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出租車司機罷工風潮啟示

樂尚嘉

　　十一月，中國內地各城市出租車罷運事件接二連三。十一月三日，重慶市出租車司機舉行全城大罷工；十一月八日，湖北荊州數百出租車因加氣難而停運；十一月十日，甘肅永登上百輛出租車集體罷運；同日，海南三亞出租車因租金過高等問題罷運。十一月二十日，廣東汕頭千餘輛出租車抗議黑車、套牌車集體停運，幾百名司機聚集在市政府門口要個說法。據說還有其它地方有出租車罷運事件。
　　悖論：合理行為中的非法行為

　　根據中國現行法律，內地的勞動者並無合法的罷工權。因此這些出租車司機一旦開始罷運，就屬犯法。而且常常受到當局從壞處猜疑，海南三亞警方就懷疑有黑社會勢力介入。然而在這些罷運事件中，幾乎都確實發生了非法行為──打砸圍毆行為，都驚動了警方，出動了警力，並對某些行為人採取了強制手段。

　　那些罷運的出租車司機都有正當理由的，他們在罷運中犯下的非法行為，有些實在是很無奈的。罷運一經開始，那些沒有罷運也不需要罷運的黑車司機還會繼續營運，為了取得罷運效果，那些平時奉公守法的罷運司機就會攔截還在營運的司機，而攔截者並無其它合法手段，於是打砸圍毆行為就出現了。一向奉公守法者為了達到合理的要求，卻要演化出一些非法行為，出現這樣的悖論是可悲的！

　　各地罷運的或者還沒罷運的出租車司機的要求其實差不多，無非是「份兒錢」太高、黑車太猖獗、社保待遇不好、加氣加油難等……可以把這許多要求歸結於兩點，一是上繳出租公司的「份兒錢」太高，二是受黑車衝擊太厲害。如果繼續歸納還可把兩點歸為一點：「份兒錢太高」。所謂「份兒錢」就是出租車司機每月上繳出租公司的固定費用。出租車司機起早貪黑辛辛苦苦，常常身體透支，一月下來，除去上繳「份兒錢」及各種開銷，其收入還不及中下水平。而開黑車則成本低。由於「份兒錢」太高，誘使或逼使許多原來守法的出租司機走上非法營運道路，致使黑車司機隊伍擴大，黑車現象猖獗。因此在目前階段，「份兒錢太高」實是主要原因。

　　以重慶為例，出租車公司每輛「天語」（重慶出租車的基本型號）新車的車價加上指標費，四年總計不出十二萬元。司機們在四年中支付的三四十萬承包費和管理費往往足夠買數台新車。其它城市出租車公司上繳「份兒錢」與車價的比例或有高低，但出租公司牟取暴利則是不爭的事實。

　　怪事：靠牌照而非靠勞動盈利

　　中國出租車公司是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恢復及大規模發展的。當初，一輛車要近二十萬元，而普通百姓的月收入只有幾十元，絕大部分人幾無積蓄，出租公司當然是由國家出資、國家經營。

　　近三十年過去了，十萬元人民幣上下的車價對大多數人來說不再是高不可攀，一家承擔或借貸或集資，大多數人都能夠承擔起這項資本。如果說出租車公司曾經是依靠資本盈利，那麼今天大多數國資（或國資為主的、或已將國資股權轉制給原國資公司的經營者們）出租車公司則是依靠出租車牌照和依靠壟斷而坐享其利。

　　出租車行業在今天已是一個資本含量和技術含量都不高的行業，可是這個行業又是一個可以提供許多要求不高的就業機會的行業。對於這樣一個行業，國有資本有必要大量進入嗎？有必要在其中佔統治地位嗎？尤其是在當前就業危機之時，國有資本更有必要退出出租車行業。

　　非但如此，即使民營的出租公司也得限制其規模，譬如在三十或五十輛以下。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出租車行業的吸納就業活躍經濟的作用。這樣也就沒有了「份兒錢」高低的事情了，一切依市場規律辦。

　　對此一定會有這樣的意見，出租車行業是城市的窗口行業，為了維護窗口還是規模經營的好。出租車是城市的窗口之一，但非規模經營並非就不能做好窗口，不能做到規範經營。作為一般企業，它有工商部門對其進行管理；作為交通企業，其交通運行由交通部門對其進行管理；作為出租車企業，它由政府的客管部門對其進行管理。以上海為例，上海有五大出租車公司，政府客管部門事情不多，只要抓住這五大公司就行了（所以有人甚至認為五大公司還是太多，最好併成兩大集團）。實際上政府客管部門應該面對的是所有的出租車。人民出錢，國家設官的本意決不是為了「少麻煩」。

　　國有資本──政府的錢，不是用來與民爭利的，即使在經濟快速發展時期也是如此，遑論經濟危機之時。國資在資本和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及一切需要國資的行業中發揮作用，而在其它行業中全部退出。這樣，或許是對經濟發展最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