鳥盡弓藏，卸磨殺驢─推介齊彧《千年世家─黃興家族興衰錄》

─推介齊彧《千年世家─黃興家族興衰錄》 李大立

　　拙作《中國──一個普通家庭的故事》去年在香港出版後，美國紐約有幾個素未謀面的讀者與我聯絡，他們想和我分享心得。其中一位傅建中先生（筆名齊彧），他說他也寫了一本回憶錄：《千年世家──黃興家族興衰錄》，找我幫助在香港出版。讀者在這裡看到的是筆者對這本書的評論。
　　黃興先生的外曾孫

　　傅先生是辛亥革命領袖之一黃興先生的外曾孫，其外祖父黃一歐是黃興先生的長子，其母是黃一歐先生的獨女，雖然傅先生是黃一歐的外孫，卻是唯一的孫子。自從出生後六十天，他就被外祖父母從唐山開灤煤礦接回湖南長沙撫養，此後一直跟隨外祖父母成長，數十年來耳聞目睹很多歷史故事和人物，為不使歷史真相被湮沒，他下決心克服重重困難寫出這本書。我為他高興，也為自己能夠幫助他出版開心。

　　傅先生在該書的「後記」中說：「本人寫的不是歷史書，也不是小說，完全是作者同外祖父同餐共寢、共同生活二十多年聽來和親身經歷的故事。」因此筆者看，這本書介乎回憶錄和歷史通俗讀物之間。由於其外祖父所說均是一些零星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要把它寫成一本書，難度較大，於是作者在其中穿插了很多歷史背景、人物介紹和作者的評述，輔以眾多的歷史圖片，甚至在書後附錄了若干歷史人物介紹供參考。以作者五十年代中出生的年紀，自言因文化大革命全國學校關門，「未能像正常社會裡的正常人一樣受到完整的系統的基礎教育」，能寫出這本書已經很不簡單。因為該書不但文筆簡潔流暢，敘事清楚，而且具有大多數同齡的大陸人、特別是那些被共產黨招安的知識分子，更不用說那些狂熱狹隘愛國憤青所沒有的政治見解。誠如作者所言，海外有些高幹子女出版了一些著名的著作，也不過是「反毛不反共」，而他自己本人則是既反毛又反共更反社會主義的「三反分子」。比如書中說到毛澤東，文革前毛去湖南，召見作者外祖父黃一歐，後者拒見龍顏，因而作者也失去了瞻仰當朝聖上的機會（其外祖父曾帶他去政協見過末代皇帝溥儀）。但從外祖父和毛澤東的交往，對他的評價，從諸多毛澤東舊相識所寫的回憶錄中，傅先生對毛澤東有一個很清醒的認識和很恰當的評價。書中說：「如果不是歷史的巧合，比如日本人入侵中國及隨之而來的西安事變（筆者認為應加上蘇聯將東北整個交給中共），那麼毛澤東頂多不過是洪秀全第二。」這句話說得太精采太精闢了！一言概括了毛澤東的本領能耐和他得天下的箇中因由。

　　辛亥革命後代吃盡中共苦頭

　　此外，作者還通過對二十多年來跟隨外祖父母在長沙生活的描述，讓讀者看到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對非共民主人士的摧殘。一九一○年冬，作者的外祖父黃一歐先生還在日本留學，其父黃興策劃廣州黃花崗起義，想到要身先士卒以身作則，不但寫下遺書，還急電他從日本趕來參加。該次震驚世界並且極大地動搖了清王朝根基的壯烈革命，犧牲了海內外各界七十二名優秀的中華兒女，領導人黃興也被打斷兩隻手指，父子兩人同上戰場成為歷史佳話。革命成功後，黃一歐先生曾經官拜少將司令官，由於和蔣介石政見不合，逐漸退出軍界政壇，但也為國家民族做了很多好事。比如一九二九年代表國民黨去東北和把兄弟張學良談判統一；一九四九年勸諭兄弟親家程潛「和平解放湖南」（程潛為其四弟的岳父），拯蒼生水火之中，免百姓生靈塗炭。因而「解放後」被中共聘為政府顧問、政協委員。可是不久後的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作為辛亥革命領導人黃興的後代，也未能倖免：私人房產被沒收，一步步從城市趕去鄉下，十幾戶人擠在一屋，工資也一減再減，最後剩下每月三十五元勉強維持祖孫三人的生活，文革中外祖母還被當作地主分子抓去關起來批鬥……。總之，就像一位外國作家所說的：「共產黨就像一頭怪獸，先是吃敵人，然後吃朋友，最後吃自己。」作者祖孫三代在中共統治下幾十年的生活，就是中共吃朋友的寫照，也就是本文標題「鳥盡弓藏，卸磨殺驢」的含義。

　　筆者對該書作者最欣賞的地方，除了上面所述對中共的本質有清楚的認識之外，就是佩服作者的勇氣。作者大膽地寫道：「我母親中學畢業後，響應共青團的號召，與家庭劃清界線，分配到河北唐山開灤煤礦工作，隨便找一個成份好的男人結婚，這在當時是一個普遍現象，這件事讓外祖父母非常痛心……。門不當，戶不對，在任何一個朝代都是悲劇。」作者不懼通過自己父母不幸的政治婚姻來剖釋毛共所建立的極度扭曲畸型的階級社會，這樣的認識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這樣的勇氣更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

　　文詞簡樸，生動風趣

　　該書除了敘述很多作者從外祖父口裡聽說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之外，對日常生活還有很多生動風趣的細節描寫，言詞簡樸，真情流露。比如說，在中共統治下，作為民主人士和一家支柱的外祖父收入每況愈下，抽不起盒裝煙了，自己買了個捲煙機，將香煙屁股收集起來拆開重捲。作者年少頑皮，將火柴頭捲入香煙中，外祖父拿來敬客，差點闖出大禍。又有一次，作者外祖父去平民醫院看病，晚上醫院要關門了，還未輪到他。原來作者將病歷簿上「黃一歐」的「一」字上加了一畫。當時大陸的病歷簿本來就字體潦草，湖南話黃王不分，結果護士唸成：「王二麼子區欠」，害得外祖父在醫院裡白等了一天。閱之令人生笑之餘，也同時品嚐了生活的沉重和見証了社會的黑暗。最令人感到苦澀的是，作者寫道：

　　「外祖父回憶起他的艷遇來（其外祖父曾在美國火車上遇見一位金髮少女──筆者註），總是眉飛色舞，哪怕是在文革期間最艱難的日子裡。有一次我沒好氣地說：『你那時要是找了那個外國女人就好了。』他說：『那就不會有你麼。』我頂撞他說：『你要生我們出來幹什麼？你一個人受苦還不夠嗎？』我見他臉色突然凝重起來，眼眶也紅了，長久沉默不語，我吃了一驚，知道話說重了。……」

　　作者從一些平常的、不經意的生活細節裡，讓讀者看到了時代轉變的沉重痕跡，更讓讀者透悟出那個黑暗年代裡政治株連的可怕，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小小的年紀，已經幾次想到自殺。」

　　這本書曾經國共兩黨馬英九、李銳等人過目。他的成功就在於重現了真實的歷史，無論是外祖父口述的歷史，還是作者親身經歷的歷史。無論哪個國家和民族，只有以史為鑒，才能澤披未來。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文學作品也一樣。該書美中不足之處是由於牽涉到的歷史人物和事件太多，親屬關係又太複雜，時空跨度很大，無論寫作和閱讀都很難抓住重心。但如果將其看作一種新的文學嘗試，反而會在這種自然而然的閑聊中認識歷史，得到一種意外的收穫。

二○○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