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的迷思和「忽悠」─「兩個不惜代價」的中國向何處去？

（加拿大）吳國光

　　政治改革的迷思和「忽悠」
　　丁：您還是在強調政治改革。不過，也有人認為，中國改革中是一直伴隨有政治改革的。您自己當年也是參與政治改革的設計和推動的吧？國內輿論還在高舉改革旗幟的，特別是一些自由知識分子，也都是希望借此推動政治改革。這個問題你怎麼看？

　　吳：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得分幾個層次來討論。這樣吧，咱們先討論中國改革其實也包括政治改革這個說法。我自己其實就在一定程度上持這種看法。請您注意這個「一定程度」。我是在什麼程度上同意這種看法呢？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第一句話，中國改革的早期，確實有政治上的重大變革；整個中國改革的過程當中，確實不斷面臨政治改革的壓力，有來自不同方面的對於政治改革的衝動。這是一個方面。第二句話呢，就是事情的另一個方面，是說中國的政治改革一直沒有實現，前頭做了的往往也在後頭又倒回去了。早期的政治變革這方面的內容，我們可以舉一九八零年的《黨內政治生活準則》為例。如果你去把那個東西找出來看一看的話，照那個所謂精神寫點東西的話，我敢保證，你今天在中國的官辦報刊上登不出來。從研究中國改革的這個角度來說，我是比較重視《黨內政治生活準則》前前後後的那一段的。那是胡耀邦主持下搞的，那個時候的鄧小平也是思想最解放的。原因當然很多。剛剛從文化大革命中走出來，沉澱了很多深刻的反思。從權力的角度來講，他們想把華國鋒搞下去，這是個以下犯上的過程，講點兒民主才有利於自己。

　　單從運作的角度來說，那個時候，要從毛後期那種沒有章法的獨裁政治中走出來，要立點兒新的規矩，否則這個領導機器怎麼運轉都是個問題。這新規矩不可能照抄毛的規矩，那樣老鄧應該還在勞動改造才對。所以，就黨內高層政治生活來講，那個時候有一系列改革。

　　不過，後來就步步倒退，那個東西在實踐當中，實際上是被否定得體無完膚了。比如說……

　　丁：八六、八七年那個時候，您所參加的那段政治改革呢？那肯定不是從八十年代初倒退的。我看了您講當時政治改革的那本書，感覺當時提出的很多想法，甚至超過了現在這些討論。

　　吳：不錯，八六年、八七年那個時候，在趙紫陽主持下搞政治改革，是要再深入一步，比八十年代初深入很多。所以，那就到了另外一個層次。按我們政治學的術語來說，關鍵變成了解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等等的那些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改革，則主要是國家──這個概念是政治學概念上的「國家」（the state）了，在中國的現實中就是「黨和國家」，主要是黨和國家的領導層，是在這個內部解決一些基本的關係問題。當然也包括黨員權利、差額選舉等等，不過集中的是解決高層政治運作的制度問題。我的看法是，這個東西為八十年代的中國改革奠定了政治基礎。而八十年代中後期趙紫陽政治改革的失敗，還有接下來的天安門了，則是九十年代中國改革的政治背景。這兩個政治背景非常不同。前一個是有政治改革作基礎的，後一個卻是以政治改革的失敗、拒絕政治改革為背景的。

　　趙紫陽的政治改革嘗試，也包括高層政治生活方面的一些內容，但主要是各種社會組織，包括共產黨本身，還有社會因素，包括社會成員個體，他們之間的權力，還有權利，怎麼樣重新分配的問題。《黨內政治生活準則》講的則是共產黨內部的權力和權利怎麼分配的問題。《準則》的方向，是往民主化的意思靠攏的，是權力從上到下、從少數人到多數人的一種再分配，包括賦予一般黨員一些權利。那個路子走下去的話，可以接近黨內民主。可是，從那之後，就不斷倒退了。華國鋒下台，是不是合乎那一套準則？這個我沒有研究，但是我看值得研究。胡耀邦下台，那肯定是對那一套準則的一次嚴重的踐踏，這就已經大倒退了。到了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到趙紫陽下台，那個倒退，簡直不可以道里計了。那些《準則》完全被拋到了腦後，沒有人再提它。提也沒有用。五個政治局常委的表決結果，頂不上不是中央委員的鄧小平的一句話，那還有什麼《黨內政治生活準則》？軍隊都上街了，比老毛的獨裁有過之而無不及了嘛。

