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理體系範式變遷的危機和出路

（美國）
夏　明

　　中國治理範式變遷
　　學術性的概括：中國治理體系的演進，在毛時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八，其中也包括華國鋒過渡的兩年）是以「運動政治」為最鮮明的特徵。鄧時代（一九七九──一九九二年）可叫做「試驗政治」。江澤民時代（一九九三──二○○二年十六大召開）是「工程政治」。胡溫時代（二○○三至今）還有待命名，儘管他們二人一會兒提出「協商政治」和「和諧社會」，一會兒又提出「以人為本」和「可持續性的科學發展」，但我希望他們能夠採納「磨合政治」的範式，從而在共產黨尚存一命之際，主動跳出東方專制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雙重詛咒，轉型到可持續性發展的民主政體路徑。

　　毛時代的「運動政治」

　　毛通過發動無休止的政治運動（即便在經濟領域，他也熱衷政治運動，例如，所謂的「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抓革命，促生產」），推行強制性的政治參與，將整個社會民眾動員起來，建立起一個永久型的「動員型體制」。在毛澤東期盼文革似的政治運動三、五年就該來一次的心態控制下，全體中國人民都成了「職業政治運動員」。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毛最初通過以遊擊戰為特徵的軍事運動奪取政權，建國後他又試圖以同樣的運動戰略來動員民眾去發展經濟。一旦經濟目標失敗後，毛不得不面對他個人和整個黨的合法性喪失的現實，最後完全是為了政治權力目的來發動政治運動。毛在折騰百姓的運動中保全自己的權力位置，真可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當政治權力完全變成了目的後，此類「革命目標偃息的運動政權」必然為野心家、陰謀家和政治流氓無賴提供機會。二流戲子江青和王洪文得以青雲直上便是佐證。

　　鄧時代的「試驗政治」

　　毛澤東把鄧小平作為一個「運動員」折騰，是因為毛最瞭解鄧，他認定了鄧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毛沒有看錯。一旦鄧接上毛和華留下的爛攤子後，崩潰的經濟和失序的社會迫使他用實用主義態度面對現實。鄧自己的三句話概括了他的時代精神：「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所謂的「貓論」）。「摸著石頭過河」（所謂的「摸論」）。「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增強綜合國力，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謂的「三個有利於」）。通過這三個跳躍，或如中國老百姓說的「一個石頭、兩隻貓、三條魚」，鄧把中國帶進了「試驗政治」的新階段，並最終引上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道路」。

　　在鄧試驗政治的早期，除了把經濟搞上去的想法外，鄧並沒有明晰確定的目標和手段。如果我們來分析歸功於鄧的兩大改革措施：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和沿海經濟特區（主要是深圳特區最具重要意義）的建立，鄧的角色都只是「助產士」，而不是「總設計師」。但一九八九年對北京及外省市學生和平民的暴力鎮壓標誌著試驗政治的終結。中國政治經歷三年的彷徨和死寂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標誌著中國政治已找到了新的範式。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和九二年南巡，我們可以看到鄧承擔了「怪異思想的殺手」角色。從此，「穩定壓倒一切」成為鄧氏路線的第一條路軌。鄧奉行的是「發展的專制主義」（或「專制發展論」或「新權威主義」）。但鄧的接班人就沒有前任的政治智商高，所以沒能看管好前人留下的政治遺產。江澤民和李鵬等人抓緊了鄧遺產「專制」的一端，卻沒能顧上「發展」的一頭。中國政治走向保守，中國經濟陷入倒退。因此「六?四」後就聲稱退隱的鄧小平不得不於一九九二年再次出山「南巡」，實乃鄧給江──李班子上的一堂小課，其核心思想是：「不許吵，要團結」。他利用深圳這一平台，重申了他原來試驗政治的重要目標：經濟發展。「發展是硬道理！」成為鄧氏路線的第二條路軌。

　　江時代的「工程政治」

　　九十年代後，鄧指定的接班人江澤民很快給自己找到了定位：如果鄧是「總設計師」，那江就自稱「總工程師」──「把鄧小平設計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順利完成。」這裡不僅涉及工程施工，還有新設計，還要「維修」。

　　中國的工程政治可以說具有如下幾項特徵：第一：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以「大規模的社會工程」形式出現。第二：既然是政治工程，社會政治就可以確定在明晰的疆界以內，任何一個社會政治問題都可以找到相應的客觀而科學的解決辦法。第三：以歷史決定論為指引，以生產力論為中心的壓路機政治，在三峽工程和奧運工程中得到了最徹底的表現。第四：工程建設成為中國政治的核心和全部，政權的合法性建築在標誌性建築上。「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績工程」、「一把手工程」、「民心工程」、「世紀工程」、「德政工程」等等應運而生。第五：形成「工程師治國」或「技術官僚統治」。「清華幫」成為中國政治的最大派系。例如，一九九七年產生的中共十五大常委班子，除了李嵐清拿的是科學管理學位外，其餘六名最高領導（江、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全部擁有工程師技術職稱。到了二○○二年，十六大產生的「第四代領導」政治局常委中，九人全部有工程師職稱。必須指出的是，這些技術官僚是在蘇式高教體制下、中國最封閉年代培養出來的。他們的技術背景往往帶有反科學的導向，胡錦濤兩次（一九八九和二○○八）武力鎮壓西藏僧人；江澤民動員全部國家鎮壓機器彈壓法輪功；他們用持續高壓迫害地下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他們對中國人精神信仰追求的漠視和壓制等等，也都容易理解了。

