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談話務虛 政改亟待施行

（美國）
楚　寒

　　溫家寶首登聯大講台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上周赴美出席聯大，引起各方關注。此行是他出任總理以來首次登上聯大講台，也是他在京奧後的首次外訪。並且，此行恰逢美國爆發罕見金融危機、中國嬰幼兒毒奶粉醜聞曝光，而今年又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四川爆發特大地震、北京舉辦奧運及神舟七號上天的特別年份。這些事件既展示了中國綜合國力與影響力的增強，同時也暴露出中國發展道路上的眾多問題，給中國和世界提出許多考驗。因此，溫家寶此行擔負著向國際社會闡述中國今後發展道路，消除國際上對中國軍事威脅、食品安全等諸多事項產生疑慮的艱巨任務，可謂肩上擔子不輕。

　　從溫家寶在紐約的幾次公開講話來看，均涉及到中國面臨的眾多問題，包括企業道德、社會公德、民主和法治建設、道德教育、信息公開透明、政府機構與職能改革等。這些講話一如既往地顯示出溫氏的坦誠與真情，說出的一些肺腑之言也著實讓人感動，有些確實也說到了點子上，即指出了問題的關鍵和解決之道。但總體來說，溫的講話基本上不脫共產中國領導人熟稔的高調套話，部分的清醒之言也必然是口惠而實不至。

　　溫家寶絕對不敢動真格

　　作為一位在體制內浸淫半生的高官，縱然溫家寶相比他的同僚真的較為善良、正直，他及他的家人亦是其中一分子，為了保住自身利益與半生功名，絕對不敢動真格。然而單憑發展經濟的片面模式而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停滯不前、邁不出步伐，溫痛斥的貪污將永遠無法根治，官僚特權與貪腐現象將永遠不能鏟除，中國也始終不會有真正的文明進步。就算包括溫在內的中共高層將他那些悅人耳目的紐約談話再重復多少遍，中國的情況也根本不會得到改善，甚至整個國家形勢與國計民生會更加嚴峻。

　　就像今年奧運的奢華與神七的成功，讓世界矚目同時為之驚嘆，但也讓中國民眾沮喪痛心且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世界級的大事難事能做好，卻給嬰幼兒製造出含化工毒素的奶粉，給學童建造出不堪一震的豆腐渣工程，給底層民眾製造出堪稱人間地獄的黑磚?？中國的一面是利用舉國體制達成的走在世界前列的盛況圖景，另一面卻是墮落到人類文明最低點的不絕如縷的傷天害理事件。無他，只因迄今為止，中共並沒有像溫家寶信誓旦旦說的那樣去推進民主、完善法治、保障民權，中共當局在處理上述事件時不脫「就事論事」、「見機行事」，至多「暫撤高官」、「出錢善後」的固有模式，始終沒有在制度層面思考問題和採取根本措施，沒有在最關鍵的政改問題上有所作為和做出突破。溫家寶最近的紐約系列講話表明，中共高層對此心裡透亮，非不能也，乃不為也。

　　首要爭取言論新聞自由

　　制度層面首要的是，恢復新聞立法，廢除新聞封鎖，逐步推動新聞自由。中國經歷的許多風波與事件均證明，新聞越是透明，社會成本就越低，政府承受的壓力與民眾受到的傷害也就越小。只有媒體具有監督能力，才能遏制企業、官員乃至政府的違法亂紀現象，讓公眾的意見和正義感有伸張的空間。必須真正保障民眾的表達權、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現在所謂的媒體不得異地監督、重大敏感新聞稿件刊登前需與被報道方交換意見、給媒體設立新聞禁區等弊政應予廢除，而應把是否符合事實真相作為評判媒體報道的標準。須知，信息透明及新聞監督與政府工作之間的關係不是對立的，而是良性的、互補的。

　　為了民眾的民生福祉，乃至健康和生命得到起碼的保護，民間要爭取的第一權利就應是言論與新聞自由。其實中國早在一九八○年代初就開始制定非常具體的新聞立法計劃，一九八五年起草完成了《新聞法（草案）》第一稿，該草案體現了保障新聞自由的指導思想。後來由於發生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新聞法的立法工作中斷，至今已近二十年。如今，應該到了恢復新聞立法、推動新聞自由的時候了，尤其是在因當前新聞封鎖導致毒奶粉肆虐中華大地之時。

　　使權力真正為公共利益服務

　　其次，應逐漸推進民主普選，讓目前的農村村一級的普選延伸，穩步從縣市一級開始，再逐層往上。今年來中國的社會群體事件不絕如縷，六月發生的貴州甕安事件連同此前的浙江里安事件、重慶萬州事件、安徽池州事件等重大社會事件，均表現出持續時間、參與人數、衝突激烈程度、負面影響之大等共同特點，這些事件折射的恰恰是民眾與政府體制層面的問題。國家主席胡錦濤曾主政的貴州省地方行政長官石宗源事後也承認，震驚中外的甕安事件暴露出「官員失去和群眾的血肉聯繫，是體制出了問題」。

　　從根本上來說，地方政府與官員罔顧民眾權益源於他們的權力並非來自人民，而是上級官員的任命。解決之道在於讓人民通過投票箱產生政府長官與人大代表，讓普選從目前的農村、鄉鎮一級逐漸向上延伸。這樣，政府經選舉產生就會對選民負責，施政的中心就會轉向維護民眾的利益，使權力真正地為公共利益服務。當權者也才能處於民眾的監督與約束之下，為了得到選民肯定而不敢濫用職權。普通民眾也能夠通過這樣的一種定期選舉制度來參與政治、來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

　　政改是不可推脫的歷史責任

　　另一條強化法治的途徑是司法體系與行政體系的分離。只有司法的相對獨立，人治官治才有可能得到根本改變。在中國，民怨沸騰的普遍官場腐敗問題，靠上一級權力懲治難以杜絕，且越反腐越猖獗。故此，應讓以法院為主體的司法機關保持獨立，加上建立獨立於權力系統之外的肅貪專門機構（類似香港的廉署），構建以專門司法權力去制衡、約束權力的監督體制，並且，真正落實執法面向任何人，而不是只去懲處百姓和高層權力鬥爭的失利者。中國的法治進程雖有進步但不盡如人意，須在完善法治的過程中逐步拋棄固有的人治與官本位理念，彰顯現代法治精神。

　　當然，中共的問題太多，政改在社會急劇轉型過程中所受到的衝擊和阻力必然相當巨大，舊體制遺留下來的思維和行為模式依然主導著當前的中國社會，推進改革的困難程度可想而知。但問題再多，總是可以找到突破口或切入點，政治體制改革已是須臾不容等待，這是擺在中共領導人面前不可推脫的歷史責任。否則，就算舉國體制再造就出多少的世界級成就，中共領導人再作多少遍「真情講話」，中國的現狀與前途仍然堪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