　　丁：那麼，九十年代和這之後，還有沒有採取一些新的政治改革步驟呢？

　　吳：我的看法，很不客氣，那些所謂政治改革就是「忽悠」了。我回來這幾天剛學到這個詞，它還真傳神。你品味一下，「忽悠」啊，他也不說就是欺騙，當然它包含這個意思。一個說法，和這個現實之間，不是正好吻合，晃晃蕩蕩，裡面一大半是虛著的，套上去很可能歪來歪去，但他就說這個說法正好對應這個現實。我看這個就是「忽悠」的意思了。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你說他完全沒有政治改革吧，有一些東西他也從八十年代延續下來了，這主要就是農村的村級選舉。甚至包括高一些層級的選舉，他也還保留差額選舉這個樣子。但是，他也發展了一些措施，讓你的差額選舉實現不了真正的差額。這個我有專門的研究，很技術性的。比如通過把大會投票改成小組投票了，等等。這個小組投票就比大會投票容易掌控多了，這個不去細講了。他這些措施，實際上是倒退，把八十年代開始實行的差額選舉，搞成徒有其表而無其實的選舉，還是上面掌控的選舉。還有基層單位的黨委的權力，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改革中，至少在企業、大學等裡面，是實行了業務首長負責制的，黨委書記的權力被削弱了很多。這個也是黨的官員對趙紫陽很反感的一個原因。到了九十年代，繼續有「改革」，這個「改革」要加引號的，因為它是把原來政治改革實現了的一點兒東西給他改回去。改回去也是「改」，是「改」就也叫「改革」，不知道這是不是也算中國文字的奧妙了。在大學裡頭、企業裡頭，黨委書記的地位和權力都提高和增加了。還有政法委的例子，趙的時候是決定取消的，到了九十年代卻大大加強了。不是說和趙紫陽搞得不一樣就不是政治改革，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原有的政治體制，就是黨的權力很大，你再進一步加強它，這個能叫制度上的改革嗎？這個樣子的話，那「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搞黨的「一元化」領導，「東西南北中，工農商學兵，黨是領導一切的」，那也是政治改革了？一個概念這麼來亂用，這個就只能叫「忽悠」了。

　　丁：有村級選舉，還有一些別的類似的東西呀，有人說這也是民主的初步實踐了。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吳：一樣的。「民主」這個概念，也搞成了個大忽悠。九十年代以來，它搞了一些咨詢什麼的，現在就說這是「協商型民主」。英文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在民主社會裡普遍認為這是比較高級的一種民主形式，與選舉這樣的所謂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相比更能使民眾有實質的參與。這在成熟的民主社會，也就是這十來年才開始搞起來、討論起來。現在呢，據說中國已經有了，因此中國已經搞了有別於西方、比西方高級的民主政治。這個忽悠呢，就是抽掉了「民主」的基本規定，單講某個細節。民主制度下，有選舉還不夠，有程序還不夠，進一步有商討、有大眾咨詢，這是deliberative democracy。如果你根本沒有民主程序，僅有咨詢，你說這也叫「協商型民主」？那我要問，中國古代的皇帝是不是也搞咨詢？那是不是也是協商型民主？那是協商，是不錯的，但並不是所有的協商都是「協商型民主」。程序民主往協商民主發展，有個歷史過程。你拒絕程序民主，反說自己搞了協商民主，這就是說，你可以不蓋一樓，只蓋二樓。有能耐，可惜是忽悠人的能耐，因為你那是空中樓閣。概念上說，這是盲人摸象這個故事的續篇。怎麼說呢，就好比盲人摸象，摸到了那個長鼻子，就說大象長得像根繩子。我這裡給這些「民主忽悠」論者加個續篇，他們然後就拿了一根繩子來，說，你看看，我把大象給你牽到中國來了。當然，這些人不瞎，他們是在「忽悠」人。

