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道悲劇：大饑荒─記《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國際研討會

王　屏

　　今年十月十六至十九日，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和中華學人聯誼會，在新澤西和紐約合作召開了一個名為《中國的歷史教訓和未來挑戰：紀念大躍進五十周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大型國際研討會。會議的宗旨是對上述中國當代史上這兩個相隔久遠但有密切相關的重大歷史事件──大躍進和改革開放──進行嚴肅認真的探討。這次研討會有近六十名學者參加，其中有不少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之中有近年來揭露大躍進──大饑荒真相的著名學者，還有中國大陸自由派學者的領軍人物，如楊繼繩、姚監復、李若建、余習廣、王東渝、胡杰、秦暉、劉軍寧、崔衛平、盧躍剛、王天成等十餘人。出席會議的北美學者有吳國光、丁抒、文貫中、宋永毅、陳意新、金和輝、張躍宏、李明珠、嚴家祺、程曉農、何清漣、陳奎德、胡平、夏明、郭建、王軍濤、王丹、謝選駿、何曉清等近四十人。
　　會議的第一個主題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中國大躍進∕大饑荒，它導致了近四千萬的中國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對比二十世紀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直接死亡人數（大約分別為一千萬和三千萬），這場在和平時期完全由政治運動導致的大規模的「人禍」，確實是二十世紀最大的人道悲劇。

　　承辦這場研討會的美國西東大學校長羅伯特·西任教士和商學院院長凱琳·鮑羅芙博士都表示：儘管他們都不是中國研究專家，但這麼大的人道悲劇全人類都有職責吸取歷史教訓。為此，西東大學堅決支持這一國際研討會。在會議的開幕式上，他們都向與會代表致以熱情洋溢的歡迎詞。

　　探索二十世紀最大悲劇的第一個國際研討會

　　雖然中共的執政者對大躍進∕大饑荒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持否定態度，但是他們從來不鼓勵學者認真地研究這一歷史的悲劇。為此，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講座教授、二十一世紀基金會董事長林培瑞博士在他的歡迎詞中指出：「我一直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在『反右』和『文革』的相比之下，把大躍進看得不夠重要。僅以非正常死亡率來衡量，大躍進──大饑荒中死去的無辜的中國老百姓的總數要比文革死去的總數大二十倍，甚至二十倍以上。和反右相比的話，這個比率自然還更大。但譴責大躍進的文字也一樣多二十倍嗎？很可惜不是。……我們在反省的時候，這恐怕也是一個應該反省的問題。」他的批評是中肯的。會議作為全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個以大躍進∕大饑荒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也正是這樣一種反省的結果。

　　今年以來，對這一主題的研究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原新華社高級記者、現《炎黃春秋》副社長楊繼繩在香港出版了有關大饑荒研究的上下兩冊的專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記實》。這部由他潛心調查寫作二十年的一百一十萬字的巨作，不僅引用了大量被嚴格保密的檔案材料和他對許多中共高級幹部的獨家採訪，更對四川、安徽、甘肅等十一個重災區作了慎密的描述和研究。這一著作已經被學界不少知名學者認為是「一部可以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媲美的巨著。」

　　會議的第一個議題是「五十年後再看大躍進∕大饑荒」，第一個演講者就是楊繼繩。他的論文以《大饑荒期間中國的人口損失》為題，算出了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間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和少出生人數分別為三千六百萬人和約四千萬人。大饑荒使中國損失人口共約七千六百萬。第二位演講者美國明尼蘇達若曼學院丁抒教授，他早在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了第一本中文專著《人禍：大躍進和大饑荒》。這次他的論文題為《大躍進∕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數的下限》。他通過「逐年出生數」、「正常死亡率」和「統計局發表的人口數」計算出全國在大饑荒期間（一九五八──一九六二）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三千五百萬。值得一提的是：楊、丁兩位都是文革中於清華大學畢業的理工科學生。他們最後都棄工從文，以科學家鍥而不捨的精神來研究中國當代史的敏感課題，真實地記錄了歷史。為此，這一小組的主持人、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宋永毅教授指出：「恐怕後人會看到：清華大學對中國歷史的最大貢獻不是出了胡錦濤，而是出了楊繼繩和丁抒！」這一評語得到了所有與會者的熱烈鼓掌。

