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的「盛世危言」

（美國）
史　實

　　和在中國大陸被禁止的對大躍進∕大饑荒真相的探索相反，對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討論在那裡正熱火朝天。中國的執政者和緊跟他們的知識分子們正在以「盛世論」誇大渲染「改革」的前無古人的輝煌。就在這一時刻，十月十七至十九日，來自中國大陸的十多名著名學者和北美地區的近四十名學人相聚紐約，借「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型國際研討會發出了「盛世危言」的警世之音，對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未來發展作出了冷靜的分析。
　　「改革」只是「改錯」

　　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姚監復在他的論文《從烏托邦幻夢回歸中國土地──對農村改革三十年粗淺反思》中談到三十年來中國農村改革的成就，他清醒地指出：「改革前，違反農業生產客觀規律，『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以掠奪性經營方式破壞農業資源的戰略，這樣與地奮鬥，結果必然是其樂無！窮！違反自然規律要『戰勝自然，征服自然』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方式，與天奮鬥，結果是其樂無！窮！在回顧農村改革三十年成功的重大成就時，應當清醒地看到改革就是改錯，改正前三十年失誤後出現的這些光輝的數字，只是中國農業現代化偉大長征中的第一步。」

　　在會議進行期間，中國大陸公佈了十二日於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然而美國三一學院經濟系教授文貫中在他的發言中指出：五十年前農民當初是否自願加入合作社和人民公社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農民加入後，有無退出的自由。文貫中教授認為對中國農民的進退自由的承諾至今沒有真正完整地兌現，因為他們雖然從集體生產的組織形式中獲得自由退出，實行包產到戶，但至今仍不允許他們有退出強制性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自由。這個《決定》重申了所有農地必須是集體所有。他指出：「這就出現了很滑稽的現象。所有的農民被關在Ａ房間，絕對不允許出去，卻對他們說，他們在隔壁的Ｂ房間可以自由進出。這從邏輯上講是根本不通的。中國農民要想在Ｂ房裡自由進出，就必須首先被允許從Ａ房裡自由退出。」

　　在「中國奇蹟」的背後

　　中國啟動改革的時候，外界有相當的期許和熱望，三十年後人們卻發現，「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中國改革事實上早已經逆轉、被扭曲和遭到背叛，事實上也已經成為歷史。從微觀的角度看，應該承認改革帶來的經濟開放、市場發展，中共的統治權威由獨裁轉變為寡頭、社會生機空前爆發、非官方生活空間得到了拓展。但是，如果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改革並沒有觸動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相反使中國大陸成了最壞的資本主義與最壞的社會主義的集大成者。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他的《中國和南非：兩個奇蹟的比較》的發言中指出：南非在成為民主政權之前，經濟上也創造過四十年不衰的「奇蹟」。和中國相似，南非的奇蹟倚靠的也是（一）低人權：低成本的勞力；（二）低成本的國有土地。只不過在中國是被歧視和不公正對待的「民工」，而在南非是種族隔離下的「黑奴」。

　　《北京之春》總編胡平的論文是《六四屠殺與中國奇蹟》。他指出：「六四」屠殺改變了中國的方向，中國的經濟改革從此走上歧途。「六四」屠殺徹底剝奪人民的發言權，中國的私有化正因為沒有民眾的參與和監督，就變成少數官員直截了當地把公共財產據為己有，官員一下子成為資本家，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再加上高壓政策造成一種相當穩定的投資環境，吸引了大量的外資。中國的勞動力本來就廉價，而在專制高壓下，中國的勞工被禁止組織自己的獨立工會，無法捍衛自己的權益，所以被壓制得更廉價。還有高科技的不斷引入，全球化下的貿易以及對資源的大量開發，於是就造成了所謂的「經濟奇蹟」。

　　美國「中國人權」的高級研究員何清漣，在十多年前還在中國大陸工作時就以《現代化的陷阱》一書尖銳地剖析改革引起的社會不公，因此洛陽紙貴，一書風行。在這次研討會上，她以《改革三十年與中國國家能力的畸形發展》為題，再一次揭露了中國改革所創造的大部分財富被極少數人佔有，而百分之九十的人仍然處於社會底層，改革還導致了對資源的窮竭和對環境的破壞等嚴重問題。為了更大限度地斂取財富，中共政府的國家能力呈畸形發展，在市場經濟中既是制定者、監督者、裁判者，同時自己還下場參賽。她總結道：「中國的產業政策和公共政策塑造中國經濟增長的模式；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塑造著中國社會的反抗模式。」「只要看一看哪個領域財富增長得最快，哪個領域的掠奪行為就發生得最多；哪個領域引起的反抗也就最高。」「中國近年來的社會反抗主要是四大問題：第一就是反征地；第二就是反拆遷；第三就是反環境污染；第四就是泄憤型的。泄憤型就是老百姓多方申訴得不到解決，大家積怨已久，遇到一個突發事件就會爆發。」