　　還有一個說法，就是中國已經有了很多民主因素，如何如何，因此民主其實在不同程度上在中國已經付諸實踐了。我前面也講過「一定程度」上如何如何，我那麼講是因為有時間跨度，不能把幾十年中國改革中有沒有政治改革統而言之。民主是不是也可以有不同程度呢？當然可以，而且一定是這樣的。但是，首先要有個門檻。進了這道門檻，是「民主」；還可以不斷往裡走，是不同程度的「民主」。如果還在門檻之外，就不是「民主」，不能說那也屬於不同程度的「民主」。哲學上把這叫做「質的規定性」。有沒有這個規定性，這個是不含糊的。隱含的因素再多，如果還不具備那種質的規定性，那就不能說有民主了。台灣從五十年代一直有縣市長選舉，而且是競爭性的，有所謂「黨外」勢力參加甚至勝選，這對台灣的民主化轉型也是很有意義的。但是，你不能說，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民主已經在台灣「不同程度」地實踐著了，因為整個台灣政治那時還不具備民主的質的規定性。人的營養，來自動物、植物、甚至礦物，離了這些東西人是不能生存的；但你不能說動物、植物、礦物都具備了很多人的因素，更不能說他們已經在不同程度上就是人了，是不是？這也可以成為盲人摸象的一段續集，第三集吧，也許不是盲人。我的意思就是，這就像一個人在那裡說，你看，大象的耳朵是不是這個樣子，他的鼻子是不是這個樣子，你說是啊，是這個樣子的，轉身他就把個割下來的耳朵和鼻子歸攏到你面前，告訴你，你已經擁有大象的一些要素了，或者是在不同程度上擁有大象了。

　　尋求中國進步的智慧支撐

　　丁：您解釋得很有意思。對中國的情況，您顯然還是很熟悉的。可是，聽說您表示不再對中國政治發表意見了，是這樣子的嗎？為什麼？今天是不是破例了？在外面增加了學識、閱歷之後，你應該更多地關心中國才對吧？像這些，種種「忽悠」，要一一分析，是需要對外面、對中國都有一定的瞭解才成。

　　吳：您客氣了。我是兩頭不沾，不中不西。這也是同時生活在英文和中文兩個世界裡所面臨的一種尷尬。當然啦，如果積極地看，也可以是一種優勢。伊壁鳩魯的神，就是生活在世界的夾縫之中嘛。開個玩笑啊。這其實是我大學畢業論文的開頭第一句。我現在的想法，是想多往英文世界傾斜，盡量少地用中文寫東西。但也不是說不再對中國政治發表意見。那也不可能，因為我的專業就是研究中國政治的。只是不發表時事評論了，不跟蹤一時一事來發表意見了，希望自己的意見能夠盡量地從學理的層面來著眼。當然，時事評論也很重要，那個本來是我的本行。但是一個人不可能什麼都做，我現在早已經改行了嘛。至於今天咱們談的這些，應該說與現實關係比較密切，但我覺得還是學理探討為主。當然，這樣的討論，我現在也極少進行。更多地還是按西方的規矩做學問吧。為什麼這樣呢？因為我感覺英文世界是很廣闊的，學術世界的層次也比較高。原來在北京的一些朋友，總覺得你不能在中國說話，這個人就完了。其實外面的世界很大，很豐富，有質量。從知識分子的生活來說，就是讀書啦、思考啦、寫東西啦，這些方面來說，我覺得外面的世界比中文世界精彩得多。這個就不去說它了，英文世界裡我做的東西，咱們也不去說了。中文世界裡呢，並不是什麼都不做了，只是不做時政的評論了。學術、思想層面的東西，自己總感覺做得不怎麼樣，這個也還在努力就是了。

　　丁：這些方面都在做些什麼東西呢？能不能介紹介紹？

　　吳：這幾年，大約是在三個方向上來做吧。一個就是我們現在討論的題目，改革啦，中國現狀啦，政治經濟學的思考啦，這些東西，希望盡量從學理的層面來觀照和分析，體現政治學的公共關懷。這幾年提出這些「改革終結論」、「兩次改革論」，就是這個。這是著眼今天的、當下的。

