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
朱健國
幸遇先生沙
沙葉新先生是感天動地的思想勇士,我以為他理當是二○○八年度「感動中國的人」。
「男兒自有真」。從師從恩師黃佐臨啟蒙,到青出於藍別樹一幟,從話劇創作走向思想衝刺,從體制內黨文化走向體制外自由共生,從回民傳統走向普世價值,沙葉新不斷刷新其真話真情真知真理的「挖祖墳」感召力。上世紀八十年代,他逆鱗「太祖」的代表作是欽禁話劇《假如我是真的》;新世紀,其血熱中華的「命運交響曲」是療治中國偽現代化後極權時代的「四化」雄文:《「表態」文化》、《「檢討」文化》、《「宣傳」文化》、《「腐敗」文化》;新近,更有「天譴論」、「毒奶問」讓天下風走而響應……
沙葉新打破將藝術、學術與思想探索對立的二元論,既不排斥「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也沒有「為昭示後世計,自藏其鋒芒」,對李慎之、王元化皆心儀不已,一面以《風雨蒼黃五十年》為旗幟,跳出壕塹大寫抨擊時弊「四化」雄文,一面繼續創作《江青和她的丈夫們》、《幸遇先生蔡》等新話劇,以《中國新文學大系》第四輯戲劇卷主編主持三十年話劇改革研究,沙先生可謂融作家、學者與戰士於一身,文武雙全。
即便有了這樣強烈的感動背景,近日與沙葉新先生相見,仍然又有刻骨銘心的新感動,油然「喜此時幸遇先生沙」。 沙葉新有話劇名為《幸遇先生蔡》,說的是蔡元培創立北大精神的故事,劇名借用老「北大校歌」之歌詞。
此時,讀過余秋雨的「含淚」說,看過其食言「拒絕一切官方榮譽」而伏謝欽賜「大師」稱號,自我宣佈「余秋雨故居為國家文物保護單位」,上海文化界的三千年未有之犬儒讓人何等悲哀!但二○○八年十月十四日下午,這一悲觀得到改變,其時到上海探望病中的沙葉新先生,兩小時開懷放談,一次次深深敬歎。
我想,沙葉新先生對上海文化界犬儒化的力挽狂瀾,也足以讓上海人「喜此時幸遇先生沙」。
民諺:「一娘養九子,九子九個樣」,大上海豈能任由「含淚的余秋雨」邀寵搖尾?在「自由朱學勤」之外,還有「獨立沙葉新」!二人聯袂冒險發表「天譴論」,狙擊「余含淚」御用新潮,朱、沙二人似乎決意構建上海新的「自由精神雙子座」。
與歷史照片比,年近七十的沙葉新瘦了不少,但與動手術和化療前相比,只是面色略有疲乏,好在雙目仍炯,壯志依然。依舊幽默,依舊俏皮,依舊勇於「圖窮匕見」,真知灼見,「大珠小珠落玉盤」。好漢不提當年勇。三十年銳氣不減,三十年自由不羈,這才是「我心永遠」!一個人一時智勇不難,難的是三十年始終銳不可當!這才是路遙知馬力,這才是百煉成鋼。回顧起來,沙葉新先生讓我感動的新細節,歷歷在目。
江澤民時代敗壞整個中華民族
沙葉新先生自以話劇《假如我是真的》轟動海內外起,就以說真話而聞名於世。連名片上都是別具一格的真話:「沙葉新──上海人民藝術院院長──暫時的;劇作家──長久的;某某理事,某某委員,某某教授,某某主席──都是掛名的。」
只有相逢說真話者,才會有強烈的「讀書不如訪談」之感慨。當說到前中共江總書記時,沙葉新竟然毫不留情地說:「江澤民時代敗壞了整個一個(中華)民族!」──一個新感動頓時流遍我的全身:沙葉新還是一個體制內的中共黨員啊!以他在體制內六十年的體驗,以他的大智慧,不可能不知,江雖然退下來了,其實還有太上皇之威啊!縱然沙葉新的兒子在美國,可他和夫人還生活在「上海幫」嚴密控制的上海灘啊!如此逆鱗太上皇,要準備擔當多大風險!難怪有人懷疑,發病之前還能在冬天洗冷水澡的沙葉新,是否因為「過激言論」而「病從口入」呢?
