轉涼，路邊的鮮花開始凋萎，「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濁流滾滾來。

　　這年的十一月十四日上午，我和張顯揚正在朱厚澤家談別的一件什麼事，忽然手機響起，一個陌生男聲傳來：「是王建勳先生嗎？我是公安局的，我姓孫。你現在在哪兒？我們有事找你談談。」

　　我問：「談什麼事？」

　　孫（公安局的）答：「當面談吧。你現在在哪兒？具體位置？我們馬上去找你。」

　　我說：「你能打通我的手機，就應該知道我現在的位置吧？我現在在別人家，我們還沒談完，你來不方便接待。」

　　孫又問：「那你幾點可以談完？」

　　我看了一下錶，不到十一點，估計再有一個鐘頭就差不多了，於是告訴他：「下午吧。」

　　孫氏在電話那頭說：「行，那就下午見。」

　　收起電話，我納悶地說：「我是良民呀，最近也沒有犯什麼事，公安局找我幹嘛？」我們三人參詳了一番，不得要領，於是放下這個題目，繼續我們的談話。

　　下午快到兩點鐘的時候，我剛回到我家樓下，手機又響起來：「王建勳先生，還是我。我姓孫啊。你到家了嗎？」

　　我四下望了望，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之人，於是漫應了一句「到了，正要上樓。」

　　孫警察說：「那我們現在談吧。」

　　我說：「歡迎閣下光臨寒舍。我家的門牌號不用說了吧？」

　　孫答：「去你家談不方便。你愛人退休了，她在家聽見不好。」

　　我說：「那就到馬路對面社裡談，我在五○五。」

　　遲頓了片刻，孫狐疑地問：「去你們單位？跟不跟你們頭兒和保衛部門打招呼呢？去了卻不跟他們說，不合適；跟他們見面吧，又沒這個必要，本來就不是什麼大事，幾句話和你說完就完了，我們走了，你卻要費口舌解釋半天，別人還不一定信，多麻煩。」

　　我想也對，就告訴他：「那麼好，就不去辦公室。在社裡一樓的大廳談。」大廳裡有幾張圓桌，是專門用來接待作者和讀者的。

　　孫繼續反對：「你們單位就不去了吧。」

　　我反問：「那你的意思是讓我去你們單位了？」

　　孫說：「如果真把你請到公安局，那問題就嚴重了。沒什麼大事，只是隨便聊聊。」

　　他的這些話把我搞糊塗了，有點不耐煩地問他：「我家你們不來，辦公室你們也不去，上你們那兒你又說沒必要，大冷的天兒，難不成我們站在馬路邊上談？」

　　他趕緊解釋：「我們不做『馬路天使』。你家北邊不遠有個華北大酒店，在那兒的咖啡廳怎麼樣？」

　　那個地方我知道，北京奧運會前，奧組委的新聞中心就設在華北大酒店的配樓，我曾在那兒打過短工，時間不長。現在好像換東家了，裡外煥然一新，店名也改為北京歌華開元大酒店了。此為後話，還是回到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的下午，請讀者朋友接著聽我講故事的後半截兒。

