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伊利﹕乳品銷量回復九成 斥巨資建牧場保障奶源

伊利集團副總裁蔚林聰向記者簡報情時仍不忘飲奶給大家拍照。（方德豪攝）


蒙牛的自辦牧場整潔明亮。（方德豪攝）

【明報專訊】伊利和蒙牛兩家中國乳製品業龍頭企業昨天異口同聲表示，目前其奶製品總銷售量已回復到9月毒奶事件爆發前的八至九成，估計到今年底明年春節前後可完全恢復至事件前的水準。但有獨立的分析員對此樂觀預測則表示保留。

伊利集團副總裁蔚林聰昨天在會見香港傳媒採訪團時認為，總銷售量到春節前後可完全恢復到毒奶事件前的水準。蒙牛集團副總裁姚海濤則對香港記者表示，有信心到年底已可做到。昨天，伊利和蒙分別開放讓香港媒體參觀他們的廠房和牧場。他們在參觀後對媒體介紹了他們對公司發展的看法。

頒布質量安全管理辦法

蔚林聰表示，伊利集團打算在兩年內投入5億元(人民幣‧下同)，興建牧場並與奶農發展合作社，避免收奶集團在收奶過程中間加入添加物的問題。姚海濤則指出，蒙牛希望以5年時間在全國興建20多個有上萬頭奶牛的超大牧場， 涉及投資30億元以上，但他們只是參股，30億不會全由蒙牛出資。

內蒙古呼和浩特市長湯愛軍指出，該市目標是到2010年，500頭牛以上的奶牛養殖場要達到1500個。他表示，該市已於本月頒布了《呼和浩特市生鮮乳質量安全管理試行辦法》，今後養殖者、收購者、運輸者、加工者和政府各有責任和義務。

為恢復公對中國乳製品的信心，呼和浩特市政府、伊利和蒙牛近日多次向媒體介紹他們在食品安全的措施。不過，瑞銀近日發表的報告說，伊利今年第3季虧損1.56億元， 第4季的虧損可能達4億多。一名不願具名的分析員表示，2009年中國經濟形勢不明朗，乳製品業發展需要時間觀察。

明報記者方德豪呼和浩特報道

中國評論﹕檢察官為貪官辯白 咄咄怪事

檢察官替被起訴的涉案貪官澄清辯白，這種咄咄怪事不是天方夜譚，而是出現在昨天深圳市檢察院的新聞發布會上。昨天的新聞發布會，本來是公布對造成44人死亡的9.20舞王大火案調查結果，但卻奇怪地不設提問環節，匆匆8分鐘便草草收場。全場最大的新聞點便是為近來輿論報道鬧得沸沸揚揚的龍崗區公安局副局長陳旭明澄清辯白。

深圳市檢察院新聞發言人、副檢察長唐泰來在記者會最後表示：「最近媒體和社會上流傳陳旭明家中搜出現金千萬、天花板裝滿現金、陳妻狂燒鈔票、陳在舞王持有乾股等，根據我們所掌握的情，這些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一個檢察官為已提起公訴的貪官辯白正名，這恐怕深圳在全國創下的又一個先例。

按公布罪狀 陳旭明成清官

的確，從檢察官公布的陳旭明罪狀，只是吃了舞王老闆的區區兩餐飯，拿了區區6萬元人民幣，這哪裏算得上罪狀，簡直可說是「廉政事」，在內地芸芸貪官中，陳副局長儼然是一名「清官」。正如昨天深圳論壇上的網民所說，「看來陳旭明還是一個活雷鋒。」

按內地刑法，陳旭明副局長被控的玩忽職守罪，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也不過7年以下有期徒刑。至於受賄6萬元，也是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按內地近年的很多司法實踐，他很可能「判三緩二」，即判2年有期徒刑，緩刑3年，免除牢獄之災。但不知他是將當選「全國最幸運的貪官」呢，還是當選「全國最倒楣的清官」。

唐泰來副檢察長昨天特別強調，「在案件偵查終結前，深圳市檢察院從未向任何媒體披露案件相關信息。」用意明顯是與媒體的「胡說八道」劃清界線，只是，他這番話是向誰表白的，值得深思。

楊佳遭注射毒針處決

楊佳（左二）昨被執行死刑。圖為上月他在上海中院聽二審判決。（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轟動海內外的上海襲警殺人案被告、28歲的北京青年楊佳昨日以注射方式被處決。

據新華社報道，最高法院確認，楊佳因對去年10月5日在上海受到閘北公安分局芷江西路派出所民警的盤查及公安機關對其投訴的處理情不滿，於今年7月1日闖入閘北公安分局辦公樓，持刀行兇，致6名民警死亡、4名民警及保安員受傷。最高法院認為，楊佳為泄私憤而報復殺人，犯罪手段特別殘忍，犯罪情節特別惡劣，後果和罪行極其嚴重，社會危害性極大，應依法懲處。並指一審二審認定的證據確實、充分，定罪准確，量刑適當。

楊母獲准見最後一面

據杭州《都市快報》報道，楊佳的母親王靜梅在襲警案後被送入北京安康醫院(精神病院)，數日前獲准離院前往上海，本周一(24日)與兒子見面後再被送回北京家中，前(25日)晚收到最高法院於21日作出的核准死刑裁定書。

龍崗火災案 明審公安副局長

深圳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唐泰來（左）昨向傳媒通報龍崗舞王大火的調查結果。（網上圖片）


【明報專訊】深圳9.20「舞王」俱樂部特大火災案宣告偵結，有7名官員涉嫌職務犯罪被提起公訴，其中龍崗區公安分局副局長陳旭明被指3次接受舞王俱樂部老闆好處費6萬元(人民幣，下同)，涉嫌玩忽職守罪和受賄罪。據新民網透露，鹽田區法院本月28日開審陳旭明案。

8分鐘記者會不允提問

今年9月20日深圳龍崗區龍崗街道舞王俱樂部發生特大火災，造成44人死亡(其中5名港人)。

據中新社報道，深圳市檢察院昨日下午舉行8分鐘新聞發布會，通報9.20特大火災初步調查情，並未允許媒體提問。深圳市副檢察長唐泰來稱，陳旭明嚴重不負責任，玩忽職守，徇私舞弊，造成舞王俱樂部無證無照經營且存在涉毒、小姐陪侍等違法行為，開業1年發生各類案件24宗。

同被起訴的還有龍崗區同樂派出所所長楊周武(被指受賄30萬元)、該派出所公安劉力、龍崗區消防大隊中隊長陳峰、龍崗街道綜合執法隊龍東社區巡查組長黃忠、龍崗區局文化市場執法大隊大隊長王津、龍東社區工作站副站長劉新華。其中除陳旭明、楊周武兩人外，其餘都未涉受賄問題。

東莞騷亂 500工人搗廠砸警車 港商廠勞資糾紛 爆流血大衝突

【明報專訊】廣東東莞再有港資工廠因勞資糾紛引發大規模衝突，逾500工人前晚衝進位於中堂鎮的開達玩具廠鬧事，砸壞5輛警車並與保安流血衝突，5名工人受傷。事件昨日已平息，經當地政府協調，工廠港方董事會同意對部分合約到期者予以續約，並按相關法律規定向解約的工人發放補償金，逾80名解約而未獲補償的工人昨日下午已領到補償金。

據《廣州日報》引述知情工人說，該廠計劃上周三(19日)和昨日辭退兩批工人，已與近400名工人解約，很多工人在工廠幹了至少5年，要求補償。

400工人解約 補償談判不果

但廠方只肯給7年以上的工人補償1030元，7年以下補償770元。工人認為不公，與廠方談判未果。前日下午6時左右，500多名工人在工廠門口聚集鼓譟，有工人衝進工廠內，闖入辦公室，打爛門窗玻璃、電腦等辦公設備，並推翻警車1輛，開放式巡邏車4輛。據稱，5名傷者全為開達玩具廠工人，一名留醫工人昨日對媒體表示，他們追討合理賠償時遭保安毆打，才引發大規模衝突。

遭保安毆打 工人衝廠打爛設備

東莞中堂鎮鎮長黎志輝昨日表示，對於解約的工人，開達玩具廠提出的方案是按法律規定發放1個月工資外另發放補償金，補償金按年資多少分級發放，最多按每年發1個月工資標準，但犯有過錯的不予發放。

正是這一點引發工人不滿，導致了衝突。黎志輝認為，這家有6500多人的大型來料加工企業由於「未能深刻理解《勞動合同法》，考慮不周」而引發了這次衝突事件。

6500人大企業 1700人約滿

開達玩具廠是本港玩具業巨頭開達集團 (0180) 下屬企業，1984年7月在中堂鎮投資建廠，是當地規模最大的來料加工企業。

開達公司昨日發表聲明稱，今次約滿工人共1700人，其中400多名員工不獲續約，佔全廠總人數不足7%，已依據勞動法已向他們發放補償金。部分不獲續約員工對新勞動法例存有誤解，聚眾集會引起「小騷亂」並破壞辦公室設備，廠方對此表示遺憾。

殺警楊佳7日內伏法 最高法院核准死刑

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楊佳須在7天內執行死刑。

【明報專訊】造成公安和保安6死4傷的上海「楊佳襲警案」塵埃落定，最高人民法院昨日核准楊佳死刑，這意味楊佳7天之內將被執行處死。

據楊佳辯護律師北京憶通律師事務所劉曉原律師稱，楊佳母親王靜梅在電話中向他透露，昨晚7時左右，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兩名法官到她家表示，他們受委託宣布最高人民法院裁定，經覆核裁定核准楊佳死刑。按內地《刑事訴訟法》及司法解釋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後，在7天之內就要執行。

今年7月1日楊佳攜帶尖刀等作案工具闖入上海閘北公安分局機關大樓，持刀對數名公安民警及保安人員的頭、頸、胸、腹等要害部位連續捅刺，造成6名公安死亡，2名公安輕傷，1名公安和1名保安人員輕微傷。

9月1日，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該案作出一審判決，以故意殺人罪判處楊佳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0月20日，上海市高級法院對該案作出二審宣判，法庭駁回楊佳上訴，維持對他的死刑判決，並上報最高法院進行死刑核准。

陳水扁囚詩致妻「去做什麼總統，一切晚矣，不可能再回頭」

陳水扁在獄中寫詩給妻子吳淑珍（下圖），稱自己在台北看守所中過痛苦生活。（資料圖片）


【明報專訊】目前仍被羈押禁見的前總統陳水扁，透過律師轉給其妻吳淑珍一篇「情詩」，透露自己在看守所內過痛苦生活，感嘆自己「曾經是重慶南路寓所(總統官邸)的舊主人，如今是新主人的階下囚，嘆政治的變幻、殘忍、無情、黑暗」，詩中並稱後悔不聽妻子的話，走上政治這條路，「去做什麼總統，一切晚矣，不可能再回頭」。

陳水扁被收押已有14天，因他持續禁食，只喝稀釋的運動飲料，台北看守所表示，阿扁昨天腹部有點脹痛，目前所內醫師仍在監測他的血壓血糖。

陳水扁在23日寫下5頁《給家後》(台語「家後」解作妻子)這首詩，前天透過律師鄭文龍以手抄稿帶出。不過，由於鄭文龍連日屢屢公開發表扁的講話，法務部擬撤銷鄭的律師執照，並對此進行調查。但陳水扁辦公室昨天發表聲明，指摘此舉是剝奪憲法賦予陳水扁的訴訟權。

腹部脹痛 盼見吳淑珍呂秀蓮

昨天，另一名律師鄭勝助在探視陳水扁後表示，《給家後》已轉達給吳淑珍。他並稱，陳水扁希望比照「陳明文模式」(嘉義縣長陳明文在獄中絕食，檢方擔憂陳明文有生命危險，特別准許陳妻探視勸食)，和吳淑珍或前副總統呂秀蓮見面，他認為阿扁擔憂檢方可能怕有串證之虞，故提出兩個人選，但阿扁仍優先想見吳淑珍，只是其請求未獲准，「不再等待，也不抱希望」。

對於《給家後》這首詩，國民黨立委洪秀柱怒稱，陳水扁不是最聽吳淑珍的話嗎？現在成了階下囚才來抱怨住得很差、過得很苦，難道進了看守所，還要派傭人幫阿扁洗衣服、住五星級飯店？而阿扁的子弟兵、民進黨立委高志鵬認為，阿扁兩個星期來無法見到親人，自然會有此憂思。也有傳媒懷疑阿扁詩中有傳達指令之類的「密碼」，於是從字裏行間進行研究，但最終仍無所獲。

(明報駐台記者莊慧良專電)

重慶村民阻開礦 爆械鬥多人傷

【明報專訊】重慶官方昨日公布一宗村民與煤礦衝突事件，有村民不滿煤礦挖掘破壞生態環境，導致沒有食水及山泥傾瀉，阻止煤礦開工，雙方發生衝突，其中有村民受傷，但具體受傷人數不明。

200惡煞持鋼管利刀圍襲村民

據重慶傳媒報道，上周五(21日)上午，開縣山青村村民與當地高昇煤礦發生衝突，村民認為煤礦破壞當地生態環境，要求煤礦賠償。

有互聯網消息稱，該礦大規模開採令村民及牲畜沒有食水，房屋亦遭受山泥傾瀉而變成危房，農民多次上訪不果，到煤礦口阻止開工，但礦方找來200多人以鋼管、刀等毆打村民。

當地傳媒並未公布衝突雙方的總人數及傷者數字，僅稱事件「導致數人受輕傷，並有車輛、設備不同程度損」，開縣國土部門請重慶地質隊對受損情進行評估，並稱群眾已經疏散，事件已經平息，傷者得到有效治療。

鎮壓騷亂

一名騷亂者正在公安的監視下匍伏地面。（法新社）

警方鎮壓騷亂，一共有74人受傷。（法新社）

【明報專訊】這張攝於上周三(19日)的相片顯示，當日甘肅隴南市武都區發生的民眾衝擊市政府辦公大樓、燒車輛的騷亂遭敉平後，武警正在毆打一名被捕的示威者(左邊躺在地上者)。官方宣布共有30多人被捕。

(法新社)

網絡作家判囚3年 曾譴責鎮壓西藏騷亂

【明報專訊】因發表批評當局文章的四川網絡作家陳道軍，前日被成都市中級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入獄3年。這是繼03年5月「天網」創辦人黃琦被判刑5年後，該法院再有判處網絡作家入獄。有國際記者組織要求中國釋放陳道軍。

被捕前仍參加四川示威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報道，陳道軍在今年5月被捕，而他在被捕5天前曾參加示威活動，抗議在成都附近的彭州興建污染環境的石化項目。

陳道軍在今年3月西藏騷亂後也曾撰文，聲援藏民維護自己的權利，並譴責當局的鎮壓。

今年5月9日，他被成都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拘捕。本月5日，成都市中院開審此案，檢方以「煽動分裂國家罪」指控陳道軍，指他在境外媒體上發表3篇文章(見表)。陳的辯護律師朱久虎稱，前日的宣判過程不到半個小時。

境外發表文章因言獲罪

對於陳道軍被判刑，總部設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表示，陳道軍因言獲罪，他只是表達對中國政治的意見。

現年40歲的陳道軍，早年在四川省金堂縣委任職，1998年至2002年轉任記者，曾是四川作協會員，後為自由撰稿人，經常在網上撰文，並在海外中文媒體發表。

中國評論﹕中央地方不同調 港商自求多福

【明報專訊】就在廣東省於深圳召開特區工作會議的同時，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亦在深圳主持了省委常委會議，傳達學習總理溫家寶近日視察廣東的講話精神。會議決定下月初召開全省中小企業工作會議，研究部署促進廣東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的工作。

關於溫總與汪洋在對待中小企的不同態度，近日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汪洋上周曾說，現在倒閉的很多企業是「落後生產力」，政府不會救。而上周末溫總視察珠三角時，卻強調中小企業在經濟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要求各級政府「努力解決中小企業發展中的突出問題。」

溫總汪洋取態大異其趣

說溫總當面摑汪洋一巴可能言過其實，但兩者的取態確實大異其趣。不過，在內地「屁股決定腦袋」的政治現實中，這種中央與地方不對嘴型的現象屢見不鮮。作為廣東地方官，產業升級是汪洋的鴻圖大計，企業倒閉後的外省民工回流，則不在其考慮之列；而作為一國總理，溫總則必須考慮更多，正如他所言，當前救中小企有「促進經濟增長、增加財政收入、擴大城鄉就業、維護社會穩定」四重意義，絕非一句「落後生產力」可以輕描淡寫的。

溫總雖然開腔力挺，但廣東省當局的立場似乎沒有轉象。溫總走後，汪洋接待的第一位客人就是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兩人討論的是中央國企來廣東投資佈點的計劃。在決定召開全省中小企工作會議的同時，省委常委會也重申「鼓勵珠三角地區的中小企業加快向東西北地區轉移」。昨日，官方新華社的長篇報道，形容廣東應對金融危機是「彎道超車」危中尋機，報道引述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的話說，「東莞的產業轉型原先可能需要10年時間，但這場危機加速了我們的調整步伐。」看來，珠三角的港資廠只能自求多福了。

孫嘉業

總統出席「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41屆年會」開幕式

中華民國97年11月18日

相關圖片（總統府機要室提供）



　　馬英九總統今天上午應邀在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41屆年會上致詞表示，面臨世界經濟不景氣，報業也遭遇困境與挑戰，肩頭更為沈重，但啟迪民智、為民喉舌，以及協助政府改進施政，是報業不可逃避的責任，也是民眾的期待。
　　總統強調，我們一定要捍衛新聞自由，政府不會干預媒體。從世界各地華僑對國內電視談話性節目的密切收看以及對國內發展的關心，使我們感到責任重大，因為台灣自由與民主的發展，關連到華人的未來。台灣的民主不是最好的或沒有缺點，仍有討論改善的空間；台灣的民主不是一開始就順利，也曾遭遇困難，但絕對值得繼續推動。他也期許，中文報業能立足在華人歷史文化基礎上，協助推動華人地區的民主化與自由化。
　　對於第一次參加世界中文報業協會年會活動，總統感到榮幸並表示，上次在台灣舉行年會已是13年前，當時的台灣已解嚴7年、解除報禁6年，自1988年1月1 日起報紙不再受張數限制，如今台灣的報紙常常超過50頁、甚至上百頁。
　　總統進一步表示，過去的13年，台灣也發生很多變化，有四次的總統直接民選、兩次政黨輪替，政治情勢有幾次重大的改變，而目前的金融風暴及經濟不景氣，對報業確實帶來很大挑戰，此時在台舉行年會討論因應之道，有其重要意義。
總統指出，與西方報紙比較，中文報有其特色，除了文字的不同，編輯形態包括副刊在內，則是西文報紙所沒有的，報紙雖面臨來自電子媒體的競爭壓力，但無可否認的，報紙在輿論掌握及議題設定方面，不是電子媒體所能比擬的。
　　談到報業所面臨的經濟大環境，總統也指出，世界經濟情勢變化快速，他剛上任時的挑戰是應付通貨膨脹，但現在則是如何處理經濟衰退；他說，衰退不是好現象，象徵經濟不景氣，不過他也強調，台灣經濟體質不差，有2800億外匯存底、無外債、高達29.5％儲蓄率、消費者物價指數亞洲第二低、銀行大致穩定，為對抗外貿衰退，政府採取擴大內需政策，除了剛上任後不久追加580億元投入內需市場，「愛台12項計畫」未來8年將再投資4兆新台幣、約1250億美元，未來4年每年政府的投資以5％的速度成長，而最近研議由政府發放消費券的目的主要在刺激消費，特別在零售及餐飲業方面，政府一定會致力維持台灣經濟的穩定。

甘肅隴南五萬人抗暴遭鎮壓 多人死亡

（大陸網友提供）

甘肅省隴南發生本省近年來最具規模的群眾抗暴事件。因為搬遷以及拆遷安置補償不當問題，數萬隴南市農民在週一晚和週二上午兩度衝擊市委辦公大樓，週二早上群眾人數更多達五萬人。當局調派大批武警到場鎮壓，並施放催淚彈驅散群眾，衝突中逾百名農民受傷，其中數十名農民傷勢嚴重，有目擊者稱，有六、七位農民死亡。據電視通知，武都將戒嚴到11月23日。

武都市民董先生對大紀元表示，現在市區比較正常，昨天和前天下午，民眾情緒激動，把政府裡面的辦公設施、電腦等都砸爛了，還有幾輛車被燒了。今天街上(事發現場)行人正常，但車輛不讓進。昨天晚上在武都電視上發出通知，說戒嚴到23日，昨天因為害怕，很多商店都關門。到現在市委書記王義也沒露面發言，昨天是市長在電視上講話的。

他說：「當時市政府害怕太多人衝進來，就不讓群眾進去，但群眾要求領導給予答覆，部隊就開始戒嚴，他們施放催淚彈驅散人群，催淚彈我親自感受到，武警打人是事實，打傷上百名群眾，我聽說有死了六、七個人，沒有聽到槍聲，人多後，武警見人就打，民眾扔一些石頭，大家衝過來衝過去，官方報導受傷的武警有69人，但沒有提到民眾，民眾遠遠比這數字還多。」

另一位現場目擊者說：「我見到了當時的場面，大概死了不到十個人，受傷民眾很多。昨天中午11點左右，他們在市委大院裏面，公安把上訪的群眾圍在中間，拿警棍、磚頭在裏面打，當場被打死了幾個人，那裏面被打的，有男的、女的、小孩都有，前天晚上出動了一個排的武警，到昨天為止總共出動了估計有二百名左右武警，公安、交警也全部出動。」

「他們有放催淚彈，我們看著他們在那放，滿城都是催淚彈的煙霧，嗆得人眼睛、鼻子，都沒法呼吸，眼睛都睜不開了。群眾是被棍棒和磚頭打死，員警沒有槍，武警拿的是盾牌和警棍，他們就拿磚頭在那砸人。」

據悉，造成這次事件起因是市政府準備「遷都」成縣的消息，由於當局在遷市的城市規劃建設善後沒有處理好，就急於搬遷，造成居民生活居住及吃飯都成了問題。

董先生說：「三、四月份也因遷市發生過兩千民眾上訪風波，市委書記王義公開避謠，說此事純屬烏有。但最近開會了，決定遷市，所以造成人民大眾積極上訪，政府給不出解決方案，給市民一個交待。人民吃飯都出問題，前期投資大的開發商，如果遷市的話，開發的房子就賣不出去，有可能被逼自殺的可能。」

「現在到處拆得亂七八糟，老百姓沒有一個願意遷都，武都本來受災情況很嚴重，城市重建對武都發展有很大作用。如果遷市的話，說的難聽一點就是這個城市完蛋了，沒前途了，經濟將落後十年。現在政府很多善後沒有處理好，就急著搬遷，這是他們決策上的失誤，它有欺上瞞下的做法。現在民眾就看政府怎麼解決？專家十年前就鑑定過，成縣不適合建市，沒有水，汙染又嚴重。」

該位目擊者表示，民眾星期一晚上六點鐘開始衝擊市委，大約持續到星期二早上凌晨2點鐘左右，發生死傷事件是昨天10點到12點之間，他們放催淚彈是在下午3點到6點之間，放了好多次，死亡的人與受傷的人現在拉到哪個醫院還不知道。

他說：「現在他們把幾個路口全部封鎖，不讓人過去，是部分戒嚴，主要是新市街，以市委大院周圍這幾條街，按他們的說法叫交通管制，但是路口封鎖了，不讓人過去。」

這次衝突主要是遷都引起，據說隴南市的四大班子原要搬到東江鎮，當地政府把東江鎮的土地低價徵收，給農民的許諾是蓋經濟適用房，給農民一部分補償，現又提出搬遷，那些農民他們就沒有生活來源了，遷都對人民沒有什麼好處，武都區的55萬人民大部分都不願搬遷，但當地政府一意孤行，使用武力鎮壓群眾。

該位目擊者表示，「對農民的做法我們可以理解，我們是隴南市做生意的人，因為一旦搬遷對我們的生意影響很大，可以說幾乎就是關門了，我們希望中央能把隴南市的搬遷制止，現在事態鬧到這一步，誰也不敢說，出事後，我估計隴南市的事態有可能還要進一步惡化。」

據悉，隴南本身是山區的一個城市，城鎮結構與地理結構也比較複雜，交通不方便，物產也不太豐富，大多數人靠做一點小生意過活。武都區55萬人中，政府工作人員就占10萬左右，因政府工作人員的工資收入比較高，民眾主要靠他們來消費，帶動武都的經濟發展，如果這些人全部搬出去，武都的經濟必將陷入很惡劣的境地，剩下的40幾萬人民怎麼過？

該位目擊者表示，「按他們的通知說在新年以前隴南市的四大班子全部搬過去，那邊現在還是一片荒地，他們過去後先用簡易房辦公，總共投資需要花費一百到二百億之間，只是把政府機關、市直單位搬遷，對城鎮居民他們不管。」

另據甘肅蘭州網友在網上說：「從去年隴南地區政府開始征地，修建新區政府辦公區，整個東江鎮的農田、居民居住區都被填平。這一片地是隴南最平坦、最肥沃，雨水最充足的地，現在修得亂七八糟，政府又要把新的辦公地點改到幾百公里以外的成縣，去那裏重新修建，結果又有一大片土地被徵用，而且市政府搬過去後群眾肯定沒有錢繼續蓋這片樓的。同時這些拆遷戶的補助款還沒到位，又失去住所，也沒有賴以生存的糧田。」

隴南市是5月12日四川強震除汶川地區之外的第二大重災區。隴南武都區山大溝深，交通不便。此次地震波及隴南市武都區全境，震感強烈，曾造成嚴重的人員傷亡和經濟損失。

視頻 http://www.youmaker.com/video/sv?id=f6ea6373d13e462ca7e035e126af1297001

視頻 http://www.youmaker.com/video/sv?id=295b7952ecb54f9b97295f5734ae8743001
防暴警察鎮壓現場視頻

（大陸網友提供）
網友：「救救武都人民啊！」

自武都群眾抗暴事件發生後，大量網友的評論被刪除，但有網友用圖說明此事件，現摘錄以下：

「當局以有人造謠『遷都』為名逮捕了幾人，至今這幾人還被關押著，而政府遷往成縣已成事實，武都人民這才知道受騙了，要求市委書記王某做出解釋，於是有了17日的「反對遷市」事件。晚八點，政府出動大批全副武裝的武警鎮壓上訪群眾，逮捕了許多民眾，因而激起公憤，群眾衝進大樓，但在武警的催淚彈下，至凌晨2時散了。」