　　「人吃人的政治」與政治敗血症

　　中國治理體系已經經歷了「運動政治」、「試驗政治」、和「工程政治」三個階段。就執政目標、手段和結果來看，三者都有些差異，但其相同點更多。首先，無論在任何範式下，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機器都沒有擺脫「吃人利維坦」的嗜血性。最早，共產黨在革命的名義下吃掉了自己的敵人；建國後，在抗美援朝運動的掩飾下，吃掉了「土匪」、「特務」、「反革命分子」、「舊政權遺留分子」和「會道門和道徒」。據官方透露，在一九五二年結束的鎮反運動中，全國共殲滅土匪二百四十萬，關押各種反革命分子一百二十七萬，管制二十三萬，殺掉七十一萬。真可謂「神州處處是法場」。在一九五○年開始的土改中，有二、三百萬的地主被處決。隨後的「反右鬥爭」中，共產黨昔日的盟友──五十五萬知識分子被劃為右派，勞動改造。大躍進失敗後造成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饑荒，至少三千萬人（共產黨政權基礎的革命人民群眾）成為餓殍。一九六六年，共產黨的領導人開始了生吞自己的戰友：從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到黨的總書記、元帥大將、和全國百分之十（近一億）的人口遭到浩劫。接著，這個政權開始吃自己的兒女：三千多萬城市少男少女被趕到農村，接受煉獄般的洗禮。在「四?五」天安門運動中和一九八九的天安門屠城中，眾多的革命的兒女再次遭到吞噬。二○○八年四川地震中被壓死在垮塌校舍下的學童和被毒奶粉奪去生命的嬰孩又是國家罪錯的最新犧牲品。過去的十來年，共產黨政權為了保存自己的大腦、開始犧牲自己的手腳；大批失去價值的貪官污吏人頭落地，「人吃人的政治」（Political self-cannibalism）開始了。

　　其次，所有的共產黨政權都患上了同樣的政治敗血症。共產黨政權的失敗不是一時一地的特例，而是根源於政權本身的性質。記得我曾經在馬來西亞的馬六甲參觀過當地的民主博物館，首先看到的是三幅畫像：在當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的肖像前掛著林肯和羅斯福的畫像。無論馬來西亞的民主多麼不完善，但他們的模仿對象，一位提出了「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並摧毀了奴隸制、捍衛了歷史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另一位簽署了《大西洋憲章》並在「四大自由」（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和免於匱乏的自由）的旗號下摧毀了法西斯極權政府、捍衛了西方民主。而每逢重大節日，中國掛出的是馬、恩、列、斯、毛。政治學和歷史學界對斯大林、毛澤東與希特勒並列為二十世紀獨夫民賊基本上沒有異議。如果中國領導人不刮骨療毒、而是企盼在專制暴君的血脈裡一脈相承，那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所有的三個範式都否認人性的多元性。它們都只看重人的使用價值，而不是人的本體價值。人不僅僅是生物體或動物體，「吃飯」不是生命的全部，也不是政治的全部。它只是生命和政治的基礎。中國歷代專制政體通常把中國人的「命價」等同於吃飽肚子，開明點的允許軀體下部再尋求點滿足，但很少給人自由往上走到心靈和頭腦，追求精神和信仰層面的滿足。我們只有承認人性的多元性，亦即，我們是「經濟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同時也是「宗教的人」，我們才會讓「命價」升值，讓人的價值不只停留在「工具價值」的層面，而是上升到「本體價值」的層面。

　　探索建立「磨合政治」的新範式

　　二○○四年到位的胡溫班子顯然看到了「工程政治」的一些弊端，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和諧社會」等一系列口號。有人樂觀的把這些政策稱為「胡溫新政」。它會把中國引入新的範式嗎？有學者提出「協商政治」和「和諧社會」兩大目標。但問題在於，如果沒有「公平的、公開的、競爭性的自由選舉」，「協商政治」只會停留在既得利益和權勢集團內部的討價還價和幕後交易上。群體性事件仍無從解決，「刀客」楊佳們的憤懣仍然沒有制度化的渠道得以化解。結果，「和諧社會」這一執政目標被用作執政手段，來窒息人民伸冤和反抗的呼聲。為此，我提出「磨合政治」的概念，希望能為中國治理體系的演進發展理出新思路。「磨合」就是通過「磨擦」求得和諧。政治生活中，低強度的磨擦和衝突具有建設性的制度功能，它可以讓社會各集團在磨擦中慢慢互相調試、和平共處。利益集團政治、政黨競爭、多級選舉競爭、媒體監督和市民社會發揮獨立功能都是健康摩擦的一部分。

　　如果中國的政治精英還想在未來政治舞台中佔有一席之地，他們就需做兩件事：扔掉「共產黨」的名號，發還老百姓的選票。如此起步，中國還有望通過和平、漸進、有序的方式轉型到民主體制。如果這兩點做不到，中國政治前景的災變係數會急劇升高，轉型的路徑和模式也只能聽天由命了。天佑中華！

　　如果把中國未來的政治命運放到鑽石四邊形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政治精英正在加固「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聯盟，以求千秋萬代、一統江湖。但從橫向看，「全球主義」的浪潮正在登陸中國，奧巴馬執政後的美國只會強化「全球主義」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衝擊。從縱向看，中國個人價值的提升（生活水平提高、獨生子女家庭和教育水平提高都與此有關）推動著個人主義的復蘇，自下而上個人主義對國家主義也發起了巨大的衝擊。中國的政體試圖拒絕全球主義、壓制個人主義，是沒有可持續性發展可能的。中國政治精英必須權衡，與其被推上歷史的審判台，不如主動走上歷史舞台，導演出中國民主化的歷史大劇。但如果中國政治精英仍然逆流而動、並以綁架中國、扣留人民為人質，那留給他們的就只能是墨索里尼、齊奧塞斯庫和薩達姆?侯賽因的下場了。有人說，歷史總是不斷重複，這正是歷史的殘酷。

（作者為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