　　我對孫警察說：「可以，就那兒吧。」

　　他接著要敲定時間：「兩點半？」

　　我說：「不行。按我的生活習慣，每天午飯後我都要睡一小覺。」

　　孫退了一小步：「那就三點。」

　　我繼續討價還價：「萬一睡過了頭呢？保險起見，三點半吧。」

　　「行，三點半在華北大酒店咖啡廳見。」孫如釋重負。

　　我聽出他要掛電話了，急忙補了一句：「怎麼找你呢？我又不認識你。」

　　孫警察在電話那頭輕聲地笑了；「這你就不用操心了，我們認識你。」

　　我一拍腦門兒，心裡暗罵了自己一句：真笨！怎麼問這麼個傻問題。

　　公安明言當局不許開這個會

　　準時赴約，是我的做人準則之一。小寐醒來，步行十幾分鐘，約莫三點二十的樣子，我走到華北大酒店門口，兜裡的手機響了：

　　「喂，王建勳先生，你到了嗎？我們在等你。」

　　我緊忙回答：「到了，到了，就在大門口。」揣起電話，轉身進了旋轉著的玻璃門，正要右轉去咖啡廳，一個身量與我差不多，上穿白色夾克的年輕人迎面朝我略笑著，輕聲喚我，然後自我介紹：「我姓孫，今天跟你通了幾次電話的。」我向他伸出右手，他稍一怔，迅即也抬起右手。握手禮畢，他引我走向咖啡廳。快走到一張放著兩杯茶的桌前時，另一個年輕人臉上帶著勉強擠出來的微笑站了起來，比孫警察矮一點，瘦一些，臉色略顯黑黃，好像穿了一件西裝，深色的，沒打領帶。他們問我喝什麼？我要了一杯什麼茶，現在不記得了，應該是鐵觀音吧，這是我平常喝慣了的。幾句寒暄過後，很快他們要進入主題：「這次請你來，是想瞭解……」

　　「等等。」我靠在高背的竹椅上，呷了一口鐵觀音，打斷了孫姓警察的開場白：「你在上午的電話裡說是公安局的，那麼我還說我是公安部的呢。」

　　「嗯，對。你是要驗明正身啊。」說罷，他從白色夾克裡兜掏出一個深色的狹長夾子遞了過來。

　　我接住，放在圓竹桌上，摸出眼鏡盒，打開，取出花鏡，把鏡繩撩過腦後戴上，然後拿起夾子仔細端祥。這是我活了五十三歲第一次見這玩意兒。夾子是豎式的，外面鑲著一個銀白色的警徽，估計似乎是鋁質的。此前我曾聽人說，總警監、副總警監的肩徽和左胸前的警號是銀的，他們的工作證上的警徽該不也是白銀的吧？如果是，揣在兜裡沉不沉啊？

　　關於警徽的胡思亂想，轉瞬閃過，我瞥了一眼對面兩位黑白二警，他們面無表情，默默地看著我。向上翻開工作證，塑料薄膜下面插著的白卡片上寫著：孫荻，國家安全與政治保衛總隊，「付」科長。我合上皮夾子，邊遞給他邊問：「你們這個國家安全與政治保衛總隊，從名稱上看，它的職責不是與安全部、安全局交叉甚至重疊了嗎？你們怎麼分工呢？」

　　孫荻仍是面無表情，「不知道。」他冷冷地說。


　我接著說：「那麼這個你應該知道。回去告訴你們幹部、人事部門，『付』科長的『付』字寫錯了，應是立刀『副』。」孫荻聽罷，打開剛還給他的工作證，看了一眼，驚訝地抬起頭來：「唉呀，用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注意。王先生，您不愧是老編輯。」

　　那個黑西服也把他的工作證遞過來，我擺擺手說：「不必了。你們倆是一塊兒的，看了一個就行了。可是我沒有工作證給你們看，身份證我有，還看嗎？」孫荻和他的搭檔相視一笑，沒有要我也「驗明正身」。

　　接下來談正事時，孫荻主談，黑西服自始至終沒怎麼說話。

　　他們關心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問我《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胡耀邦思想理論研討會》的籌備情況，諸如誰組織的？有誰參加？誰出錢？時間和地點？等等。二是明言這個會不許開。

　　我對二警曉以大義

　　我反問他們，胡耀邦你們瞭解多少？他的歷史功績你們知道嗎？他的下台和他的死引發的「六四」屠殺你們聽說過嗎？黑西服和白夾克一臉茫然。我大概講了一下一九七七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一九七八年組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又告訴他們一九八七年一月「生活會」違反中共黨章規定的組織程序，逼胡耀邦檢討、下台的經過，還向他們簡單回顧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的歷史片段。我說，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的首都，紀念中共的前任總書記、死時還是政治局委員的胡耀邦，怎麼就不行了？退一萬步講，即使我們研討的是本?拉登、達賴、李登輝或陳水扁，你們的干涉也沒有道理。你們的槍口指錯人了。再過幾天（實際上是十八號），就要在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的大會了，內定三個政治局常委出席，主持人和主發言人也是常委一級的大官兒；湖南和江西還要搞紀念活動。你們出面調查、禁止我們的學術活動，不是明目張膽地跟中共中央對著幹嗎？年輕人，「反黨」的罪名，兩位擔當得起嗎？不要被人當了槍使。