「18日上午，群眾繼續要求王出面解釋，但市政府又調來大批武警鎮壓群眾，打傷無數手無寸鐵的群眾。據現場目擊者稱，市委大院裡打死群眾數人，致使數萬群眾加入抗暴行列，隴南各界人士也以罷市支持上訪群眾，商舖關門，出租車，公交車全面罷工。」

「18日下午兩點左右，武警和警察像瘋了一樣，見人就打，就抓，連正要上學路過的學生都沒有倖免，當場就有一個十來歲的學生被四、五個全副武裝的武警暴打的慘叫不止，場面慘不忍睹。趕快救救武都的人民吧！！！我們沒有被地震震垮，卻要被「人民的兒子」王某整死了啊！」

被打傷的民眾。

（大陸網友提供）

曾穎：這些80後90後何以如此輕視生命？

作者﹕曾穎


一位老記者說：做社會新聞，最崩潰的就是看到一個個明明不該發生的悲劇卻發生了，並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而你居然無能為力。

這種崩潰感，我也時有體會。我見過某位大學畢業生，因為在南方打工太熱，在北方打工太冷，而在本土打工又覺工資太低，而感得人生無望，從樓上跳下來；我也見過一個男孩子，因為看見自己的女朋友與一個男人同路，而將女友從河堤上推了下去；我還看見過一位老太婆因為媳婦與兒子開玩笑，在吃飯前喊餵豬了，而感覺是在嘲笑自己吃閒飯，選擇喝下沒有解藥的百草枯；我還看見過一個女人，因懷疑丈夫與外人有染，而給兒子喂下農藥……

這些不幸的人，是可憐的，他們因為一念之差，而將自己和家人推向了絕路。看著那些可憐的人製造的可恨的悲劇，你不由得不發自於心地對人這個概念，有失望和寒心的感覺。

這種感覺，在2008年11月16日降至了冰點，在這一天裡，我又同時看到兩條新聞，一條是一對年輕男女，男的二十二歲，女的二十一歲，生有一子，兩人因家庭瑣事而吵架，並先後喝下農藥死去，留下老年父母和幼子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而另一條新聞，則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因為向外婆要錢打遊戲，被拒絕，於是從網上邀來幾個兄弟，一通亂刀將其殺死。殺完之後，這幫十五六歲的孩子，像打完一場遊戲一樣，若無其事有說有笑地離開了現場。

這些人，為什麼這樣輕視自己和別人的生命呢？在他們看來，生命真是輕賤如一場電子遊戲，可以打死了，買張卡就可以重來？我曾經問過許多十幾歲的小孩子，他們有些人，真的認為人是有幾條命的，如同電腦遊戲中那樣，可以充值重來。

我絲毫不敢將這個例子，作為笑話來看。這個可怕的例子，正在成為一些悲劇的源泉。我的老家，幾年前發生了一起兇殺案，一個初二的學生，被同班同學殺得半死，然後活埋掉。而殺他的原因，不過就是聽說了該小孩家裡剛收到拆遷款，想製造綁票事件，而被殺的孩子，一直作為同盟，參與到此事件當中，直至死之前的幾分鐘，還執迷不悟。他一點也沒有感覺到，死亡離他是那樣的近。而他的同學們，殺他的動機，是為了傷得更逼真，而埋他，是想把他「藏」起來——一條生命，就在近乎於遊戲的過程中，變得冰冷。

在一個信仰缺失，且將一切歷史、宗教和哲學等教人識別善惡好壞的人文知識視為弱勢知識的國度，生命被輕視甚至蔑視，其實一點都不奇怪。人們的眼睛，狹隘到只能看得見自己眼前的喜怒哀樂，並憑著一股意氣，輕易選擇「生存還是死亡？」而不對自己所選擇的結果，有哪怕一絲一毫的悔意。

在這一點上，廣大的影視和文化人以及教育工作者，都是有責任的。你們製作了太多的將生命當成機器的東西，無孔不入地在影響著孩子們的人生觀。那些只見戰爭不見人的史詩性大片，讓人看到打仗是件好玩的事情；那些以為輕易將人爆頭或劈成兩半的電腦遊戲，將人和物混淆成一團。那些只有商業意識而沒有倫理的所謂暢銷書，是一劑劑涼血劑，將人心搞得如石頭一般冷硬；而那些把教書當成謀生飯碗的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地銷售的知識中，只包含怎麼求到好職怎麼樣賺到大錢的強勢知識，而不關乎人的心靈。

正是因為如此，人們對世界，充滿了冰冷而機械的認識。對生命中的美，沒有善意的發現眼光；眼裡心裡只有一個巨型膨脹的自己，像高溫高熱的氣油一般的易燃易爆。稍有不如意，就焚身以火，同歸於盡，一副生有何樂，死又何哀的潑皮相。用一根情緒的稻草，蓋住了整個世界。這其實是精神出了病，但對於這些埋藏於心靈深處的疾病，大家在顯性的病都還沒有根治的情況下，往往將其忽視，直到其搞出驚天動地的重大新聞為止。

多年前，我寫詩的時候，最崇拜的人之一，就是詩人海子，而且對他的死，佩服得五體投地。但搞了幾年社會新聞，並看了太多生者為死者流的眼淚，特別是看到海子的老父母在他死後的照片時，我突然覺得自己此前的世界觀是有問題的。其實，任何一種輕視生命的行為本身，都是不值得崇敬的。相反，倒是珍愛生命，正視苦難，並好好活下去的人，更值得佩服和崇敬。一個人有權選擇生還是死，但他無權盲目而病態地去傷害自己和別人。

人們啊，請珍惜你和別人的生命吧！他來得非常不容易，且脆弱如紙。@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總統接見美國夏威夷州州長林格爾

中華民國97年11月18日

馬英九總統今天下午在總統府接見美國夏威夷州州長林格爾（Linda Lingle），代表我國政府與人民表達歡迎之意。
　　總統表示，這是林格爾州長在暌違七年之後的第二次台灣行，也是他們的第三次會晤，上次會面是2003年1月，時逢她剛出任夏威夷州長，總統是她第一位會晤的外賓。
　　總統指出，台灣與夏威夷有密切互動，日前在夏威夷電影節，我國片「海角七號」也榮獲「最佳影片」獎，足見雙方往來頻密。對於林格爾州長支持我國參與WHA及WHO，總統也表達誠摯謝忱，他表示，雖然州長在來台前遭逢一些阻礙，但仍排除萬難訪問台灣，充分顯示台灣與夏威夷之間的深厚友誼。
　　總統也表示，台灣與夏威夷的關係淵遠流長，從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以來，至今已有114年。孫中山先生深受海峽兩岸人民的崇敬，上週總統府也將原立於敞廳的國父銅像復置。總統說，以孫先生曾在夏威夷唸過2所高中，並將那裏視為第二故鄉，今日若得見州長來訪，必同感欣喜。
　　林格爾州長除感謝總統撥冗接見，也就新能源產業的發展、全球金融風暴及兩岸關係改善等議題，與總統交換意見。
　　美國夏威夷州州長訪問團一行，包括州長林格爾、商務廳長劉恩博（Theodore Em-Po Liu）、夏威夷大學希羅分校校長張韻禮（Rose T.L. Tseng）等，下午由外交部次長侯青山陪同，前來總統府晉見總統，國安會副秘書長何思因也在座。

總統出席「中華民國憲法學會」年度會員大會

中華民國97年11月16日

相關圖片（總統府機要室提供）



　　馬英九總統今天上午出席「中華民國憲法學會」年度會員大會，除頒發獎狀給2008模擬憲法法庭辯論比賽暨憲法論文徵選比賽得獎人外，並針對我國憲政改革、總統在憲法中的職權分際、兩岸關係暨集會遊行法與憲法人權等議題發表重要談話，全文如下：
　　今天非常榮幸應邀參加「中華民國憲法學會」的會員大會，一方面是以總統身分應邀出席，另方面我也擔任多年的常務理事，雖不常參加學術活動，但不論擔任何種職務都努力保護憲法尊嚴。「中華民國憲法學會」是憲法學界重要的組織之一，剛才頒獎看到這麼多年輕的憲法學者與學生，願就憲法內涵與精神及其他行政措施或法律是否違憲的議題戮力以赴，進行研究，個人感到十分欣慰。
　　中華民國建國97年，行憲已達60年，儘管時間不短，但行憲後國家遭逢重大變故，國民大會於第二年即制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實施戒嚴，導致中央民意代表無法定期改選、省及直轄市首長無法民選，因此有相當長時間憲政運作處於不正常狀態。民國76年解除戒嚴，直至民國80年開始修憲，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同時進行第1次修憲，之後歷經7次修改，使國家憲政回歸常態。在此過程中，非常感謝歷任大法官在釋憲時用心維護憲法精神，讓憲法在實施過程中，解決許多民眾所關切的各項議題。
　　剛才主持人也提到，個人對大法官釋憲非常關心，其中包括392及419號解釋，都曾參與相關的研究與規劃，319號解釋我還親自出席，進行兩次言詞辯論，所以說對於憲法的發展，我一直非常關心。
　　台灣儘管行憲60年，但早期憲法實施並未完全落實，完全落實是近10年的事。台灣的民主包括國會改組、總統民選、許多違憲法律被宣告刪除或修正，都代表台灣已進入了不同的時代。今年3月22日總統大選結束，美國布希總統在賀電中提到「台灣是亞洲與世界民主的燈塔」，當時我內心非常感動，因為這是中華民族以及全世界華人邁向憲政民主的重要里程碑。
　　今天希望就四項議題表達個人的看法：第一、要不要進行憲政改造；第二、總統在憲法中角色的分際；第三、兩岸關係與互不否認；第四、集會遊行與憲法人權。
　　首先有關憲改的問題，我在去年7月15日競選時在梨山發表政治改革宣言時提及，現行憲法並不完美，但也不是不能修訂，在過去17年已修改7次，最後一次是3年前，將立法委員席次減半、採取單一選區兩票制，實施至今不到3年，立委改選不滿1年，因此，現階段遵憲、行憲應重於修憲。尤其是中央政府體制需要一段時間充分運作，才能有效觀察應興應革之處，因此個人提出上任後兩年為觀察時間，並在兩年後根據運作情況與主流民意決定是否成立相關小組，就憲法修正問題廣泛交換意見。
　　其次是，在憲法三權體制下，總統職權行使應有的分際問題。一般而言，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被稱為「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最近中研院政治學籌備處曾召開有關「半總統制」研討會，世界各國的與會學者專家也到總統府來與我交換意見。有趣的是，他們研究這麼多年，還是問我跟行政院長如何分工？這當然是全世界採行雙首長制國家所共同面對的問題，而在就任初期，我也提出第一線與第二線的問題，受到許多討論與批評。
　　依據雙首長制的精神，我是直選產生，面對人民，我當然是站在第一線，但憲法規定行政部門需面對立法院，則我當然是站在第二線，並不是個人高不高興的問題，而是根據民主政治與憲法的規定。憲法第387號解釋，特別提到「民意政治」與「責任政治」是民主政治的精神。該號解釋是有關行政院長於立委改選後是否提出辭職的問題。
　　我說我站在第一線，是因為我是直選產生，做了許多政見的承諾，而民眾投票給我，應該是支持並關心我會不會實現這些承諾，所以基於「責任政治」與「民意政治」的倫理，我必須站在第一線去實現這些承諾。此外，憲法也規定，行政院是全國最高行政機關，對立法院負責，所以政府的日常工作，例如行政院會我不出席，而是指派副秘書長或局長列席，因此日常政務是由行政院推動，到立法院報告或備詢，則是行政院長的職責，這點是非常清楚的。因此，總統與行政院長都是首長，都能對國家政務表達意見與關心，但在行使過程中必須有所分工。
　　此外，「政黨政治」在雙首長制國家非常重要。過去所提到的政黨，都是指人民不分種族、性別、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或是法官超出黨派獨立審判，但正式提到政黨，則是80年修憲後，把政黨的解散納入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是第一次政黨以現代政黨的身分制憲，並取得準憲法機關的角色，因此現在不避諱談政黨在政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雙首長制中，黨政一定要有分際，但黨政也不可能分離，如何分工合作使得雙首長制運作更為順暢，是所有雙首長制國家所面對的重要課題。因此，這段時間我也非常努力做好與政黨的關係，讓政黨能在雙首長制中扮演建設性的角色。
　　第三，有關兩岸關係。兩個禮拜前大陸海協會會長來訪引起許多爭議。我必須強調，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存在已超過97年，這一點無可置疑，沒有任何人可以減損這個地位。台灣已經完全民主化，選自己的總統、國會、管理自己的事務，所以如台灣的前途等議題，當然要由全台灣2300萬人來決定。
　　至於要如何定位兩岸關係，相信在座有少數人在十多年前曾協助訂定憲法增修條文處理兩岸關係，在增修條文第11條中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項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這是因為國家遭逢重大變故，在憲法規定的國土上出現另外一個統治當局，因此憲法必須做調整，才能有效執行法律，後來制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全名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很清楚區分主權與統治權，台灣地區的定義是「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中華民國統治權所及的其他地區」，大陸地區的定義是「台灣地區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
　　在場許多留學德國的人都知道，德國人對類似問題也花費許多精神去處理。60年代社會黨的布朗德主張東進政策與東德和解，導致1972年雙方簽訂「基礎關係協定」，對雙方領土相互承認，但對主權則採取統治高權的做法，雙方相互承認對方的統治高權，以台灣來說，就是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二條中的統治權，德國同樣的將主權與統治權加以區分，用此方式來解決法律上與政治上的困擾，在「基礎關係協定」簽訂後，兩德分別加入聯合國，在國際間互不代表對方。但這期間也有憲法背景，兩德當年都在1949年制憲，時間相隔很近，沒有一個是以全德國作為制憲的基礎，與中華民國不一樣，我們在制憲時內戰尚未發生，中華民國政府仍然統治中國大陸。
　　綜上可見，此一類型態的國家要處理這些事務並非易事。而台灣現在所採取的方式及定位，是從民國80年制定迄今17年，其中經歷了3位總統、2次政黨輪替都沒有任何改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了10次也都沒有改變，所以實際上是我們在法律上的基本定位。此一定位，也符合我長期以來所主張的兩岸交往必須「對等」與「尊嚴」，同時與「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也不衝突。
　　過去在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海峽兩岸不但相互不承認，而且是相互否認。大家都記得早期台灣稱大陸為「匪幫」或「共匪」，對方稱我為「蔣幫」，當時是相互否認的年代。1996年當時的李前總統任內，統一規定稱大陸為「中共當局」或「大陸當局」，雙方在實際上進入一種相互不否認的階段，也唯有用「互不否認」的原則，才能讓兩岸進行必要的和解，才能真正進行促進和平與繁榮的互動。所以我在海協會會長來台前，把這次活動定位為「正視現實，互不否認，為民興利，兩岸和平」，沒有這樣一個框架，兩岸將來運作會非常困難。
　　記得在尚未終止動員戡亂時，執行走私查緝非常困難，因為懲治走私條例規定是由國外進口，但由福建走私來的私梟表示，不是要貨暢其流嗎？因此福建到台灣的貨物怎麼算走私呢？之後特別將該法第11條加上「之一」，才能讓走私行為變成違法。因此，我們必須要有一套新的法制，這也是剛才所說憲法增修條文第11條制訂的背景。目前的法律讓政府在治權所及的區域執行法律，而在治權所不及的地區，刑事法律比照刑法總則規定，而民事法律則比照涉外民事的相關原則處理，因此兩岸關係條例由29至41條對於婚姻、收養及契約等都有明確的規定。
　　最後要談的是集會遊行與憲法的問題，各位都知道集會遊行法也是在70年代那一波大改革所完成，尤其是在民國76年解除戒嚴以後，民國77年制訂集會遊行法。當初制訂的時候，因為解嚴才剛開始，大家對於社會秩序的關切比較深刻，所以管制比較嚴格，因此在民國80年代就有人提請釋憲，大法官也作成了445號的解釋，把認為違憲的部份通通改掉了，包括警察在審查時不能審查集會遊行的內容，只能審查時間地點，也就是只能審查方式，不能審查內容，如果審查內容，就構成對於表現自由的侵犯，等於超過了憲法第23條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們也認為集會遊行法採取的是許可制，但把它定位為準則主義的許可制，簡單講就是嚴格許可制，因為該法第11條規定了原則許可，例外不許可，但是大法官也認為例外不許可的理由太不具體，希望把它改成有明顯的事實，譬如一個美國最高法院判例所講的「明顯而有立即的危險」，才能夠不許可。正因如此，在過去21年時間，集會遊行法不許可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0.23左右，但有百分之99.7均許可了。
　　今天談這個問題還有一個背景，我擔任台北市長時曾遇過幾次大型的遊行，因此深刻感覺哪些條文與保障人權有關，哪些條文跟維持秩序有關，同時也深刻感覺到集會遊行法第26條有關比例原則的規定，非常重要。我的感覺是，不管採取那個制度，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警民合作與高度自制的觀念及期待。各位都知道大法官在445號解釋提到，集會遊行在全世界有非審制、報備制跟許可制，非審制是事後的，報備制是德國目前所採行的，不但是事前而且全部要報備，不但是強制的而且警察也保留了禁止之權，所以在實務上它與我們現在採取的嚴格許可及例外不許可，在寬延方面相距不大，可是為什麼我當了八年台北市長，處理過大大小小十幾次大型遊行，還是主張應該採取報備制呢？主要因為它可以減少警察做行政處分的需求，同時也能夠讓外界更瞭解、更願意去建立我剛才所說的警民合作與高度自制。
　　民主政治不是暴民政治，它必須是一種有組織、有紀律的民主，同樣的自由與權利的行使過程中也要有責任，而群眾活動是一種隱責性很高的活動，在人群根本無法找出丟石頭與汽油彈的人，在此情況下，讓維持秩序的單位有若干權限，大法官並不認為有違反憲法第23條的範圍，這也是為何445號解釋對某一些大家認為好像有問題的條文，大法官並未認為違憲，包括禁制區，德國的遊行法也有類似規定。而對警察可以解散集會遊行、採取刑責，大法官也認為並不違憲，當然大法官不認為違憲的，立法機關要修也不是不可以，因此這些條文都可以討論，現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已經準備在這個月內召開公聽會，邀請在自由廣場靜坐的學生參加。
　　我剛才講，個人支持許可制改為報備制。但自從1106圍城遊行後，社會的氛圍對這點有很大保留，有好幾個民意調查清楚顯示，有2比1反對改制，這也是我一直強調的，關鍵不在「報備」而是「暴力」，因為出現了暴力，所以使民眾對改革轉趨保守。當我們還是在野黨時，我就贊成改為報備制，現在執政仍然贊成，我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我不會因換了位置就換了腦袋，我贊成改，但在過程中作為一個民主社會的一份子，我願意聽不同的聲音，如果有民眾提出很強的理由認為該做某些調整，我覺得我們應該讓立法院有充分討論的空間。民主社會最可貴的地方就是尊重與包容多元，沒有那一個人的意見可以主宰一切，所以我非常希望關心此一議題的人都以立法院作為舞台，共同檢討出一個適合台灣社會的集會遊行法。
　　當然也有人主張廢除集會遊行法，就這個題目，制訂法律基本上並未違憲，但我要跟各位報告，集會遊行，集會是表現自由，遊行也是，但是我必須指出，社會長期以來有一種誤解，把集會遊行與示威相提並論，示威隱含恐嚇的味道，因為誤解所以群眾在上街時認為，沒有示威似乎無法達到遊行的效果，但不是這樣的，遊行與集會都是表現的自由，把意見表達出來爭取大家的支持，以期在眾多媒體之外，以這種方式來表達意見而已，並不是要去恐嚇別人，更不能帶著武器作勢欲打，這是不可以的，若大家無法把道理弄清楚，認為一旦去遊行就是要示威，去嚇別人，這是很危險的。也因此社會上更多人不敢贊成改為報備制，所以我認為這個觀念一定要改過來，我剛才也提到要警民合作與高度自制的道理，若無法辦到，真的會讓人民不放心。目前的統計百分之99以上的遊行都許可的，因此希望大家能和衷共濟，共同討論出一個適合台灣社會的集遊法。
　　我再次強調，我支持改制，希望能夠減少不必要的干預，但一定要有共識，才能變成法律。過去我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已將集遊法操作到與報備制沒差別了，操作到24小時都能集會遊行，操作到要在市府樓下反馬的都准，雖然他講的我都不同意，但我仍然誓死保護他講這些話的權利，這是政府應該要做的，而我也做到了。台北市的集會遊行相較台灣其他地區更為自由，不會因某種形式或某一黨派而不准，這是不可以的，時間、地點、方式可以討論，但內容是不用討論的。以上是我對憲改、總統角色分際、兩岸關係定位及集會遊行與憲法人權等四個問題的淺見。
　　我並非憲法專家，也沒發表過論文，但有一點非常重要，520我宣誓就職，第一個承諾就是「余必遵守憲法」，所以我與大法官一樣有義務維護憲法尊嚴、貫徹憲法精神。
　　最後，希望本會會務昌隆，各位工作順利。謝謝大家。

達賴特使：西藏自治計畫提交北京遭拒絕

2008/11/17 10:20:39

（中央社台北17日電）在藏人代表大會開會討論西藏運動的走向和策略前夕，參加最新一輪與北京對話的達賴喇嘛特使發表聲明說，他們向北京政府提交一份計畫，說明西藏如何在中國憲法框架下自治，但遭中國拒絕。

　　「英國廣播公司」中文網報導，數百名西藏流亡領袖聚集在印度達蘭薩拉，參加今天開幕的世界藏人代表大會。

　　普遍預測，這個為期一週的會議將決定西藏運動的走向和策略。

　　這次會議是應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的呼籲召開。經過和中國政府數次沒有成果的對話後，達賴喇嘛認為，西藏運動需要新策略。

　　前一天，參加最新一輪與北京對話的達賴喇嘛特使發表聲明說，他們向北京政府提交一份詳細計畫，說明西藏如何在中國憲法框架下實現自治。

　　聲明說，中國方面拒絕西藏提出的計畫。中國發表的聲明歪曲西藏特使起草的計畫中的提議。

　　達賴喇嘛特使甲日洛迪說，中國領導人表示，對話的大門永遠敞開，但是他們沒有表現出任何向前邁進、即便是很小一步的意願。

　　這是達賴特使首度公開對與北京的最新一輪對話發表評論。之前他們曾表示，不願意在本週這個特別的大會召開前發表聲明。

　　西藏青年大會會長次旺仁增說，「達賴已經73歲，最近還動過手術。把這些問題都考慮進去的話，現在我們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必須坐下來談談如何往前走。」

　　不過，西藏流亡政府總理桑東仁波切表示，「大會此時召開，與達賴喇嘛的健康和與中國方面的對話毫無關係。在和北京方面舉行第六輪會談後，我們就覺得，和現在中國這批領導人談下去的希望不大了。」

　　中國方面認為，藏人代表大會「毫無意義」，並說，與會者不能代表大多數西藏人的觀點。北京方面還說，達賴喇嘛和他的追隨者所要的是西藏完全獨立。

　　上個月，達賴曾表示，他已經放棄勸說北京政府給予西藏更多自治的希望。971117

慶國民黨黨慶 菲泛藍僑界盼兩岸雙贏

2008/11/16 11:49:10

（中央社記者林行健馬尼拉十六日專電）菲律賓華僑泛藍僑界昨天晚上在馬尼拉以聚餐的方式慶祝中國國民黨總理孫中山的誕辰暨國民黨建黨一百一十四週年。與會者一致讚揚馬英九總統「不統、不獨、不武」的台灣海峽兩岸政策，並期盼兩岸在關係回暖之際共同發展經濟，達致雙贏。

慶祝餐會由菲華文經總會主辦，該會常務理事蔡自然擔任主席，席開五十餘桌；現場掛滿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中央並擺了一個九層高的大紅蛋糕。由於這是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首次過黨慶，氣氛格外熱烈，有許多泛藍支持者甚至還遠從一百多公里外的南呂宋及中呂宋地區趕來參加。

在演奏菲律賓與中華民國國歌之後，與會者向國旗、黨旗及孫中山遺像行三鞠躬禮；之後，由蔡自然恭讀孫中山的遺囑，全場高唱國父紀念歌。

蔡自然在致詞時回顧了國民黨的創建歷史，並將中華民國得以創造舉世稱譽的「台灣奇蹟」，歸功於國民黨政府播遷台灣之後勵精圖治、積極推行三民主義。

他說，馬總統「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政策，符合主流民意，國民黨在重新執政之後透過海峽交流基金會，與對岸的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簽署了兩岸海運直航、空運直航、通郵及食品安全等四項協議，也開啟兩岸互動新紀元。

蔡自然期望兩岸能繼續加強交流，未來在政治民主、經濟自由、社會繁榮、人民均富的制度下，達成兩岸的和平統一。

受邀出席的中華民國駐菲代表李傳通致詞表示，「台灣經驗」充分證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最符合中華民國人民需要與福址的主義。

他指出，馬總統主張的「不統、不獨、不武」政策，和「兩岸休兵、正視現實、互不否認、為民興利」等作法，改善了兩岸關係，降低了軍事緊張情勢。

他向僑胞承諾，現任政府將會繼續捍衛中華民國，引導人民朝正確的方向，成為兩岸人民福址的明燈。

餐會在祝頌黨慶時達到最高潮，蔡自然和菲華文經總會常務理事陳紫霞同切蛋糕；接著主辦單位安排的文藝節目逐一登場，包括舞蹈、獨唱、合唱等。

菲華文經總會實質上是國民黨駐菲總支部。971116

西藏青年大會不排除死亡絕食方式與北京抗爭

2008/11/16 22:02:34

（中央社記者郭傳信新德里十六日專電）為中共斥為恐怖組織的西藏流亡組織「西藏青年大會」今天表示，在追求西藏獨立過程中，他們不會使用暴力與中共政權對抗，但不排除以死亡絕食方式爭取世界關切西藏問題。

　　「西藏青年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公共關係秘書兼德里地區發言人孔周克．彥非爾接受中央社訪談，提到明日起在印度西北山城達蘭薩拉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將舉行五天的全藏特別大會時，作了上述表示。

　　他說，在藏人流亡史上，這次近五十年來首次召開的歷史性大會，自始至終堅持西藏獨立的「西藏青年大會」相信可以獲得更多的支持，因為西藏流亡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倡導只謀求自治而非暴力的「中間道路」不獲中共認同，就應該重新回到西藏獨立之路。

　　由於藏中對話長期無果，達賴喇嘛指示召開世界藏人特別大會，將以來自世界各地、包括西藏境內藏人的民意為重，討論西藏的未來走向。

　　從記者與多位印度流亡藏人的談話中，也可以看出，由於最近在北京結束的第八輪藏中會談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中共當局並且以更強硬的語氣指責達賴喇嘛，已經造成更多流亡藏人的不滿。