　　中國政治發展決定於民眾的忍受限度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講座教授吳國光博士在他的發言中對三十年改革作出總結。他認為：毛之後的中國，經過了兩場十年改革，即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第一場十年改革，和一九九二年到二○○一年的第二場十年改革。到二○○一年，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誌，中國的改革已經終結。改革形成了新的政治經濟制度安排，其特點是兩個「不惜代價」的制度化、常規化和道德化，即不惜代價推進經濟發展，不惜代價維持政治穩定。在這樣的制度下，改革之後的中國，是社會矛盾普遍、持續緊張的中國。社會矛盾的高漲，促使「兩個不惜代價」相互之間發生了深刻矛盾，即經濟發展的代價轉過來影響政治穩定。當局對於社會問題的關注和解決，是在維持政治穩定的目標下實行的，也就是在維護一黨專制的政治框架內展開的，而不是著力於變革這種「兩個不惜代價」的制度。中國的政治發展前景，決定於民眾對於這一制度的忍受限度，那也就是第三個「不惜代價」是否出現，即民眾會不會「不惜代價」爭取自身權利和利益。

　　「六四是中國改革的分水嶺」

　　原中國社科院政治研究所所長嚴家祺教授持相同的觀點，他的論文《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三十年？》認為：中國的改革，「六四」是分水嶺，「六四」前，是在「社會主義框架」內的「改革」。「六四後」，中國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中國經濟大發展包含著許許多多「六四」遇害者、受難者的血和淚。但由於像「六四」這樣的大事，今天中國不講「正義」，不講「是非」，加上不重「法治」，原始資本主義的「不公正」泛濫成災，所以，今天中國充滿了「不平感」。他的結論是：「中國在六四以後沒有政治改革，而現在看起來，政治改革的希望也沒有。」

　　剛剛獲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的王丹也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依靠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來推行的，這使改革的成本大為降低。這就是這個經濟奇蹟的秘密。但是，它是建立在社會弱勢全體利益受到盤剝的基礎上的。它是一種不公義的增長，代價是巨大的。

　　中國知識分子玫瑰夢的幻滅

　　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的研究員劉軍寧博士自稱是「變天派」。他認為，中國的改革沒有出路，只有「變天」才能解決問題。他認為在中國，改革肯定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使命。是一個不可能有結局的、不可能達到目的的這樣一場社會變革。「變天派」代表的是中國的未來，因為他對中國未來的方向有一個正確的判斷。至少他們有一個共識，認為這個天不可補。而且事實證明也是這樣。但是，面對中國當今的局勢，他不得不承認，在中國的今天，「變天派」面臨的困局是，他們有明確的方向，有堅定的信念，但是他們沒有作為的空間。他們有突破的方向，卻沒有突破的能力。這也是中國目前這個僵局所在。

　　來自中國大陸的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王天成的發言題為《漸進民主：知識界的玫瑰夢》。他認為：八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有闖關意識，知道改革要有陣痛。但是九十年代以後，這種意識消失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萎靡了。不僅官方不再講政治體制改革，民間思想也轉向了。漸進改革，或者說漸進民主正式浮出水面，變得越來越流行。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以《改革三十年中反對派的困境》為題，認為中國的反對派當自省和自強。她指出，官方壓力會讓反對派脫離社會大眾。她希望反對派人士自我調整，適應社會環境，在有限的空間內保持參與社會的能力。

　　與會的許多學者都對中國知識精英階層的犬儒主義作了批判。

　　《中國青年報》高級記者、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盧躍剛在他的發言《從啟蒙到維權──中國大陸新聞界三十年的思想演進》認為，由於普遍的社會不公、腐敗公行，中國「新聞媒體社會利益集團和社會公器的雙重性質開始顯現。」但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並沒有泯滅。近年來新聞界進入了一個「公開信時代」：呼籲開放言論、新聞出版自由，追究新聞出版署違憲致胡溫的公開信，呼籲政改的公開信這些年來更比比皆是，而政改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新聞改革。

　　在北京和中國大陸沉浸於「盛世」福祉瞬間降臨的氛圍之中時，這麼多海內外的著名知識分子相聚一堂，發出了如此瓦釜雷鳴般的「盛世危言」，無疑是有其特殊的現實和歷史意義的悠遠警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