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耘閒人
前一段時間,坊間盛傳溫家寶因未能對付經濟形勢逆轉,被黨內不同派系逼退。據消息可靠人士透露:不惟溫家寶沒有退意,而且有穩居人望第一的態勢,暗示李克強守成有餘、開拓不足。胡錦濤也委婉表示黨的核心層實行的是集體領導,個人對所謂的指定接班模式既無絕對影響力又未在任何場合表示過黨內有「雙接班模式」。退休新元老如朱鎔基、李瑞環、尉健行等人也通過私人管道表態,認為「雙接班模式」不能絕對化,「絕對化不利於黨內民主」。
用「去絕對化」背景去理解「粵王」汪洋公然與溫家寶唱反調的大膽舉動,就容易得多了。同理,對「渝王」薄熙來敢於破「六?四」之後定律而出來以政治局委員身份與市民對話,也能得出其力借「黨內民主」與「去絕對化」之機的個人圖謀。
溫家寶幫汪洋建「形象工程」
汪洋由重慶市委書記任上調廣東,有團派安排的雙重含義:一方面是完善地方資歷,在從政生涯中他只當過六年的安徽省副省長、一年的副書記,重慶有不少的農村地區,畢竟是個大城市,遠不如廣東大而全;另一方面,在重慶市委書記任上只是中央候補委員,轉到廣東去不僅得為中央委員,還進了政治局,成為政治局中與李克強一樣最具年齡優勢的後起之秀。相比之下,薄熙來雖為十六屆中央委員,但在同進十七屆政治局之時年齡優勢卻不如汪洋。太子黨背景的習近平在十七大佈局中據太子黨資源之先機,又與江系有交易,可謂左右逢源。不過,北京高層人士有曰:就胡本人主觀願望而言,仍是傾向李克強與汪洋之間出一位總書記人選,比方說到十八大時,國家主席與黨的總書記不再由一個人兼任。目前來看,李克強當總書記或國家主席的希望並不大,總理一職也有可能讓給薄熙來,最後要按吳邦國的路子由第一副總理去任人大委員長。
汪洋往前進取必得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三大實職之一的前景,是中共六○後一代的基本預判。首先是,溫家寶對粵港澳大橋建設十分支持並早在二○○三年拍板,汪洋到任廣東後,溫家寶則明確表示中央政府給予資金支持。項目從定調到中央承諾給予資金支持,其間四年,若不是汪洋這樣有前途的人物發揮作用,溫家寶是不會支持別的官員建此「形象工程」的。廣東方面則在奧運會召開前兩天藉「粵港合作第十一次聯席會議」高調聲明:第一,中央對粵港澳三地政府融資方案認可,並給予資金支持(二○○七年以前並無此意向);第二,大橋不遲於二○一○年動工,此為粵港澳一體化的重要一招。其次是,汪洋雖曾對溫的宏觀調控政策不滿並在最近明顯與溫之觀點相左,不過都是「技術性差異」,一個講藉金融危機淘汰一批落後企業,一個講力保中小企業而求社會穩定。溫家寶是在以政府首腦身份應對危機,更多地是讓國際社會看的,而汪洋則是堅定不移地貫徹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一位瞭解汪洋政治底牌的廣東研究系統人士說:「藉金融危機重組廣東生產力格局正是天賜良機。」此外,汪洋在解放思想方面確實也在為胡的「永不僵化」賣字號。仍是那位廣東學者說:汪敢借《紐約時報》來為自己的未來造型,被該報稱為「中國領導層最具創意的思想者」,背後有胡溫的支持是肯定的。汪洋不僅有中央核心層的強大支持,而且深得廣東地方實力派歡迎,比如退休的廣東政壇元老不僅召集了當年「李一哲」群體公開茶敘,而且還想請流亡的「李一哲」之中的「哲」(王希哲)回廣東看看,此中玄機非局外人所知。
薄熙來重慶撈人望一石三鳥
重慶出租車司機罷工事件令北京高層十分擔心,新華社駐渝記者早在事件初發時就將內參專件遞到北京。中央書記處決定派人前去協助薄熙來處理,沒想到薄一口回絕,笑呵呵地說:「當一回代市長,與老百姓來個『面對面』,記者隨便採訪。」薄熙來以「代市長」身份出馬與百姓、罷工司機、出租車公司三方代表座談,確有所據。因為當時重慶市長王鴻舉正在國外洽談一項經貿業務,常務副市長黃奇帆本該代王鴻舉「頂上去」,但因其庇護彭水詩案的縣委書記而口碑不佳,只好陪襯其間。薄熙來與三方代表座談得出初步結果後,立刻與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通話,要求落實每月專供重慶十萬立方出租汽車專用汽的承諾。薄熙來成功處理出租車罷運事件,得到了北京與薄家家族關係深厚的舊貴們的交口讚譽,稱其一石三鳥:解決了出租車司機的低收入問題,車主因專用汽供應增加而未傷實質利益,開創「六?四」事件後首位高級黨政官員與底層面對面座談的先例。
如果說汪洋在廣東搞的是「右傾」,如試圖與「李一哲」群體建立溝通機制,那麼薄熙來在重慶搞的則是「左傾」,花了五百萬元造了一尊重四十六噸、連底座高三十七米不?鋼材料的毛澤東雕像。北京民間分析人士說,薄這是玩政治保險策略,「拜毛比祭孔更能籠絡底層人心,又不致讓北京高層挑出毛病」。另有與薄熙來少年時代關係不錯的舊貴子弟則調侃地說:「薄三兒的『聯動情結』還很濃!」在人事組織方面,薄熙來不僅比汪洋手段高出一籌,也遠在習近平與李克強之上。前三人均沒拉起明顯的班底,而薄熙來則大力提拔重慶地方的年輕幹部,為帶一支「薄家軍」進京做準備。不過,有幾位資深高官說:「這樣的想法不錯,但要挑選『三幹』的人才就難了,畢竟目前官員素質太低,年輕的也不例外。」所謂三幹人才,是薄熙來在重慶定的官員提拔標準,稱為「想幹事、會幹事、幹成事」。
安撫「少數民族」日益急迫
到目前為止,中國五大自治區的一把手即黨委書記沒有一人是少數民族,更談不上是所在區的主體民族了。這種現象早就為當地主體民族所不滿,也是當地主體民族幹部與漢族幹部的一個衝突點。比如,在新疆,一直有人主張選一位維族的區黨委書記,西藏與內蒙的情況大體也是如此。廣西壯族自治區「問題最小」,因為壯族漢化程度較高,當地人不太關心一把手的民族身份。對於寧夏,因政治局裡有回族身份的回良玉為民族代表又是政府副總理,要求一把手本族化的聲音也不太高。
美國的少數族裔奧巴馬當選總統,給中共提出了必答的課題──如何在高層權力分佈中,讓少數民族幹部有實職、握實權。有消息人士稱:中共十八大時,政治局委員中至少有藏維蒙三個少數民族各一個職數,甚至不排除蒙族幹部進常委的可能。試問原因,則論曰:蒙族的民族權利訴求比藏維兩族弱,比回壯兩族強,中共高層會考慮「執兩端,取其中」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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