　　彥非爾表示，追求西藏獨立並非依靠暴力可以達成，而且也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但只要能夠喚起世人關切西藏問題，體認藏人追求獨立的強烈意志，任何非暴力的訴求方式，「西藏青年大會」成員都會用上，包括死亡絕食。

　　彥非爾並且透露，在今年的八月北京奧運前後，本來有數以千計的西藏青年誓死向中共抗爭，其中包括了死亡絕食。他說，這是和平死亡，不是暴力。不是流血，不傷害別人，這是為自己「祖國」獨立大業而死，有無上的價值。

　　據記者瞭解，包括今年三月以來，「西藏青年大會」曾在新德里舉行多次集體絕食行動，但屢屢遭到達賴喇嘛傳話要求停止，並容許印度警方強行將絕食者送往醫院進行「強制灌食」。

　　此外，同一時期，數以千計的西藏流亡青年，以一百至兩百人為一組，試圖以徒步方式，從印度境內越過邊境進入西藏，其中也包括了攀越世界最高海拔的喜馬拉雅山脈，但都在中途遭到印度警方攔截和拘押。

　　彥非爾表示，達賴喇嘛是所有藏人心靈上的領袖，也是終生的領袖，但流亡藏人，尤其是「西藏青年大會」成員，愛西藏更甚於愛達賴喇嘛。

　　他說，達賴喇嘛只想要藏人自治的中道路線，不要獨立，在此之前，西藏問題一切都由達賴喇嘛作主，但他的作法，甚至要求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實行自治，都不被容許，遭到中共排斥，成為了「跛腳鴨」，因此「西藏青年大會」決定用自己的方法解決西藏問題。

　　據彥非爾表示，「西藏青年大會」成員約三萬人只是名冊上的數目，實際參與青年大會活動著不在此數，遍佈全世界，其中還包括了無數的捐助者。

　　他說，「西藏青年大會」不是僅從意識型態爭取支持，而是從事實際服務鄉里的工作，例如「西藏青年大會」成員經常為藏人社區興建道路、學校、飲水設施、清除垃圾等，因此很得民心。971116

卜睿哲：台灣應強化淺藍淺綠合作降低兩極化

2008/11/18 00:05:26

（中央社記者林芥佑華盛頓17日專電）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星期天晚間呼籲，台灣應改革不健全的政治制度，政治人物須摒除對立衝突的習性，而擴大淺藍淺綠兩群人並強化合作，可降低政治兩極化趨勢。

華府台灣同鄉會星期天晚間在馬里蘭州蓋城新財神餐廳舉行年度感恩節餐會，並慶祝成立40週年。會中頒發「傑出貢獻獎」給卜睿哲（RichardBush），表彰他數十年來致力美台事務，對台灣發展的卓著貢獻。

卜睿哲目前擔任華府重要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Institute）東北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新科總統當選人歐巴馬（BarackObama）競選期間的外交幕僚團隊一員。

今年五月，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就職典禮期間，卜睿哲是美國特使團成員，他當時攜帶一封歐巴馬的私人信函轉呈馬總統。華府政壇判斷，卜睿哲極有可能在歐巴馬的新政府中負責涉及台灣海峽兩岸事務。

在這場演說中，卜睿哲以「台灣的民主：回顧與展望」為題，他強調自己沒有獲得歐巴馬陣營的授權，因此演講是個人觀點。但他個人相信，未來歐巴馬總統會持續各項實質促進美台傳統友誼的政策。

卜睿哲談到，他在二十五年前擔任眾議員索拉茲（ StephenSolarz）的助理，而索拉茲致力於協助台灣民主與人權發展，期望台灣人民能建立一個可以完全表達意志與願景的政治制度，索拉茲孜孜不倦透過舉辦公聽會、推動決議案、演講、致函等方式，希望幫助台灣向前邁進，也確保台灣執政黨能夠了解美國的立場。

但卜睿哲說，台灣的發展狀況並未完全如索拉茲所期盼，即使有了一個民主體制，並不能保證台灣人民就可以透過廣泛共識來擘劃未來。

他說，國民黨未能如其領導人預期的在民主制度下長期執政，民主進步黨也未能藉由2000年與2004年總統大選勝利，推動政治目標，而且台灣內部呈現一股「零和」意見兩極化的趨勢，似乎由深綠與深藍兩群人完全主導。

他指出，台灣建立了民主體制，但並沒有因此就贏得美國完全支持，例如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海發射飛彈，當時美國總統柯林頓曾派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來因應，台灣人民很高興，但兩年半後，柯林頓在中國發表新的對台三不政策，讓台灣人民不高興。他認為，民主的實踐結果可能很複雜，美國與台灣皆同。

他強調，沒有任何民主制度可以完全精確反映人民的意願，但台灣的民主應該盡量清楚反映人民的主要意願，這很重要，面對中國的挑戰，他希望台灣做出好的抉擇，因為這些抉擇將伴隨台灣人民一段時間甚至直到永久。

他提醒，如果負責決策的政治體系不夠健全，將不能確保人民的利益，過去幾個世代的台灣人民沒有權利做出選擇，但現在台灣人民可能因為政治制度的不正常，而失去做出正確抉擇的機會。

卜睿哲分析，政治學者認為台灣已經轉型為民主，但民主還不夠穩固，現有的民主制度並沒有完全達到為民服務的功能，事實上，在台灣的憲政架構下，各部門運作的同時，反而相互鎖住導致負面結果。責任政治萎縮，代之而起的是政治零和的算計，結果是政策陷入僵局，弱化政府作為。

他強調，他不認為這個不幸的處境應歸罪於藍或綠任何一方，如果這兩方能夠更為互信，台灣會更好，但是藍綠陣營內部結構的運作都讓這個問題更為嚴重，政治人物的行為都為了一己私利，而不完美的制度更協助強化這些人的不良企圖。因此，結果就是，黨派私見與對立兩極化更嚴重，置公眾利益於不顧。

他說，這是體制上的問題，除非從整個體制改善，否則不正常狀態將持續下去，政治人物也會持續利用體系造成的現象進一步作為，而最終台灣人民將因此受害，北京政府則因此獲利。

他說，指出這些問題很容易，但提出解決之道很難，他認為改善台灣當前政治處境，應該增加政治光譜上的淺藍與淺綠，並增進這兩群人的合作來降低兩極對立。

另外，他指出，台灣的民主需要強大且有效率的反對黨，民主制度運作良好的要件是有多元監督與制衡，有競爭力的政黨制度才能避免專制獨斷政權，與防範錯誤政策，因此民進黨需要從最近重大挫敗中儘快重新站起來，代表人民發聲。

但他也呼籲民進黨，重新起步時，要慎為檢討失敗原因，找出正確方向。他說，民進黨要承認導致失敗的原因並予以矯正，美國民主黨在1980年敗選後，經過12 年才找到勝利之道，一開始民主黨只檢討外部因素，以為只要重新訴求老的意識形態並動員基本教義派就可贏回政權，但直到1992年柯林頓推動中間路線才讓民主黨重新執政，共和黨如今面臨類似的挑戰，也是同樣理由在11月大選失敗。

他指出，台灣的政治處境不同於美國，民進黨的訴求與方向必須依據台灣的現況，他希望民進黨重新起步的速度比民主黨1980年代的經驗來得快。

他強調，一個有效率的民進黨，不是為競爭而競爭，而是為了台灣民主制度更能反映人民的觀點與願景。為了這個目標，制度必須改善，政治人物應該去除對立兩極的習慣，政治制度應該盡可能清楚反映人民的觀點，這是最基本的目標。971117

卜睿哲：美不致為了共產中國放棄民主台灣

2008/11/18 01:26:26

（中央社記者林芥佑華盛頓十六日專電）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睿哲星期天晚間演說指出，美國不會為了共產中國而放棄民主台灣，他盼台灣強化國防嚇阻力量，並與美國擴大對於兩岸政策的共識。

華府台灣同鄉會星期天晚間在馬里蘭州蓋城新財神餐廳舉行年度感恩節餐會，並慶祝成立40週年。會中頒發「傑出貢獻獎」給卜睿哲（RichardBush），表彰他數十年來致力美台事務，對台灣發展有卓著貢獻。

卜睿哲目前擔任華府重要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 BrookingsInstitution）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也是新科總統當選人歐巴馬（BarackObama）競選期間的外交幕僚團隊一員。今年五月，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就職典禮期間，卜睿哲是美國特使團成員，他當時攜帶一封歐巴馬的私人信函轉呈馬總統。

在這場演說中，卜睿哲以「台灣的民主：回顧與展望」為題，他強調自己沒有獲得歐巴馬陣營的授權，因此演講是個人觀點。但他個人相信，未來歐巴馬總統會持續各項實質促進美台傳統友誼的政策。

對於台美關係過去的演變，卜睿哲說，布希政府從二次大戰以來歷任美國政府中對台灣最友好的態度，轉變為可能是最不友善的態度，布希政府一貫傳遞的訊息基本上讚揚台灣的民主，但對於台灣政府的一些作為、或者不作為，並不完全認同。

他說，對過去八年來台美關係的毀壞，外界有一些說法，首先，有人認為雙方溝通管道不足。對此他認為，雖然台美之間沒有外交關係，但美國採取許多非官方的特殊作為，創造出台美高品質互動的機會。但很重要的是，美台雙方政府能找到共同的利益與戰略，雙方互動才能獲致高價值。相反的，不能兼顧雙方利益，雙方開會層級有多高就無關緊要。他聲言自己感受到，美台之間的溝通正在改善。

第二種有關美台關係惡化的解釋，他說，是大膽認定美國為了與獨裁體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關係，將擱置民主價值，這將傷害台灣的利益。他說非常不同意這樣的說法，美國根本的路線在過去八年沒有改變，美國希望中國協助處理北韓核武以及其它國際議題，但中國在這些層面的協助，不足以認定為布希政府台灣政策變化的原因。

卜睿哲說，外界對於美台關係惡化的第三項說法，是「民進黨政府著手於美國政府反對的目標，或者是民進黨從事的競選作為，引起美國緊張」，他說自己不同意第一部分，但對第二部分有同感。

他接著提出自己的解釋，他長期以來認為，雖然美台雙方分享民主也是安全夥伴，美國對台灣防衛提供關鍵的承諾，因此重點是，中國認定華府將插手任何台海衝突。他說，台灣依靠美國提供先進武器系統，美台之間的軍事交流過去幾年顯著擴大強化，這讓台灣未來更為安全。

他指出，美國這樣做的原因有四，包括：依據台灣關係法的承諾、美國內部對於台灣的支持與同情、維持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穩定有助美國利益、為了在東亞地區與全世界保持美國的信譽。他認為，台灣能享有今日的發展成就，美國支持是非常重要因素，但這讓美國付出一些政治代價。

他強調，因為中國崛起帶來機會與危險，使這樣的美台關係更不容易，美國也許認為有更多機會，但台灣方面也許認為更多危險。台灣也可能害怕遭到美國放棄，華府可能擔心台北陷入沒必要的衝突陷阱。

他指出，儘管美台都是民主國家，但現實狀況可能導致美台安全夥伴關係的緊張，雙方政府內部發生的事情，也影響彼此對於安全關係的期盼與義務，他認為，從2003年至今年上半年，美台關係持續這樣的演變。

另一方面來說，卜睿哲認為，台美的民主與防衛夥伴關係仍持續深化，安全進一步增強，外界可以理解台灣憂慮遭到放棄，他不認為美國政策會傷害台灣根本價值。

在演說結尾，卜睿哲指出，台灣人民愛台灣的方式，也應認知自保的重要性（thatloveofTaiwan shouldbeaccompaniedakeensenseof self-preservation），台灣人民當然不需要向中國投降，但人民應該有智慧並務實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挑戰，也應該以開放務實態度看待中國大陸提供的機會。

他也強調，美國當然不應忽視台灣民主的發展脈動，但台灣人民也需要鞏固並改善民主，讓政治制度妥善反映所有人民的期望，而不是只有一部分人民的期望。過去幾年台灣在幾個領域已經落後，因此鞏固民主也可幫助台灣重新在這些領域站起來。

他說，美國當然不會為了共產中國而放棄民主台灣，但台灣要維持與美國的關係也應該做好四件事，包括：首先，確保擁有一個實用可靠的防衛嚇阻力量，足以因應威脅；第二、相信美國會是整個東亞地區和平捍衛者；第三，在台海兩岸關係以及理解北京觀點上，與美國建立更廣泛的共識；最後，做到前三點並與美國保持良好溝通對話。

他表示，希望台灣的民主不會成為美台安全夥伴關係的緊張與衝突來源。他認為未來仍可期待，若台灣可以改善民主政治體制，就比較不會從事一些可能引發與美國衝突的政策，如果當前台灣致力穩定台海關係的方式，能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也會改善美台安全夥伴關係運作的框架。台灣民主的品質將攸關美台關係的發展。 971117

中國民主化「匹夫有責」─陳光誠、胡佳獲頒傑出民主人士獎

（美國）
林培瑞

　　中國的民主化還有多少年？今天的研討會的預告中包括下列的樂觀推測：「中共不可能永遠抗拒民主化與自由化的洪流，也不可能永遠壓制民運，終有一日中國民眾必然全面動員，突破禁忌，全力爭取自由、人權與民主。」
　　這種言辭很容易認同，聽來讓人感覺到舒服。民主「必然」會勝利。好，我也不忍心批評這句話。但我又覺得我們得很冷靜地分析這個問題：這一類激昂的、鼓舞人心的理想，到底可靠不可靠？民主化的洪流是不是擋不住的？還是中共也許能夠擋住它？民運是不是必勝，極權主義必敗？自由、人權與民主是不是一定會出現在中國的將來？

　　我看不一定。當然，我們都希望民主會出現，但問題不是我們希望什麼不希望什麼。「希望」的概念與「推測可能性」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質疑中國民主化的三種說法

　　為什麼有人推測中國會民主化？學界和政界中基本上有三種說法：(一)經濟發展一定會導致民主化；(二)民主化是世界潮流，國際的趨勢，任何一個國家是擋不住的；(三)民主制度更符合道德，人又是道德動物，因此民主必然會早晚出現。我認為這三種說法都有各自的道理和魅力，但絕對沒有「必然」性。讓我們逐一來看吧：

　　一、經濟發展論。近二十年來，這個學說在西方學界和政界中很吃香，西方的政治領袖，從喬治布殊（父）到克林頓到英國的布萊爾到喬治布殊（子）都認為經濟一發展就會出現「中產階級」；而中產階級必然會要求自己的政治權力。這個政治權力也自然會跟極權統治的核心力量形成一種對立的關係。早晚這個對立關係也會引導多元化的社會，乃至播下民主的種子。

　　但請問：中國近十年來的實際經驗是什麼？不錯，經濟發展的確來臨了，「一部分人」也真的富起來了。但富起來了的那一部分人的社會作用是什麼呢？他們相互之間肯定有很多競爭，但總的來說，這個「新階層」非但沒有成為極權政府的對立力量，相反地卻成了政府的盟友，跟極權專制聯合起來了，共同對付民眾，要求穩定。

　　根據宗鳳鳴的記錄，趙紫陽晚年的時候認為中國社會的領導層近幾年來變成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鼎足而三地聯合起來了，彼此之間雖有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但總地來說都捍衛大利益集團的利益。我們也就要問：經濟發展真的「必然」導致民主化嗎？

　　二、全球潮流論。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蘇聯垮了，東歐解放了，冷戰結束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也都部分或者全部民主化了。據美國非牟利組織「自由之家」的統計，世界的民主化的潮流變得很明顯。但這是前幾年的事。近幾年來不同了，「自由之家」的世界地圖的顏色也變了。不但是民主化的潮流停止了，在世界各大洲甚至出現了「反潮流」。在美國的國際形象衰退了的同時，有一些不民主的政府──俄國，中國，伊朗，委內瑞拉，等等──拿出了他們自己的「現代化模式」。這些模式基本上是經濟發展加極權政治。極權主義政權又把它介紹到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共，有意識地用各種「軟勢力」的方法向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精英推銷極權政制的好處。這些推銷的方法主要包括經濟援助，尤其是沒有人權條件或者環境條件的經濟援助，但也包括請發展中國家政治精英到中國來參加研討會，還包括在世界各地設立孔子學院，等等。鑒於這一切，我們又得問：真有所謂「全球潮流」「必然」會導致中國的民主化嗎？

　　三、道德必然勝利論。這個理論最可愛。不錯，民主制度是比極權制度更道德，更公正，更仁慈，更符合真理。《三字經》說得好，「人之初，性本善」──至少我們都希望這句話沒錯。但經過了一次毛式的道德浩劫之後，「善性」還能剩多少？客觀的觀察中國人近幾年的精神面貌，我們真的能夠很樂觀嗎？當然很多中國普通老百姓在自己的家裡和朋友群當中還是善意的，而且某些宗教的恢復也是老百姓追求精神價值觀的好勢頭。但同時，而且也許更明顯的是，我們也看得到一種「物質第一，賺錢第一」的心理，一切為錢，爭前恐後，乃至弄虛作假，甚至騙親宰熟的心理。這些都不能說是民主的價值觀。同時，中共鼓勵了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刺激了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把民族意識跟政治意識之間劃了個等同號：愛國就是愛黨，愛民族就得愛一個極權的制度。今年夏天舉行奧運會在這一方面起了一個相當大的倒退作用。因此，我們又得問：民主制度的自然優越性一定會「自然」勝利嗎？

　　對極權主義不能有絲毫妥協

　　中國能民主化嗎？能。但袖手旁觀，等民主的「必然」來臨不是個辦法。中國的民主化恐怕得靠許多中國人的意志和主動行為。這個結論也不是獨特的，是符合世界歷史上的其他國家的民主化的經驗。美國的民主是打仗打出來的，法國的民主是革命革出來的。印度呢？雖然印度人並沒打，但甘地的「和平抗拒」也是一種非常有決心的抗拒。南非呢？南非是遊擊戰加世界經濟制裁把極權政權搞垮了，後來用「真相與和解」的口號來調解矛盾，但始終對極權主義沒有作絲毫的妥協，也沒有等待過任何「必然」的效果。

　　民主真的要降落到神州大地上的話，那些嚮往民主的中國老百姓「必須」積極參加。顧炎武先生說得不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附注：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傑出民主人士獎評選委員。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十月二十六日在美國舊金山灣區聖何塞市馬丁路德金圖書館舉行儀式，將第二十二屆傑出民主人士獎頒發給中國大陸的維權人士陳光誠和胡佳。由於陳光誠與胡佳二人目前均在獄中，無法前來領獎，由現在美國的曾經為陳光誠擔任辯護律師的李蘇濱代為領獎。頒獎儀式後，舉行了一場題為「從台灣民主成就看大陸香港民主化的前景」的討論會。此文是林培瑞教授在研討會上的講話。」

陰人黨搞掉了華、胡、趙─陰陰陽陽說中共（下篇）

（加拿大）
閏　土

　　陰中套陰，有陽必敗
　　戰勝了張國燾，搞倒了王明，老毛在中共內部就沒有什麼對手了。於是，此後大體一帆風順，直到一九四九年在北京登基做了中共國的「皇帝」。不過，光靠陰招，是做不了開國皇帝的。老毛似乎懂得這一點，所以，在和蔣介石刀兵相見的年月裡，他給自己另取了一個陽氣旺盛的名字，叫做「李得勝」。

　　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共的故事，基本上是老毛假借各種理由收拾當年老夥伴的故事。就像劉邦滅韓信、朱元璋殺功臣一樣，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老毛那點兒二把刀歷史知識，能夠把這幫共產黨高官搞得暈頭轉向、家破人亡，一方面固然是這些高官不學無術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則是老毛給這套東西包裝了一點兒共產主義，騙人更好用，還要你「黨性」伺候。即便如此，那些頭頭腦腦之間，也沒少了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在這個過程中，老毛調動他們狗咬狗，自己坐收漁人之利。而在這種不是著眼最高職位的鬥爭中，居然也隱隱呈現出了我們這裡所說的規律：名字陽性強的，往往倒霉。

　　這類權鬥的第一個犧牲品是高崗。高而為崗，這名字也是「獨秀」、「立三」那一個路子。接下來就是劉少奇了。「劉少奇」三個字，這個「奇」字也屬於上面那種風格，陽性。當然，另外兩個字沒有太明顯的陰陽分屬；所以劉少奇能戰勝姓名兩個字都是陽剛一派的高崗。被老毛借為鍾馗來打劉少奇的，是林彪，可是林彪自己的下場一樣可悲，也被老毛逼死。「林」字明顯屬陰，所以林彪搞得了劉少奇；「彪」字卻十足陽性，所以林彪也是中共權鬥的犧牲品。

　　老毛用來制約林彪的牌，就是江青、張春橋他們了。從名字上看，「江」有水，「橋」必與水同在，江青、張春橋比林彪陰得多，所以能夠協助老毛最終把個常勝將軍林彪趕得死無葬身之地。可是，反過來呢，江青、張春橋也沒有什麼好下場。他們的名字裡，還嫌陰氣不足，尤其是還有某些陽性的屬性。江青的名字，取自唐詩「江上數峰青」這麼一句，暗藏了「山峰」之意，那也是「獨秀」、「高崗」之流。她的本名李雲鶴，至少這「鶴」字是很有軒張、向上飛揚之勢的，那也是陽氣升騰的意象。至於張春橋，單單一個「張」字，如前所述，就擺脫不了陽氣的。

　　陽氣回升，不得善終

　　等這些人亂烘烘地你方唱罷我登場之後，老毛也伸腿完蛋了。老毛治黨四十一年，陰盛如斯，他一死則中共黨內的陽氣即有所回升。接下來的三任第一把手，都是陽氣十足的名字：華國鋒、胡耀邦、趙紫陽。

　　華國鋒原名「蘇鑄」，一九三八年參加共產黨遊擊隊的時候，取了這個化名，據說是「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之意。「華國鋒」這個名字，不像他那個人那副窩囊樣兒，而是鋒芒畢露，精氣神兒十足。請注意，這個「鋒」，還不是山峰的峰，後者不免入了「獨秀」、「立三」的路子。無論哪個「峰∕鋒」字，陽剛挺拔是沒有問題的。這也決定了華國鋒在中共這個陰人黨裡不可能坐穩第一把手的寶座。儘管是老毛的接班人，儘管膽敢一網打盡毛的老婆及其同黨，過不了幾天還是要下台。

　　接下來，中共裡面獨二無三的兩位領袖相繼登台了。這兩位的名字的特點，是陽光燦爛。胡耀邦，字國光，連名帶字就佔了兩個「光」字，其陽氣之盛自不待言。趙紫陽，雖則其原名趙修業沒有什麼明顯的陽剛色彩，但「趙紫陽」這三個字卻是字字光芒：「趙」諧「照」音，已經陽光在照了；太陽還是紫色的，可見陽光之烈。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他們二人都不可能在中共總書記的位置上坐得長久，甚至不可能平平安安地走下這個位子。他二人相繼被逼辭職的事情，是當今歷史，大家都瞭解，就不必這裡贅述了。

　　這裡要討論的，是這樣兩點。第一，儘管中共歷史上的領導人，特別是在毛之前，盡有陽性色彩明顯的名字，但除了胡、趙二人，卻沒有取義陽光的字樣。從這裡也可以看得出來，胡、趙時期，是中共與自己本性很不同的一段時期。第二，儘管這樣，他們卻並不可能改變中共；最終還是中共這個陰人黨搞掉了胡、趙。就此來看，那些寄望中共有朝一日幡然悔改、另開局面的想法，從玄學上也是完全說不通的。

　　小平小陰，過渡人物

　　搞掉華、胡、趙三位的，就是在毛之後實際掌握中共大權的鄧小平。從名字上看，「鄧小平」也是個比較怪的案例，總體屬性是毫無疑問的陰，但卻陰得不嚴重、不明顯。說不嚴重，是因為「小」字屬陰，如同「大」字屬陽，但畢竟是個小陰；說不明顯，是因為這個名字也有一點兒水氣，那就是「平」字諧音「瓶」，是裝水的物件。事實上，終老鄧之年，民間是用「瓶子」來指代他的，當年大學生抗議往往摔碎瓶子，藉以發泄對老鄧的不滿。可是，這點兒水，有好多層的限制。首先，這水是在瓶子裡，這個限制很直接、很實在；就老鄧的名字來看，連「瓶」字也是隱藏的，於是又有一層限制；接下來，這瓶子是「小平」，裝水充其量也裝不了多少，更是第三層限制。所以，老鄧一輩子當不了中共的第一把手，並非沒有玄學上的根據。

　　當然，這一點水性、陰氣，在中共這個陰黨之中，已經足以鎮剋華國鋒這樣的陽剛名字，還可以顛覆胡耀邦、趙紫陽的陽光世界。在多層意義上，鄧小平只是一個過渡人物。從毛澤東的禍水泛濫，到毛之後的中共，至少在八十年代小有收斂，「水進瓶中」就是一個直截了當的玄學標誌。但是，禍水並未斷絕，仍然存在小瓶子之中，是可以保存、接續的。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中共不僅回復了老毛殘民以逞的本性，而且變本加厲到把坦克開上北京大街來屠殺民眾。這樣的十足陰毒，也是鄧小平這樣的名字所不能充分顯示的了。接下來，中共的一把手，其名字就回到了老毛的路子上去，不僅直接包藏禍水，而且水勢洶湧。江澤民、胡錦濤，這就是我們要在接下來的「末篇」裡所要分析的了。

（待續）

到底是誰的罪錯─文革人物聶元梓的晚景與反思

云舟子

　　十一前夕，前往醫院去探望因急性肺炎而住院的聶元梓。一搭訕，已經米壽之年（八十八歲）的老人又把話題提到往事上去了。回首前塵，她真是有一肚子的委屈與埋怨。
　　毛澤東最恨知識分子

　　回顧歷史，聶元梓認為，毛澤東最恨知識分子，因為與北大有宿怨，這是因為他早年在北大圖書館登錄室勤工儉學時，曾受到代理館長張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為毛的字體潦草，張還要他重新再填寫一?圖書卡片。延安時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詢問張申府的情況，解放之後，他幾次提到「張申府、張老闆面色很難看啊」。所以，張申府於建國前因為第三條道路被開除民盟成為人民公敵，一九五七年又被打成右派，都與此有關聯。