　　我繼續講，我們沒有什麼組織，「君子不黨」，只有我一個人居間聯絡。參加研討會的人，大多是七老八十的黨內專家、學者，還有幾位年過九十的。他們中約半數人的黨齡可能比兩位的父輩年齡還要大。這些人聚在一起，無非是對他們衷愛的老領導胡耀邦再表敬意，對中共黨內和國家的民主進程各抒己見罷了。毛澤東六十年前不是講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

　　我又說，官方和民間自發紀念的主體是同一個人，為什麼你們可以，我們就不行呢？這不是典型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難道你們連胡耀邦這個人和紀念他的活動也要壟斷起來？就像兩位今天的著裝，執行公務卻不穿制服，這我可以理解，為的是工作方便；但穿便衣，顏色、樣式卻又不同，為什麼呢？不同的審美標準使然。意識形態、價值選擇為什麼不能也多元呢？難道一定要回到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老路上去？我還把《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中馬克思關於玫瑰花與紫羅蘭的比喻說給他們聽。

　　從孫荻和他的搭檔面部表情上看，我覺得這些事他們聽得很陌生。

　　最後，我真誠地邀請這兩位保衛國家安全的警察作為我個人的客人，來旁聽我們的理論研討會，並請他們轉達我對他們上級和上級的上級……直至周永康、羅幹的邀請，也歡迎他們前來旁聽，光明正大地來，堂堂正正地來，在陽光下來，聽聽我們對胡耀邦及其思想的辨析，聽聽我們對國家長治久安的意見。

　　孫荻表示，他們回去會把我談的情況和邀請如實匯報。又問：「您的課我們可以去聽嗎？」

　　我說當然可以，「你們離開學校多久了？哪個學校畢業的？」兩位年輕人告訴了我他們的母校，校名我寫此文時想不起來了，好像是北京的兩所不錯的名校。然後我又簡單回答了他們問我對當紅的幾位大陸作家和作品的看法，孫荻好像是發自內心地說：「以後還要向您多請教。」我看看錶，已快五點了，便問：「還有什麼問題嗎？可以了吧？」他們表示同意結束。我叫來服務員結賬，孫荻搶先讓他的搭檔付錢。我說，按我們的規矩，誰工資高就吃誰的，我的退休金加上講課費應該比你們多一些，還是我付吧。正在交錢、要發票的黑西服說：「我們能報銷，我們能報銷。」

　　結完茶錢，我在前孫荻他倆在後魚貫而出。走到旋轉玻璃門前站住，我轉身向黑白二警握手道別，孫荻說，「我們用車送您。」我說謝謝了，這麼幾步路不勞二位開車送了，早點兒回家休息吧。

　　孫荻說：「不像您想得那麼複雜。」他頓了頓，輕輕地滑出下面的話──「是于浩成說的。」

　　把于浩成也攪進來了

　　順著不停轉著的玻璃門出來，我在回家的路上腦筋也在不停地轉，于浩成？不會吧。老于去國十幾年，年前剛回來，他給我打電話「報到」時，我曾大吃一驚。簡單問了問他的近況後，我還在電話裡戲謔他：「共產黨對你不錯啊！劉賓雁幾次三番要求回來都不准，公安部怎麼瞎了眼放你溜了進來？芳莊四室一廳的新房子住著，十幾年的工資一分不少，連黨籍都還在！」

