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反省的問題─在紀念大躍進5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致詞

（美國）
林培瑞

　　去年六月，在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和美國華人圖書館協會南加州分會合作舉辦的「紀念『反右』五十周年的大會」上，原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當年的「右派分子」杜高先生曾經引用了中國作家張抗抗的一句話：「一個不能用今天考察昨天的民族是沒有明天的。」
　　今天我們再一次聚會，為的正是負責地利用我們的今天，認真地反思和考察中國的昨天，真摯地希望神州大地上能出現一個名副其實的文明的明天。

　　正視和直面過去的痛苦和黑暗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我們都身處日常生活的慣性之中，對回顧以往的痛苦，人的心理具有各種抗拒和規避的本能。但張抗抗說得對：正視和直面過去有必要，也能起一種不可缺少的治療作用。在這方面，美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中葉，美國是個有奴隸的社會。甚至到今天為止，奴隸社會餘波引起的各種有關問題還沒有徹底地消除。但同時，我們也得承認，美國社會在這個問題上有了不少的進步。有進步的地方是因為通過文學作品、新聞媒體，公開演講、法院的裁決等等的渠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能夠正視和直面奴隸社會的醜惡，也就能夠較快地治癒過去的病態。

　　二十世紀是個血腥世紀，它的歷史上有不少其他的例子，不少要求民族反省的問題。大的例子包括德國，日本，前蘇聯，南非，中國；中等大小的例子包括亞美尼亞，智利，柬埔寨，塞爾維亞，盧安達；較小的例子還有許許多多別的。民族反省的歷史記錄呢？大的例子?面，德國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反思比較漂亮，南非對以往的種族歧視問題的反省也做得相當好，日本對以往侵略戰爭的反省在不好不壞之間。可惜中國對共產主義罪惡的反省相比較之下顯得最差。毛死以後「傷痕文學」開了個有希望的頭，但在共產黨的壓力之下，沒能深入，只好在表層上停滯。往後，不管是中國的文學，媒體，課本，博物館，甚至網絡都禁止正面考察過去，不允許深入的反省。中國人只能認同一種畸形的文化定位。

　　產生這個局面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執政黨認為正視和直面自己的過去的歷史錯誤和罪惡會影響自己當前的穩定和自己將來的利益，因此禁止任何公開的研究和討論。

　　我們的這次會議的出發點完全不同。我們的大前提不是任何政黨的利益，而是全體中國老百姓的利益。回顧共產黨的歷史罪惡是有必要的，這不僅因為同一個政黨的後代還在執政，對自己歷史上的錯誤和罪惡還堅持不作負責任的反省；還因為認真地反省對中國老百姓的精神面貌的發展也極有必要。有人說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是個大分水嶺，以前以後都絕然不同，可是歷史顯然沒有那麼簡單。毛時代的極端「節欲」與現在普遍的「人欲橫流」之間沒有反彈關係嗎？毛時代的「一切為集體」和現在的「一切為個人」也沒有物極必反的關係嗎？在毛時代的意識形態中，極力推崇「卑賤者」和今日的殘酷鄙視社會底層的人也沒有「矯枉過正」的微妙關係嗎？毛時代的「打倒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跟今日「憤青」的狂熱民族主義到底有沒有令人深思的牽連？這些都不是簡單的「是」與「否」的問答題，而是需要很多深度反省和研究的問題。共產黨不允許研究這一類的問題，但我們的會議絕對地歡迎和鼓勵。

　　今年是大躍進的開端的五十周年。我一直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躍進看得不夠重要。僅以非正常死亡率來衡量，大躍進──大饑荒中死去的無辜的中國老百姓的總數要比文革死去的總數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話，這個比率自然還更大。但譴責大躍進的文字也一樣多二十倍嗎？很可惜不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肯定有很多，但其中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大躍進──大饑荒中死亡的人絕大多數是文化水平低的農民？他們自己較難發出聲音？知識分子作家是否更願意寫知識分子的悲慘故事，也就是以反右和文革為背景的故事為主，而農民的故事不那麼能進入他們的心?去？我們在反省的時候，這恐怕也是一個應該反省的問題。

　　我今天向大家道歉。因為在加州大學有無法更動的教學任務，以致我無法來西東大學和紐約參加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盛會。但我由衷地感謝各位不遠千里而來的朋友，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和朋友。我也非常感謝會議的組織者和其他為了這一會議的順利召開作了大量工作的朋友和同事。

　　祝會議圓滿成功！

　　(本文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專任講座教授、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