　　據史料記載，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間，北大教職工打成右派的九十人，學生右派四百二十一人，共計五百一十一人。但毛澤東不高興了，嫌北大當時的校黨委書記江隆基手太軟，就把鐵道部的陸平派來擔任校黨委書記。到了這年十月以及來年春季，不少的單位已開始對右派進行甄別，就是給明顯搞錯的、不是右派的人摘帽，可北大卻反其道而行之，偏偏又搞了一場「右派補課」，補劃右派一百七十三人，總數達到了六百九十九人，其中教職工一百一十人，學生五百八十九人。

　　聶元梓回憶，文革初起，各個院校都有造反組織，可毛澤東偏偏選定了北大作為他的「文革策源地」，是有一定目的的，還是想報當年的一箭之仇。當時，有人在北大歷史系貼出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被監督北大文革的李訥匯報給毛澤東聽了，毛澤東說：「什麼池淺王八多，要改一個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並且讓女兒李訥向聶元梓傳達了這句原話。一個「深」字不要緊，運動又火上澆油似地升級了。儘管如此，毛還是不滿意，到了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毛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四大領袖」，直接對聶元梓說，「最近有些學校鬥了些黑幫，畫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幾個，就那麼點黑幫？我看不止那一點吧。」到了這年年底的十二月十八日夜，北京大學副校長、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夫妻雙雙吃下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也是熬不過去的結果。

　　認為自己是政治判決

　　到了今年，應該是聶元梓退出歷史政治舞台的四十年的日子。她說，拿這場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來說，該由誰來承擔歷史的罪錯？是被人稱為「五個指頭」大拇指即發動者毛澤東的罪錯，還是林彪、四人幫的罪錯，甚或是我們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領袖」的罪錯？誰又能知道，一個被全國上下視為「造反第一人」的聶元梓，僅僅兩年之後，就被江青說成是「聶元梓太驕傲，誰的話都不聽，叫她反右她反左」，就把我給逐出中國的政治舞台了。

　　對待歷史，聶元梓認為，十年文革等同於十年浩劫、十年夢魘。可是，發動者還是萬眾景仰的「英明領袖」；黨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舉手贊同文革的領導人反倒成了受害者、甚至還要加害別人；有的造反派頭頭如季羨林竟還成了聲名顯赫「國學大師」。一個國家與一個黨的罪錯，就這樣利用「政治替罪羊」的審判方式，輕而易舉地算在我們幾個人身上了，難道這就是官方刻意營造的歷史，距離客觀公正又有多遠？在我有期徒刑十七年的判決書上，清清楚楚地寫道：「本庭確認，被告人聶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積極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參與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的陰謀活動。」十年文革，政治風雲瞬息萬變，人事滄桑白雲蒼狗，其後的八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監禁中渡過的，如果有正常歷史思維的話，請問：文革初期，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形成了嗎？如果沒有形成，當初我所追隨的，又是什麼「集團」？判決書上為什麼非要把我與這後來才有的兩個集團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與鄧樸方跳樓一案無關

　　鄧小平曾說過，一看到聶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樓的大兒子鄧樸方。所以，這也決定了聶元梓一案不讓上訴，不讓證人出庭這些違背法律的政治判決。聶元梓叫屈說，鄧樸方的跳樓致殘，與我有關嗎？且看鄧小平的女兒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的講述：「八月末的一天，是令我們銘心刻骨的一天。鄧楠回來告訴我們，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時跳樓以示最後的抗議。」時間是八月末，也就是工宣隊進校十天以後的事情，而據《北京大學紀事》記載：「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九日軍宣隊進入北大後，從此北大的一切權力，特別是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權力，統統歸宣傳隊行使。」此時的我，也已經失去自由被隔離審查批鬥了，與鄧樸方的跳樓有什麼關係？

　　更可笑的是，判決書認定：「一九六八年四月七日，在被告人聶元梓指使下，在校內製造了『反革命小集團』冤案，致使多人受傷，其中鄧樸方下身癱瘓、終身殘廢。」於是，硬把這件事情的發生時間提前了將近五個月。什麼叫「人治」，什麼叫「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於此可略窺一斑。現在的鄧樸方先生，已經廁身政協副主席這樣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了，他心裡應該最清楚，到底是誰逼迫他跳了樓？這裡面除了那個瘋狂的時代和不正常的體制之外，還應該包括他的父親、即身為黨的總書記也舉手贊同中共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鄧小平本人。

　　最大願望是回北大

　　當年的「五大領袖」，除去譚厚蘭早逝，其餘的三人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各有事業。聶元梓本人經過多方申訴，現歸北京市民政局救助扶困，暫借其住房兩間，每月有一千多元的生活費，看病按離休人員待遇報銷。但聶元梓認為，在高消費的北京，這點待遇遠遠不夠，也就是僱用一個保姆的工資。北京市有明文規定，像我這樣提前假釋、喪失勞動能力的人，應該由原單位接受，但我多年來屢屢給北大、國家教委甚至胡錦濤寫信，要求按照國家政策，還由北大來接受我，可迄今仍無下文。我又曾一度要聘請大律師張思之先生，狀告北大校長許智宏，可惜已精力不逮了。

　　聶元梓說，她已經擬好了給國家副主席習近平的一封信，申訴自己的現狀與委屈。她說，她與習副主席的母親齊心是延安時代的同學，看看能否起點作用。「我沒有別的奢望，就是想回北大，讓人生有個歸宿。儘管我有罪錯，可我還是一九三七年便參加抗戰的老革命，也是一個北大人啊。」

　　看著眼前這個白髮皤然、步履蹣跚的老太太，不禁讓人泛起一絲苦笑。說實在話，在一個幾十年來已經習慣了對政治替罪羊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體制內，作為正常人的倫理良知與道德底線已經完全失守，所以是很難指望一封信或是一個老同學，就能使自己的境遇得到改善的。誠如前些年筆者為她寫的一首「打油詩」所描述的那樣：

　　皤然蹣跚老太婆，當年領唱造反歌。

　　「何其好也」大字報，鳥盡弓藏入網羅。

雞犬漫天競沐猴（詩詞二首）

（大陸）
鮑　彤
　 詠史

　　喋血江山意未休，陣營總要一個頭。

　　年年爭鬥爭頭位，日日讚歌讚上游。

　　一黨一人能領導，百家百姓敝籠囚。

　　栽成萬代搖錢樹，雞犬漫天競沐猴。

　　遊仙　套宋人詞

　　憶昔午橋橋上飲，笑談多是豪英。

　　長溝流月去無聲。

　　杏花疏影裡，吹笛到天明。

　　二十餘年無一夢，不癡未死不驚。

　　不從井底卜陰晴。

　　風雲開變局，潮汐定三更。

　　（附注：上月中旬美國西東大學、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中華學人聯誼會，為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舉辦了一場「中國的歷史教訓與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會議組織者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書、中央委員、中央政改辦主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鮑彤先生發了邀請，但是鮑先生目前在中國大陸正遭受著全方位的嚴密監控，因此只能通過詩詞表達「參與」之意。」

不痴不驚卜陰晴

（大陸）
姚監復

　　宋永毅、張偉國、吳國光二○○八年七月約請鮑彤參與十月在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召開的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鑒於大陸正在批判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普世價值之際，公民鮑彤不可能與會，特寫詩詞參與。不知何故，在會議結束、曲終人散後，張偉國、吳國光才收到鮑彤十月二十一日寫的文稿。偉國囑本人「作個注釋」，不敢當。現試寫一點雜感，拋磚為了引玉。
　　一、鮑彤參與會議：會前未收到，現在公開發表的鮑彤詩詞表明，他真心希望與會，以文會友明志。本人代表鮑彤特向會議表示祝賀與謝意。信息時代，可封鎖人身，但不能封鎖思想。鮑彤本人不能與會，但是他的思想與會了。

　　二、國家農奴與兩極分化：鮑彤《?史》，「一黨一人」。獨裁專制領導體制；皇權思想一黨制，使人民公社的社員淪為國家農奴（萬里語），全國公民是坐囚籠的奴隸。近三十年，市場經濟加上「四項原則」，培育出中國的官僚權貴資產階層，剝奪農民，土地、勞動、工農產品的剪刀差成了各級官員──新地主階層和中外開發商的搖錢樹，造成兩極分化、官員腐化，機關黑社會化的今古奇觀。雞犬升天，沐猴而冠，司空見慣，見怪不怪。

　　三、深情憶舊、政改往事：鮑彤曾著文廠橋憶舊，胡趙當政、鮑彤主持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期間，在今日金台賓館原址，同嚴家祺、蘇紹智、陳一諮、吳國光等精英徹夜議論，起草政改方案，提交十三大。鄧小平一言九鼎，「絕不搞西方三權鼎立」，政改方案難出籠，八九風波後，政改只能簡政，絕口不談「黨政分開」。豪英吹笛無聲，如夢。

　　四、咸予改革：鮑彤公民，似無公民由由，故稱「井底」，但思路敏捷，見解獨特、深刻。我來美前，見鮑彤時，他寫了「咸（都）予（參予）改革」四字給我。百年前康梁變法失敗，光緒被囚，譚嗣同被斬，康梁出走異國。但慈禧接過變法內容，部分付諸實施，大小官員全成了改革派。一九八九年後，歷史重演，改革者下野，被殺、關、管，而殺改革者、反改革人士今天全是改革家，將在十二月大慶改革三十年成為英雄好漢。歷史劇，第一次為悲劇，第二次重演必為鬧劇、笑劇、諷刺劇。

　　五、風雨陰晴難卜：我請鮑彤預測未來，笑而不答，不卜陰晴。閒談中他講過（大意），「共產黨不會很快滅亡，因為它把中國最好的人盡量吸收入黨，同時也把中國最壞的人（如江青）吸收入黨了」。政治事件是偶然事件，而經濟問題是經常性的影響全體人民的全局性問題。如果經濟上出現大問題，將誘發深層的能量極大的社會、政治、民族、思想、文化等潛在矛盾，如引起多重共振，可能造成危機。那時，風雲變局更難預測。

　　因此，有智慧的當權派將選擇在經濟大風暴未發生、社會大海嘯到來之前的有利時機，及時推動政改，平反三十年來的新?案，釋放鬱積的怨氣與怒火，緩解各種潛伏的與暴露的社會矛盾。首先放開言論，給予言論自由。高壓鍋的減壓閥不宜堵死，才能保住高壓鍋。

　　奧運期間允許外國記者有採訪自由，中國人第一次由政府明文規定，有了被外國記者採訪的自由，這種奧運自由在奧運後能保留是好事。同時，希望這種新聞自由下的中國新聞不僅能「出口」，而且可「內銷」；也希望中國記者能享有外國記者同樣的自由度，可以採訪任何公民，包括鮑彤。我相信，我的同齡人──公民鮑彤終有一天能有親自參與國際會議的自由，而不僅僅是送上杏花疏影的詩詞。年年歲歲同一夢，不癡不驚，於無聲處待天明。

二○○八年十一月十日於波士頓

探索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道悲劇：大饑荒─記《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

王　屏

　　今年十月十六至十九日，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中華學人聯誼會，在新澤西和紐約合作召開了一個名為《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國際研討會。會議的宗旨是對上述中國當代史上這兩個相隔久遠但有密切相關的重大歷史事件──大躍進和改革開放──進行嚴肅認真的探討。這次研討會有近六十名學者參加，其中有不少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之中有近年來揭露大躍進──大饑荒真相的著名學者，還有中國大陸自由派學者的領軍人物，如楊繼繩、姚監復、李若建、余習廣、王東渝、胡杰、秦暉、劉軍寧、崔衛平、盧躍剛、王天成等十餘人。出席會議的北美學者有吳國光、丁抒、文貫中、宋永毅、陳意新、金和輝、張躍宏、李明珠、嚴家祺、程曉農、何清漣、陳奎德、胡平、夏明、郭建、王軍濤、王丹、謝選駿、何曉清等近四十人。
　　會議的第一個主題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中國大躍進∕大饑荒，它導致了近四千萬的中國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對比二十世紀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直接死亡人數（大約分別為一千萬和三千萬），這場在和平時期完全由政治運動導致的大規模的「人禍」，確實是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道悲劇。

　　承辦這場研討會的美國西東大學校長羅伯特·西任教士和商學院院長凱琳·鮑羅芙博士都表示：儘管他們都不是中國研究專家，但這麼大的人道悲劇全人類都有職責吸取歷史教訓。為此，西東大學堅決支持這一國際研討會。在會議的開幕式上，他們都向與會代表致以熱情洋溢的歡迎詞。

　　探索二十世紀最大悲劇的第一個國際研討會

　　雖然中共的執政者對大躍進∕大饑荒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持否定態度，但是他們從來不鼓勵學者認真地研究這一歷史的悲劇。為此，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講座教授、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董事長林培瑞博士在他的歡迎詞中指出：「我一直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躍進看得不夠重要。僅以非正常死亡率來衡量，大躍進──大饑荒中死去的無辜的中國老百姓的總數要比文革死去的總數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話，這個比率自然還更大。但譴責大躍進的文字也一樣多二十倍嗎？很可惜不是。……我們在反省的時候，這恐怕也是一個應該反省的問題。」他的批評是中肯的。會議作為全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個以大躍進∕大饑荒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也正是這樣一種反省的結果。

　　今年以來，對這一主題的研究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原新華社高級記者、現《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在香港出版了有關大饑荒研究的上下兩冊的專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記實》。這部由他潛心調查寫作二十年的一百一十萬字的巨作，不僅引用了大量被嚴格保密的檔案材料和他對許多中共高級幹部的獨家採訪，更對四川、安徽、甘肅等十一個重災區作了慎密的描述和研究。這一著作已經被學界不少知名學者認為是「一部可以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

　　會議的第一個議題是「五十年後再看大躍進∕大饑荒」，第一個演講者就是楊繼繩。他的論文以《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為題，算出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和少出生人數分別為三千六百萬人和約四千萬人。大饑荒使中國損失人口共約七千六百萬。第二位演講者美國明尼蘇達若曼學院丁抒教授，他早在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本中文專著《人禍：大躍進和大饑荒》。這次他的論文題為《大躍進∕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數的下限》。他通過「逐年出生數」、「正常死亡率」和「統計局發表的人口數」計算出全國在大饑荒期間（一九五八──一九六二）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三千五百萬。值得一提的是：楊、丁兩位都是文革中於清華大學畢業的理工科學生。他們最後都棄工從文，以科學家鍥而不捨的精神來研究中國當代史的敏感課題，真實地記錄了歷史。為此，這一小組的主持人、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宋永毅教授指出：「恐怕後人會看到：清華大學對中國歷史的最大貢獻不是出了胡錦濤，而是出了楊繼繩和丁抒！」這一評語得到了所有與會者的熱烈鼓掌。

　　大饑荒發生的直接原因

　　毫無疑問，由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有多種原因，如政治上的專制、領袖人物的野心和經濟上的極端浮誇。如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所指出，如果中國當時實行民主制度，這樣規模的饑荒是不可能的。美國三一學院文貫中教授在他的論文《再論公社食堂在大饑荒中的謀殺性角色：沒有退出自由的強制性大鍋飯》中指出：「森所說的民主制度可以認為是在當代避免饑荒的重要條件。但是如果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層次上，我們還是不能回答以下問題。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六○年代實行民主制的國家畢竟是少數，大部分是專制國家。為什麼這些專制國家並沒有都發生饑荒呢？」他認為：「公社食堂在大饑荒中扮演了謀殺性的角色。首先，它所實行的所謂吃飯不要錢，誘使農民過多、過快地消耗了糧食，使本來應該能夠使農民支撐到一九五九年年中夏糧下來的時候的糧食，早在一九五八年的冬天，或在一九五九年的早春就消耗殆盡，從而觸發饑荒。同時，以當年中國農村的生產水平，所謂農業收入，主要就是能夠滿足生存的口糧。公社食堂控制了農民的口糧，其實也就控制了農民最主要的收入。」

　　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余習廣先生認為：廬山會議以後的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饑荒的直接原因。在一九五九年大減產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各級幹部或為了邀功請賞，或是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昧著良心說實現了「更大躍進」。報高產引起高徵購和殘酷的「反瞞產」，結果人為地製造了大饑荒。

　　普遍的浮誇和狂熱的造假，毫無疑問是大饑荒的重要中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宋永毅教授論文題為《恐懼和造假：從「肅反大躍進」到高產「辯論會」》。他從一九五八年的肅反大躍進、強過一九五七年的政治運動密度、是中共黨史上抓「反黨集團」最多的一年等幾個方面說明，正是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才製造了一種瀰漫於全社會的「恐懼和造假」。廣東中山大學教授李若建的演講也是同一課題。他的論文《趨利避害：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官員造假研究》，從高指標、高壓出發，論文分析了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官員造假基礎，指出造假成為官場的一種遊戲規則，趨利避害是官員的正常行為。論文分析了幾類造假動機和幾種官員的造假，最後指出指標考核弊病的危害。

　　紐約州立大學巴法羅分校的張躍宏教授提出了「毛澤東究竟喜不喜歡下面的官員造假？」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與會的不少學者認為：（一）毛對此取的是完全的實用主義態度，他只看造假是否有利於他在黨內鬥爭中的地位；（二）他歷來寧左勿右，好大喜功；（三）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了真話，還提出講真話會「吃小虧」和「佔大便宜」的道理，得罪了毛。結果劉的「虧」實在吃得太大了：他在文革中招來殺身之禍，乃至死無葬身之地……劉少奇極具諷刺意義的個人命運，進一步從反面揭示了在中共體制的實際價值取向：說謊造假永遠有利可圖，而講真話則一定會付出極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價。

　　製造大饑荒的禍首

　　對於大饑荒中毛澤東的責任，美國普林斯頓學社的陳奎德博士的論文《問責：三年大饑荒與毛澤東之責》首先從「責任倫理」和「意圖倫理」的區分中進行分析。他認為：判斷政治人物的倫理標準，首要的是「責任倫理」。陳奎德還力舉史實指出：大饑荒不是毛澤東錯誤政策的「無意後果」而是「故意製造的死亡」。對這一課題，海外大饑荒網站（www.chinafamine.net）的主辦人金和輝博士在他的論文《力倡與小糾：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政策認知和選擇》裡作了較為仔細的分析。他認為：「毛澤東對大躍進政策及其後果的認知，大體上經過了相互關聯三個階段。從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這是『力倡』階段，他通過大力倡導浮誇風、共產風等等，大搞群眾運動，調動熱情，排除反對，認為可以藉此創造趕英超美的經濟奇蹟。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廬山會議前期，屬於『糾正和檢查』階段，他對前段時間狂熱政策小作調整，整頓組織，展開核算，自以為可以藉此發現真實的躍進成果，並且加以鞏固。第三階段是廬山會議衝突之後，他自覺已無退路，既要維護大躍進政策的正確性不容懷疑，同時又不得不對災難性的現實後果作出讓步，於是他採取了自欺欺人的認知策略，一面作現實退卻，一面用謊言來維護自己和黨的權威。」

　　來自四川的著名作家、記者王東渝先生的論文題為《大躍進時期四川大饑荒的特殊成因》。他指出：四川省是中國大饑荒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死亡人數在一千萬到一千二百萬之間，約佔全國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之所以導致如此巨大的災難，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於：建國伊始到大躍進期間，四川的糧食徵收量和外調量均為全國最高，而農民的口糧標準卻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統攬地方大權的李井泉是毛的親信，他全力效忠毛澤東的大躍進路線，頑固推行極左的政策；中央對四川的糧食等農產品外調施加了強大的壓力，甚至不惜以四川農民的性命為代價，四川因此成為大躍進的重災區。

　　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大饑荒

　　美國斯瓦斯莫學院歷史系教授李明珠是英文學界研究中國饑荒史的專家，她的英文論文《從歷史和比較的角度分析大饑荒》指出：在明清兩代，中國的皇帝視自己為百姓的父母，對賑災和饑荒無不盡心盡力。僅清朝，皇帝們因為自然災荒而發的「罪己詔」就達三百多次。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完全是「人禍」導致，但是毛澤東及中共的執政者從不發「罪己詔」，比封建皇帝大為不如。李教授進一步對比了中國的大饑荒和前蘇聯在烏克蘭的大饑荒，指出：數百萬乃至數千萬人的餓死畢竟是專制政權的錯誤政策所致，還因為饑荒發生後他們都刻意「保密」，寧可餓死成千上萬的老百姓也要保密。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歷史系的陳意新教授則對大躍進∕大饑荒中安徽和江西的非正常死亡情況作了微觀的比較。這兩個省的地域人口相似，但前者死了六百三十三萬人，而後者只死了十八萬人。他提出的問題是：在同樣的政策條件下省際之間的死亡率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差距？他的研究表明：安徽省第一書記曾希聖作為毛的親信，在安徽建立了「專制型領導權」，他缺乏地方聯繫；他的政治激進主義沒有受到任何限制。而江西的楊尚奎、邵式平、方志純等人非但建立了一個「合作型的領導權」，還通過「緊密的地方聯繫」及時瞭解了底層的實情，進行了救災。

　　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研究員任不寐先生的發言《大饑荒與當代災民理性》從哲學的角度對大饑荒的後果進行了一些思辨，他指出：中國歷史上的大饑荒在當代獲得了新的特徵，即「掌權者的個人責任，使災變徹底擁有了『人禍』的品質」。而饑荒發生以後，又有了更新的特徵：「在古代，饑荒之後是荒政，而在當代，災難之後是恩政──權力在災民那裡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成為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機──恩人當執政。」

　　會議雖然已經結束了，但所有這些有意義的思考和問題，都將伴隨著這第一個關於中國大躍進∕大饑荒的國際研討會的結束而開始更深入地研究下去。

江澤民時代敗壞了整個中華民族─沙葉新感動人的幾個新細節

（大陸）
朱健國

　　幸遇先生沙
　　沙葉新先生是感天動地的思想勇士，我以為他理當是二○○八年度「感動中國的人」。

　　「男兒自有真」。從師從恩師黃佐臨啟蒙，到青出於藍別樹一幟，從話劇創作走向思想衝刺，從體制內黨文化走向體制外自由共生，從回民傳統走向普世價值，沙葉新不斷刷新其真話真情真知真理的「挖祖墳」感召力。上世紀八十年代，他逆鱗「太祖」的代表作是欽禁話劇《假如我是真的》；新世紀，其血熱中華的「命運交響曲」是療治中國偽現代化後極權時代的「四化」雄文：《「表態」文化》、《「檢討」文化》、《「宣傳」文化》、《「腐敗」文化》；新近，更有「天譴論」、「毒奶問」讓天下風走而響應……

　　沙葉新打破將藝術、學術與思想探索對立的二元論，既不排斥「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也沒有「為昭示後世計，自藏其鋒芒」，對李慎之、王元化皆心儀不已，一面以《風雨蒼黃五十年》為旗幟，跳出壕塹大寫抨擊時弊「四化」雄文，一面繼續創作《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幸遇先生蔡》等新話劇，以《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四輯戲劇卷主編主持三十年話劇改革研究，沙先生可謂融作家、學者與戰士於一身，文武雙全。

　　即便有了這樣強烈的感動背景，近日與沙葉新先生相見，仍然又有刻骨銘心的新感動，油然「喜此時幸遇先生沙」。 沙葉新有話劇名為《幸遇先生蔡》，說的是蔡元培創立北大精神的故事，劇名借用老「北大校歌」之歌詞。

　　此時，讀過余秋雨的「含淚」說，看過其食言「拒絕一切官方榮譽」而伏謝欽賜「大師」稱號，自我宣佈「余秋雨故居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上海文化界的三千年未有之犬儒讓人何等悲哀！但二○○八年十月十四日下午，這一悲觀得到改變，其時到上海探望病中的沙葉新先生，兩小時開懷放談，一次次深深敬歎。

　　我想，沙葉新先生對上海文化界犬儒化的力挽狂瀾，也足以讓上海人「喜此時幸遇先生沙」。

　　民諺：「一娘養九子，九子九個樣」，大上海豈能任由「含淚的余秋雨」邀寵搖尾？在「自由朱學勤」之外，還有「獨立沙葉新」！二人聯袂冒險發表「天譴論」，狙擊「余含淚」御用新潮，朱、沙二人似乎決意構建上海新的「自由精神雙子座」。

　　與歷史照片比，年近七十的沙葉新瘦了不少，但與動手術和化療前相比，只是面色略有疲乏，好在雙目仍炯，壯志依然。依舊幽默，依舊俏皮，依舊勇於「圖窮匕見」，真知灼見，「大珠小珠落玉盤」。好漢不提當年勇。三十年銳氣不減，三十年自由不羈，這才是「我心永遠」！一個人一時智勇不難，難的是三十年始終銳不可當！這才是路遙知馬力，這才是百煉成鋼。回顧起來，沙葉新先生讓我感動的新細節，歷歷在目。

　　江澤民時代敗壞整個中華民族

　　沙葉新先生自以話劇《假如我是真的》轟動海內外起，就以說真話而聞名於世。連名片上都是別具一格的真話：「沙葉新──上海人民藝術院院長──暫時的；劇作家──長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員，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掛名的。」

　　只有相逢說真話者，才會有強烈的「讀書不如訪談」之感慨。當說到前中共江總書記時，沙葉新竟然毫不留情地說：「江澤民時代敗壞了整個一個（中華）民族！」──一個新感動頓時流遍我的全身：沙葉新還是一個體制內的中共黨員啊！以他在體制內六十年的體驗，以他的大智慧，不可能不知，江雖然退下來了，其實還有太上皇之威啊！縱然沙葉新的兒子在美國，可他和夫人還生活在「上海幫」嚴密控制的上海灘啊！如此逆鱗太上皇，要準備擔當多大風險！難怪有人懷疑，發病之前還能在冬天洗冷水澡的沙葉新，是否因為「過激言論」而「病從口入」呢？

　　他明知這不是閒聊，而是接受正式採訪，面對著攝像機、錄音機和照相機，如此清晰地「犯上」，且不斷重複，這可是「文死諫」者也要猶豫的。沙葉新如此「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不啻是對天下犬儒焦大的當頭棒喝！除了「余含淚」之流，誰能不感動？

　　在震撼人心的《「腐敗」文化》中，沙葉新曾手捧赤心：「上海是一個虎穴，還有一個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嚇一跳，說我膽敢懷疑政治局？我說，為何不能懷疑政治局？他說，這種話你怎麼能說？我說，為什麼不能說？聞一多有首詩：『有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禍，有一句話能點得著火。』如果一句話能點起反腐的正義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禍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國總要有人說話，哪怕五千年都沒有說破，如今也要說；如果不說，誰能猜得透火山的緘默？如果火山一旦爆發，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禍，而是國家之禍，是民族之禍，是蒼生之禍！」現在他說「江澤民時代敗壞了整個一個（中華）民族」，再次證明他英雄到老不入佛！英雄雖病刀不老！

　　「一個不允許別人對他說『不』的人，絕不可交；一個不允許別人對他說『不』的民族，也難以為友。」沙葉新有此名言，自然批評無禁區，對任何人都敢於說不。哪怕是昔日同學好友！哪怕是今日太上皇！哪怕是「六四」時坦克隆隆，他也為死去的無辜者公開帶了三天黑紗！

　　沙葉新志願「天下無敵」，從不將任何人視為仇敵，他充滿醫治一切「精神病人」的「懸壺」情懷。

　　上海盛產「二丑藝術」

　　為何「上海是一個虎穴」？其時我們談到上海文化和上海文化人，對話是這樣的──

　　朱：你對上海文化界改革開放三十年怎麼看？為何「上海是一個虎穴」？

　　沙：上海不是領時代之潮流的，至少這三十年，它是起了個壞作用的。上海是一個商業城市，他們都說我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話，包括上海文人，上海人他只做無本的生意，只敢於做無本的生意。

　　朱：上海文化人首先選擇保險、安全、有大利益的事情？

　　沙：上海人不願意做無利的買賣，他明哲保身，他要將本求利，他要精打細算。他只能是什麼呢？他只能是這樣做，包括上海文人也是這樣的：他可以在文人面前講講官府怎麼樣，在官府面前他可以罵罵文人，哎呀！這人怎麼怎麼！

　　朱：就是魯迅說的「二花臉」那種人？上海盛產「二丑藝術」？

　　沙：叫「二丑」嘛！魯迅先生就是在上海寫的《二丑藝術》嘛！這個現在也是這樣的啊，（上海文人）他假如說要敢說話的時候，他有兩個條件：一個條件就是我是安全的，其次是一定要有利益，利益第一。你要妨礙我的利益，那就不行了。這是很典型的上海人，這就是上海這個城市。現在這種體制之下，上海同是一個太陽照著，同是一個黨領導，在這樣的後極權時代，你說它怎麼可能領時代之風騷呢?!不可能的。就是像我這樣的人，也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大家都說我了不起什麼的，是因為上海整個的文化土壤、空氣一塌糊塗，才顯得我像芝麻裡面的一顆綠豆。不，不合適，我不過是綠豆裡的芝麻一樣。

　　朱：你這樣謙虛！你既不是生在上海的上海人，也與你所說的許多上海文人完全不一樣。魯迅說皮日休是「一塌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芒」，你是上海這個「一塌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芒」！

　　沙：我認為上海它總體上是這樣（一塌糊塗的泥塘）。

　　朱：雖然你遵從「連眼珠也不轉過去」的輕蔑法，不願公開提及「余含淚」，但你關於上海文人做事一求安全二圖大利的兩點概括，可能真正抓住了余秋雨之類上海文人的本質了。

　　沙：當然這和整個國家都有關係。九十年代之後，由於共產黨為了使自己的合法性能站住腳，小平就講「停止爭論」，他就是想要把經濟搞上去，來取得它的合法地位。但是，後極權時代一個最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政治上（的專制）它絕對不會放棄，儘管它已鬆動很多了。

　　朱：就是說，中共已從以信仰、理想、民主、公平為立國之本，衰落為以經濟建設的成效作為它的政權合法性，即使這種「經濟建設」以犧牲當代百姓的自由與健康，犧牲未來子孫的立足之地為代價，也在所不惜。

　　沙：那麼這就會影響整個社會，影響整個臣民吧，它這個目的是明確的。於是對知識分子的籠絡、拉攏、腐蝕，在九十年代是最為嚴重的，高校的腐敗都是駭人聽聞的。

　　朱：當年以反右、文革殘害知識分子，是政治腐敗；現在以高薪獎金博導教授等等名利腐蝕知識分子，是經濟腐敗，六十年來的新中國，知識分子始終在遭受腐敗專制的摧殘。現在的高校腐敗其實是執政黨毒害知識分子的標誌。

　　沙：是啊，今天的知識分子，包括高校的知識分子，本是文化的傳承者，但這些人都腐敗了，還有什麼文化可言哪?!