　　上得樓來，第一件事就是給他打電話核實。于浩成說，十幾天前確有一高一矮、一個不太胖一個有點瘦的警察找過他。他讓我等等，說去把日記本拿來。不一會，他在電話中給我唸了那天的日記。我責怪他說：「唉呀，老于！你怎麼連鍋端啦！」他不解地問：「這種事有必要瞞嗎？」

　　我罵他：「你在美國十幾年的舒服日子把你過糊塗啦！你說了也就說了，幹嘛事後不馬上跟我打個招呼呢？你不會是對二十年前公安部收拾你時有胡耀邦的批示仍耿耿於懷吧？」

　　老于在電話那頭囁嚅著：「我……我沒想那麼多……對不起……老王……我……。」

　　二○○六年，我和老于都稔熟的一位朋友兩次向我解釋此事。二○○七年十一月三日，包遵信的遺體告別式在北京東郊殯儀館舉行，老于致悼詞。告別式前，在貴賓室等候時，我和老于相遇，兩人誰也沒有再提這件事。老于致悼詞時，我還提醒他把帽子摘掉。

　　從十一月十四日的這天起，後邊的四五天裡，大小衙門的幾撥人紛至沓來，問的都是同一個問題；表達的都是同一個堅定意思：此會不許開！攪得我不勝其煩，課都備不好。

　　還是在這幾天裡，先是小湯山療養院來了電話，說，對不起，十一月十九、二十日兩天，你們包的那座小樓不對外了，接市衛生局通知，市里在這兩天安排局以上幹部住院體檢。我又打電話去問備用的那「三窟」，馬坡的回答是：換鍋爐、停暖氣，不怕冷的話你就來。金台飯店和中國職工之家的答覆，則是文質彬彬、禮貌多了，理由卻缺乏想象力地同一：你預定的那些房間恰巧被中辦（中央辦公廳）和全總（全國總工會）佔用了。機關招待所性質的飯店，當然首先要為本機關服務，這個理由很堂皇。

　　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午九點，中共中央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的大會，如期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溫家寶端坐主席中央，吳官正主持，曾慶紅講話。原定出席的胡錦濤中午才從首爾（當時是不是還叫漢城？不記得了）返回，巧妙地避開了大會。

　　湖南和江西也在這天的前後搞了紀念活動。

　　會開不成改為出書

　　我忙了半年籌備的《紀念胡耀邦誕辰九十周年──胡耀邦思想理論研討會》，就這樣被攪黃了。原擬與會者無不義憤填膺，但他們和海外的幾位的論文仍如期而至，於是就有了前年的《自由聲音》。《自》書一出，索要者紛來。因經費有限，印數不多，未能全部滿足各方需求。遲至今年九月，《工人日報》前總編輯張宏遵稱受胡啟立之托，還前來索取。

　　最後，關於書名《走向自由》，再向各位讀者交待幾句。這是我三年前定的，有兩個考慮：一是我和本書的各位作者都崇尚民主和自由，為達此目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二是胡耀邦的離世，使他終於掙脫了精神枷鎖，放下各種顧忌，他永獲自由了。這從《自由聲音》的裝幀設計可以看出，它與原書名《走向自由》是非常合的。《自》書臨印刷時，經不住兩位在現場監製的朋友在電話裡向在家的我再三勸告，我勉強依從了他們的意見，臨時同意將《走向自由》改為《自由聲音》，他們當然有他們的充分理由。出於對這兩位朋友無償勞動的愧疚和對他們的政治理念的尊敬，我當時無奈地違心答應了。利用這回正式出版，得以糾正我當初的無奈和違心，仍回到原書名《走向自由》。《走》書面世後，那兩位朋友如果看到，我先在這裡說聲「得罪了」。與《自》書比較，我刪去了一位作者的一篇文章，也一併先在這裡告罪了。

　　上面拉拉雜雜地僅憑記憶，把《走向自由》的成書緣起和出版經過大致概述了一下。可能有詞不達意之處，願胡耀邦的在天之靈，引領我和你們走向自由！

　　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本文作者為北京退休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