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了，司徒雷登

林保華

　　一九四九年前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今年十一月十七日從美國移葬杭州。原因是他在杭州出生，至到十一歲離開，他的父母也葬在杭州，以及他的「中國心」。毛澤東曾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為新華社對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所寫的系列評論中，有一篇就叫《別了，司徒雷登》，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那麼在五十九年後上演「來了，司徒雷登」，正是反映了政局的變幻。在中國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好，帝國主義夾著皮包回來了」後，司徒雷登照理可以更早一些安葬在中國，但是到底「別了，司徒雷登」是如假包換的「最高指示」，以及中共反帝、反美的本質，因此即使經歷了對「凡是派」的批判，還是不得隨便拂逆。
　　毛澤東仇視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之所以出名，其實還不是因為毛澤東的這篇文章，也不是他的兩年駐華大使職務，而是他擔任過燕京大學的校長與教務長，為中國的教育事業作出重大貢獻。而毛澤東對他的批判，也著重在他「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在這篇文章裡，毛澤東就反覆教訓「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在這前面一篇也由毛澤東執筆的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也是對這些帝國主義「為了侵略必要」而培養的知識分子百般辱罵，尤其是對到了台灣的「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於是中共建國初期發動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肅清親美、崇美、恐美思想，以及高等學校的院系調整，關閉了燕京等教會學校。

　　我對司徒雷登的大名如「雷」貫耳，不是因為毛澤東那篇文章，而是父母都是燕京大學畢業的，對司徒雷登有非常特殊的感情。去年媽媽去世後，家人給我傳來她的遺物中，就有父母親一九三七年六月畢業時結婚的「婚書」，證婚人就是司徒雷登。

　　父母對司徒雷登的感情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到了最後階段，父母親在當年十月離開居住了十一年的印尼中爪哇小城市梭羅，移居到首都雅加達（當時還是荷蘭殖民統治而叫「巴達維亞」），他們終於沒有回國。他們後來放棄回國的原因有許多，除了我的祖父被中共批鬥管制外，還有就是與司徒雷登有關。因為他們接受不了中共對司徒雷登的清算；而燕京大學被關校也使他們耿耿於懷，一九五六年母親從印尼回國「觀光」，去了在燕京大學舊址的北京大學懷舊，回來一肚子怨氣。

　　在我一九五五年離開印尼回國前，當時散居海外的燕京大學校友們，有很頻繁的聯繫，印尼就有好幾個。他們都非常關心司徒雷登在美國的消息，尤其是由他的秘書傅涇波所傳出來的消息。他們談到司徒雷登時的口氣，就像自己家人一樣。

　　教會學校出身的父母親，都是基督徒，尤其是母親，成為支撐她活到九十二歲的重要精神力量。從孩童時期，母親與父親一彈一唱福斯特的黑人民歌與鍾情西方文化，以及對美國的態度，對我的幼小心靈有極深刻的影響。這是我經歷許多人生波折後才醒覺到的。

　　相信毛，還是相信父母親

　　雖然後來父母沒有回國，避免了劫運，但是一九五五年我卻回國了。當時我知道中共對美國與司徒雷登充滿敵意，但回國後看到這些文章，對其刻薄的言詞還是感到意外，到一九六○年《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出版，才最後確定這些文章是出自「偉大領袖」之手。

　　中共因為反美而反司徒雷登，也給我造成很大困擾：應該相信共產黨、毛澤東，還是相信自己的父母親。這個「兩條道路」鬥爭長期得不到解決，起初是要自己「相信黨，相信群眾」，但是也自認難以脫胎換骨「改造」。

　　最終解決是在我度過人生接近一半的時候，兩個階級爭奪我這個接班人的鬥爭中，西方資產階級的自由、人權戰勝了共產黨的獨裁專制。

　　父母親雖然對共產黨的所作所為有保留，但是始終沒有如同我那樣「反共」，其中老爸又比老媽「愛國」，這也許與他們出身不同有關，滿清貴族出身的老媽比老爸更加洋化，因而更「右」一些。在我一九五五年離開印尼回國前，媽媽說的較多的是龔澎與龔普生（分別是中國外交部高官喬冠華與章漢夫夫人），她們同一個寢室，但是她看不慣她們一直爬牆出去參與學生運動而不好好讀書。黃華也是低屆的同學，老爸在一九五五年採訪萬隆會議時與他打過交道。會議召開前喀什米爾公主號飛機失事，死難者有燕京的校友李肇基，父母為校友之死唏噓。一九八三年老爸去世時，還留下一部接近兩萬字的《學府生活的回憶》手稿，但是不爭氣的兒子，至今未能給他出版而完成他的心願。

　　中共對司徒雷登仍有保留

　　一九五七整風反右，我因為有右派言論而被批判要挖家庭根源、階級根源時，痛感於嚴重政治錯誤而「竹筒倒豆子」向黨交代，把這些交代出來批判父母的「不革命」，尋求「組織」幫助。然而我對美帝國主義與司徒雷登，始終不能恨到刻骨銘心，雖然政治學習與遊行示威的時候，也跟著喊口號。

　　經歷過被中共統治的經驗與對中共的研究，我比深受西方教育的父母親還要反共。看來美帝國主義培養毛澤東所說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確很有一套，甚至隔代傳承基因而有所「異化」。然而如今許多中國知識分子淪為中共的傳聲筒，也顯示司徒雷登式的人物在中國還是太少了，所以中國還缺乏「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

　　有報道說，司徒雷登之所以能遷葬杭州，乃是曾經擔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批准，這當然與他成了「皇儲」有關；而這，又與美國已經退休的傅履仁將軍的努力分不開。傅是美國華裔「百人會」的會長，是中共重要統戰對象，更是長期擔任司徒雷登的秘書傅涇波的幼子，也是美國第一位華裔將軍。二○○六年第二十三期的《三聯生活周刊》發表了他的口述歷史《傅涇波：追隨司徒雷登四十四年》，使我們對司徒雷登與傅涇波有更深刻的瞭解。

　　由於司徒雷登在一九六二年去世時的遺願是安葬在中國、當年燕園東門外他的夫人墓旁，因此安葬杭州只是一種妥協，表明中共對他還有很大保留。

　　司徒雷登與傅涇波關係情同父子。司徒雷登寂寞的晚年，是由傅涇波一家照顧的。這種超血統的感情，這種人性，是共產黨永遠無法理解的，所以毛澤東才會寫出那種沒有人性的文章。我也有幸於父母接受過司徒雷登的教育，因而在共產黨把我「搶走」的時候，最終沒有淪為毫無人性的黨徒而迷途知返。感謝司徒雷登校長，請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