　　朱：上海的高校腐敗與外地相比，有什麼特點呢？

　　沙：我沒做過比較，但是我非常關注這個事，前不久跟鄧正來先生在一起吃飯，他專門跟我講了這個高校腐敗，所以我也很關注。今年我在香港做了兩次演講，一次是給香港教會大學，一次是給尖沙嘴的文化中心，其中都涉及到教育腐敗，但是我這還是只能叫「隔靴搔癢」，因為我畢竟很久沒有去過大學，但是他們是個中人啊，都是在什麼吉林大學啊、什麼北京大學工作過的，他們講起來是有根有據的，那真是駭人聽聞。鄧正來先生講，在高校，首先（研究課題）項目權是掌握在領導手裡，你是政治上可靠、聽話的人，就把項目給你，這些項目有些幾百萬，有些幾十萬的。

　　朱：項目的承擔者就可從項目經費中得到出國等等好處，就像官僚一樣可以公款報銷「吃喝嫖賭」。現在高校通過這種項目腐敗來籠絡和牢牢控制一些知識分子。許多犬儒和「焦大」，就是這樣產生的。

　　沙：還有很多手段，項目是其中之一，還有職稱。

　　朱：對，還有職稱，一個博導，就可讓好多人變節投降。

　　沙：這個我不是專業的，你在網上可以搜一搜。職稱它是這樣有牽制力，子女也那個樣，你的子女能不能讀大學，是每個教授、每個知識分子都切身關心的。

　　朱：是啊，像趙紫陽那樣甘願犧牲家人的確實少，連胡耀邦也因考慮到兒子的仕途，而不得不違心做檢查。

　　沙：哎，你子女讀哪個學校都是有關係的。評職稱也是這樣的，你說，現在怎麼博導那麼多?!

　　朱：今天的整體腐敗可說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三個代表」帶來了三聚氰胺

　　沙：我的好朋友董健先生，南京大學副校長，（上個月）二十三號到「嶺南大講堂」，主要是講教育腐敗。

　　朱：董健先生在總結三十年改革和大學教育現狀的基礎上，對大學官僚化、學術腐敗進行有力鞭撻。

　　沙：學校應該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連學校都腐敗，你說中國還有什麼希望，培養什麼學生啊！

　　朱：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今日連根都腐敗了！

　　沙：而且他們（大學教授）又是文化的承擔者和延續者，將來的知識分子都是從他們那裡出來的，他們是在社會上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你說還有什麼希望？九十年代，我一直認為，江澤民那個時候是敗壞了整個一個民族。

　　朱：江澤民時代敗壞了整個中華民族?!你認為文化腐敗、教育腐敗、知識分子腐敗的主要責任，是在於執政黨的腐敗，主要起源於江澤民時代？

　　沙：哎，我認為他（江澤民）是民族的罪人，我是這樣認為，他敗壞了一個民族！

　　朱：按說，他還有一點西方文化的底子和民國文化的底子啊！這個人還是見過一些世面的呀？

　　沙：他（江澤民）淺薄！

　　朱：他喜歡賣弄作秀？彈彈鋼琴、拼湊七律……

　　沙：我跟他有幾面之交，那個虛偽的表情，唯恐在洋人面前……

　　朱：江在上海主政的時候，可能想過請教你？想以對你「不恥下問」表示「尊重人才」，「親近知識分子」？

　　沙：他那時候說，在上海只認識兩個作家：一個白樺，一個沙葉新，這是他親口講的。

　　朱：他似乎知道你的分量與影響，但後來真心喜歡信任的卻是「余含淚」之流。如若他真心敬重你這樣敢於說真話的「童心小孩」，中國今天可能不至於全國食品一片毒，毒奶毒蛋遍地了，「三個代表」帶來了三聚氰胺！

　　胡溫時期，黨倒成弱勢了

　　沙：政治上的江澤民，文化上的某某某（余秋雨）是一丘之貉。

　　朱：你這話太精闢了！如果客觀地比較，胡溫時代和江時代，到底哪個要強一點呢？有人說，可能江時代還稍微強一點，你看呢？

　　沙：還是胡（耀邦）、趙（紫陽）時期要好些。你說的是胡、溫吧？

　　朱：對，我說胡、溫時期和江時期比。那個胡、趙時期肯定是三十年來最好的時期。

　　沙：胡、溫時期，現在是黨倒（成為）了弱勢了。

　　朱：執政黨中共已經到了弱勢時期?!你這話新奇！

　　沙：它（中共）已經是強弩之末，它已經是四處滅火，盡量想修正自己形象，然後在黨內採取折中主義，綜合各方面利益。

　　朱：處於招架守勢了？今天像一九四六年的蔣介石政權一樣，想專制無實力，說民主無真誠。

　　沙：哎，只能招架，難以招架了！強弩之末，招架不住了！

　　朱：你這個診斷也很精闢！

　　沙：他們越來越感到自己的危機。

　　朱：所以他們就對輿論控制得更加緊了？黎明前的黑暗！

　　沙：這是後集權時代的一個典型特徵，都在胡、溫的身上反映出來了。矛盾四起，雖然控制越來越嚴，但裂縫越來越多。你說，像（我們）現在自由主義（的表達），應該來說超過以往了，包括我的文章，自由主義的言論大膽。

　　朱：對，你的《「表態」文化》《「檢討」文化》《「宣傳」文化》《「腐敗」文化》，你發表《支持章詒和！正告鄔書林們！》，這都是以往不可能寫，更不可能發表的「自由化」。從二○○四年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開始，一個體制內人向體制外思維大轉移的大轉折，一年強一年。儘管許多自由思想還不能在大陸紙媒上發表。

　　沙：但是網絡上（的自由）不得了！你看我寫的文章在網絡上，它很少封閉，這也說明空間擴大了。

　　朱：新浪好像對一般人的博客管制嚴格一點。畢竟它有商業追求，擔心你這樣的名人離開新浪會損失眼球。你估計像你的信件（包括電子郵件）、電話，是否有監控？

　　沙：監聽電話，這是公開的秘密啊！

　　朱：白樺曾告訴我，他的電話也是在監控之列。賀衛方就說，今日中國仍然是「警察治國」思維當道。

　　沙：（個人隱私）現在根本就沒法保密了！因為沒有法律來支持。從技術來講，現在監聽是太方便了。

　　朱：雖然當局的表面專制控制加強了，實際上只是一種無可奈何地招架？

　　沙：招架之勢。強弩之末！

　　部長親自來說項

　　朱：你用電腦上網，海外的網能上嗎？

　　沙：可以上，什麼「動態」啊、「無界」啊、「自由門」啊，都可以上。

　　朱：海外的信息你可以收到？

　　沙：可以，像這些他們（有關部門）都知道了，他消滅不了的，我一切都是公開的啊，電腦都可以給他們看的，他們最怕你參加任何組織嘛。哈哈哈……（大笑）

　　朱：但你好像也參加了一個「組織」，我聽說你在去年加入了那個「獨立中文筆會」，你沒有顧忌？你是中共黨員，是中國作協會員，怎麼敢又參加一個中共反對的「獨立中文筆會」？「獨立中文筆會」是自由主義的，有人說它有「民運嫌疑」啊。

　　沙：因為它（「獨立中文筆會」）的宗旨我贊成啊，因為中國也沒有拒絕「國際筆會」啊，這（前幾年）新成立的「獨立中文筆會」，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的吧。

　　朱：「獨立中文筆會」是「國際筆會」的支部，它應該是合法組織。

　　沙：當然是合法組織，因為它的宗旨我同意啊，不分民族、不分政治、不分什麼黨派啊，你只要主張自由創作的人都可以參加。當然我支持這個。

　　朱：你參加「獨立中文筆會」，對它的支持和促進是太大了。就好像一九二七年，許多人因白色恐怖而退出共產黨時，徐特立卻頂風加入中共，對當時的共產黨的支持真是讓人感動。你加入「獨立中文筆會」時，也正是許多自由思想者紛紛向「博導」、「教授」投降當犬儒焦大之際，正是你曾經的同學、好朋友「含淚勸告」冤民不要追究貪官污吏之時。如今連「八○後」、「九○後」也知道加入「中國作協」可得現錢現利……

　　葉：我要跟你講，這個中國作家協會是個御用組織，雖然我也是會員，從來都沒有……而且這是我的權利嘛，我要參加就參加，我不參加就不參加，你管我什麼！

　　朱：你參加「獨立中文筆會」之後，有沒有人來找你談過什麼話？

　　沙：（當然）。我正要再跟你講跟他們的談話。（當時）去了一個小時，很精彩很精彩！我叫它《二月故事》。我呢，現在是因為沒有力氣講了，很精彩……以後你可能看到這篇文章，題目就是《二月故事》。《二月故事》裡面有這細節，他們叫我不要參加。以後會寫出來我發給你好了。

　　朱：謝謝！你何不用口述，找一個助手打字，你這麼大年紀打電腦很累啊！

　　沙：不用的，電腦我可以盲打啦，不累。

　　朱：你近七十的人，電腦比我還打得熟啊！

　　沙：我用電腦比你時間長啊，肯定比你時間長，我最早一個電腦是用AST的，你知道AST電腦嘛？我一直盲打，習慣了。

　　朱：什麼級別的人來找你談呢？

　　沙：（上海市委的）部長級。

　　朱：部長親自來說項？那說明當局高度重視你的這一「叛逆行為」！

　　沙：中央有文件的。

　　朱：不過，你並沒有退出中共，也沒有退出「中國作協」。你實際上是以共生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既希望中共有可能改革得民主憲政，也積極加入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以防中共不可救藥。這樣「一顆紅心兩種準備」，「腳踏兩隻船」，實際上是一種共生主義，對姓資姓社兼收並蓄，取長補短，提高自己的共生度和共生質。這是大可供人參考的新實驗。

　　作為一個共生主義研究者，我非常謝謝你抱病給我講了這樣多共生實踐與感悟！

　　願你提高警惕，注意防病，早日康復！

二○○八年十一月一─三日
於深圳早叫廬

忽悠不動的沉默大多數─加拿大大選所顯示的華人取向

（加拿大）
盛　雪

　　加拿大的聯邦大選和美國總統大選相比，顯得太匆促簡便，也顯得太悄無聲息。從總督宣佈解散國會準備大選，到投票選出新政府和新總理，一共只有三十七天；各黨派候選人也沒有像美國大選那樣要搞一場又一場的轟轟烈烈的競選演說和拉票活動。轉瞬，加拿大人的生活又歸於和諧與寧靜。
　　沉默的華人大多數

　　不過，大選後，有不少華人的心情卻不能平靜，因為投入的情感太厚重，所以放下更不易。此前，加拿大保守黨少數政府執政了兩年零九個月，而這期間發生了不少和華人以及中國相關的事件。保守黨政府一上台就向華裔人頭稅苦主道歉賠償，放下了歷史上遺留的歧視華人的包袱，讓華人感到欣慰。另外的一些事件則包括，二○○六年十一月，總理哈珀出席越南亞太經合首腦高峰會前，對中國人權問題嚴厲表態，不買胡錦濤的賬；稍後，加拿大國會參議院全票通過授予達賴喇嘛榮譽公民稱號；而且，哈珀上台兩年多，遲遲不安排訪華行程；接下來，哈珀表示無意出席北京奧運開幕式。一系列事件，讓大批喜歡遠離祖國以表現愛國的憤老憤青們感到無比鬱悶，紛紛指責哈珀的保守黨政府損害了加中關係。大選伊始，一些華裔選民高調表示，加拿大有一百多萬華人，一定要用手中的選票把保守黨選下去。

　　一時間，類似的言論充斥了中文媒體和網絡。在加拿大出版的中文雜誌《楓華》，在大選月，二○○八年十月號刊登的封面故事是：哈珀擇惡拒華，如何福國利民？內文除了大篇幅的批判文章外，還有侮辱性的漫畫插圖，讓哈珀坐在馬桶上拉肚子，旁邊配有文字說明：對華言論。同時，一些華裔選民也大聲唱好幾位和北京關係很鐵的華裔候選人。

　　日前，我應邀到溫哥華出席國際作家節的活動，有一家老少五口請我吃飯，席間談到溫哥華擁共勢力十分活躍，成群地出沒於報紙、電台、電視、網絡諸多媒體和輿論領域。八十四歲的老人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要好好保重呀，你代表了我們沉默的大多數在發聲。記住，華人社區沉默的始終是大多數，現在他們礙於各種原因，不會站出來公開反共。但是他們也有原則有立場。」

　　親共華裔候選人基本全軍覆沒

　　這次加拿大聯邦大選恰恰證明了沉默的大多數忽悠不得的原則。拿溫哥華地區為例，當地親共的華裔候選人基本全軍覆沒。溫哥華列治文選區的自由黨候選人陳卓愉，自一九九三年進入國會，旋即被委任為聯邦亞太事務國務部長，此後曾三次當選，可謂人脈廣泛、資歷深厚。可惜，他近年來一味討好中共，已經到了不分青紅皂白的地步。在此前的幾次大選中，他每每打出華人牌，呼籲華人選華人。但是人們發現，他並沒有為華人謀什麼福利，倒是把自己變成了中共的座上賓，並在中國開辦生意。這次大選中，他竟然在中文媒體上作廣告，說自己是「龍的傳人」。諷刺的是，陳卓愉最終以八千票之差，慘敗給保守黨候選人，「龍的女傳人」華人黃陳小萍。

　　另外，號稱有可能成為加拿大國會第一位大陸背景的候選人袁薇，代表自由黨參選，一路風風火火，勢不可擋。她所在的選區，是自由黨二十五年的鐵票選區，前任國會議員由於上屆當選後轉黨，被當地選民痛罵，這次決定放棄競選。人們預計，袁薇幾乎躺著都能勝選。可惜，袁薇在一片「只有親中，才能當選」的華文輿論下，亢奮不已地打出了「中國牌」，結果被實力懸殊的新民主黨候選對手擊倒。有時事評論文章稱華裔候選人袁薇慘敗，主要是她的「中共黨代表」情結。她忘記了，自己是在競選加拿大的民意代表，而不是在等待被提拔為中共的中央委員。在選前的一次候選人辯論中，有選民提問，如何看待法輪功受迫害的問題。袁薇回答：「關於法輪功問題，我們的政策是不干預其它國家的內部事務。」

　　另一位來自北京的中國大陸移民陳衛平，以獨立候選人的身份參選。他於去年六月發起創建了「加拿大民族聯盟黨」，成為獨一無二的以族裔為主要特徵的政黨。在大選中更是狂打中國牌。陳衛平雖然是在加拿大華人比例最高的列治文市參選，但只捧回了三百多票。

　　華人中沉默的大多數出於恐懼當前中共已經蔓延到海外的勢力，不願出面展示其政治立場，但是不會說話的選票給了他們沉默表態的權利。

不朽的遇羅克─遇羅錦《一個大童話》序

（美國）
胡　平

　　遇羅克的妹妹，現居德國的遇羅錦女士，在沉寂了二十年後，將這部六十萬言的傳記小說《一個大童話》呈現於讀者面前。
　　一九六六年文革紅八月，「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橫行一時，二十四歲的北京徒工遇羅克寫下長文《出身論》，不僅向那副對聯，而且向中共實行多年的階級路線即出身歧視政策發起了最有力的挑戰。在那個最黑暗的時代，發出了爭取平等與人權的最強音。一個「黑五類」家庭出身的青年，用自己的思想和文字，竟然在當時就造成了震動全國的效應。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沒有先例的。一九六八年一月，遇羅克被捕入獄。一九七○年三月五日，遇羅克被中共當局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殺害，年僅二十七歲。

　　一九七八──七九年，民主牆運動興起，民間刊物《四五論壇》、《今天》與《沃土》等率先發表了頌揚與紀念遇羅克的詩文。這一年的十一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下文為遇羅克平反。第二年夏天，官方刊物《新時期》和《光明日報》發表了關於遇羅克的長篇報道。在一九八○年第三期《當代》文學雜誌上，遇羅錦發表了她的處女作《一個冬天的童話》，引起廣泛好評。但緊接著，由於她那部剛發表就被禁止的小說《春天的童話》以及她的離婚案件，又把作者一下子捲入了巨大爭議的漩渦。作者受到來自官方的道德批判。一九八六年，遇羅錦應邀訪問德國，並在德國申請政治庇護。一九八七年，台北的皇冠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新作《愛的呼喚》。那以後，遇羅錦就在德國的一座小城安居度日，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

　　二十年後，遇羅錦完成了這部傳記小說《一個大童話》。這部作品涵蓋了她早先兩部《童話》和《愛的呼喚》的內容，並有大量的增刪修改和補充。可以說這一本書寫盡了她在中國度過的前半生。

　　講真話就很可能得罪人

　　遇羅錦說，她並不想得罪人，她只想講真話，可是講真話就很可能得罪人。事實上，這是寫傳記寫回憶錄常常遇到的問題。如果你寫的是公眾人物或公共事件，事情要簡單些；如果你寫的是普通人，寫的是私人性事件，事情就會比較麻煩。這可能涉及到個人隱私問題，涉及到要不要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的問題，更何況人的記憶可能有誤差，可能有選擇性，等等。我想，這大概是人之所以要發明小說這種虛構的文學形式的一個原因。事實上，有些小說其實是傳記，而有些傳記倒更接近於小說。

　　可是，遇羅錦這部書要寫她的哥哥遇羅克，而遇羅克的故事是不可以虛構的。一個真實的英雄的故事是不可以虛構的。不錯，小說家虛構的英雄可以比真實的英雄更絢爛多彩。因為小說家可以隨心所欲地為自己故事的主人公安排下任意多的場合與機會，讓他∕她得以充分地展現其各種各樣的偉大品質，只要合乎情理即可。真實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就不會碰上這麼多這麼巧的機遇。但也正因為如此，成熟的人們總是更敬仰真實的英雄。因為任何英雄行為，無不意味著對人生的孤注一擲，而生命是沒有替代品的。那種觸及我們生命最深處的震撼只能來自一個真實的生命行為。

　　是故，遇羅錦把自己這本書叫「傳記小說」。「為什麼這本書叫傳記小說？」遇羅錦在給我的一封信裡解釋道，「有關遇羅克的文字，是非常嚴肅、認真的，是與『小說』無關的；而有關我自己的愛情與婚姻生活，一些人用了假名，一些單位用了假名，是用小說的手法，去挖掘生活的真相。」我建議讀者把後一部分當小說讀，不必追究它是否符合事實的真實，只看它是否符合情理的真實；不必把書中人物在現實中對號入座，只看在當時的情景下是否可能存在那樣的人物和那樣的故事。

　　遇羅克一身兼思想家與烈士

　　這裡，我要談談遇羅克。誠如徐友漁先生所說，在人類歷史上，一身兼思想家與烈士二任者寥若晨星，而遇羅克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要理解遇羅克，理解《出身論》，我們必須回到當時的環境之中。《出身論》開篇第一句話寫道：「家庭出身問題是長期以來嚴重的問題。」就是這樣一句平實的陳述，作者便把批評的鋒芒不只局限於文革初期的「對聯」，而且也毫不含糊地指向了文革之前中共就實行多年的所謂階級路線。現在的人，恐怕已經很難想像，在當年，出身歧視問題有多嚴重多荒謬多惡劣，恐怕也很難理解遇羅克發表《出身論》需要怎樣的智慧和勇氣。

　　誠然，倘從人類思想史著眼，遇羅克的思想並沒有什麼新穎原創之處，但是，遇羅克是在極端黑暗、極端閉塞的環境中獨立獲得這些思想的，他的思想能力無疑是相當強大、相當富於原創性的。不錯，在當年，也有一些人──包括一些黑五類子女──認識到階級路線的不公正，但是他們未能把此一認識提升到人權與平等的高度並予以透徹的闡發，更未能像遇羅克那樣敢於發出不平之鳴，並善於利用機會，把平等與人權的理念傳到億萬中國人的心中。和文革期間很多名噪一時的文章相比，《出身論》離當年中國流行的那套政治文化比誰都遠，可是，它離當年中國的社會現實比誰都近。時隔四十多年後，我們可以看到，在文革期間那些轟動一時的具有異端色彩的文章中，《出身論》無疑是最傑出的。遇羅克是我最敬佩的英雄，就像很多五七年右派最敬佩林昭一樣。這不僅僅是敬佩，而且也是認同。遇羅克屬於我們。他是為我們而呼喊，為我們而犧牲的。正像林昭不只屬於右派，遇羅克也不只屬於所謂黑五類子女。因為遇羅克呼籲的是普遍的人權與平等。遇羅克屬於我們每一個人。

　　十年前，我寫文章呼籲：一切感念、崇敬遇羅克的人們，自己募款，自己設計，為我們的英雄建立一座雕像，以作為永恆的紀念。不久前，萬潤南也寫文章紀念遇羅克。他把遇羅克和發表《我有一個夢》的馬丁?路德·金相提並論。萬潤南說：「我也有個夢，每年的三月五日，也成為全國性的紀念日：『遇羅克日』。有一天我們也懂得珍重自己的英雄了，我們的民族就會有點希望了。」

溫家寶領教俄羅斯打「石油牌」

（俄羅斯）
師力洋

　　中國總理溫家寶十月末率領大型政經代表團訪問莫斯科並簽署了一系列重要協議，內容涉及能源、經貿、投資、核能、文化交流等領域。但在進一步加強經貿及能源合作的氣氛下，中俄戰略夥伴關係再次暴露出相互猜疑、缺乏信任的弱點。
　　缺乏信任的中俄戰略夥伴

　　溫家寶這次訪俄所取得的最受各方關注的結果是，兩國敲定了未來二十年中國從俄羅斯購買石油計劃，這包括將動工興建從俄羅斯的斯科沃羅丁諾到中國大慶的石油管道，雙方為此簽訂了相關備忘錄和協議。斯科沃羅丁諾離中國最北部邊境城鎮漠河不遠，該地距離俄中邊界不到七十公里。斯科沃羅丁諾同時是正在興建中的俄羅斯遠東石油管道第一期工程的終點。

　　事實上，中俄早在幾年前就已達成原則性一致，作為遠東石油管道的分岔支線油管，將從斯科沃羅丁諾興建大約六十七公里長的一條油管到俄中邊界。但在遠東石油管道幾年前破土動工後，面對中方的一再催促，俄方就是不肯承諾和表態何時將開工興建這條分岔支線油管。原因是，一方面俄羅斯想利用國際市場原油價格不斷攀升和中國對能源的急需吊中國的胃口，牟取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俄羅斯希望中國能擔保未來幾十年內必須使用這條分岔支線油管從俄羅斯購油，從而能達到在能源供應上制約中國的目的。經過幾年討價還價，中國同意支付從斯科沃羅丁諾到俄中邊界六十七公里長分岔支線油管的全部建造費用。幾個月前，中方還支付了這條分岔支線油管的技術論證費。