　　另外兩個方向，一個是向前看的，著眼未來的；一個是向後看的，著眼過去的。未來的這個東西嘛，很難作學問。就像我們前面說過的了，沒有實證的東西，不建基於已經發生的歷史事實上面來討論問題，說來說去扯皮。在英文的學術世界裡，幾乎沒辦法做這個東西。但我們中國人都很強烈地有這種關懷，這種傾向，希望展望一下將來，找到某種出路。我在中文世界裡試著做做這個，也感覺自己還像個中國知識分子，而不單純是一個西方訓練的大學教授。這個方面，這幾年主要是做了一個「縣政中國」的題目，是省地縣那個「縣」字，對，也含有憲法、憲政那個雙關。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民主工程學」。這個在政治學學理上也能找到根據，像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研究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時候，就寫了不少所謂民主化的馬基亞維利（Machiavelli）觀點了，就是怎樣在實際政治中促成民主化的問題。還有研究民主政治的一個大家，薩托里（Sartori），就寫了一本《憲政工程學》（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這個「縣政中國」的構想，也引起了一些關注和討論，特別是在研究基層政治的朋友那裡。比如于建嶸兄啊，他好像也蠻喜歡我這個想法，對我說過幾次。

　　著眼過去的，因為有實證的基礎，有豐厚的歷史，就可以做得多一點、扎實一點。從反省民國時代的自由主義，到研究毛時代的政治，我都做了一點，但還剛剛開始。今後可能會沿著這個方向做得稍多一些。國內這方面的學問做得很好，我們中國有這個史學治學的良好傳統。現在國內出版也很發達，有關現代史、當代史的史料出現了很多。我自己的想法嘛，是希望從政治學的角度來做，能從歷史研究中得出關於中國政治的一些基本的概念理解、一些有點意思的理論發現。我在研究胡適憲政思想的時候，提出了中國自由主義有「反政治」的特徵這麼一個觀察，討論了這個特徵和憲政失敗之間的關聯，不少朋友感到有興趣，給了不少鼓勵。說實話，做得這麼廣，還有英文世界裡的寫作也佈了一些思考的線索，時間、精力、才力都照顧不過來。做得不好也不奇怪。

　　丁：這都還是和中國的政治發展、政治變革有很密切的聯繫的，是吧？

　　吳：是的，我自己也是這麼看的。謝謝你的理解。我感覺，我們是需要沉下心來做點兒東西，否則對不起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民族，也對不起我們自己所經受的種種磨難。我這代人，還是經受了不少磨難的，文革也好，「六四」也好，等等，物質上的，精神上的。我們是在很貧瘠的知識土壤上成長的，是很缺乏思想資源的。我們這個民族也是這樣子的。這麼些年，我很多次講過，中國現代化的智慧支撐不足。中國人很聰明，但是，在我看來，著眼個體生存的智慧居多。這個其實不能叫智慧了，只能說是「聰明」了。另一面呢，就是理論觀照、科學思維的能力比較差，特別是對於社會、政治問題。不錯，是個中國讀書人，就很關心社會、政治問題，不管他自己是幹什麼的，可能他的專業、訓練、職業等等完全和社會、政治沒有什麼關係。另一方面呢，大家往往又都缺少關於社會、政治等問題的基本知識和起碼訓練，於是東拉西扯地討論一陣子「侃大山」吧。不客氣地說，中文世界裡，頗有一些不乏名氣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大教授、名家，也有這個問題。基本的概念不清楚，入門的文獻也不瞭解，隨便拿一個奇聞軼事就可以當證據，推理出極大、極重要的結論。我並不是說我自己就沒有這個毛病，我是學新聞的出身，年輕時的本行是政治評論，個人興趣也算比較廣泛，單從這個來說，也是很容易犯這個毛病的。我感到，自己要警惕這些毛病，反省這些毛病，不能夠自己去縱容這樣的，找個詞吧，自己的這樣的「心智的輕浮」。作為相關學科的學者也好，作為所謂公共知識分子也好，作為一個成熟的公民也好，要推動一種比較嚴謹、認真、理性、客觀、比較負責任的討論風氣。這樣呢，才能夠不斷提升我們討論社會、政治問題，討論公共問題的水準，積累我們面對這些問題的共同智慧，推進我們社會、民族的進步。不然的話，我們都不會有什麼大出息，這個民族也難有什麼大出息。現在我們自以為語驚四座的話，有沒有超出康有為、梁啟超時代以來的種種高論呢？一百多年在智慧上不進步的民族，能有多大出息呢？面對這樣巨大、深刻地變化著的世界，一個民族，它的大腦不進步，長得再高、再胖、再壯，對自己也好，對別人也好，敢說是件幸事嗎？

（三之二，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