他明知這不是閒聊,而是接受正式採訪,面對著攝像機、錄音機和照相機,如此清晰地「犯上」,且不斷重複,這可是「文死諫」者也要猶豫的。沙葉新如此「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不啻是對天下犬儒焦大的當頭棒喝!除了「余含淚」之流,誰能不感動?
在震撼人心的《「腐敗」文化》中,沙葉新曾手捧赤心:「上海是一個虎穴,還有一個更大的虎穴是政治局。有人嚇一跳,說我膽敢懷疑政治局?我說,為何不能懷疑政治局?他說,這種話你怎麼能說?我說,為什麼不能說?聞一多有首詩:『有一句話說出來就是禍,有一句話能點得著火。』如果一句話能點起反腐的正義之火,即便我身陷火海,禍及自身,也在所不惜。中國總要有人說話,哪怕五千年都沒有說破,如今也要說;如果不說,誰能猜得透火山的緘默?如果火山一旦爆發,那就不是我一人之禍,而是國家之禍,是民族之禍,是蒼生之禍!」現在他說「江澤民時代敗壞了整個一個(中華)民族」,再次證明他英雄到老不入佛!英雄雖病刀不老!
「一個不允許別人對他說『不』的人,絕不可交;一個不允許別人對他說『不』的民族,也難以為友。」沙葉新有此名言,自然批評無禁區,對任何人都敢於說不。哪怕是昔日同學好友!哪怕是今日太上皇!哪怕是「六四」時坦克隆隆,他也為死去的無辜者公開帶了三天黑紗!
沙葉新志願「天下無敵」,從不將任何人視為仇敵,他充滿醫治一切「精神病人」的「懸壺」情懷。
上海盛產「二丑藝術」
為何「上海是一個虎穴」?其時我們談到上海文化和上海文化人,對話是這樣的──
朱:你對上海文化界改革開放三十年怎麼看?為何「上海是一個虎穴」?
沙:上海不是領時代之潮流的,至少這三十年,它是起了個壞作用的。上海是一個商業城市,他們都說我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話,包括上海文人,上海人他只做無本的生意,只敢於做無本的生意。
朱:上海文化人首先選擇保險、安全、有大利益的事情?
沙:上海人不願意做無利的買賣,他明哲保身,他要將本求利,他要精打細算。他只能是什麼呢?他只能是這樣做,包括上海文人也是這樣的:他可以在文人面前講講官府怎麼樣,在官府面前他可以罵罵文人,哎呀!這人怎麼怎麼!
朱:就是魯迅說的「二花臉」那種人?上海盛產「二丑藝術」?
沙:叫「二丑」嘛!魯迅先生就是在上海寫的《二丑藝術》嘛!這個現在也是這樣的啊,(上海文人)他假如說要敢說話的時候,他有兩個條件:一個條件就是我是安全的,其次是一定要有利益,利益第一。你要妨礙我的利益,那就不行了。這是很典型的上海人,這就是上海這個城市。現在這種體制之下,上海同是一個太陽照著,同是一個黨領導,在這樣的後極權時代,你說它怎麼可能領時代之風騷呢?!不可能的。就是像我這樣的人,也根本不值得一提的,大家都說我了不起什麼的,是因為上海整個的文化土壤、空氣一塌糊塗,才顯得我像芝麻裡面的一顆綠豆。不,不合適,我不過是綠豆裡的芝麻一樣。
朱:你這樣謙虛!你既不是生在上海的上海人,也與你所說的許多上海文人完全不一樣。魯迅說皮日休是「一塌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芒」,你是上海這個「一塌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芒」!