　　最終推動俄羅斯同意開工興建斯科沃羅丁諾到俄中邊界分岔支線油管的因素，是目前席捲全球的金融海嘯以及國際市場原油價格開始劇烈下跌。金融海嘯造成俄國能源企業資金短缺，急需中國融資。而油價下跌使俄羅斯擔心能源出口單純依賴歐洲市場將會陷入被動局面，但俄羅斯這次也提出了前提條件，那就是在斯科沃羅丁諾到俄中邊界分岔支線油管開工的同時，中方也應該平行和同步地從大慶向斯科沃羅丁諾方向在中方境內興建油管，最後再把兩條油管連接在一起。這樣能確保無論國際油價和中國經濟形勢如何變化，中方都會購買俄羅斯的石油。俄羅斯的意圖非常明確，從斯科沃羅丁諾到中國大慶整條油管都由中國出資建造，俄國境內的六十七公里長油管的所有權歸屬俄方，一旦中國經濟遇到困難，中國減少或是停止甚至想以低價購買俄國原油時，即使從斯科沃羅丁諾到大慶整條油管建成後閒置不用，從未支付一分錢建造費用的俄羅斯也不必為此承擔任何風險。這使俄羅斯能夠擺脫在石油出口方面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更消除了中國未來在進口俄國原油時因為形勢變化對俄羅斯施壓的可能，從而使俄羅斯把可能的損失減少到最小程度。

　　烏克蘭和歐洲的前車之鑒

　　俄國官員透露，從斯科沃羅丁諾到俄中邊界的分岔支線油管的建設費用可達六億美元，這條油管將在明年春季開工，預計在二○一○年或是二○一一年，與遠東石油管道的第一期工程同時完工。雙方這次宣佈，在未來二十年內利用斯科沃羅丁諾到大慶油管每年向中國出口一千五百萬噸原油。

　　但中國自掏腰包建設斯科沃羅丁諾──大慶整條油管從俄國進口原油，也勢必要面臨和承擔一系列風險。正如前文所述，如果中國因經濟下滑造成原油需求減少，或是國際市場油價繼續暴跌，即使購買俄國原油成為賠本買賣，中國也只能硬著頭皮繼續做下去。另外，俄國原油是重質油，中國大慶地區的石化企業需首先投資改造現有原油加工設備，才能達到提煉加工俄國重質油的要求，這在某種程度上也使中國的原油供應依賴俄羅斯。

　　雖然預計俄國原油將僅佔中國從國外進口石油大約百分之四的份額， 但如果俄中關係出現波折，毫無疑問，一直在積極打能源外交牌，擁有這方面經驗的俄羅斯也會使用石油武器向中國施加壓力。俄羅斯幾年前曾一度切斷向烏克蘭和歐洲的天然氣供應可作為中國的前車之鑒。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幾乎沒有開發勘探新油田。俄國目前的石油開採和勘探業也基本依靠蘇聯留下的老本。隨著俄國石油行業日益國有化所造成的生產效率下降，再加上缺乏新投資，俄國石油開採量開始下滑，這一趨勢在最近日益明顯。所以， 俄羅斯遠東和西伯利亞東部地區是否探明有足夠多的石油儲備，是否有把握每年能找到和採出一千五百萬噸原油來填滿斯科沃羅丁諾到大慶油管，這更是一個非常大的未知數。

　　斯科沃羅丁諾到大慶油管能否如期開工還取決於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雙方是否能在明年春季順利簽署商業性原油供貨協議。而簽署這項協議的前提條件是必須在原油價格上達成妥協。溫家寶訪俄期間，兩國主要能源企業曾就原油供貨價格進行了艱苦談判，由於俄羅斯不想在油價上給中國打折，導致談判沒有取得結果。雙方在十一月份將繼續下一輪價格談判。

　　中國「雪中送炭」俄國出爾反爾

　　俄羅斯藉溫家寶來訪之際宣佈向中國出口石油取得進展和突破，內裡隱藏著另一玄機。俄羅斯同歐盟關係因格魯吉亞問題跌到了谷底，俄羅斯警告歐盟將開闢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市場，使其能源出口多元化。俄羅斯同歐盟已定於十一月末舉行峰會，在峰會召開前夕打中國牌可使俄羅斯在同歐盟的能源談判中多一個籌碼。這會使在能源供應上嚴重依賴俄羅斯的歐盟繼續感受到來自莫斯科的壓力。

　　為了爭取到俄國原油，溫家寶訪俄期間，中國特別展示好意，決定向俄羅斯兩大能源巨頭提供高達二百五十億美元的融資貸款，負責向中國出口石油的羅斯石油公司可獲得一百五十億美元，剩餘的一百億美元貸給俄羅斯石油運輸公司（這一百億美元的融資貸款協議現已簽署）。 石油運輸公司將依靠這筆貸款興建遠東石油管道。計劃向羅斯石油公司提供的一百五十億美元融資貸款被看成是二○一一年後中國從俄羅斯進口石油的預付款。由於尚未就油價問題達成妥協，中國同羅斯石油公司至今無法簽署融資貸款協議。但中方已決定到年底前先向這家公司提供第一筆五十億美元貸款。

　　石油運輸公司和羅斯石油公司最近幾年大舉借債用於興建油管和收購併購業務。但在金融海嘯衝擊下，債台高築的這兩家公司正面臨融資困難的窘境。中國的貸款或是預付款等於是雪中送炭，恰恰能解兩家公司目前的燃眉之急。但俄方是否能領中方的這片情意，而在未來善待中國，還需時間檢驗。中國在二○○四年時也曾提供過六十億美元給羅斯石油公司作為二○一○年之前幾年購買俄國石油的預付款。正是依靠中國石油預付款，當時規模不大的國營羅斯石油公司成功收購尤科斯石油公司，一舉成為俄國石油界的龍頭老大。但俄羅斯卻對中國的那筆援助毫不領情，羅斯石油公司在六十億美元預付款到手後很快便變臉，要求提高通過鐵路向中國出口石油的價格。羅斯石油公司的出爾反爾導致中國反對，從而造成從去年起俄羅斯向中國出口石油大量減少，以致無法完成雙方原來的計劃。

曾鈺成為何要做立法會主席

張　滔

　　如果不嫌累贅而清晰一點，本文的題目應寫作：《中共香港地下黨為什麼要曾鈺成做香港特區立法會主席？》。在競選這主席職位的答問會議上，在當選之後，曾鈺成不斷被質疑是否中共黨員？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左推右擋，模稜兩可，態度曖昧。這樣，更引起議論紛紛，諸多揣測。他為什麼採取這樣的態度呢？假如他不是中共黨員，為什麼不索性否認，採取這樣的態度去回答，反而招致更多的猜疑和嘲諷。假如真的是中共黨員，也大可以直接了當否認，因為黨的紀律不容許暴露身份。為了遵守黨的紀律，坦然去理直氣壯地否認，他不必這樣扭扭??，醜態怪相畢露。
　　他確實是中共黨員，這點下文再作分析。他和中共在事前，也必然估計到會有這樣的質疑，商討和決定了去作這樣的回應。所以，作這樣的回應，便是服從黨的決定和遵守黨的紀律。但又為什麼作出這樣的決定？

　　從所任職位可知是否黨員

　　首先來談，去推測一個人是否中共黨員，根據一些什麼？

　　一、 這個人擔任的職位。中共極度重現權力，職位就是權力，而且「非我黨員，其心必異」，只信任黨員，並透過這黨員去貫徹黨的意旨。曾鈺成曾任左校培僑中學的校長、親共教育工作者聯會和政黨民建聯的主席、特區政府行政會議成員等重要職位，現在更當上了立法會主席，可見他是中共極為信任的人。假如不是黨員，能夠得到這樣的支持和信任，被放在這樣的職位上嗎？

　　有時，在某些中共控制的組織或群體中，名位排在最前的人，只是親共而非黨員。為什麼呢？（一）不讓這些組織或群體，太過暴露其在中共控制之下的本質，利用這些親共而非黨員的人士，來作掩護和欺騙群眾。（二）名位排在最前的人，是會受到敵方監視觀察的，如果是黨員，很容易暴露出中共的組織關係，從而也會被追蹤得組織的其他秘密。（三）這些非黨員人士，社會關係較黨員廣泛，可以透過他們作更有效的統戰工作。

　　黨員的家庭和歷史背景

　　二、 這個人的家庭和歷史背景。中共從鬧革命開始，就高舉「反封建」的旗幟。其實，黨的封建意識卻最濃厚，不但等級分明，而且重視親屬關係，往往通過血緣，去了解人，去決定是否發展為黨員，是否信任。家庭中有一個黨員，其他的成員也會逐步被吸收為黨員。

　　中共有如「吸血僵屍」。「吸血僵屍」要吸別人的血，被吸了血的人，就也變成了「吸血僵屍」；這個人被吸了血而變成了新的「吸血僵屍」後，又再去吸其他人的血。這樣一個一個惡性繁殖開去。所以，從一個人過去的歷史，曾否在有「吸血僵屍」似的中共黨員的地方活動過工作過，在那裡的活躍程度，就可以推測他在那裡是否已被吸收為黨員。

　　據聞，曾鈺成的父親，曾任親共的中華總商會的秘書；他的弟弟曾德成，參加六七年暴動，被捕入獄，出獄任職《大公報》直至任總編輯，回歸後更獲邀入中央政策組，現任民政事務局局長。曾鈺成自己，港大畢業後，捨棄高職厚薪，入薪酬微薄的培僑中學任教，得到重用，很快就升為校長。這樣的家庭和歷史背景，大抵不會不是一個中共黨員吧？

　　要看他有什麼避忌的言行

　　三、 這個人的言行表現。不但要看他做了些什麼，更重要的是要看他不做些什麼。有些人為掩蔽去長期埋伏，不輕易表現出親共的言行，使人不發覺他的思想立場，不似一個親共人士。所以，更深入的觀察，不是他有什麼言行，而是他對什麼言行有所避忌，摒絕而遠離，閉口不談，置身事外。因為這些言行是與黨的立場、意向、決定、指示相違背的，有這樣的言行是違反黨的紀律，為黨紀所不容。

　　在八九民運初起之時，成立了香港支聯會，教聯會參加了成為會員成員之一，作為該會主席的曾鈺成，派出其親密戰友和副手程介南，做了香港支聯會的常委。當時由於是非黑白分明，百萬港人上街支持民運，群情激烈。再加上「六四」鎮壓尚未發生，中共中央出現了同情民運的以趙紫陽為首的另一派的意見。到底是強硬派還是溫和派，最後佔得上風而取得勝利，是未可知之數。在民情的支持下，有人押錯了注，押在趙紫陽這一邊。當時的港澳工委書記和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不是也這樣押錯了注嗎？所以，最初曾鈺成這樣的取態，不足為奇，也是押錯了注。

　　「六四」鎮壓後，許家屯出走；教聯會和程介南也公開宣佈退出香港支聯會。自此，曾鈺成再沒有參加過有關「六四」的活動，也沒有任何對中共當局批評的言論。他遵守黨的紀律歸隊了，黨也原諒了他。

　　從上述的分析來看，他肯定是中共黨員。

　　既不否認也不承認的原因

　　黨為什麼又決定他在回應質疑時，要既不否認也不承認是中共黨員？

　　許家屯初到香港擔任新華社社長時，曾主張把香港的地下黨公開，結果是被否決了的。他主張公開，認為香港特區既然是「一國兩制」，中共的存在是合法的。港人雖然對中共有所顧忌，但這種顧忌必須逐步打破，才能完全貫徹「一國兩制」。被否決的原因是，當時時機尚未成熟，還要經過一段時期，這顧忌的打破還要分多幾個小步去走。

　　這次曾鈺成回應質疑，採取這樣模稜兩可的態度，就是一個小步。既不承認也不否認，雖然沒有明確顯示身份，但已經使港人有這樣的陰影：香港是有一個中共地下黨存在的，這黨對特區的影響越來越大，一些黨員已經進入政府架構的最高層。再走多幾小步，港人便習以為常，多見不怪，逆來順受了。

　　回歸後不久，也有中共黨員滲入政府高層，如梁愛詩、梁錦松、梁振英等，那時是截然否認的。因為那時要平穩過渡，對港人的顧忌小心得多。

　　經過衡量有利大於不利

　　曾鈺成做了立法會主席，對中共有利也有不利。

　　不利的是：（一）主席不可投票，在立法會投票時親共建制派便少了一票。（二）曾鈺成是立法會親共建制派議員中，最聰明能幹、口才善辯、態度較嚴謹的一個，是首選的大將。主席在辯論中，不可提出意見發言，這樣削弱了親共建制派的實力。（三）主席的職位很矚目，處事是否公正合乎規則，受到全港市民的密切監察，一有錯失，必然受到比普通議員更猛烈的抨擊。

　　有利的是：（一）在關鍵時刻，主席可起很大的作用，例如某些議題是否列入立法會議程。尤其當《二十三條》立法和《政改方案》擺上立法會立法，主席可以做一定的手腳。（二）立法會主席的職位，可以接觸很多政府的機密文件，中共可以由此知道更多的機密，更深入掌握整個特區政府的動態。（三）讓國際和本港人士知道，中共勢力再進一步滲入特區政府高層，最終會完全控制，他們會越來越貼服接受這樣的現實，甚而趨炎附勢向中共靠攏。

　　衡量了利害，大抵認有利大於不利，所以要曾鈺成做立法會主席。

　　中共滲透特區政府的部署

　　中共黨員逐步滲入特區政府，這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曾鈺成做了立法會主席只是其中的又一步。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香港回歸已在議事日程上，中共已開始作長期的部署。

　　最初，由黨資助派送不少年輕黨員或黨員子弟，留學海外，取得高學歷後回港，再投考公務員。很多人現在已晉升為署長、副署長，甚至局長、副局長的職位；在大專院校中，這樣任高職的人更多。

　　在港英時期，投考公務員要經過政治部嚴格的審查，曾在左校讀過書、參加過左派團體，親人中與中共機構有關係的，一概摒諸門外。但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不但放鬆了，甚而門戶大開，相信這方面是中英雙方曾密議過而有默契的。英方為什麼同意呢？大抵認為有利平穩過度，有利於英資機構的利益。

　　回歸後，如上述的梁愛詩、梁錦松、梁振英等，已進入政府高層，但還不是明目張膽的。到曾犯刑事而坐過牢的曾德成進入中央政策組，再被任為民政事務局局長，這又是再進一步。現在，曾鈺成做了立法會主席，不但是政府高層，連民意機構也要控制了。高官問責制的推行，就是要為這樣的部署開路。不久前，曾蔭權委任的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其中不少就被質疑是親共人士，這又是一個突破。

　　江澤民提出的「三個代表」，寫進了黨章，意味著共產黨已變質，各式各樣的人都可以入黨。在香港，恐怕不少高級知識份子、工商界人士、政府官員，甚至富商巨賈，已成為吸收入黨的對象。

　　密切監察曾鈺成的言行

　　「一葉知秋」，現在已經不是只落下了一片樹葉，而是一片一片地不斷落下，可見秋風淒緊，嚴冬就在前面。估計到了人大曾允諾可以在二○一七年普選特首的時候，候選人中極有可能是一個中共地下黨員，而且必定當選。當前，港人只能嚴密監察曾鈺成的立法會主席做得怎樣，不放過其違反公正和規則的一言一行，暴露和批判其中共黨員的身份。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繼續發展壯大公民力量，寄望於群眾。泛民主派也會被滲透和分化的，必須更加團結，充分合作，否則公民力量也會削弱了推動和領導的力量。

廉價的訪問，高價的付出─初評陳雲林訪台

（台灣）
金　波

　　這次中共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到訪台灣，是六十年來中共最高階官員來台，應說是大事一件，但是，比起當年的辜汪會談，其轟動性卻真是少了很多，人們多數都處於冷靜觀望的狀態。這不僅是因為兩岸間的來往已經成為很平常的事，而且今天的國民黨已和辜汪會談時的國民黨不一樣，比起兩蔣及李登輝，現今的國民黨對台灣的忠誠度，做不到讓人高忱無憂。高層政治人物借助這場政治劇，會不會瞞天過海做些什麼交易，就是值得留意的重點。
　　「不談政治」是最新政治騙術

　　這次陳雲林來訪，雙方官員的口徑一致，就是對外一再強調不談政治，只談一些實際問題，如經貿問題等。但是，共產黨是政治動物，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不談政治」？你事前在私底下沒有滿足他的政治索取，雙方私下沒有達成重大默契，並且按照他意圖，構劃好一套很細膩的劇本，他會答應派海協會會長來演出這政治大戲嗎？實質上做了最大的政治動作，這個大動作就是逐步地矮化台灣，並且使這種矮化成為定局。這種檯底交易（出賣），從這次來訪的會場之外已暴露出不少蛛絲馬跡。

　　警察暴力反映台灣被矮化

　　雙方其實不必做賊心虛的說「不談政治」，只要雙方真是「對等」或是「平等」的，談政治有何見不得人。

　　客從遠方來，我們盡地主之誼，熱情接待是必要的。但是，僅從單方面看，還看不出問題，如果反過來一想，台灣等同級數的海基會會長去大陸訪問，他們會不會出動那麼多警力，會不會機場淨空。或許，早些時候，中共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訪問台灣南部時，被抗議的民眾撞倒，這作為一個個人安全的警訊，日後加強人身保護，這是應該的。但是，以此為藉口，過度的拉高安全的規格，這就是人們議論、甚至是爭論及衝突的起因。中共也會藉口說，我們沒外來官員被推撞的危險，因此不必要做這樣規格的保衛工作（中國大陸沒有集會自由，不論什麼人來訪，都不會抗議集會）。但是，他們肯定不會將五星旗收起，讓「一小撮人」（中共的習慣用語）舉著青天白日旗來機場。故意造成兩岸同級官員禮遇大落差，就是自我矮化。社會對立、有不同意見，這是民主社會的常態，為何要用強大警力來對付和平示威者。看到警察粗暴的強行將國旗扯下來的一幕，是筆者最難過的一刻。在民主國家，掛納粹旗子也沒人會去強行干涉。比較正確的做法是，在陳雲林去的會議室、宴會廳及賓館，不要硬掛國旗去剌激他。但是在一些原本就有國旗的公共場合就不應扯下國旗了。

　　這種社會退化的表現，也是自我矮化所造成的。

　　這次陳雲林的「歷史性訪問」，場外的抗爭搶了陳雲林的風頭。抗議基本上是和平的，是警察過度使用暴力，警察扯國旗確是違憲行為，不然馬英九怎麼會講「插國旗還是歡迎的」。這次的抗爭以綠營者為主，卻不見藍營者有大型的反制動作，因為他們不少人心中的感受是複雜的，既不願意見到綠營冒頭，又擔心馬英九真的又會做錯了什麼事，使他的滿意度更不易回升。另外，媒體的採訪也受到粗暴的阻攔和限制，新聞界的不滿，更會加深這次訪問的焦點走樣。瞬眼之間，社會制度好像變了，為了中共一個部長級官員的到訪，卻付出如此沉重的社會政治代價，是為台灣好？客觀的講，這次綠營的抗議集會所起的正面作用，就是提醒馬英九不要作過度的讓步。

　　有人說馬英九想利用陳的來訪，來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這話不錯，馬也確實有這樣的算盤。但是，這種事是不易用來增加本錢的，而是要有本錢才可以做這樣的事來「錢滾錢」。現在，逐漸丟掉國家的本錢，還談什麼增加個人的本錢。

　　那些喊反共口號長大的人，老是流著眼淚高喊「誓死保衛中華民國」的人，現在搶著和共黨高官擁抱，去派警察扯下中華民國的國旗，這不是可笑可悲嗎？

　　別有用心的民調

　　有某藍色媒體民調說，有五成多的人對陳雲林的到訪表示歡迎。這些民調數據要做仔細分析了。在接到民調電話時，要人家說「不歡迎」，這很令人一時難出口。不論什麼人，能來訪問，在禮儀情理上講，都是應當歡迎的，這是一個民主制度下的自由人應有的風度，如筆者，雖然有不少疑問，也一樣歡迎陳來訪的。但是說「歡迎」，不等於內心沒有憂慮。很多人現在的內心在想，「我們將得到什麼，而失去什麼」。得與失之間一時很難看出，尤其在偽裝之下的政治後果更是一時之間看不出來，當看出來時，就已損失慘重了。因此，這樣的民調是很有心計的。最後，當民眾看到的經濟效益根本與吹噓的有很大的距離，尤其是失業率再居高不下，而政治上越來越軟弱，馬英九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這樣的經濟協定對誰有利？

　　這次陳雲林來台，主要的任務及成果據說就是和台灣簽署四項協定。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表示，「這次的四項協議，可以讓台商回鄉的路更近，也讓每年四百至五百萬到大陸的台灣民眾更節省時間跟成本，對很多台灣中小企業，是降低成本提升競爭力的好機會，對台灣廣大消費者確保食品安全也相當重要，我相信，這次訪問一定會帶來豐碩的成果。」

　　另外還有一項沒講，就是開放台灣的工程招標給大陸的投資者（背後幾乎都是太子黨）。這樣的訪問成果，其實歸納起來就是一句話，給台灣的資金外流得更快，給大陸的偽劣毒商品流入台灣開啟方便之門。這樣有利於中共而對台灣有長期傷害的事，中共歡迎都來不及，哪需要「努力六十年才請來」？筆者一再指出的是，即使雙方沒有政治問題，單純經濟問題，兩岸是如此性質差異的經濟體，雙方的經貿來往也要謹慎，不可一頭熱。

　　馬英九兩岸政策的虛實

　　馬英九的兩岸政策主要有兩句話，一句是大家熟悉的「不統、不獨、不武」。另一句是，兩岸之間一時做不到互相承認，至少做到互不否認。這兩句話走的都是中間路線，但是筆者感到後一句話更有創意。互不否認，應是口頭上不相互攻擊，大家做點實事來表示認知到對方的存在。從國民黨官方的解釋，現在請陳雲林來訪，就是互不否認的表現。

　　但是，這兩句中間路線的話，只要有心偏一點點，就會完全變質。不統不獨，變成了「不獨、暗統」。檢驗的標準很簡單，就是無論何時何地，都堅持「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而「不武」，又是檢驗「不統、不獨」的另一個試金石。不武，應是不會主動對外使用武力，包括兩岸之間，如果不武是自我解除武裝，那不統不獨就是假的。現在立法院又傳削減軍費，並且據報道，馬政府已暗中下令，停止生產具有「台灣神斧」之稱的雄風──E游弋飛彈，任由中共不斷增加部署對準台灣的彈道飛彈，而單方面撤除自己的嚇阻武器。這是一個很不祥的訊號。

　　各自表述勿變成不敢表述

　　有藍色媒體事前評論道，這次來訪，是台灣表演「各自表述」的機會。但是，國旗不准插、「馬總統」不准講，這是什麼「表述」啊？在「經濟協定」、「不談政治」的掩護下，轉移了台灣人的視線，台灣悄悄的被矮化了，這就是陳雲林所說的「走出了關鍵的一步」，也是大多數台灣人不願見到的黑色的一步。

　　馬英九說，改善兩岸關係是為了台灣的安全。這話聽起來也蠻好聽，但是，改善兩岸關係靠出格的媚眼奉承，到頭來，國家會更不安全。這種先例，歷史上多的是。

　　馬英九上台已半年，經過這半年對他的觀察，已可歸納出對他的兩大擔憂：在內部經濟建設方面，不懷疑他有拼經濟的決心，但是擔憂他沒這樣的超能力，因為他以前沒重大政績可以證明。在兩岸方面，他講的兩句政策都不錯，但是擔憂他是說一套，做另一套。在表演手法上他唱白臉，其他的實際做事的人都唱黑臉，這樣配合做戲，台灣會被偷偷的出賣掉。

國共合作坑害台灣

林保華
　　馬英九出任總統短短幾個月，兩岸政策大鬆綁，甚至以犧牲自己的總統尊嚴及許多政策議題來迎合中共的「一個中國」政策。其中，十月與十一月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與會長陳雲林先後來台灣，更是重要標誌。於是「共匪來了」，成為台灣的熱門話題，也成為「歡迎」他們的內容。

　　張銘清吃台灣人的豆腐

　　中國海協會副會長張銘清於十月十九日來台灣，卻要裝成學者參加研討會，為甚麼要造假，自然引起台灣人的疑心。他來台灣的身份是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來台南參加台南藝術大學的傳播與影像藝術的研討會。張銘清就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系，一九九三年到國台辦做官。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是去年成立的，他當「學者院長」也才不過一年。官方介紹他的專長並不是「影像藝術」，而是「一國兩制新聞學」，是不是讓他宣揚「一國兩制」後的台灣，如何箝制台灣的新聞自由？人們還懷疑他是為即將來台灣訪問的陳雲林「測探水溫」。為此，他一下飛機就聲稱此行與政治無關，但越引發台灣人的懷疑。

　　因此研討會上有成功大學的學生對他嗆聲（高叫口號）。果然這一叫，把張銘清的「學術底牌」測探出來了。他當時故作寬容的說，他贊同印度詩人泰戈爾所說的，「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裡存在兩個問題：第一，他作為中共的官員，中共甚麼時候有過「捍衛你說話的權利」？這句話他不在中國大陸說，卻到台灣來吃台灣人的豆腐。第二，這句話是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的思想結晶，雖然兩人的中國名字都有一個「泰」字，卻完全是兩碼事。因為也只有十八世紀的法蘭西才孕育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等偉大的思想家，並導致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

　　這樣的人文思想怎麼會跑到印度去？這不是口誤，而是張銘清的無知。

　　第二天，張銘清面對媒體就發表政治演說：「沒有台獨就沒有戰爭」，換一句話說，有台獨（中共）就要發動戰爭。這裡又是兩個問題：第一，他不是來學術交流的嗎？第二，他昨天不是剛說「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嗎？加上他以前作為國台辦發言人常常出言恐嚇台灣，台灣人怎麼會讓他偽裝學者騙人？於是出現台南市議員王定宇與民眾到張銘清出沒的地方抗議，在相互推擠中他不慎摔跤。這點事情統派媒體就大事渲染民進黨是「暴力黨」；其後遊走兩岸的台灣黑道出面挾持王定宇要向張銘清道歉；接著檢調非常迅速的起訴王定宇求刑十四個月。台灣民眾為馬政府如此向中共諂媚燃起一肚子怒火。

