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文媒體的職責─談德國之聲等電台的問題

（瑞典）
茉　莉

　　幾年前我到台灣時，曾在風景優美的中央廣播電台大樓前感慨萬千。那一棟普通的乳白色大樓，就是當年以短波向中國大陸播送「自由中國之聲」的地方。年少的我在文革時期，耳聞目睹了不少大陸人因收聽「自由中國之聲」和「美國之音」，而遭受批鬥、監禁甚至被逼自殺的命運。人類追求真相的天性，是殘酷的鐵網也擋不住的。
　　滾雪球大討論進入深層思辨

　　 然而，曾經穿透鐵幕，給中國人民傳播民主自由信息功不可沒的海外廣播電台，在冷戰之後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不知不覺地發生了蛻變。直到鬧出「德國之聲」的「張丹紅事件」，人們才感到問題的嚴重性：一些海外電台違背了西方人辦台的初衷。

　　前不久，包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凱爾泰斯在內的「聯邦共和國作家圈」五十九名作家，聯名向德國聯邦議會寫公開信，要求審查德國之聲中文部。包括仲維光、王容芬等八位旅居德國的華人學者也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要求議會徹查德國之聲是否遭中共滲透。

　　與之針鋒相對的，是包括德國前司法部長、親中共的漢學家在內的四十九名人士簽署的公開信，他們支持不久前被解除副主任職務的張丹紅，反對審查德國之聲中文部。對此，廖天琪、劉慧卿等一批用中文寫作的自由撰稿人和新聞工作者，發表了《請向權力說真話──回應德國四十九名學人的公開信》。

　　 將這場討論推向更深層的思辨階段的，是德國流亡作家筆會的公開信。該組織的成員背景特殊，有些是當年為逃避納粹迫害而流亡的德國作家的後裔，有些是來自鐵幕時期的東歐流亡作家。該公開信堅持人道主義立場，站在受害人的角度看問題，以當年BBC被納粹和捷共滲透為例，呼籲德國之聲汲取歷史教訓，不要重蹈助紂為虐的覆轍。

　　這場爭論就像滾雪球似的，正跨越國界，捲進越來越多的東西方社會精英與名流，給我們提出了很多值得深思的問題。筆者在此文裡想要探討的是，面對一個仍然專制的中國，西方中文媒體應該怎樣堅守原則和理想，認清自己的角色，履行自己的職責？

　　德國之聲間接為中共代言

　　 和美國之音、BBC等海外電台比較起來，德國之聲是一個名聲不夠大的電台。有網友說，他們最近才知道這個電台的背景，以前偶爾看到德國之聲中文網的文章，還以為是中共辦的「僑聲廣播電台」一類的統戰媒體呢。

　　實際上，德國之聲中文網並不是很直接地為中共代言。身為新聞從業人員，他們很?熟地按照他們的立場，巧妙地塑造有利於中共的輿論。德國之聲中文網對中國現實的批評力度，還不如中國國內的《南方都市報》。國內的新聞人頂著政治壓力為弱勢者代言，在有限的輿論空間裡發出聲音，而享有自由的德國之聲卻連國內報紙都不如，不知拿著西方工資的他們良心是否安寧？

　　「讓海外輿論跟著我們走」

　　原中國國務院新聞辦主任趙啟正曾談到，要在美國等西方重點國家主動宣傳中國，「要做到讓海外輿論跟著我們走」。有錢能使鬼推磨，這些年來，中共透過控股、安插人員、以商業利益誘惑等手段，強烈地影響了海外中文媒體，其統戰成績很是可觀。

　　對於西方人創辦的廣播電台，控股等手段是沒法使用了，但由於這些媒體的從業者大部分是華人，中共可以利用他們的「愛國」民族主義情緒，加之以利誘，讓他們衣錦還鄉，使他們變相地成為「喉舌」。

　　最近，魏京生在《就「德國之聲」事件致德國聯邦議會的公開信》中說：「縱觀這些年來德國之聲、法國國際廣播電台、英國廣播公司、美國之音甚至自由亞洲電台的節目內容，時常使我失望和氣憤。」令魏京生氣憤的原因是，一些記者「對專制政權踐踏人權的行徑低調處理，嚴重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爭取人權和自由的信心。」

　　由於西方媒體從業人員的選題有相當的自由度，因此，一些記者可以避談政治，選擇軟性題材充斥填塞版面，耗費西方資源。還有人在話題裡大量注水，甚至夾帶傳遞中共意識形態的內容。