沙:我認為上海它總體上是這樣(一塌糊塗的泥塘)。
朱:雖然你遵從「連眼珠也不轉過去」的輕蔑法,不願公開提及「余含淚」,但你關於上海文人做事一求安全二圖大利的兩點概括,可能真正抓住了余秋雨之類上海文人的本質了。
沙:當然這和整個國家都有關係。九十年代之後,由於共產黨為了使自己的合法性能站住腳,小平就講「停止爭論」,他就是想要把經濟搞上去,來取得它的合法地位。但是,後極權時代一個最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政治上(的專制)它絕對不會放棄,儘管它已鬆動很多了。
朱:就是說,中共已從以信仰、理想、民主、公平為立國之本,衰落為以經濟建設的成效作為它的政權合法性,即使這種「經濟建設」以犧牲當代百姓的自由與健康,犧牲未來子孫的立足之地為代價,也在所不惜。
沙:那麼這就會影響整個社會,影響整個臣民吧,它這個目的是明確的。於是對知識分子的籠絡、拉攏、腐蝕,在九十年代是最為嚴重的,高校的腐敗都是駭人聽聞的。
朱:當年以反右、文革殘害知識分子,是政治腐敗;現在以高薪獎金博導教授等等名利腐蝕知識分子,是經濟腐敗,六十年來的新中國,知識分子始終在遭受腐敗專制的摧殘。現在的高校腐敗其實是執政黨毒害知識分子的標誌。
沙:是啊,今天的知識分子,包括高校的知識分子,本是文化的傳承者,但這些人都腐敗了,還有什麼文化可言哪?!
朱:上海的高校腐敗與外地相比,有什麼特點呢?
沙:我沒做過比較,但是我非常關注這個事,前不久跟鄧正來先生在一起吃飯,他專門跟我講了這個高校腐敗,所以我也很關注。今年我在香港做了兩次演講,一次是給香港教會大學,一次是給尖沙嘴的文化中心,其中都涉及到教育腐敗,但是我這還是只能叫「隔靴搔癢」,因為我畢竟很久沒有去過大學,但是他們是個中人啊,都是在什麼吉林大學啊、什麼北京大學工作過的,他們講起來是有根有據的,那真是駭人聽聞。鄧正來先生講,在高校,首先(研究課題)項目權是掌握在領導手裡,你是政治上可靠、聽話的人,就把項目給你,這些項目有些幾百萬,有些幾十萬的。
朱:項目的承擔者就可從項目經費中得到出國等等好處,就像官僚一樣可以公款報銷「吃喝嫖賭」。現在高校通過這種項目腐敗來籠絡和牢牢控制一些知識分子。許多犬儒和「焦大」,就是這樣產生的。
沙:還有很多手段,項目是其中之一,還有職稱。
朱:對,還有職稱,一個博導,就可讓好多人變節投降。
沙:這個我不是專業的,你在網上可以搜一搜。職稱它是這樣有牽制力,子女也那個樣,你的子女能不能讀大學,是每個教授、每個知識分子都切身關心的。
朱:是啊,像趙紫陽那樣甘願犧牲家人的確實少,連胡耀邦也因考慮到兒子的仕途,而不得不違心做檢查。
沙:哎,你子女讀哪個學校都是有關係的。評職稱也是這樣的,你說,現在怎麼博導那麼多?!
朱:今天的整體腐敗可說是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三個代表」帶來了三聚氰胺
沙:我的好朋友董健先生,南京大學副校長,(上個月)二十三號到「嶺南大講堂」,主要是講教育腐敗。
朱:董健先生在總結三十年改革和大學教育現狀的基礎上,對大學官僚化、學術腐敗進行有力鞭撻。
沙:學校應該是一個很神聖的地方,連學校都腐敗,你說中國還有什麼希望,培養什麼學生啊!