　　國共合作坑害台灣引發抗議

　　陳雲林十一月三日到台灣，七日離開。原來說是十月底，國共兩黨一直等到民進黨與台灣社團決定在十月二十五日舉辦大遊行，才宣佈陳雲林來台日期。陳雲林在台灣的時間也避開了週末，因為週末，人們才有時間上街抗議而不會影響上班。

　　民進黨已經認為這個時候不是陳雲林來台灣訪問的好時機，除了毒奶事件，也因為馬英九的民望已經從上任時的接近七成大幅降落到兩成。這樣低民意的政府，去與對台灣充滿敵意的中共政府簽訂協議，台灣人怎能放心？

　　但是馬英九也知道他的騙術已經被揭穿，下次總統選舉他不大會有連任的機會，所以必須加快統一腳步；胡錦濤的任期也剩一屆，必須任內完成統一大業而青史留名，甚至還有可能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所以都非常堅持非簽協議不可。

　　陳雲林來台灣以前，面對台灣媒體，表示此行不涉政治，並對毒奶事件致歉，馬英九本人也被迫譴責「廠商」。但是陳雲林的道歉中共官方媒體沒有報道。的確，如果只對台灣人道歉，那麼受害更大而又不許索賠的中國民眾又怎樣交代？可見陳雲林只是做戲騙台灣人而已。可是台灣統客、統媒大事炒作中共是如何釋放善意，簡直就是國共合作坑害台灣。因此陳雲林來台灣，引發眾多抗議事件。也因為馬政府不讓民眾有一個「出氣孔」而採取嚴厲鎮壓的態度，卻對「共匪」曲意奉承，更引發台灣民眾對白色恐怖復闢和中國統一的恐懼心理，使抗議規模更大。

　　馬英九在定下十一月六日下午四點半在台北賓館會見陳雲林後，民進黨申請象徵性的「圍城」也被拒絕。在無氣可出的情況下，綠營政治人物與民眾只能採取打游擊方式三三兩兩在陳雲林可能出現的地方，拿著國旗與標語牌抗議。台聯主席黃昆輝事前揭發中共命令馬政府在陳雲林視野之內不准有中華民國國旗出現，所以雙十國慶之後，重要通道的國旗就早早被拔掉，本來對「青天白日」也很感冒的綠營民眾不得不把國旗作為象徵國家主權的最大公約數來喚起台灣人不分藍綠團結起來對抗中共。也因此，警察見到國旗就搶旗抓人，有的還把旗杆折斷。這種做法，除了更激起台灣人的反共情緒，也對馬英九的奴顏與無能更加憎惡，把他當作背叛中華民國與兩蔣的罪人。

　　朝野無共識，對立情緒更高

　　於是，桃園國際機場，陳雲林圓山飯店下榻處週圍，都有綠營政治人物或自發民眾出來嗆聲，花樣繁多。十一月四日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在國賓飯店宴請陳雲林，民眾在門口抗議，被警察無故毆打；而附近一家唱片行放送抒情的「台灣之歌」，警察衝進禁止播放這些歌曲，甚至強迫老闆拉下鐵閘。但是馬英九堅決否認下令沒收國旗，而明明有警察拉下鐵閘的鏡頭，警察分局局長還死不承認，馬英九也不徹查，只能更升高民眾怒火。五日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晶華飯店宴請陳雲林時，警察打傷台北市議員額頭與眼睛，血流如注，民進黨主席蔡英文趕來慰問，更多群眾被激怒而圍困該飯店，與鎮暴警察對峙，也有人被抓，一直到凌晨兩點，人數漸少時，警察才驅離抗議民眾。本來，陳雲林還是有機會從其他出口離場，但是他擺起臭架子，說哪裡進來就從哪裡出去，因而被困八小時。陳雲林是非常顧及他的尊嚴，但是他又把台灣人的尊嚴放到哪裡去？

　　十一月五日，馬英九政府忽然批准民進黨的遊行申請，但是放了許多話，要保證不會出現暴力云云。然而到十一月六日上午十點，馬英九召開記者會，除了否認出賣主權外，宣佈馬陳會提前在上午十一點舉行。綠營原來是一點集合，圍到馬陳會，因此被迫提早集結，南部民眾趕不過來（高鐵也居然出現故障到不了台北市）。民眾再度被馬英九耍弄，對立情緒更高。

　　而所謂「馬陳會」，只談七分鐘，人們最關心的稱呼問題，陳稱馬為「您」。這樣喪權辱國，馬英九為何非得見他不可？當然只有馬英九知道自己的內心秘密。因此遊行出現一些過激行為，其中還有黑道的介入，也不以為怪了。馬英九就是用這種手法分裂台灣內部，取悅中共。而統客與統媒像抹黑王定宇那樣抹黑民進黨與蔡英文。蔡英文成了「暴力小英」，陳雲林則是台灣救星！

　　十月二十五日有六十萬人參加的「反黑心、顧台灣」大遊行，一名女警因為執法不當被民眾責問她的主管部門是誰時，居然回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事後雖被處分，然而她說的難道不是事實嗎？

奧巴馬和美國對華貿易政策

（英國）
胡少江

　　經過近兩年的激烈角逐，奧巴馬最終當選為第四十四任美國總統。他的當選被許多美國人看作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件。不少包括非洲裔在內的美國少數族裔人士，將奧巴馬的當選視為少數族群對美國政治生活的影響力日益增強的一個標誌；美國的左翼知識分子以及工會活動人士，則將民主黨的奧巴馬看作是削弱保守主義或新保守主義在美國影響力的希望；不少年輕人則認為奧巴馬入主白宮將給腐敗的華盛頓帶來一個全新的變革，至於這個變革是什麼似乎並不重要，只要變就成。正因為如此，一般的美國人、尤其是非洲裔美國人和年輕人在這次選舉中所表現的政治參與熱情空前地高漲。
　　白宮換主人，北京最緊張

　　至於奧巴馬能否實現他的選舉中的諾言，或者是否有能力帶來他的支持者所期待的變革，這還有待歷史來回答。從美國歷史上看，有不少總統高調當選，但是最後卻灰溜溜的下台；也有不少總統在進入白宮時並不被人看好，但是離職後卻被美國人民認為是偉大的總統。

　　無論奧巴馬的歷史命運如何，由於美國是當今世界頭號經濟、軍事、政治強國，美國總統的更替以及在總統選舉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主導美國選民的思潮和候選人的各項政策主張，對世界其他國家具有不可忽略的影響。經過多年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國的發展對世界的依賴無論在廣度和深度上都是空前的。因此北京也正緊張地注視著美國總統的更替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按照單個國家計算，美國是中國產品最大的出口市場。所以美國的經濟走向以及對外經濟政策的任何變化不僅將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產生直接的影響，也將通過美國對中國的其它貿易、投資夥伴國的影響而間接影響到中國經濟。這不僅是因為出口增長對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高達百分之三十；更是因為對外貿易為中國提供的就業崗位高達一億兩千萬人。而中國的全球貿易順差和鉅額的外匯儲備也主要來源於對美貿易的順差。

　　奧巴馬對華經濟政策將更強硬

　　從現有的公開講話看，奧巴馬在對中國的經濟政策上，將比布殊總統的立場或者另一位總統候選人麥凱恩的立場更加強硬。只要比較一下奧巴馬和麥凱恩的國際貿易觀就不難看出這一點。麥凱恩是主張「自由貿易」的；而奧巴馬則是主張「公平貿易」的。「自由」和「公平」，這一詞之差反映的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貿易觀。這種觀點的不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的不同，更重要的是由於他們在國內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利益基礎。

　　例如，美國最大的工會組織──勞聯產聯是支持奧巴馬的。這個組織認為，像中國這樣的集權大國，由於勞工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所以勞動成本被人為地壓低了；低廉的勞動成本將大量的美國投資者吸引到了中國，並使得中國在對美貿易中享有鉅額的順差；這正是美國製造業工人失去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因。工會組織認為，自列根以來，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的總統的國際貿易政策，都重點照顧了美國金融界和投資者的利益，而對美國產業工人的利益有所忽視，他們希望奧巴馬當選後能改變這一狀況。

　　投票兩周前，我與另外兩位學者應邀到勞聯產聯總部作一個關於全球化問題的講演，到會的工會領導人告訴我們，奧巴馬在競選一開始就對美國工會組織作出了明確的承諾，表示一定會推行「公平貿易」政策，保護美國工人的就業機會。正因為如此，各工會組織對奧巴馬的競選活動格外賣力。我在勞聯產聯總部的大樓裡還參觀了一個支持奧巴馬選舉的服務中心，勞聯產聯專門僱用人員和設了七十部專用電話為奧巴馬拉選票，不僅在工會總部，而且各地的工會組織都有這樣的電話中心。陪同我的工會負責人說，美國工會會員和他們的家庭成員能夠影響到百分之二十五的選票。

　　調整對華貿易政策有跡可尋

　　當然，歷屆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都在競選時表示要在國際貿易政策上照顧美國工人的利益，但是他們上台後在這個問題上的作為並不大。例如，曾經得到工會組織鼎力支持的前總統克林頓，在上台後就沒有實現在競選中對工會作出的承諾，他在建立北美自由貿易區問題上的積極立場被工會認為是對美國工人的背叛。我問工會負責人，如果奧巴馬也是如此，工會能夠對其進行制約嗎？這些工會領袖們非常認真地說，他們認為奧巴馬不會如此。假如奧巴馬像克林頓一樣，美國的工會組織和工人可能會放棄溫和態度，走上街頭與政府對抗。而那將對美國政治生態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奧巴馬對這一點看得十分清楚。

　　奧巴馬的具體對華經濟政策還有待觀察。在現有的國際貿易架構下，美國貿易政策的改變空間究竟有多大也還有待時間來檢驗。但是這位新總統對美國工人的承諾，在經濟危機威脅下的美國工人的焦慮不安，以及工會組織的強大組織力量，這些都會對新總統的經濟政策產生影響。事實上，奧巴馬在當選五天前的一次公開講話中，再次對中國政府操縱人民幣匯率的行為及其對美國失業的影響進行了抨擊。這些應該看作是他可能調整對華貿易政策的一個信號。

政治改革的迷思和「忽悠」─「兩個不惜代價」的中國向何處去？

（加拿大）吳國光

　　政治改革的迷思和「忽悠」
　　丁：您還是在強調政治改革。不過，也有人認為，中國改革中是一直伴隨有政治改革的。您自己當年也是參與政治改革的設計和推動的吧？國內輿論還在高舉改革旗幟的，特別是一些自由知識分子，也都是希望借此推動政治改革。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吳：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得分幾個層次來討論。這樣吧，咱們先討論中國改革其實也包括政治改革這個說法。我自己其實就在一定程度上持這種看法。請您注意這個「一定程度」。我是在什麼程度上同意這種看法呢？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第一句話，中國改革的早期，確實有政治上的重大變革；整個中國改革的過程當中，確實不斷面臨政治改革的壓力，有來自不同方面的對於政治改革的衝動。這是一個方面。第二句話呢，就是事情的另一個方面，是說中國的政治改革一直沒有實現，前頭做了的往往也在後頭又倒回去了。早期的政治變革這方面的內容，我們可以舉一九八零年的《黨內政治生活準則》為例。如果你去把那個東西找出來看一看的話，照那個所謂精神寫點東西的話，我敢保證，你今天在中國的官辦報刊上登不出來。從研究中國改革的這個角度來說，我是比較重視《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前前後後的那一段的。那是胡耀邦主持下搞的，那個時候的鄧小平也是思想最解放的。原因當然很多。剛剛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沉澱了很多深刻的反思。從權力的角度來講，他們想把華國鋒搞下去，這是個以下犯上的過程，講點兒民主才有利於自己。

　　單從運作的角度來說，那個時候，要從毛後期那種沒有章法的獨裁政治中走出來，要立點兒新的規矩，否則這個領導機器怎麼運轉都是個問題。這新規矩不可能照抄毛的規矩，那樣老鄧應該還在勞動改造才對。所以，就黨內高層政治生活來講，那個時候有一系列改革。

　　不過，後來就步步倒退，那個東西在實踐當中，實際上是被否定得體無完膚了。比如說……

　　丁：八六、八七年那個時候，您所參加的那段政治改革呢？那肯定不是從八十年代初倒退的。我看了您講當時政治改革的那本書，感覺當時提出的很多想法，甚至超過了現在這些討論。

　　吳：不錯，八六年、八七年那個時候，在趙紫陽主持下搞政治改革，是要再深入一步，比八十年代初深入很多。所以，那就到了另外一個層次。按我們政治學的術語來說，關鍵變成了解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等等的那些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改革，則主要是國家──這個概念是政治學概念上的「國家」（the state）了，在中國的現實中就是「黨和國家」，主要是黨和國家的領導層，是在這個內部解決一些基本的關係問題。當然也包括黨員權利、差額選舉等等，不過集中的是解決高層政治運作的制度問題。我的看法是，這個東西為八十年代的中國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礎。而八十年代中後期趙紫陽政治改革的失敗，還有接下來的天安門了，則是九十年代中國改革的政治背景。這兩個政治背景非常不同。前一個是有政治改革作基礎的，後一個卻是以政治改革的失敗、拒絕政治改革為背景的。

　　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嘗試，也包括高層政治生活方面的一些內容，但主要是各種社會組織，包括共產黨本身，還有社會因素，包括社會成員個體，他們之間的權力，還有權利，怎麼樣重新分配的問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講的則是共產黨內部的權力和權利怎麼分配的問題。《準則》的方向，是往民主化的意思靠攏的，是權力從上到下、從少數人到多數人的一種再分配，包括賦予一般黨員一些權利。那個路子走下去的話，可以接近黨內民主。可是，從那之後，就不斷倒退了。華國鋒下台，是不是合乎那一套準則？這個我沒有研究，但是我看值得研究。胡耀邦下台，那肯定是對那一套準則的一次嚴重的踐踏，這就已經大倒退了。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到趙紫陽下台，那個倒退，簡直不可以道里計了。那些《準則》完全被拋到了腦後，沒有人再提它。提也沒有用。五個政治局常委的表決結果，頂不上不是中央委員的鄧小平的一句話，那還有什麼《黨內政治生活準則》？軍隊都上街了，比老毛的獨裁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嘛。

　　丁：那麼，九十年代和這之後，還有沒有採取一些新的政治改革步驟呢？

　　吳：我的看法，很不客氣，那些所謂政治改革就是「忽悠」了。我回來這幾天剛學到這個詞，它還真傳神。你品味一下，「忽悠」啊，他也不說就是欺騙，當然它包含這個意思。一個說法，和這個現實之間，不是正好吻合，晃晃蕩蕩，裡面一大半是虛著的，套上去很可能歪來歪去，但他就說這個說法正好對應這個現實。我看這個就是「忽悠」的意思了。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你說他完全沒有政治改革吧，有一些東西他也從八十年代延續下來了，這主要就是農村的村級選舉。甚至包括高一些層級的選舉，他也還保留差額選舉這個樣子。但是，他也發展了一些措施，讓你的差額選舉實現不了真正的差額。這個我有專門的研究，很技術性的。比如通過把大會投票改成小組投票了，等等。這個小組投票就比大會投票容易掌控多了，這個不去細講了。他這些措施，實際上是倒退，把八十年代開始實行的差額選舉，搞成徒有其表而無其實的選舉，還是上面掌控的選舉。還有基層單位的黨委的權力，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改革中，至少在企業、大學等裡面，是實行了業務首長負責制的，黨委書記的權力被削弱了很多。這個也是黨的官員對趙紫陽很反感的一個原因。到了九十年代，繼續有「改革」，這個「改革」要加引號的，因為它是把原來政治改革實現了的一點兒東西給他改回去。改回去也是「改」，是「改」就也叫「改革」，不知道這是不是也算中國文字的奧妙了。在大學裡頭、企業裡頭，黨委書記的地位和權力都提高和增加了。還有政法委的例子，趙的時候是決定取消的，到了九十年代卻大大加強了。不是說和趙紫陽搞得不一樣就不是政治改革，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原有的政治體制，就是黨的權力很大，你再進一步加強它，這個能叫制度上的改革嗎？這個樣子的話，那「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搞黨的「一元化」領導，「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黨是領導一切的」，那也是政治改革了？一個概念這麼來亂用，這個就只能叫「忽悠」了。

　　丁：有村級選舉，還有一些別的類似的東西呀，有人說這也是民主的初步實踐了。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吳：一樣的。「民主」這個概念，也搞成了個大忽悠。九十年代以來，它搞了一些咨詢什麼的，現在就說這是「協商型民主」。英文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民主社會裡普遍認為這是比較高級的一種民主形式，與選舉這樣的所謂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相比更能使民眾有實質的參與。這在成熟的民主社會，也就是這十來年才開始搞起來、討論起來。現在呢，據說中國已經有了，因此中國已經搞了有別於西方、比西方高級的民主政治。這個忽悠呢，就是抽掉了「民主」的基本規定，單講某個細節。民主制度下，有選舉還不夠，有程序還不夠，進一步有商討、有大眾咨詢，這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如果你根本沒有民主程序，僅有咨詢，你說這也叫「協商型民主」？那我要問，中國古代的皇帝是不是也搞咨詢？那是不是也是協商型民主？那是協商，是不錯的，但並不是所有的協商都是「協商型民主」。程序民主往協商民主發展，有個歷史過程。你拒絕程序民主，反說自己搞了協商民主，這就是說，你可以不蓋一樓，只蓋二樓。有能耐，可惜是忽悠人的能耐，因為你那是空中樓閣。概念上說，這是盲人摸象這個故事的續篇。怎麼說呢，就好比盲人摸象，摸到了那個長鼻子，就說大象長得像根繩子。我這裡給這些「民主忽悠」論者加個續篇，他們然後就拿了一根繩子來，說，你看看，我把大象給你牽到中國來了。當然，這些人不瞎，他們是在「忽悠」人。

　　還有一個說法，就是中國已經有了很多民主因素，如何如何，因此民主其實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國已經付諸實踐了。我前面也講過「一定程度」上如何如何，我那麼講是因為有時間跨度，不能把幾十年中國改革中有沒有政治改革統而言之。民主是不是也可以有不同程度呢？當然可以，而且一定是這樣的。但是，首先要有個門檻。進了這道門檻，是「民主」；還可以不斷往裡走，是不同程度的「民主」。如果還在門檻之外，就不是「民主」，不能說那也屬於不同程度的「民主」。哲學上把這叫做「質的規定性」。有沒有這個規定性，這個是不含糊的。隱含的因素再多，如果還不具備那種質的規定性，那就不能說有民主了。台灣從五十年代一直有縣市長選舉，而且是競爭性的，有所謂「黨外」勢力參加甚至勝選，這對台灣的民主化轉型也是很有意義的。但是，你不能說，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民主已經在台灣「不同程度」地實踐著了，因為整個台灣政治那時還不具備民主的質的規定性。人的營養，來自動物、植物、甚至礦物，離了這些東西人是不能生存的；但你不能說動物、植物、礦物都具備了很多人的因素，更不能說他們已經在不同程度上就是人了，是不是？這也可以成為盲人摸象的一段續集，第三集吧，也許不是盲人。我的意思就是，這就像一個人在那裡說，你看，大象的耳朵是不是這個樣子，他的鼻子是不是這個樣子，你說是啊，是這個樣子的，轉身他就把個割下來的耳朵和鼻子歸攏到你面前，告訴你，你已經擁有大象的一些要素了，或者是在不同程度上擁有大象了。

　　尋求中國進步的智慧支撐

　　丁：您解釋得很有意思。對中國的情況，您顯然還是很熟悉的。可是，聽說您表示不再對中國政治發表意見了，是這樣子的嗎？為什麼？今天是不是破例了？在外面增加了學識、閱歷之後，你應該更多地關心中國才對吧？像這些，種種「忽悠」，要一一分析，是需要對外面、對中國都有一定的瞭解才成。

　　吳：您客氣了。我是兩頭不沾，不中不西。這也是同時生活在英文和中文兩個世界裡所面臨的一種尷尬。當然啦，如果積極地看，也可以是一種優勢。伊壁鳩魯的神，就是生活在世界的夾縫之中嘛。開個玩笑啊。這其實是我大學畢業論文的開頭第一句。我現在的想法，是想多往英文世界傾斜，盡量少地用中文寫東西。但也不是說不再對中國政治發表意見。那也不可能，因為我的專業就是研究中國政治的。只是不發表時事評論了，不跟蹤一時一事來發表意見了，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夠盡量地從學理的層面來著眼。當然，時事評論也很重要，那個本來是我的本行。但是一個人不可能什麼都做，我現在早已經改行了嘛。至於今天咱們談的這些，應該說與現實關係比較密切，但我覺得還是學理探討為主。當然，這樣的討論，我現在也極少進行。更多地還是按西方的規矩做學問吧。為什麼這樣呢？因為我感覺英文世界是很廣闊的，學術世界的層次也比較高。原來在北京的一些朋友，總覺得你不能在中國說話，這個人就完了。其實外面的世界很大，很豐富，有質量。從知識分子的生活來說，就是讀書啦、思考啦、寫東西啦，這些方面來說，我覺得外面的世界比中文世界精彩得多。這個就不去說它了，英文世界裡我做的東西，咱們也不去說了。中文世界裡呢，並不是什麼都不做了，只是不做時政的評論了。學術、思想層面的東西，自己總感覺做得不怎麼樣，這個也還在努力就是了。

　　丁：這些方面都在做些什麼東西呢？能不能介紹介紹？

　　吳：這幾年，大約是在三個方向上來做吧。一個就是我們現在討論的題目，改革啦，中國現狀啦，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啦，這些東西，希望盡量從學理的層面來觀照和分析，體現政治學的公共關懷。這幾年提出這些「改革終結論」、「兩次改革論」，就是這個。這是著眼今天的、當下的。

　　另外兩個方向，一個是向前看的，著眼未來的；一個是向後看的，著眼過去的。未來的這個東西嘛，很難作學問。就像我們前面說過的了，沒有實證的東西，不建基於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上面來討論問題，說來說去扯皮。在英文的學術世界裡，幾乎沒辦法做這個東西。但我們中國人都很強烈地有這種關懷，這種傾向，希望展望一下將來，找到某種出路。我在中文世界裡試著做做這個，也感覺自己還像個中國知識分子，而不單純是一個西方訓練的大學教授。這個方面，這幾年主要是做了一個「縣政中國」的題目，是省地縣那個「縣」字，對，也含有憲法、憲政那個雙關。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民主工程學」。這個在政治學學理上也能找到根據，像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研究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時候，就寫了不少所謂民主化的馬基亞維利（Machiavelli）觀點了，就是怎樣在實際政治中促成民主化的問題。還有研究民主政治的一個大家，薩托里（Sartori），就寫了一本《憲政工程學》（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這個「縣政中國」的構想，也引起了一些關注和討論，特別是在研究基層政治的朋友那裡。比如于建嶸兄啊，他好像也蠻喜歡我這個想法，對我說過幾次。

　　著眼過去的，因為有實證的基礎，有豐厚的歷史，就可以做得多一點、扎實一點。從反省民國時代的自由主義，到研究毛時代的政治，我都做了一點，但還剛剛開始。今後可能會沿著這個方向做得稍多一些。國內這方面的學問做得很好，我們中國有這個史學治學的良好傳統。現在國內出版也很發達，有關現代史、當代史的史料出現了很多。我自己的想法嘛，是希望從政治學的角度來做，能從歷史研究中得出關於中國政治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理解、一些有點意思的理論發現。我在研究胡適憲政思想的時候，提出了中國自由主義有「反政治」的特徵這麼一個觀察，討論了這個特徵和憲政失敗之間的關聯，不少朋友感到有興趣，給了不少鼓勵。說實話，做得這麼廣，還有英文世界裡的寫作也佈了一些思考的線索，時間、精力、才力都照顧不過來。做得不好也不奇怪。

　　丁：這都還是和中國的政治發展、政治變革有很密切的聯繫的，是吧？

　　吳：是的，我自己也是這麼看的。謝謝你的理解。我感覺，我們是需要沉下心來做點兒東西，否則對不起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民族，也對不起我們自己所經受的種種磨難。我這代人，還是經受了不少磨難的，文革也好，「六四」也好，等等，物質上的，精神上的。我們是在很貧瘠的知識土壤上成長的，是很缺乏思想資源的。我們這個民族也是這樣子的。這麼些年，我很多次講過，中國現代化的智慧支撐不足。中國人很聰明，但是，在我看來，著眼個體生存的智慧居多。這個其實不能叫智慧了，只能說是「聰明」了。另一面呢，就是理論觀照、科學思維的能力比較差，特別是對於社會、政治問題。不錯，是個中國讀書人，就很關心社會、政治問題，不管他自己是幹什麼的，可能他的專業、訓練、職業等等完全和社會、政治沒有什麼關係。另一方面呢，大家往往又都缺少關於社會、政治等問題的基本知識和起碼訓練，於是東拉西扯地討論一陣子「侃大山」吧。不客氣地說，中文世界裡，頗有一些不乏名氣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大教授、名家，也有這個問題。基本的概念不清楚，入門的文獻也不瞭解，隨便拿一個奇聞軼事就可以當證據，推理出極大、極重要的結論。我並不是說我自己就沒有這個毛病，我是學新聞的出身，年輕時的本行是政治評論，個人興趣也算比較廣泛，單從這個來說，也是很容易犯這個毛病的。我感到，自己要警惕這些毛病，反省這些毛病，不能夠自己去縱容這樣的，找個詞吧，自己的這樣的「心智的輕浮」。作為相關學科的學者也好，作為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也好，作為一個成熟的公民也好，要推動一種比較嚴謹、認真、理性、客觀、比較負責任的討論風氣。這樣呢，才能夠不斷提升我們討論社會、政治問題，討論公共問題的水準，積累我們面對這些問題的共同智慧，推進我們社會、民族的進步。不然的話，我們都不會有什麼大出息，這個民族也難有什麼大出息。現在我們自以為語驚四座的話，有沒有超出康有為、梁啟超時代以來的種種高論呢？一百多年在智慧上不進步的民族，能有多大出息呢？面對這樣巨大、深刻地變化著的世界，一個民族，它的大腦不進步，長得再高、再胖、再壯，對自己也好，對別人也好，敢說是件幸事嗎？

（三之二，未完待續）

美國的奇蹟與中國的失望─從奧巴馬的勝出說起

無　常

　　這次美國大選幾乎沒有起伏的波瀾和出奇的懸念，奧巴馬就順理成章地贏得大選勝出了。對奧巴馬本人與整個美國來說，這是一個奇蹟，同時，也映襯出另一個大國（如果撇開價值觀來說，中國也應該是一個不容小?的大國）的蹣跚與落後。這個國家除去它的實力之外，在任何與人、人權、人的自主和自由方面的表現，都是那麼令人失望，令人沮喪。
　　羡慕美國人人手一票