　　大饑荒發生的直接原因

　　毫無疑問，由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有多種原因，如政治上的專制、領袖人物的野心和經濟上的極端浮誇。如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所指出，如果中國當時實行民主制度，這樣規模的饑荒是不可能的。美國三一學院文貫中教授在他的論文《再論公社食堂在大饑荒中的謀殺性角色：沒有退出自由的強制性大鍋飯》中指出：「森所說的民主制度可以認為是在當代避免饑荒的重要條件。但是如果停留在政治制度的層次上，我們還是不能回答以下問題。一九五○年代到一九六○年代實行民主制的國家畢竟是少數，大部分是專制國家。為什麼這些專制國家並沒有都發生饑荒呢？」他認為：「公社食堂在大饑荒中扮演了謀殺性的角色。首先，它所實行的所謂吃飯不要錢，誘使農民過多、過快地消耗了糧食，使本來應該能夠使農民支撐到一九五九年年中夏糧下來的時候的糧食，早在一九五八年的冬天，或在一九五九年的早春就消耗殆盡，從而觸發饑荒。同時，以當年中國農村的生產水平，所謂農業收入，主要就是能夠滿足生存的口糧。公社食堂控制了農民的口糧，其實也就控制了農民最主要的收入。」

　　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余習廣先生認為：廬山會議以後的反瞞產私分是導致大饑荒的直接原因。在一九五九年大減產已成定局的情況下，各級幹部或為了邀功請賞，或是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昧著良心說實現了「更大躍進」。報高產引起高徵購和殘酷的「反瞞產」，結果人為地製造了大饑荒。

　　普遍的浮誇和狂熱的造假，毫無疑問是大饑荒的重要中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宋永毅教授論文題為《恐懼和造假：從「肅反大躍進」到高產「辯論會」》。他從一九五八年的肅反大躍進、強過一九五七年的政治運動密度、是中共黨史上抓「反黨集團」最多的一年等幾個方面說明，正是這一系列的政治運動，才製造了一種瀰漫於全社會的「恐懼和造假」。廣東中山大學教授李若建的演講也是同一課題。他的論文《趨利避害：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官員造假研究》，從高指標、高壓出發，論文分析了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官員造假基礎，指出造假成為官場的一種遊戲規則，趨利避害是官員的正常行為。論文分析了幾類造假動機和幾種官員的造假，最後指出指標考核弊病的危害。

　　紐約州立大學巴法羅分校的張躍宏教授提出了「毛澤東究竟喜不喜歡下面的官員造假？」這樣一個有趣的問題。與會的不少學者認為：（一）毛對此取的是完全的實用主義態度，他只看造假是否有利於他在黨內鬥爭中的地位；（二）他歷來寧左勿右，好大喜功；（三）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講了真話，還提出講真話會「吃小虧」和「佔大便宜」的道理，得罪了毛。結果劉的「虧」實在吃得太大了：他在文革中招來殺身之禍，乃至死無葬身之地……劉少奇極具諷刺意義的個人命運，進一步從反面揭示了在中共體制的實際價值取向：說謊造假永遠有利可圖，而講真話則一定會付出極大的、甚至是生命的代價。