朱: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今日連根都腐敗了!
沙:而且他們(大學教授)又是文化的承擔者和延續者,將來的知識分子都是從他們那裡出來的,他們是在社會上各個領域的知識分子,你說還有什麼希望?九十年代,我一直認為,江澤民那個時候是敗壞了整個一個民族。
朱:江澤民時代敗壞了整個中華民族?!你認為文化腐敗、教育腐敗、知識分子腐敗的主要責任,是在於執政黨的腐敗,主要起源於江澤民時代?
沙:哎,我認為他(江澤民)是民族的罪人,我是這樣認為,他敗壞了一個民族!
朱:按說,他還有一點西方文化的底子和民國文化的底子啊!這個人還是見過一些世面的呀?
沙:他(江澤民)淺薄!
朱:他喜歡賣弄作秀?彈彈鋼琴、拼湊七律……
沙:我跟他有幾面之交,那個虛偽的表情,唯恐在洋人面前……
朱:江在上海主政的時候,可能想過請教你?想以對你「不恥下問」表示「尊重人才」,「親近知識分子」?
沙:他那時候說,在上海只認識兩個作家:一個白樺,一個沙葉新,這是他親口講的。
朱:他似乎知道你的分量與影響,但後來真心喜歡信任的卻是「余含淚」之流。如若他真心敬重你這樣敢於說真話的「童心小孩」,中國今天可能不至於全國食品一片毒,毒奶毒蛋遍地了,「三個代表」帶來了三聚氰胺!
胡溫時期,黨倒成弱勢了
沙:政治上的江澤民,文化上的某某某(余秋雨)是一丘之貉。
朱:你這話太精闢了!如果客觀地比較,胡溫時代和江時代,到底哪個要強一點呢?有人說,可能江時代還稍微強一點,你看呢?
沙:還是胡(耀邦)、趙(紫陽)時期要好些。你說的是胡、溫吧?
朱:對,我說胡、溫時期和江時期比。那個胡、趙時期肯定是三十年來最好的時期。
沙:胡、溫時期,現在是黨倒(成為)了弱勢了。
朱:執政黨中共已經到了弱勢時期?!你這話新奇!
沙:它(中共)已經是強弩之末,它已經是四處滅火,盡量想修正自己形象,然後在黨內採取折中主義,綜合各方面利益。
朱:處於招架守勢了?今天像一九四六年的蔣介石政權一樣,想專制無實力,說民主無真誠。
沙:哎,只能招架,難以招架了!強弩之末,招架不住了!
朱:你這個診斷也很精闢!
沙:他們越來越感到自己的危機。
朱:所以他們就對輿論控制得更加緊了?黎明前的黑暗!
沙:這是後集權時代的一個典型特徵,都在胡、溫的身上反映出來了。矛盾四起,雖然控制越來越嚴,但裂縫越來越多。你說,像(我們)現在自由主義(的表達),應該來說超過以往了,包括我的文章,自由主義的言論大膽。
朱:對,你的《「表態」文化》《「檢討」文化》《「宣傳」文化》《「腐敗」文化》,你發表《支持章詒和!正告鄔書林們!》,這都是以往不可能寫,更不可能發表的「自由化」。從二○○四年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開始,一個體制內人向體制外思維大轉移的大轉折,一年強一年。儘管許多自由思想還不能在大陸紙媒上發表。
沙:但是網絡上(的自由)不得了!你看我寫的文章在網絡上,它很少封閉,這也說明空間擴大了。
朱:新浪好像對一般人的博客管制嚴格一點。畢竟它有商業追求,擔心你這樣的名人離開新浪會損失眼球。你估計像你的信件(包括電子郵件)、電話,是否有監控?
沙:監聽電話,這是公開的秘密啊!