　　首先，在民主選舉方面，美國的公民投票模式就是一個世界大多數國家所遵循的普世價值，也就是今天中國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包括社科院院長都在聲討批判的西方價值觀。網上有一文章，題目是：《做一名美國人的感覺真爽！》談的就是大選時美國人人手一票的驕傲與自豪。對每一個選民來說，這一天讓他們感受到自己的力量與信心，因為是人民在決定著國家的領導與未來。反觀我們自己，中共建國幾近六十年了，我們自小到大，終其一生，我們選過誰，舉薦過誰，那些所謂的被選人又給過人民什麼承諾？多年前的一句順口溜，就道出了中國官場的形成：「中央幹部是欽點出來的，省部級幹部是跟出來的，市局級幹部是跑出來的，鄉鎮級幹部是買出來的，村級幹部是打出來的」。

　　更令人咋舌的是，就像過去的封建專制年代一樣，中共自身居然還能隔代欽點。鄧小平隔代欽點了第四代，江澤民不甘示弱，跟著效顰，又隔代欽點第五代。而這整個過程，都是一團黑霧，比舊時的皇家傳位還要高深莫測，又遑論現代社會的公平公正和公開透明？前些年，有記者預言江澤民在十六大後會全身而退，結果他以泄露國家機密罪被判刑三年。正如原新華社副社長彭迪老人所說：「本應公開進行的讓人民瞭解監督和參與的國家領導人的產生過程，也成了國家機密。過去是由元老像皇帝那樣指定，現在通過暗箱操作推選，連他們在選舉會上得票多少都不可告人。新聞記者如發表議論和預測就以所謂『泄露國家機密』論處。欲加之罪，何患無詞！」

　　中國會容忍一個少數民族領袖嗎

　　再者，就是一個移民美國的「黑小子」不僅圓了自己的美國夢，還圓了一個美國總統夢。這距離馬丁?路德金發表《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並慘遭殺害的日子，只有四十年時光，種族歧視與種族壓迫就在美國社會逐漸消失了。這種狀況會在中國發生嗎？中國會容忍一個少數民族的領袖來統領自身嗎？想當年，鄧小平可以當面恭維十世班禪「你是最好的愛國者」，然而，當民委主張由十世班禪來出任西藏自治區主席時，鄧小平卻拍了桌子：「這不是又回到政教合一的舊西藏了嗎！」今年八月，新疆發生了所謂恐怖襲擊事件，接著，連三個僅有的維族飛行員都給停飛了。還有今年的西藏事件，如學者王力雄先生所言：「這次西藏事件在藏漢民族之間整體地切開了鴻溝。民族關係變成了種族對立，情況發生了本質變化。如果說此前西藏獨立只是夢想的話，此後西藏獨立卻浮出現實的水面，進入了目力所及的視野。之所以發生這種變化，主要推動者不是別人，正是中國權力體系中擔負『反分裂』職能的官僚集團。」

　　可以說，在民族這個問題上，如同面臨民主自由人權的壓力一樣，共產黨沒有包容的氣魄，而且氣度越來越小，掌控越來越緊，奉行的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現在中國的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一把手居然都是漢人，這才造成了越是「和諧社會」，民族矛盾越是加大的現狀。所以，奧巴馬奇蹟只能發生在美國這樣一個民主國度裡。

　　中共的思維方式進步了嗎？

　　還有，在奧巴馬當選之後，我聽到了中央電視台播音員的聲音，頭條新聞就是「胡錦濤電賀奧巴馬當選」。當時，我懷疑自己聽錯了，是不是播音員少說了「應約」兩個字？因為自江澤民以來到胡錦濤的今天，十多年了，每次接聽克林頓或是小布殊的電話，都是「應約」與他們通了電話。言外之意，中國是一個天朝大國，美國總統來電話，是要事先通知我、央求我的，如果我沒功夫，還不屑接聽呢。所以，每次在播送此類新聞時，都要特別強調是「應約」與美國總統通了電話，好顯擺一下自己的特殊地位。這次是怎麼了？為什麼紆尊降貴了，倘若是「應約給奧巴馬發出賀電」，不就更神氣了嗎？

　　這讓人想起了二百多年前，大英帝國派馬戛爾尼出訪中國、「東方與西方的首次撞擊」的那段史實，乾隆皇帝就是堅持要馬戛爾尼按照大清帝國的禮儀向其磕頭。其時，在「天朝威儀、萬邦來朝」虛假繁榮下，掩蓋的是一個「停滯的帝國」。今天，就在經濟實力名列世界第四的大國盛世中，統治者的思維方式與治國方略，比起封建王朝的專制時代，又有多少開明與進步？它的價值觀又與世界是那麼格格不入、難以融合。這讓人再次想到了馬丁·路德金的最後聲音：「在自由到來的那一天，上帝的所有兒女們將以新的含義高唱這支歌，『我的祖國，美麗的自由之鄉，我為您歌唱。您是父輩逝去的地方，您是最初移民的驕傲，讓自由之聲從每一座山巒響起來。』如果美國是偉大的民族，這一天一定會到來。」

　　四十年後，這一天真的來了。而我們呢？中國人百年的民主夢、憲政夢、自由夢、人權夢又在哪裡呢？它們什麼時候會到來呢？

從奧巴馬求變當選看中國政治的困境

（美國）
朱學淵

　　美國種族意識發生積極變化
　　美國大選終於揭曉了，民主黨黑人參議員奧巴馬在選舉人票和人頭票上雙雙取勝，表達了美國民眾求變的急切心情，其中還有以黑人為主體的少數族裔的積極參與，但更重要的可能還是百分之四十三的白人選民將自己的一票投給了一個黑人。

　　每一次美國大選，白人的選票照例有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投給共和黨候選人，投給民主黨的通常只是在百分之四十一到百分之四十三之間，唯獨一次例外是「水門事件」後共和黨名譽掃地，百分之四十七的白人才選了傑米?卡特。奧巴馬被確定為民主黨候選人之初，就有不少人認為希拉莉?克林頓能爭取到更多的白人選票；而這次奧巴馬不僅保持了常態的白人票源，而且得到了百分之五十四的年齡在十八歲至二十九歲間的白人支持，顯示了美國社會的種族意識已經發生了積極的變化。

　　美國常被批評為有「白人至上」傳統，而這次總統大選由單色同性的白男遊戲，變成黑白男女兩色雙性競爭，而結果又是一個黑人取勝，這不僅是美國人心的變化，而且是美國形象的提升，它讓世界看到美國的人民是進步著的人民，美國的民主是進步著的民主，它的「領袖世界」或「世界領袖」地位是無法挑戰的。

　　人類有種屬之分，也就會產生群體間互相歧視的天然意識。我在香港就有被港人冷落的感覺，但這是無奈的事情，我沒法要求港人必須要看得起我。美國很早就禁止並懲罰種族歧視的輿論和行為，但是法律並不能規範人們的內心意識。這次奧巴馬先勝女中豪傑希拉莉·克林頓，又擊敗無人不敬的約翰·麥凱恩，標誌著美國消除種族歧視的努力，已經成功地由強制的「法律層面」進入到自覺的「人心層面」。

　　中國傳統缺乏進取求變

　　相較之下，中國的種族問題比美國要簡單，中國沒有實行奴隸制的近代歷史，中國各民族的膚色差異也沒有達到非黑即白的程度，但是今天中國卻處於嚴重的民族分裂的困擾之中，而少數民族的傑出人物如達賴喇嘛等，非但不能在民族團結事業中發揮積極作用，當局反而以等待他們的死亡，來等待可能更加動亂的未來。因此，無論從政治層面，還是從心理層面來看，中國社會還沒有進入自覺進化的現代文明時代。

　　中國有著獨特的傳統文明，但又常常自稱處在落後狀態。現代世界的交流活動，使各種文明有了互相比較的機會。文明不僅在於傳統的遺存，還在於它內在的進取動力。這次奧巴馬之能夠取勝，在於他提出了「變革」（CHANGE）和「我們能變」（YES， WE CAN）的口號。我們同時看到，人民也在變化，是進步了的美國人民選擇了求變的先進人物。這不僅是奧巴馬個人魅力所在，也是美國文化魅力之所在。而中國之所以落後，就是因為在它的傳統中缺乏這種進取求變的品格。

　　當然，中國有許多的具體問題，但是共產黨的口號不僅是「穩定」，而且是「壓倒一切」的穩定。所謂「穩定」，明說就是「不能變」，理由則是「我們有許多問題」，「我們的人口很多」，「我們首先需要小康」，「我們今天的溫飽局面來之不易」……等等。因此，共產黨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就是不要去解決問題；因為變革可能產生新問題，還不如在舊問題堆裡繼續煎熬下去。

　　中國的傳統文明就是這樣的，過去慈禧太后是這樣，今天胡錦濤也是這樣，胡錦濤不可能成為奧巴馬，也根本不想成為奧巴馬，如果有朝一日實行優勝劣敗，就沒有他今天的地位了；如果他早有奧巴馬的性格，一定早就被淘汰了。然而中國的政治一日不實行這種競爭制度，就一日沒有求變的領袖，中國就一定還在舊文化產生的舊問題中循環下去，直至動亂局面的最後到來，這就是中國社會無法逃避的困境。

尋求「變革」的可能─奧巴馬勝選的涵義

（大陸）
管　見

　　變革已成世界之大勢所趨
　　奧巴馬當選美國第四十四任總統，「change」（改變，變革），經由這一場震撼世界的選舉，對全世界產生著影響。

　　無獨有偶。今年春季一部日本電視劇熱播，劇名是一個英文詞，就是「change」。該劇依據日本政界的特殊性，編出一段在現實中不大可能而在日本政治格局中又合乎情理的故事：執政黨在其一位資深議員身亡後，動員其子朝倉啟太競選其遺下的位置，這位對政治本來不感興趣的年輕人在競選中表現出真實的自我，得到民眾高人氣的支持而成功，隨後，首相（執政黨總裁）也因醜聞而辭職，該黨老謀深算的實權人物眼見黨的支持率低下、面臨政治危機，決定利用這位年輕議員的高人氣，作為新總裁及首相的人選，實則為其傀儡。沒想到，這位年輕首相在政務中率性而行，越來越不服從為他提供的「腳本」，無視政治中的潛規則，突破幕後實權人物的束縛，堅定履行他在競選中對選民的諾言，傾聽民眾呼聲，甚至不惜跨越政黨界線，尋求在野黨支持其預算案。這樣，他面臨本黨內部的抗拒和暗算，結果毅然解散國會並辭去首相職務，重新投入選舉，要為日本政治尋求更大變革之可能。日本國民被電視屏幕上正直、單純且顯露霸氣的三十五歲「首相」深深迷倒，政界人物們也看得津津有味。

　　可以感覺到，變革，在今日之世界中已是大勢所趨。

　　看上去，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與那位虛構的年輕日本首相，頗為相似，仔細想想，又覺得似是而非。

　　人們看到，奧巴馬在國會的投票記錄有九成以上是跟隨著黨意，他的政見有許多不連貫，遇到批評和反對往往就改口，自己的立場、主張以及所有舉動，都出於精心的算計，想著如何對自己政治上有利。那位虛構中的年輕日本首相則完全不同。為了解決民生的實際問題，推行自己的政策主張，「朝倉首相」不僅日以繼夜地勤奮工作，而且在政治上積極尋求和解，大膽與在野黨領袖握手，甚至對黨內幕後人物當眾低頭鞠躬以求支持。一些老政治家在這位年輕人身上彷彿看到自己昔日的身影，終於改變態度同意合作。

　　顯然，這樣的虛構人物，表現的是民眾對政治家的希望，要求他們真正以民眾和國家的利益為重，不被政治利益所束縛。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是否是這樣的政治家，其實他的「缺乏經驗」不是那麼重要，這一點才是其真正的考驗，也是許多人士擔心之所在。

　　民主黨政府插手金融釀成危機

　　不錯，經濟問題是關鍵，以及伊拉克戰爭的沉重負擔，在選舉中對共和黨候選人極其不利。不過，金融海嘯的根源，深藏在民主黨卡特政府、克林頓政府以各種手段迫使銀行為窮人買房提供貸款支持的政策之中。無論金融監管有怎樣的缺陷，銀行的逐利本性和精於算計，使其有相當的能力避免危機，衍生工具泛濫造成危害也多是局部性的，危機的出現則往往在發展中國家，然而，政府插手進來，就出現了根本性變化。即使奧巴馬，也與金融業界關係不錯，特別是得到「兩房」之房地美的支持。他的募款額遠遠超過對手，金融界支持是重要因素。

　　布殊政府的經濟問題是赤字，次貸危機在其任期中爆發，是它運氣不好。次貸潛藏著極大風險，而這種貸款之能夠泛濫成災，房市的增長是其溫床。房市在多年裡維持增長，尤其在網絡泡沫破滅之際成為重要支撐，然而這種增長狀態不可能永遠維持。民主黨政府埋下的危機種籽在共和黨政府任上爆發，又運用手段將危機歸咎於市場自由放任及監管不力，奧巴馬順勢當選則又可能施展更多的政府干預來糾正市場。或許，這就是政府干預在國家資本主義時代釀成危機的特點──不同於經濟周期中有跡可尋的固定資產更新周期，或信用擴張能力，政府干預的後果本身有不確定性，也有長期性，且與政府任期之間可能陰差陽錯，就更為複雜。

　　奧巴馬當選了，身為一位黑人而入主白宮，顯示出他的魅力和能力，而人們對他的懷疑和批評，仍有其道理，不會煙消雲散。

　　應該看到奧巴馬當選的背後，正顯露出世界變化的潮流。

　　中共以「穩定」對抗「變革」

　　美國人畢竟是美國人，他們鮮明地表現出對於「變革」的熱情。即使奧巴馬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即使他就任總統後會使人們失望，即使有人分析其實麥凱恩更能領導美國實現變革，美國人還是選擇了奧巴馬，他們在他身上看到了強烈的「變革」衝動，就抓住「變革」的可能性不放。正如施化說的，「美國本來是一個改變的國家，美國民族一向是一個改變的民族」。美國能夠使資本主義直到今天仍展現強大的活力，與美國人這種民族性格密切相關。

　　反過來看看被一些人視為美國和世界「救星」的中國，它在中國共產黨把持下，頑固地以「穩定」對抗「變革」，並時常以自己的落後而得意，不放過任何一個嘲笑美國人遭遇挫折的機會。

　　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是現實中的政治家，也許他在總統任內不免會使人失望，但是他在選舉中大聲疾呼「change」，使全世界為之動容，為之振奮。那位「朝倉首相」堅定地認為，「那些只在選舉的時候對國民點頭哈腰，當選之後馬上變成特權階級的人，並不是真正的政治家；選擇的措辭不能讓所有的人都得以理解的人，不是真正的政治家；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國民的幸福之前的人，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他保證，他的一切和大家一樣，同樣的眼睛，同樣的耳朵，同樣的腳，同樣的雙手。美國人支持現實中的奧巴馬，日本人喜歡虛構的「朝倉首相」，特別是年輕的美國人和日本人，他們直率地表明自己的態度，不顧忌別人的臉色。

　　在我們中國，卻寧可把權利和權力任由一黨把握。

　　然而，「變革」的趨勢看來難以長久地抗拒了。美國民主黨政府埋下危機禍根，危機爆發之際，美國人照樣痛責當政的共和黨政府，執政黨的候選人要付出代價。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儘管標榜「批評與自我批評」為其傳統，實則早已代之以「逼迫民眾表揚」與「可持續的自我表揚」相結合，頌揚之聲充斥「新聞」之中，錯誤是別人的，功績是自己的，一向正確，總是有理，把一切的批評、抗議都扼殺在搖籃之中，消滅於萌芽狀態。如此倒行逆施，自然難以長久。三十年來雖然「黑箱」面貌已有所改變，全封閉全黑的格局難以維持下去。但是，中國有專制「超穩定」之傳統，只有長期積累起足夠的能量，才有「變革」的可能，以及光明未來。

中國通脹衰退由窮人承擔

（大陸）
樂尚嘉

　　從十月三十日起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再次下調零點二十七個百分點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這是兩個月內人行第三次降息。看來，人民幣已經進入降息通道了。
　　三次降息似乎是應付國際金融風暴。九月人行降息，正好是雷曼兄弟投行破產的次日，十月初一次則是在歐美六大央行聯合降息的次日。本次降息則幾乎與美聯儲降息五十個基點同步。不過，中國國內中小企業貸款難、經濟形勢有下滑可能及通脹壓力有所減緩等，都有降息的需求。從今年二月起，中國CPI逐漸回落，至九月只有百分之四點六，中國宏觀管理當局對通脹的擔心逐漸消散。

　　降息對抵禦國際金融風暴、對刺激中小企業渡過難關、對外貿出口，甚至對Ａ股股市和對中國樓市，或者都有好處（當然對Ａ股股市尤其是對樓市則不見得，因為在大勢下挫時，越是出台政策市場越是下跌，反之亦然）。但老實說，人民幣降息對廣大中低收入人群（絕大多數有存款）是不利的。

　　人民幣利率本來應該加息。雖說八、九月中國CPI比起今年CPI一直在百分之六、百分之七、百分之八來說已是大跌，但比起銀行存款基準利率來說仍是偏高，換句話，中國的負利率已經持續了二十三個月了。構成一年多來的中國高通脹，固然有國際通脹輸入的因素，但國內三十四年內房價翻了兩番及股市泡沫當是元兇。而二十三個月的負利率實際上是在為高通脹買單。現在CPI逐漸回落，通脹逐漸敉平，然人行再次降息，人民幣利率仍然為負，中國政府把通脹的成本向窮人轉移了，現在又把經濟衰退的成本向中下層人們轉移。

　　經濟並不是一直向前高速發展才是好的，發展有快有慢呈波浪型才是正常。有時市場大跌，那恰恰是擠出泡沫擠出膿瘡，市場自我修復。目前中國樓市及其它一些市場其實就處於這種狀況。

　　如果說，因為人民幣長期不按市場規律升值，致使外貿商品的生產者所獲價值不能得到同步提升，致使中國外貿出口結構固步自封不適時升級換代，而長期失衡的人民幣匯率一旦面對美元貶值，就造成了今天中國外貿出口企業的普遍窘困。那麼人民幣利率長期為負，同樣造就了中國經濟當前的困境。

　　人民幣的外部價格是人民幣的匯率，人民幣的內部價格是人民幣的利率。人民幣當前的升值壓力依然很重，人民幣還是需要適當的逐步的升值。與此同時，人民幣由於負利率而迫切需要扶正，以使貨幣市場信號逐漸恢復正常，因此人民幣利率也應增加。如此人民幣內部外部的價格是同步的。這樣，不僅能夠改善人民幣的外部環境，也能使人民幣國內市場信號恢復正常，使那些有資格有辦法但無效益或低效益的企業貸不起款，從而縮小生產經營規模，而使那些有效益但無辦法的企業（通常是民營企業）也能貸到款。從而使各種資源得到合理配置，達到整個社會獲得最大效益，使中國經濟可以健康發展。

　　人行兩月三降息，是順勢而動。然而，現時在人民幣升值壓力仍然存在的情況下利率下調，是否使人民幣匯率、利率逆向行走，自身發生內在矛盾？而人民幣內部價格與外部價格逆向，對中國經濟結構、中國外貿出口結構的調整是十分不利的。它不僅會使已有的問題得不到解決，而且還會增添新的困難，拖到將來解決起來更難。

地方政府破產預兆─拯救房市政策的利益關係

（大陸）
綦彥臣

　　面對低迷的房地產市場，尤其是三線城市（地級）的市場狀況，政府方面開始商討救市策略。比如十月中旬，河南省十八個地級市的房管局長聚首焦作，研究如何遏止房價下跌、交易下滑、土地流拍之趨勢。全國其他地方政府的動作雖不如河南積極，但在降低房地產契稅及首付比例方面已經有所動作，二套房限制的取消基本上已形成共識。
　　在這些積極救市政策的背後，地方政府的財政焦慮十分明顯，即犧牲遠期收入機會與流徑來保證目前「餓不死」的收入。簡單地說，以往靠賣地博取財政收入之大部分的地方政府已經到了破產的邊緣。

　　城郊農民的新「八年抗戰」

　　從二○○○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房地產業進入迅猛發展階段，三四線城市的地方政府掀起近乎喪失理性的圈地狂潮，城郊農民則以「抗戰」精神進行抵制。雖然他們不足以抵抗強硬的政府，但總還是把中國的地權弊端亮給了全世界。從積極的意義上講，正是他們的抵抗所引發的群體事件及其政治威懾，促進了胡溫核心痛下決心確認農地的流轉權益，儘管它離完全的私有化（標誌之一是證券化）還有很大的距離。

　　地方政府的圈地狂潮所傷害的不只是城郊農民，由於投資擴張型增長模式的慣性，純鄉村農民也受到了嚴重的傷害。初步估計，全國失地農民已經高達五千萬人，其中三分之一是純鄉村農民。即便是在法制程度較高的省份，地方政府也常常做出令其省級高層乃至中央震驚的圈地舉動。比如在浙江，溫州下轄的瑞安市，二○○七年四月初，一位副市長在凌晨一點鐘親率由數十台滿裝沙石料工程車及推土機組成的隊伍，闖進陶山鎮霞林村，強行填掉一百畝水田，為市裡的一個大項目確址。村民聞訊趕到現場阻止，該副市長下令隨從警察施放催淚彈驅散村民。

　　浙江的「霞林村事件」只是地方政府圈地狂潮的一個縮影，它遠沒有發生在廣東的「太石村事件」與河北的「油繩村事件」影響那麼大。

　　政府隨意圈地是中共政權的一個傳統，只不過土地承包制實行之後其內在的利益關係緊張化，才使之成為社會問題。在毛時代，中國縣辦特色工業（如磚廠、白灰?）以及社隊企業無償圈佔的農地，總量不下於三千萬畝。現在，這類企業大都低價轉賣，農民的利益不曾得到任何補償。如果按胡溫核心推行的土地流轉改革之後每畝農地全國均價為五萬元（二○○八年不變價格）的話，那麼各級地方政府應該返還各地農民一萬五千億補償。這種返償一旦經過法理確認，那麼，縣鄉級地方政府無一例外地全部破產了。

　　「賣地吃飯」還是「賣地增長」

　　就全國的平均水平看，近年來，地方預算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來自土地出讓金、房地產相關稅收。通俗地說，至少有一半以上中國地方政府是在靠賣地「換飯吃」，即用賣地收入維持基數龐大的公務員工資支出。地方政府方面的說辭則是靠賣地「求增長」，比如靠房地產業帶動建築、鋼鐵乃至裝修行業的增長。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但是，任何一個政府均可採用任何一個自選政策來說明自己的「增長倫理」，比方說黃色產業的合法化，再比方說地下博彩業的合法化。只要它們納稅，均可稱為「無煙工業」。這樣假設的政策模式如同真實的圈地政策一樣，都可在非民選政府的決策體系中實現，若是放到民選政府體系，必然要經過激烈的政策辯論。

　　政策辯論的結果會產生波及效應，就政府圈地的社會倫理後果來論，毛時代無償圈佔農地的補償問題必然被涉及。此類問題會給非民選政府帶來巨大壓力，這也是它們本質上拒絕民主的原因之一。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一位體制內的學者系統地研究中國地方財政壓力問題，而體制外學者又不可能接觸到內部資料，因此，只能靠一些個案進行點式分析。就宏觀的來看，財政部於二○○八年九月推出了一種緩解地方財政困難的獎勵辦法，規定「縣鄉減少一名財政供養人員，中央財政獎勵該縣鄉四千元」；就微觀來看，雲南省昆明市在二○○八年九月份推出了類似政策，「市屬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離崗創業，不僅將保留編制、職級三年，還可保留工資待遇一年」，以及「公務員自願辭職創業的最高可獲獎二十萬元」。可以推斷，這兩種類似的財政舉措與房地產市場的低迷並非巧合，而是有內在的關係。

　　土地腐敗窩案注解「中國特色」

　　中國的土地腐敗案已經成為「中國特色」這一特定政治詞組的新內容。比如在第四直轄市重慶，二○○七年房地產稅費總計收入四百億元，超過全市財政收入的一半，而重慶自去年以來先後發生了兩起土地腐敗窩案。稱為「七二六案」的土地腐敗案竟有渝中區紀委書記捲入其中，最後獲刑十三年；稱為「四一○案」的土地腐敗案則有五名正廳級幹部被查，其中市規劃局局長蔣勇成為焦點人物。重慶的大力反腐固然有作為第五代領袖人物之一的薄熙來個人功業心之促使，但是作為新建直轄市其房地產開發市場容量之大，令官商勾結的「中國特色」更加彰顯。

　　自江澤民時代末期，一直是「中國特色」腐敗風暴眼的福建省，在二○○八年八月又爆出省委常委陳少勇腐敗案。陳少勇為其關係人批地一百五十畝，以項目名義佔用，而後閒置，等待增值。案發前每畝已經升值二十萬元，無形之中可獲利三千萬元。

　　有些貪官厭煩了批地撈錢的方式，開始「親自下水」。比如，安徽合肥的「政界雙星」許道明江黎夫婦（分別為合肥市委副書記、合肥商務局局長）與合肥一家公司合夥經營，以無形資產即官場資源入股，將一塊工業用地變為商業與住宅用地。結果，此項「合夥投資」成了日後的罪證之一。最具諷刺意味的是，許道明屢以市委副書記的身份給下屬講反腐專題，稱曰：「領導幹部的言行直接影響黨在人民群眾的形象。搞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鬥爭，關鍵在領導幹部。」

　　救市也有「人鬼兩面」

　　許道明一邊以權謀地，一邊大講黨風廉政建設，可謂是中國俗語「人前是人，人後是鬼」的經典印證。地方政府對房地產的救市政策更不乏「人鬼兩面」的因素。甚至說，保證財政收入只是表面說法，而維護個人仕途不致破產才是問題的本質。因為沒人能保證陷入全面困頓乃至破產邊緣的開發商不出來「咬」那些從他們手中獲得鉅額利益的許道明們與蔣勇們。

　　由於土地能夠帶來鉅額的額外利益，更多的中央高官加入了「人鬼兩面」的舞弊行列。十月下旬，北京公佈正部級的全國人大財委副主任朱志剛被雙規，新華社的消息說：「該案已牽涉京城房地產、會計行業的數名人士。」據傳，最高法院的一名副院長也因捲入房地產腐敗大案受到調查，消息人士說：「沒罪是不可能的，只看他怎麼利用法院的人脈關係少判、輕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