　　涇渭分明，一僕不能侍二主

　　 在西方，新聞媒體被稱為社會的「看門狗」（watch dog）。這是一個監督社會和政府的行業，它的職責是調查問題，發掘真相，揭露壞事。正如馬克思所定義的：「報刊按其使命來說，是公眾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是熱情維護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無處不在的喉舌。」

　　 由於新聞輿論監督的力量，它在西方社會構成了與立法、行政、司法並立的一種社會力量，被稱為「第四權力」。新聞報道應當盡量追求客觀、真實、準確和公正性。

　　依照西方的新聞價值觀，中國新華社只是一家宣傳機構而已，屬於「非法信源」（illegitimate source），因為它是中國政府出錢辦的媒體，要堅持的是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其網站宣稱：「新華網是由黨中央直接部署，國家通訊社新華社主辦的中央重點新聞網站主力軍，是黨和國家重要的網上輿論陣地。」

　　一個要監督揭露當權者，一個要做當權者的輿論陣地，這是兩種涇渭分明、水火不相容的新聞價值觀。這就給所有在西方媒體工作的華裔新聞人提出了要求，他們應該清洗自己曾受過的中共教育的影響，忠誠於西方新聞價值觀。

　　 在西方媒體工作的中共黨員，因此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如果你不打算放棄你的中共黨籍，仍然要效忠於中共，你就不應該選擇這個工作。一僕不能侍二主，一個新聞人不能同時效忠兩種背道而馳的價值觀，否則會造成人格分裂的後果。而歐洲本土的共產黨，其黨員卻適應西方媒體工作。這是因為，中共與西方共產黨的根本性質不同。西方共產黨承認民主國家的原則，而中共仍然是一個專制政黨，它的內部組織結構也是不民主的，即個人要服從組織，強迫黨員接受黨的意志，不容許黨員有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凡是有獨立精神的黨員都會遭到懲罰，例如著名記者劉賓雁和著名學者郭羅基。同時，中共不是一個普通的政黨，更是一個全權的執政黨，作為中國執政黨的黨員在西方媒體工作，這意味著什麼呢？

　　拾遺補缺，報道被禁新聞

　　在這場大爭論中，一些從不為中國人權受害者說話的德國漢學家，這次倒是「挺身而出」，為受了處分的張丹紅鳴不平。這些德國漢學家們在本國批評自己的政府毫不留情，卻竭力維護侵犯人權的中國政府，只是因為，他們自己的政府是容許批評的，而中國政府要是不高興了，他們的利益就要受損。

　　利用社會科學來為專制意識形態服務，在德國並不新鮮。二戰時期，德國高校的一些漢學家附庸於納粹統治者，因而自毀聲譽。今天，這些德國漢學家既不認同德國之聲的宗旨：「致力於傳播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價值」，也不學一點中國傳統文化人的氣節與風骨，例如太史公秉筆直書不諱君惡。

　　這些德國漢學家貌似公正地指出，這場討論實際上涉及如何認識當前的中國。是把中國當「無賴國家」，還是認可中國正在不斷取得進步？在這裡，這些自認為懂中國的人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他們把新聞事業當作歷史事業了。

　　中國是否有進步？這是需要放在歷史長河裡來檢驗，再做結論的。而西方新聞的職責卻類似「扒糞者」，他們要調查當下的問題，揭露當今權勢者要隱藏的壞事。尤其是，中國當局利用巨大的國力，在海內外安置控制了強大的宣傳機器，拼命自吹自擂自己的「進步」。民主國家納稅人供養的這一點新聞資源，有必要也去附和強權大唱「進步曲」嗎？

　　由於中國仍然處於專制統治之下，缺乏新聞自由和民辦媒體，針對這種特殊情況，西方中文媒體的首要責任應該是：拾遺補缺，報道被中共當局竭力掩蓋的重大事實，傳播被中國當局禁止傳播的新聞。一句話，新聞人不應該是權勢者的寵物，而應是令權勢者害怕的「看門狗」，是始終站在弱勢的受害者一邊的人。

　　寫到這裡，我想起二○○七年四月時，受盡酷刑折磨的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先生回到家裡，在寫給胡佳的一封信中，他提及一些海外中文媒體記者對他的支持。高智晟發自肺腑的感謝，令我們對海外中文媒體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與期待：「我還要再次務請你轉達我對親愛的張敏、高潔、許凌、趙子法、易凡、楊憲宏、黃絹等朋友的敬意和謝意，這些是使我們在最艱難的時候剛強起來的聲音。」

二○○八年十月十九日