　　製造大饑荒的禍首

　　對於大饑荒中毛澤東的責任，美國普林斯頓學社的陳奎德博士的論文《問責：三年大饑荒與毛澤東之責》首先從「責任倫理」和「意圖倫理」的區分中進行分析。他認為：判斷政治人物的倫理標準，首要的是「責任倫理」。陳奎德還力舉史實指出：大饑荒不是毛澤東錯誤政策的「無意後果」而是「故意製造的死亡」。對這一課題，海外大饑荒網站（www.chinafamine.net）的主辦人金和輝博士在他的論文《力倡與小糾：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政策認知和選擇》裡作了較為仔細的分析。他認為：「毛澤東對大躍進政策及其後果的認知，大體上經過了相互關聯三個階段。從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到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這是『力倡』階段，他通過大力倡導浮誇風、共產風等等，大搞群眾運動，調動熱情，排除反對，認為可以藉此創造趕英超美的經濟奇蹟。從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廬山會議前期，屬於『糾正和檢查』階段，他對前段時間狂熱政策小作調整，整頓組織，展開核算，自以為可以藉此發現真實的躍進成果，並且加以鞏固。第三階段是廬山會議衝突之後，他自覺已無退路，既要維護大躍進政策的正確性不容懷疑，同時又不得不對災難性的現實後果作出讓步，於是他採取了自欺欺人的認知策略，一面作現實退卻，一面用謊言來維護自己和黨的權威。」

　　來自四川的著名作家、記者王東渝先生的論文題為《大躍進時期四川大饑荒的特殊成因》。他指出：四川省是中國大饑荒中死亡人數最多的地區，死亡人數在一千萬到一千二百萬之間，約佔全國死亡人數的三分之一。之所以導致如此巨大的災難，除了全局性的因素外，四川的特殊性在於：建國伊始到大躍進期間，四川的糧食徵收量和外調量均為全國最高，而農民的口糧標準卻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統攬地方大權的李井泉是毛的親信，他全力效忠毛澤東的大躍進路線，頑固推行極左的政策；中央對四川的糧食等農產品外調施加了強大的壓力，甚至不惜以四川農民的性命為代價，四川因此成為大躍進的重災區。

　　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大饑荒

　　美國斯瓦斯莫學院歷史系教授李明珠是英文學界研究中國饑荒史的專家，她的英文論文《從歷史和比較的角度分析大饑荒》指出：在明清兩代，中國的皇帝視自己為百姓的父母，對賑災和饑荒無不盡心盡力。僅清朝，皇帝們因為自然災荒而發的「罪己詔」就達三百多次。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完全是「人禍」導致，但是毛澤東及中共的執政者從不發「罪己詔」，比封建皇帝大為不如。李教授進一步對比了中國的大饑荒和前蘇聯在烏克蘭的大饑荒，指出：數百萬乃至數千萬人的餓死畢竟是專制政權的錯誤政策所致，還因為饑荒發生後他們都刻意「保密」，寧可餓死成千上萬的老百姓也要保密。

　　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歷史系的陳意新教授則對大躍進∕大饑荒中安徽和江西的非正常死亡情況作了微觀的比較。這兩個省的地域人口相似，但前者死了六百三十三萬人，而後者只死了十八萬人。他提出的問題是：在同樣的政策條件下省際之間的死亡率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差距？他的研究表明：安徽省第一書記曾希聖作為毛的親信，在安徽建立了「專制型領導權」，他缺乏地方聯繫；他的政治激進主義沒有受到任何限制。而江西的楊尚奎、邵式平、方志純等人非但建立了一個「合作型的領導權」，還通過「緊密的地方聯繫」及時瞭解了底層的實情，進行了救災。

　　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的研究員任不寐先生的發言《大饑荒與當代災民理性》從哲學的角度對大饑荒的後果進行了一些思辨，他指出：中國歷史上的大饑荒在當代獲得了新的特徵，即「掌權者的個人責任，使災變徹底擁有了『人禍』的品質」。而饑荒發生以後，又有了更新的特徵：「在古代，饑荒之後是荒政，而在當代，災難之後是恩政──權力在災民那裡的所有恩人秀的表演成為重申政治合法性的良機──恩人當執政。」

　　會議雖然已經結束了，但所有這些有意義的思考和問題，都將伴隨著這第一個關於中國大躍進∕大饑荒的國際研討會的結束而開始更深入地研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