朱:白樺曾告訴我,他的電話也是在監控之列。賀衛方就說,今日中國仍然是「警察治國」思維當道。
沙:(個人隱私)現在根本就沒法保密了!因為沒有法律來支持。從技術來講,現在監聽是太方便了。
朱:雖然當局的表面專制控制加強了,實際上只是一種無可奈何地招架?
沙:招架之勢。強弩之末!
部長親自來說項
朱:你用電腦上網,海外的網能上嗎?
沙:可以上,什麼「動態」啊、「無界」啊、「自由門」啊,都可以上。
朱:海外的信息你可以收到?
沙:可以,像這些他們(有關部門)都知道了,他消滅不了的,我一切都是公開的啊,電腦都可以給他們看的,他們最怕你參加任何組織嘛。哈哈哈……(大笑)
朱:但你好像也參加了一個「組織」,我聽說你在去年加入了那個「獨立中文筆會」,你沒有顧忌?你是中共黨員,是中國作協會員,怎麼敢又參加一個中共反對的「獨立中文筆會」?「獨立中文筆會」是自由主義的,有人說它有「民運嫌疑」啊。
沙:因為它(「獨立中文筆會」)的宗旨我贊成啊,因為中國也沒有拒絕「國際筆會」啊,這(前幾年)新成立的「獨立中文筆會」,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准的吧。
朱:「獨立中文筆會」是「國際筆會」的支部,它應該是合法組織。
沙:當然是合法組織,因為它的宗旨我同意啊,不分民族、不分政治、不分什麼黨派啊,你只要主張自由創作的人都可以參加。當然我支持這個。
朱:你參加「獨立中文筆會」,對它的支持和促進是太大了。就好像一九二七年,許多人因白色恐怖而退出共產黨時,徐特立卻頂風加入中共,對當時的共產黨的支持真是讓人感動。你加入「獨立中文筆會」時,也正是許多自由思想者紛紛向「博導」、「教授」投降當犬儒焦大之際,正是你曾經的同學、好朋友「含淚勸告」冤民不要追究貪官污吏之時。如今連「八○後」、「九○後」也知道加入「中國作協」可得現錢現利……
葉:我要跟你講,這個中國作家協會是個御用組織,雖然我也是會員,從來都沒有……而且這是我的權利嘛,我要參加就參加,我不參加就不參加,你管我什麼!
朱:你參加「獨立中文筆會」之後,有沒有人來找你談過什麼話?
沙:(當然)。我正要再跟你講跟他們的談話。(當時)去了一個小時,很精彩很精彩!我叫它《二月故事》。我呢,現在是因為沒有力氣講了,很精彩……以後你可能看到這篇文章,題目就是《二月故事》。《二月故事》裡面有這細節,他們叫我不要參加。以後會寫出來我發給你好了。
朱:謝謝!你何不用口述,找一個助手打字,你這麼大年紀打電腦很累啊!
沙:不用的,電腦我可以盲打啦,不累。
朱:你近七十的人,電腦比我還打得熟啊!
沙:我用電腦比你時間長啊,肯定比你時間長,我最早一個電腦是用AST的,你知道AST電腦嘛?我一直盲打,習慣了。
朱:什麼級別的人來找你談呢?
沙:(上海市委的)部長級。
朱:部長親自來說項?那說明當局高度重視你的這一「叛逆行為」!
沙:中央有文件的。
朱:不過,你並沒有退出中共,也沒有退出「中國作協」。你實際上是以共生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既希望中共有可能改革得民主憲政,也積極加入自由主義思想研究,以防中共不可救藥。這樣「一顆紅心兩種準備」,「腳踏兩隻船」,實際上是一種共生主義,對姓資姓社兼收並蓄,取長補短,提高自己的共生度和共生質。這是大可供人參考的新實驗。
作為一個共生主義研究者,我非常謝謝你抱病給我講了這樣多共生實踐與感悟!
願你提高警惕,注意防病,早日康復!
二○○八年十一月一─三日
於深圳早叫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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